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自由教育？

五　什么是自由教育？

什么是自由教育？[1]

《世纪》（The Century）

（1884年6月）

在过去的二百五十年间，知识的普遍增长以及新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兴起使得人类有必要重新定义自由教育，以及扩大作为自由教育惯常证明的文学学士学位的意义。这个古老的学位已经悄然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现在它应该从根本上做出公开改变。

文学学士学位的学习课程通常持续七到十年，其中四年在学院，三到六年在中学。就我当前的目的而言，这样漫长的学习被视为一个整体。我想论证，第一，学校和学院本科学习中，可接受的具有同等重要性和地位的学习的数量需要大幅扩展。第二，在可接受的课程中，有相当多的可选课程应该被允许从更早的年龄开始。第三，现有的学习顺序在一些重要方面应该改变。“可接受的具有同等重要性和地位的学习”，这一短语需要做一下解释。我用它来描述那些需要被讲授得同样细致和完整，得到同样的权威支持，能为它们各自的拥护者赢得平等的学术竞争、荣誉和奖励，并能同等地达成文学学士学位自由教育的传统目标的课程。地位相当的学习必须在各方面都是同等的：在两种学习中，如果一种必修，另一种则可选，一种要求详尽全面，另一种只要求初级，一种可以获得荣誉和奖学金，另一种不能，一种指向重要的文学学士学位，另一种只能指向地位很低的理学学士或哲学学士，那么这两种学习不是并列的——它们在学术上没有同样的重要性或地位。

上述这三个主要建议将导致一个结果，对现有体制中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它乍一看是令人厌恶的。例如，随之而来的是，孩子们可能不会接受他们父亲所接受的训练，在同一机构中同时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可能不具备相同学科的知识，不能分享同样的智力快乐，不能培养起相同的品位，文学学士学位将不再证明——已经证明了近三百年——每一位用大部分时间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的接收者的优越性。导致这种结果的建议不可避免地会冒犯所有天生观念保守的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的共同信念是，他们自己所学的学科不可缺少，这强化了人类在教育方法上的普遍保守主义。这种有用的保守主义背后牢牢地隐藏着一个普遍事实，即任何一代通过教育机构传授给下一代的东西，作为一种规则，必须被相当数量的老一辈人以可以接受的准确程度所理解。因此，一门新的学科只能逐渐被纳入所谓自由教育的范围。例如，在欧洲广泛传播一百多年后，希腊语才被巴黎和牛津大学视为学术课程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物理和化学还没有完全获准进入这一课程体系，尽管波义耳1660年就发表了他的《关于空气弹性及其物理力学的新实验》，拉瓦锡1783年对水进行了分析，伽法尼1790年发现了“动物电”，道尔顿1808年发表了《化学哲学新体系》。确实，当我们往前看，阻碍教育进步的障碍似乎是如此坚不可摧和不可逾越，以至于我们回首过去时会吃惊地发现，现在被普遍认可的东西得到普遍认可的时间是如此短暂。

数学被普遍认为是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很早就得到认可。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个国家所教的数学时，发现它们都是最近的发现，与由希腊几何学、圆锥曲线和算术所代表的17世纪前的数学完全不同，它们根本没有提供相同的智力训练。正如休厄尔（Whewell）在40年前指出的那样，现代数学——代数、解析几何、微分和积分、解析力学和四元法，几乎使数学科学的古老形式消失了。莱布尼茨于1684年发表《微分学原理》，牛顿于1671年撰写《流数法和无穷级数》，欧拉于1768—1770年发表《积分学原理》，但是拉格朗日、拉普拉斯、蒙热（Monge）、勒让德（Legendre）、高斯、哈密顿，这些我们现在称之为数学科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的人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纪。学士学位所要求的学习课程的名称是古老的，但是内容本身是新的。休厄尔的《自由教育》（Of a Liberal Education）这篇论文对数学教育价值进行了冗长讨论，其结论部分的一段简短引文会解释和强化这一论断，即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数学所提供的智力训练与现在的分析数学所提供的几乎完全不同：

“因此，基于这些原因，我敢断言，在我们认为数学学习作为一项永恒的学习，在培养人的推理能力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基本要求，数学的几何形式必须得到特别的保持和维系。分析数学绝不可能达成此目的，如果试图这么做，不仅无用，而且对人的大脑极为不利。”

被休厄尔如此指责的现代分析数学，实际上正是目前在美国被普遍使用的唯一的数学。

此外，很明显，本世纪的拉丁语学习精神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和前面几个世纪非常不同。在这个世纪，它被当成一门“死”的语言（也许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除外）来教授，而过去，它是作为一门“活”的语言被教授，是所有学者（包括世俗学者和神职人员）的共同语言。那些认为“死”的语言比“活”的语言更有训练价值的古典学习的倡导者们，将很难对我们之前任何世纪流行的拉丁语教学模式感到满意。无论如何，当年轻的学者不仅要学习阅读它，而且要学习流畅地书写和表达时，拉丁语提供的是一种不同的训练。

接下来，我要冒昧地探讨一下，希腊语在被认可的自由教育中享有现在的地位有多长时间了。尽管希腊语的学习早在1400年就在意大利生根发芽了，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迅速推广，但在1458年之前的巴黎大学，或者在15世纪末之前的牛津大学，它很难说是一门值得学者关注的学科。1458年后的很多年，在巴黎大学，希腊语的教学乏善可陈，而且教授大多是被排除在大学统治特权之外的外国人。的确，这门学科似乎一直处于我们现在应该称之为“额外学习”的状态，教这门课的教师的地位很像美国学院里的现代语言教师，不被学校的教授会接纳。曾在佛罗伦萨学习希腊语的格罗辛（Grocyn）、林纳克（Linacre）和拉蒂默（Latimer）在15世纪的最后几年将其引入牛津。然而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说，格罗辛的讲座如何开设随他自己的自由，但没有任何报酬。可以肯定的是，1578年，剑桥大学的本科生从学习语言元素开始接受希腊语教学，而且，很有可能直到16世纪末希腊语在英国文法学校里都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巴黎大学在1600年通过的章程中将技艺（arts）的范围定义为拉丁语、希腊语、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欧几里得数学，而且将希腊语列为法学院的入学要求之一。然后，用了200年的时间，希腊语言和文学才在很大程度上逐渐取代了形而上学——后者和经院神学一起，历来都被认为是自由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且，这种取代是在经过了艰苦的抗争之后才实现的，恰如18世纪和19世纪的新知识正在经历的赢得学术认可的过程。复兴的古典文学曾经遭到激烈且发自内心的反对，被认为是轻浮、异端和无用的训练，正如自然历史、化学、物理学和现代文学现在遭到的反对一样。那时候的保守派提出了和今天的保守派同样的观点，不同之处只在于那时这些观点被用来反对古典文学，现在则是被用来支持它。不要以为形而上学和神学在12至16世纪的受过教育的人眼中和在我们今人眼中一样。它们在当时是智慧、博学和虔诚之辈的主要旨趣所在；它们是至少12代人的最佳精神食粮，它们在欧洲激发起的学习热情，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难有什么与其比肩。12世纪早期当彼得·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在巴黎教书时，数以千计的学生围着他。在13世纪中叶，当多明我会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写他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se）和在巴黎、博洛尼亚、罗马、那不勒斯讲学时，他有大量的追随者，而且三个世纪以来，他的名声和影响力与日俱增。14世纪初，当方济各会的邓斯·斯科图斯（Duns Scotus）在牛津大学讲课时，到大学求学的学生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我们可以确信这些奇迹没有被完全尘封，然而，神学和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取代了，代替它们的是古典文学三百年的主宰地位。

真实的历史记录了早期文科范围以及随之而来的公认的自由教育方案的重要变化。当伊拉斯谟还是一名学生时，即在15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在希腊语被认可为自由艺术之前，长期以来的常规的12年学习课程包括：阅读、算术、语法、句法、诗歌、修辞学、形而上学、神学，所有这些都用拉丁语学习，其中形而上学和神学占据了整个学习时间的一半以上，甚至是整个大学时期。但是在11世纪，阿伯拉尔创立经院神学之前，自由学习的权威清单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一行：语法（lingua）、修辞（tropus）、逻辑（ration）、算术（numerus）、音乐（tonus）、几何（angulus）、天文（astra）。大多数学生满足于前三种——语法、修辞和逻辑，也有少数人学习算术、音乐、几何和天文，如果说这些严肃的名称可以恰如其分地指代当时那些被当作科学的、由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版本翻译成拉丁语版本的晦涩难懂的文献所陈述的、夹杂着事实和幻想的奇怪混合物的话。在12世纪初，经院神学成功入侵的正是这一特殊清单。入侵的成功可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宗教是唯一可以系统学习的东西。

这一匆匆的回顾显示：第一，一些现在被普遍认为的自由学习课程取得目前的优势地位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在过去，一些新的学科不断地在寻求完全的学术地位，尽管有来自保守派的反对，还有来自当时既有的教师和学习机构的更强烈的抵制——它们的地位总是受到崛起的新兴科学的威胁。历史教师大胆地主张完全承认现代文学和科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地位。

在我想来，第一个有资格与现在其他任何最受尊敬的学科具有同等学术价值或地位的学科是英语语言和文学。当希腊语开始在欧洲复兴时，英语只是一种文学形式。但是，当希腊语在人文学科中获得现在的地位时，莎士比亚在文坛崛起，英语语言形成了，而且英语文学很快就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拥有大量的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评论家、批评家、讽刺作家、剧作家、小说家和演说家，它现在怎样？毋庸置疑，英语文学是世人所见识到的最伟大、最多样、最精彩的文学。至于英语语言，说它是这种文学的语言足矣。希腊文学与英语文学相比，就好像荷马与莎士比亚相比，也就是婴儿与成人的对比。更进一步说，英语是那些在性格、进取心和财富力量方面表现卓越，且其政治和社会制度比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任何一种都具有更高的道德福祉和更伟大前景的民族的母语。除了英语天才们的原创作品，还有不少被翻译成英文的宗教或世俗界的杰作。通过希伯来语、希腊语或拉丁语，而不是通过英语来了解犹太人、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学者，其实并不多。

现在，带着我们的年轻人触手可及的这些美妙宝藏，美国学校和学院英语教学的地位如何呢？在学校课程计划中，英语文学是最重要的吗？绝对不是，它充其量只是次要地位，在许多学校中，它根本没有地位。在我们的学院里，英语与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地位相同吗？绝对不是，不仅从教师的数量和地位来说不是，从教师和学生对这一学科的看法来说不是，从攻读这一学位的人所花的时间来说也不是。一些美国学院对学位申请人的英语知识不作要求，这一情况直到几年前才有所改变。现在，一些学院对英语要求不高，考试的主要结果就是证明了他们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学的严重无知，这在我们国家得到录取的年轻人中非常普遍。我们应该像往常一样被告知学习英语最好的方法是学习拉丁文和希腊语吗？答案是，事实并没有确证这个不可能的假设。美国的很多年轻人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但是没有由此而学到英语。而且，这一假设显然不适用于文学。我们应该像往常一样被告知任何语言的学习都不能脱离母语的学习吗？那么希腊语该如何学？我们应该被告知英语文学知识的掌握不需要系统的努力吗？答案是：第一，事实上美国年轻人没有掌握这些知识；第二，从来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可以如此，对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来说，合格地掌握英语文学知识并非易事，而是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不是娱乐性的阅读，而是严肃的学习。事实上，充足的指导和系统的教学在任何其他一门学科中都不像在英语中那样有价值。在过去10年里，哈佛大学一直在努力，一是鼓励预科学校重视英语，二是在英语系发展和提高英语教学。但迄今为止，成效一直不明显。预科学校对英语重视不够，以至于大学花在英语上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有一半要投入到为这门课程打基础上。此外，就在今年，在哈佛的以英语授课的符合大学水平的教学，还不及以希腊语或拉丁语教学的一半。其他学院和大学在这方面与哈佛的情况相似。

美国的学校和学院对这一最伟大文学的相对忽视无疑是一个显著的现象。这如何解释？第一，因为这种语言和文学比较新，而引入新的知识方面的重要内容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第二，因为存在教好英语的真正难点——一个最近几年才被克服的困难。第三，因为14、15世纪希腊和拉丁文学的复兴所带来的西欧思想的灿烂辉煌。通过习俗、传统、继承的品位和传播观念的力量，今天的教育方式遵循的依然是17世纪的模式。那时的学者们看到了从黑暗中照射出的巨大光芒，他们崇拜它。我们作为他们的第九代后裔，自己身上已经散发出更大的光芒，却仍在与过去同样的神庙里继续我们的崇拜。让我们继续在那里崇拜吧，但是让我们至少对已经被点燃的光芒给予同样的荣耀。

接下来我主张与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学术地位平等的学科是法语和德语。这一主张并非基于这些语言对导游、游客或商务旅行者的有用性，也不取决于它们作为语言的价值，而是基于文献的重要性、价值以及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无论他学习哪一门学科，阅读的语言能力是绝对必要的。直到近一百或一百五十年前，学术界才有其共同的语言——拉丁语，这使得欧洲所有民族的学者无论是说话、写作或发表都有了一种完美的交流方式。但是，民族精神的培养和民族文学的发展要求放弃拉丁语作为共同的学术语言，每个学生在自己学科之外，除了拉丁语，还必须至少学会阅读法语和德语。的确，对我们今天的高年级学生来说，免除拉丁语学习要好于免除法语、德语或英语学习。因为，尽管任何学科领域过去的出版物都是用拉丁语发表的，但最近的（可能会包含过去所有最好的东西）出版物将会使用这些现代语言中的某一种。法语和德语对美国或英国学生的不可或缺性，我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如果没有这些语言，他们在与同时代人交流方面会比17世纪能够读和说拉丁语的学生的情况更糟糕，因为通过拉丁语，1684年的学生可以和当时所有的学术人士直接交流。据我所知，美国学者对于年轻人掌握这两种语言的必要性在意见看法上没有分歧。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形而上学者、医生、物理学家、自然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建筑师、艺术家和音乐家都认同，若要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基础之上继续学问上的追求，有关这些语言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每位大学教授无论在哪个院系开设一门完整课程，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要求学生查阅法语或德语权威文献。在任何现代实验室的参考书阅览室，无论化学、物理、生理学、病理学、植物学还是动物学，大部分的书籍都是用法语或德语写的。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的工作图书馆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两种语言的知识，就不可能在任何现代工业、社会或金融问题上获得世界性的经验，也就不可能掌握任何需要应用现代科学的专业。我不是在主张功利主义的观点，而是基于文献的丰富性、价值，以及对所有学者来说这些语言的不可或缺性，主张法语和德语应得到完全平等的学术地位认可。

这些就是应该在早期阶段的训练中向所有年轻学生教授法语和德语的原因，那么这些语言在美国学校和学院中的教授状况如何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描述耶鲁学院（它在美国学院中占据着领先地位）法语和德语的教学状况。耶鲁的入学条件中，没有法语或德语方面的要求，在大三之前，也不提供这两种语言的教学。到了大三，德语必修，法语可以选修，每周四个学时。大四那年，两种语言都可以每周学习四小时。换句话说，耶鲁学院并不建议预科学校教法语或德语，不给它的学生掌握这些语言以便其他学习之用的机会，在他们获得学士学位之前，也没有提供给他们任何充分的机会去了解这两种语言的文献。我们还有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法语和德语在我们多数学校和学院中被轻视的状况？最近，一些学院要求在入学时掌握少量的法语或德语，一些学校已经满足了这一非常小的要求。但是，普遍的情况是，上大学的美国男孩子要花两三年时间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而在预科学校几乎不学习法语和德语，在大学只用后半段课程的部分时间来学习这两种语言。在我们的学校和大学中，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机会和条件不算太好，但可以肯定的是，学习法语和德语的机会和条件实在是太少了。现代语言和古代语言的地位应该平等。(https://www.daowen.com)

下一个我认为其在美国学校和学院中所占地位应当彻底改变的学科是历史。如果有什么学习是自由的且能够使人获得自由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当代学习——学习不同种族或社会的情感、观点、信仰、艺术、法律和制度，以及人类的欢乐、苦难、冲突和成就。文献学和纯文学宣称有资格享有“人文学科”这一称谓，但是，有什么样的学习能像历史学这样恰如其分地拥有这个光荣的称号？毕竟，它既关乎社会性，又是对于不断进步的人类实际经验的学习。什么知识能够像井然有序的历史知识那样对立法者、管理者、新闻工作者、政论家、慈善家和哲学家都如此有用呢？如果一项学习的人文性或自由性取决于其对学生智力与道德的提升和对同情心的激发，使其与真理和美德为伍并厌恶虚假和罪恶，那么就没有什么比历史更人文、更自由了。这些都是一般历史学习的正当要求，我们所属的社会和国家的历史还有一个更迫切的要求应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一学习向年轻人展现出公共荣誉和耻辱的源泉，在他们面前展示国家的缺陷、弱点和罪恶，通过展示过去的失败和苦难来警告他们防范未来的危险，在他们心中供奉民族英雄，增强他们对国家的珍爱之情。人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至少美国和英国的历史已在美国学校和学院的课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且在最好的学院和大学里，就教师的数量和等级来看，应该没有哪个学科教师比历史教师更有地位。事实与这种自然假设不符。绝大多数的美国学院（近400所）的入学标准对历史没有要求，而且也没有任何历史教师。人们难免会想，恐怕只有次等的大学才会这样。我要说的是，在达特茅斯学院这样古老而完善的学院里，也没有历史教师，无论是教授、导师或临时讲师。在普林斯顿这样优秀的大学中，只有一位历史教授（与此相比希腊语教授有三位），而这位唯一的教授在历史教学中加入了政治学。如果没有一位希腊语教授、拉丁语教授或数学教授，没有一所学院可以自称是学院，但几乎所有这些学院却可以连一位历史教师都没有。这些学院的做法也影响着预科学校。当对历史学习感兴趣的年轻人问我，如果以教历史谋生，对他们而言是否明智，我不得不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高度的不谨慎。我们整个国家对合格的历史教师的需求微乎其微。过去，一些学院在入学时要求考生掌握少量的希腊和罗马史——一个聪明的男孩在三四天内就能记住的东西，某些学院（例如哈佛学院）现在仍有这种情况，这种让历史蒙羞的状况因为这种做法只会变得更加明显。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一要求中最应该关注的究竟是历史主题的选择还是内容细节的数量。历史这门伟大的学科在美国教育中没有适当的地位，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与历史学习紧密相关的是一门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或公共经济学的新学科的学习。我说新学科，是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直到1776年才出版，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才发表，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才出版。这个学科与历史有关，主要在于它所获得的最重要事实是基于对过去的制度、工业和社会状况的研究。就它涉及私人或国家财富积累、保护、享有和分配的方式而言，这是一门有关财富的科学。当涉及社会理论和经济状况的道德影响时，它与伦理学有关。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被称为国民健康科学，因为它的结果揭示的是国民应该如何依据身心规律幸福地成长和生活。到目前为止，这是现代教育必须考虑的最复杂且最困难的科学，因此，它不应被过早地引入文学学士学位课程。而当它被引入的时候，应该使学生学得足够充分而非略知皮毛。

当我们考虑到下一代人必须努力解决的工业、社会和政治问题是多么难以应付时——当我们看到不平等的状况如何日益严重，尽管平等的理论得到普遍接受；人口如何以势不可当的方式在大幅度聚集，尽管有证据说明这种聚集对身心健康不利；人们对生活享乐的渴望如何变得日益强烈而非缓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人们的管理能力似乎并没有相应地增强；自由机构如何就困难重重的经济问题向广大民众保证公共政策的决心，例如关税、银行、货币、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和税收等问题——我们很难不认识到向大量的美国学生提供足够的条件学习经济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为了满足学生和社会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需要，我们的大学的通常规定是怎样的呢？为了不低估这一规定，我将描述哥伦比亚学院（据说是所有学院中最富有的）和布朗大学（新英格兰最富有的学院之一）的情况。在哥伦比亚大学，大三学生有半年的时间每周必须上两次政治经济学课，大四学生可以全年选修这门课，每周两小时课时。在布朗大学，大三学生可以在半年内选修这门课，每周两小时课时，而大四学生有优先权。在布朗大学，希腊语的规定教学课时是政治经济学的5.5倍，占总学习课时十一分之七的希腊语学习课时是对所有学生的要求，除此之外还有预科学校的学习要求。但是，政治经济学没有课时要求。哥伦比亚大学进一步规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可以再花一两年的时间学习历史、法律和政治科学，或者如果学生愿意，也可以多花一年的时间学习这些课程以直接获得哲学学士学位而不是文学学士学位——这一年的学习是一个巨大的代价。如果这就是东部两所居于领先地位的学院在政治经济学教学方面的状况，我们在一般的美国学院中又会发现怎样的情况呢？我们应该会发现它在质量上很差，在数量上很少。鉴于这门相对被忽视的学科对我们这一代人和后人的重要性，人们不禁会发牢骚问道，我们的年轻人是为在20世纪工作还是为在17世纪工作而在接受教育？不能假装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门容易的学科，或者假装它不能提供智力训练。事实上，它要求如此精确的陈述、精确衡量的前提和缜密的推理，以致许多20岁的已经学了6至8年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的年轻人发现，这是对他们能力的最大挑战。它也不能仅仅被称为物质的或功利的学科，因为它充满了严肃的道德问题，涉及许多公共荣誉和义务的问题。

我主张纳入自由学科范围的最后一个学科是自然科学。16世纪确定的所有学科都是自由学科，而且我前面论述的所有课程都是在书本中学习的。但是，自然科学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事物来学习的。学习语言、文学、哲学、数学、历史或政治经济的学生阅读书本或听教师讲课，而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仔细观察、触摸、衡量、测量、分析、解剖和检查事物。通过这些练习，他的观察和判断能力得到了培养，而且养成了观察自然的外表、变化和过程的宝贵习惯。就像猎人和艺术家一样，他有着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判断力。他精通某个自然领域。最后，他掌握了源于该领域并不断完善的科学研究方法。今天，一个真正的学者研究印第安人的箭头、楔形文字，或砂岩中爬行动物的痕迹时所体现的是同一种精神，尽管这些研究对象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学科——考古学、语言学和古生物学。那么这种精神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耐心、谨慎、诚实、自我引导的自然科学精神。格拉斯哥大学最优秀的古典学者之一杰布（Jebb）教授用以下有力的言辞陈述了这一事实：“被特别称为‘科学’的东西的传播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唯一精神’的传播，在这一精神下，任何知识都会被持续质疑，直至它被认为具有了永恒的知识价值。”此外，建立在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地质学之上的技艺是我们时代文明的主要元素，而且在物质和道德方面的影响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自本世纪初以来，它们在人类与其居住的地球之间的物质联系、国家界限划分、工业组织、政府职能和家族生活模式等方面带来了惊人变化。它们肯定会像现在为我们所做的那样，在20世纪做同样多的事情。它们不仅仅是机械或物质力量，也是巨大的道德力量。我认为这样一门年轻的、已经给所有学科带来新的且更好的精神和方法，并且为文明带来新的力量和无限资源的科学，配得上自由学科的所有可能荣誉。而且，这样一种适合培养在现在年轻人的学习中大多没有得到培养的高贵能力的学科，应该被认可为与学术课程具有完全同等的地位。

15世纪的智者们利用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知识和道德资源，即古典文学、形而上学、数学和系统神学，使它们成为自由教育的主要内容。当我们利用他们那个时代和我们今天最好的知识和道德资源列一份当之无愧的自由学科课程清单，且这些学习是为训练所需时，我们是否应该忽略在结果上为现代文明提供了某些最重要力量的自然科学呢？我们的确忽略了它。在这个国家，我还没听说过一所让自然科学拥有足够或者接近足够地位的预科学校，尽管最近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苗头。如果像学习语法和历史那样，在书本上学习自然科学，其作用微乎其微。因为虽然有些科学信息是这样获取的，但科学所能提供的特殊训练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在多数学院里，学生通过讲座和使用手册可以得到一些科学信息，但是没有得到科学训练。这门学科的引入很少早于大二，一般在大三才开始学习，这时学生已经深陷语言和数学学习形成的思维习惯，以至于他会发现掌握科学方法有很大困难。在他看来，做实验或做解剖是很荒谬的。防止年轻人的思维在语言和抽象推理方面这种不成比例发展的唯一方法，是在学校课程中引入相当数量的观察科学的训练。在四种语言、数学原理和历史原理之外，必须加上一些对事物的精确学习。如果还需要其他论据的话，我会在它能增加生活的乐趣这一点中找到，这一乐趣源于对外界自然奇迹和美好事物的早期了解和永恒的亲密感。对于男孩子和年轻男性来说，这种亲密感是快乐的新鲜源头。

因此，对于在16世纪被称为自由教育的学习清单，我要加上英语、法语、德语、历史、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作为同等重要的学科，在我们还在奉行的自由教育当初被定义的时候，这些学科没有一个以成熟的形式存在。在一所大型的大学里，许多其他语言和科学将成为学习的对象。在此，我把自己的讨论限制在那些根据自己的判断在一般大学里最为理想的学习课程上。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允许在这些课程中进行选择的必要性是如何出现的。

我要论证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主要建议——在协同学习中应该允许早期选择以及现有学习顺序需要修正，这处理起来可能会比第一个建议简单得多，尽管在这中间存在着整个讨论的实际应用问题。当16世纪的人把他们那代人所知的所有科学都列入他们的自由课程时，其总量不足以大到使一个学生的学习不能有效地涵盖整个学习内容。但是，正如我极力主张的，如果自由课程的清单扩大，显然，没有人能拥有涵盖整个学科领域且对任何一门都十分透彻的了解。因此，有必要让学生在众多协同学习中选择他将专注学习的课程。美国大学的管理者们曾徒劳地试图在1600年的课程中至少引入一些关于新科学的概念，但这使得学生们不可能对任何一门学科有透彻的了解。一个学生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机会比学其他任何东西都要多，但在这些语言中，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教学使得他足以掌握它们。如果他遵守学校正式的学习时间安排，他对任何其他学科的学习都不可能超出最基础的部分。思考一下，仅从一本整个庞大的学科都被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过滤过的、中等大小的教科书中，可以得出何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从一个简短的讲座课程和一本由并非研究者的教师编写的三四百页的小手册中可以得出何种物理学思想，或者从一篇作者并非一流学者的短篇论文中又可以得出何种政治经济学观点。这些不是虚构的情景，而是真实生活的描绘。这就是在绝大多数美国学院中盛行的处理这些学科的模式。我无须赘述这一每年都在造成无限伤害的巨大弊端。补救措施非常简单。第一，在旧的课程上加上新的课程，而且允许学生在这些并列课程中进行选择，以确保学生有机会深入学习某些课程。为了有效，课程选择必须比现在更早地被允许。这个建议，即“应该更早做出选择”，如果不同时考虑学校和学院的学习顺序，则是无法讨论的。

少年时代是男孩子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因此，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这四种语言应该尽可能多地在学校中开始被学习。但是，如果要求所有将来想接受自由教育的男孩在上大学之前都要学习这四种语言，那些不善于学习语言的男孩将很少有时间进行其他学习。英语、数学基础和一些自然科学基础的适当教育以及对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的了解被认为是基本的，显然，为了不过分限制上大学男孩的数量，必须允许在四种语言中进行一些选择。通过很好的教育，许多男孩在18岁之前无疑可以勉强通读所有四种语言的作品而不会牺牲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学科能力优秀的男孩子无法完成这个语言学习任务。在联邦的许多州，学生不太可能得到关于所有这些语言的很好教育。因此，我认为在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应该允许考生在这四种语言中有某种选择，任何三种都可以接受。这种选择取决于父母的意愿、教师的建议、考生的最终学习目标、哪种语言在当地的教学质量更好，以及考生就读学校的便利性等因素。对于任何一种考生在入学时没有选择到的语言，他都应该有机会在学院里开始学习。

关于学习这四种语言的最佳顺序，我注意到，大多数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对某种理论有着或多或少的自信。但是，说英语的人很少有甚至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人们自然会认为，由易到难是个好原则。但是，这不是这个国家目前的做法。相反，通常拉丁语学习会在法语学习之前，14岁开始学习希腊语，20岁开始学习德语。在教育问题上，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坚信一个原则，即花最小的努力来完成目标。如果学习一门语言，我会用人们熟知的最容易的方法来教，而且要在它最容易被掌握的年龄。但是有另一种很少被明说但常被奉行的理论，即为了达到训练目的，应该故意给男孩子强加本可以避免的难度。例如，强迫一个没有语言天赋而且永远无法掌握它们的男孩子学习很多种语言。在我看来，任何一种训练、锻炼或操练的唯一正当理由是要能达到这种训练的合理目的。在最适合学习的年龄，一个男孩子花费数年时间在一种他永远无法达成目标的训练上，而他如果把这些时间花在另一种不同的训练上，本可能会有所成就。这对社会是一种资源浪费，对个人是一种暴行。这就是学校和学院课程应允许选择的根本原因，它们都是自由的。不考虑能力和兴趣差异的智力训练是无益的。由此可见，教育必须多样化而不是采用统一规定。在无知或缺乏思想的人看来，时至今日，世界的智慧和经验应该能够创造出一个对所有男孩子都有益的统一教学课程体系，它由具有永恒价值的学问构成。但是，有两个强有力的理由让我们相信这种轻而易举得出的结果是无法实现的。第一，完全相同的男孩子是没有的；第二，随着新知识的积累和新科学的形成，任何既定学习的教育价值都很可能在不断变化，远非永远固定不变。毋庸置疑，11世纪时人们认为自由教育有一些永久课程：语法、修辞、逻辑、算术、音乐、几何、天文。毋庸置疑，伊拉斯谟所遵循的学习课程被当时的教师们保持下来，以提供仅在当时来说是充分的自由教育。而且，我们都知道大约自1600年以来，最明智且最有教养的人都认为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是唯一好的训练课程。休厄尔，其学科偏好无人不知，毫不犹豫地用“永恒”来形容这三种学习。但是，如果说历史已证明教育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理智则更清楚地表明它们必须改变。有组织的教育未曾考虑知识的进步，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现实世界的主导知识力量正在逐渐渗透教育过程，已经展示出自身成果和力量的语言、文学、哲学和科学必须获得承认，它们可以成为自由课程和进行智力训练的适当方法。

对我所提出的观点，思想保守的人会立刻提出两种反对意见。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三百年来至少含义还算清晰的传统文学学士学位是否要被剥夺一切确定的意义，以至于将来人们不可能知道持该学位的人学习了些什么？我的回答是，这个学位将继续证明它现在所证明的主要事实，即学位获得者接受了8至10年的自由教育，年龄在12至23岁之间。我可能会补充说，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文科学位在任何领域都可以授予，其例证如德国的哲学博士和文科硕士学位——尽管意味着早期学习了几年德国高中课程，但并不代表任何特定学习，在任何个别情况下也不意味着与学位相应的特殊学习。

第二种反对意见是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来表达的：如果赋予所有这些新学科平等的地位，希腊语和拉丁语学习将会变成什么样？这两种语言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在新课程入侵中能幸存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第一，我的建议不是要用新的学科取代旧的学科，而是将新学科与旧学科放在一起平等竞争，不是要关闭现有任何一条通往文学学士学位的通道，而是开放新的通道；第二，为所有准备读大学的男孩修改现行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规定，使希腊语和拉丁语班级能够摆脱不情愿和没有能力的学生，这对留下的学生非常有利；第三，取消对古典课程现在给予的人为保护将使得古典课程的学习——用吉布教授在本特利（Bentley）[2]传记的最后一页精心组织的一段话来说——“不再依赖一个狭隘或排他性的规定，而是基于对这一学习在自由教育中正确地位的合理认识”。一个人越是将希腊语和拉丁语视为文化财产，其设定的价值就越高，当它们不再被人为保护的时候，他对这些学习的永恒性的信心就越坚定。在教育领域，和其他地方一样，适者生存。古典课程和其他课程一样，必须坚守它们自己的价值，因为将学习课程或特殊智力训练强加给不情愿接受它的几代人，这不是大学该做的事。它们不能不谨慎地承担这一职能，在一个没有既定教会和社会贵族组织支持，且如果大众产生排斥心理的话会让几代人轻易远离大学教育的国家，尤其如此。

我想强调，主张扩大自由学科的范围是基于高等教育和提供这种教育的机构的利益需要。在一个学术职业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受过自由教育的国家，自由教育不会安全和强大。现在，这个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绝大多数从事法律、医学、新闻、公共服务、科学职业的人和工业领导层，都没有文学学士学位。事实上，今天唯一一个由拥有文学学士学位的人占很大比重的学术职业是牧师。这一令人遗憾的现状无疑部分归因于美国社会的早期状况。但是，我认为这也应归咎于美国学院课程和学校预科课程普遍过时的现状。学术机构拒绝承认被大量以知识为生的男性认为与它们传授的所有学科同等重要的语言、文学和科学作为自由学科，而且无法提供训练性学习，这就阻断了他们对学术机构的同情和支持，对自身和它们服务的国家都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学术机构拒绝聆听那些要求增加通往它们的路径，并要求将新的路径提高至与旧路径相同程度和水平的父母和教师的意见，暗示着它们和多数在现代社会因为性格、智力和实践训练的力量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之间已经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过去二十年的迹象并不令人满意，美国学院没有跟上人口和财富增长的步伐。我认为，导致这种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和学院学习课程的狭隘性。

我所提建议的实施将涉及学校和学院学习课程顺序的重大变化。因此，科学教育应该在学校课程的早期开始，英语教育从学校生活开始到学院生活结束都要持续，而且对多数男孩来说，其他语言的学习顺序应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不能指望这种变化会突然发生。它们必须通过公共舆论的压力逐渐实现——通过受教育阶层的公共舆论，借助已有教育手段逐渐产生影响。家长对私立学校的要求，主管捐赠事务及公立学校的受托人和委员会对学校课程的影响，捐赠者和创始人捐赠时附加给自由教育的条件，工业和技术学校的竞争，学院和大学中现代课程对古典课程的逐渐侵蚀，都将造成这种变化。所有这些影响因素都在起作用，并且它们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