二、责任与感情
责任与感情，两者孰轻孰重，也体现了《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显著区别。
（一）从贾宝玉看《红楼梦》如何对待责任与感情
关于贾宝玉，《红楼梦》第三回有两首《西江月》词“批宝玉极恰”：“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16]《红楼梦》以这样一个人物做主角，明确地显示出它关注的不是责任。
贾宝玉是一个感性的人，是一个感受女儿世界进而感受生活的人，而作者也在《红楼梦》中设法为他提供了这样的空间。首先，专为贾宝玉设计了一个大观园。大观园表面上是为元妃省亲而建，其实是作者为宝玉精心造设的一个独立的空间。这个空间和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外面的世界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无论贾政，还是贾珍、贾琏，不管人品如何，都必须进入社会生活去承担责任。大观园里面就没有诸多扰攘的事务，宛如世外桃源。作为唯一可以住进大观园的男子，宝玉可以用心感受这里的一切。其二，宝玉正处于应该读书，为进入社会做必要准备的人生阶段，却因贾母的宠爱和放纵，竟然也得以解脱出来。特别是在宝玉被打后，贾母更不让贾政对宝玉管得太紧，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长期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主要就是和女孩子们待在一起，感受并表达着。可见，《红楼梦》以贾宝玉为重心，而又有意识地把他从社会的要求当中解脱出来，实际上就是要创造一个可以集中笔墨写感情与感受的空间。
读《红楼梦》，我们有一个强烈印象：贾宝玉从没有为他的家庭承担过任何值得一提的责任，《红楼梦》也从来不给身为男子的贾宝玉理家的机会。这是作者有意的设计：《红楼梦》绝不能让贾宝玉陷入这样的生活中。一旦他陷入庶务，那么他就成了完成他人生责任的角色。《红楼梦》把他从这样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我们看到的宝玉就不再是一个行动的人，而主要是一个感受的人，感受那些女孩子的欢乐与悲泣，感受她们的美丽与凋落，并以他特有的深情来表达这种感受。他总是处在一个没有间断的感受和表达感受的过程里。第三十回写龄官画“蔷”，其中的宝玉就处于一种如痴如傻、具有连续性的感受状态中。他两个眼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还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才这么个样儿。外面他既是这个样儿，心里还不知怎么熬煎呢！看他的模样儿，这么单薄，心里那里还搁的住熬煎呢？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忽然落下一阵雨来，宝玉就又想：“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激。”便禁不住说：“不用写了，你看身上都湿了。”[17]他不曾想自己也没有什么遮雨的，经这个女孩子提醒，才觉得浑身冰凉，身上也都湿了。这段细节主要是摹写宝玉细腻的感受，心理活动是其主体部分。可以说，外在的行动对于宝玉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第四十四回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细节。凤姐泼醋，平儿受打。宝玉请她来到怡红院，又是代为道歉，又是吩咐拿换的衣服、舀洗脸水，还亲自为平儿取脂粉。《红楼梦》这样写他的心理：“宝玉因自来从不曾在平儿前尽过心，……深以为恨。今日是金钏儿生日，故一日不乐。不想后来闹出这件事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乐。因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也就薄命得很了。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18]因没有机会在平儿面前尽心而深以为恨，又因有机会得偿夙愿而怡然自得，又为平儿薄命而伤感不已。宝玉的感受的确是极真极挚的。上述两例，或者从叙事者的角度写人物怎么想，或者从书中人物的角度直接展示其心理。像这样对人物心理活动做无微不至的描写，在《红楼梦》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对宝玉的刻画，更主要集中于对他的心灵世界的揭示上。这在以往的小说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而心理描写的优势即在于它可以充分展示人物面对外在世界时的感受。与此相关，对那些承担责任之辈，如贾雨村、贾珍、贾琏等，《红楼梦》乐于把他们写得庸俗可厌，也从另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责任的疏离感。
（二）从虞博士看《儒林外史》如何对待责任与感情(https://www.daowen.com)
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责任感是儒家源远流长的传统，《儒林外史》的核心也是强调读书人必须执着于道义，必须认真履行社会角色和文化职能。《儒林外史》最推崇的人物虞博士就是为了传达这一宗旨而设计的。
《儒林外史》写了虞博士这样一件事：他三十二岁上失了馆。有一次，他替人家看葬坟，得了十二两银子。坐船回去时，遇到一个人因父亲得病死在家里，无钱买棺木而跳河寻短见，虞博士便道：“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寻死的事。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一总给你，我还要留着做几个月盘缠，我而今送你四两银子。”（第三十六回）资助人，还告诉他自己实有十二两，只能给四两，因为还要留够几个月的家庭开销，故天目山樵于此评道：“并非一时豪举博慷慨之名。”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如果把虞博士同《水浒传》里的鲁达比较一下，会更有意味。《水浒传》第二回，鲁达要资助金氏父女盘缠，将身边摸遍，只得五两银子，就向史进、李忠借，李忠只摸出二两银子，鲁达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19]在鲁达看来，倾其所有帮人才算“爽利”，才算具有豪侠气概。以鲁达的标准来衡量，虞博士也有“不爽利”之嫌。鲁达与虞博士的区别在于：鲁达是豪侠本色。豪侠的生活中没有家庭，因此也没有家庭开销之虑；讲义气是重要的，而尤其看重与“义气”相伴的“豪举”气概。而虞博士是有妻儿老小的，他必须首先完成自己应尽的人生责任——养活妻儿，然后才谈得上帮助别人。豪侠凭义气，任感情；虞博士乐于助人，但绝不因此放弃基本的人生责任。而这恰好是《儒林外史》标举虞博士的一个缘由。
虞博士作为《儒林外史》中的第一人，他的为人行事都是富于理性，充满责任感的，《儒林外史》也正是以理性和社会责任感来作为支撑小说的骨干。贾宝玉则是在感性引导下生活的，责任不属于他的人生，《红楼梦》也正是以感性意味和个体的感情来作为展开小说的核心。可以说，假如站在责任的立场看感情，是难以接受《红楼梦》的价值观念和过于感性的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