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论教育自由

六　论教育自由

论教育自由

纽约十九世纪俱乐部

（1885年）

如何将一所有一套统一课程的学院转变为一所完全没有任何规定性课程的大学，是关心美国学术和教育的朋友们日益关注的问题。今晚，我希望让你们相信一所文理综合型大学必须给学生三样东西：

1.选择学习的自由；

2.在单一学科或特定学科中赢得学术荣誉的机会；

3.一种明确要求每个人有责任形成自己的习惯并指导自己行为的训练。

这三个问题我将逐一论述，其中第一个问题将占用我的大部分时间。

1.选择学习的自由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让我提出一个我称之为机械论的观点。一所规定课程的学院必须为每个年级提供每周16小时的教学，或者为所有四个年级提供每周64小时的教学，不允许出现重复的讲座或教学。如果不需要重复授课，6到8名教师可以轻松地提供这样一所学院所需的所有教学。如果年级规模很大，需要分成两个或更多的班级，就必须任用更多的教师。如果在课程之外提供一些额外的或可选的教学，则必须再进一步增加教师的数量。然而，对于任何一所这类学院而言，20名教师的定额是宽松的。因此，据我所知，目前有数百所美国学院的教师不足20人。在课程统一规定的制度下，这样一所学院即使有更多的教师，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工作。哈佛学院今年有80名教师，不包括实验室助理。这80名教师每周提供大概425个小时的公开教学，没有任何重复，这里面不包括他们许多人在实验室提供的非常重要的指导。一名本科生四年所能接受的教学不足学院所有课程的十分之一，而且由于这种教学的五分之四比一所规定课程的学院所提供的课程教学程度要高，所以一名勤奋的学生需要4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覆盖所有现有学科领域的学习。在这些年间，这个领域还将进一步拓展，远远超出他所能掌握的范围。由于学生不可能接受所有的教学，似乎有必要让他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学院应该要么严格限制教学，要么为每个学生提供一些选择学习的模式。限制教学对任何渴望成为大学的机构而言都是难以忍受的选择，因为只要有需要，一所大学就应设法开设每门高于其入学要求等级的课程，并把它教得足够彻底，将优秀的学生带到现在的知识范围内，使他有能力进行原创性的研究。这是大学对其教学所能恰当做出的唯一限制，因贫困造成的那些严格限制除外。另一种方案是对学习的选择。

哈佛的选修制度已经有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十四年——从1846年到1860年——几任校长和大部分教师对此都不赞同，但他们找不到别的办法摆脱我前面所说的困境。他们不能故意减少教学量，因此选择性学习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替代方案。

于是，现实的问题是，在什么年龄，在他的教育过程的哪个阶段，可以向一个美国男孩提供自由选择式的学习？或者换句话说，一个美国男孩最好在什么年龄去一所自由的大学？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你们注意初步看到的四个现象。

（1）欧洲男孩是在十七岁到二十岁之间的不同年龄去自由的大学，而美国男孩显然比同龄的欧洲男孩更成熟，更能照顾自己。

（2）从学校到大学的转变应该早点进行，因为青年人最好能较多地与比自己年长的学生交往，而不是较多地与更年轻的学生交往。换句话说，对年轻人而言，做大学里最年轻的学生要好于做中学里最年长的学生。不过，中学也许依然可以为年轻人做很多，因为大学对他来说可能有点太自由，所以教育者必须平衡利与弊。但是，最明智的决定是让他及时从一种低于其成长范围的训练中退出来，并把他放在一个他将要获得成长的训练中。当我们想让一个男孩去学院的时候，我们老想着他的新自由对他造成的偶然和特殊的坏影响，而不是滋养他的男子气概和发展他的美德的那些由学院同伴带来的习惯性和普遍的影响，正如我们倾向于将遗传视为传递邪恶和疾病的手段，但通常它也是传递和积累各种美德和有用能力的手段。

（3）一个年轻男子会受到比其年长者对他的期望的很大影响。如果他们期望他像个孩子，那么他挥之不去的幼稚将常常支配他的行为。如果他们期望他像一个男人，那么他早期的男子气概就会变得更加坚定。美国普通学院那虚伪的家长式或僧侣式管理体制，在我看来似乎培养的是孩子气而不是男子气概。他所表演的恶作剧、他喜欢的秘密社团以及他所接受和传播的野蛮或愚蠢的习惯，即是证明。保守的观点是：学院必须把学生当作他实际的样子对待，他将成为他已经成为的人，即一个毫无思想、毫无目标、懒惰而且可能邪恶的男孩。因此，给他自由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开明的观点是：调整学院政策，使它适应最好的学生而不是最差的学生；改进政策，最后错误政策的恶果将消失。在这点上，我只想主张，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教育政策必须是，既要考虑实际情况，也要考虑潜在的可能；既要考虑现实的状况，也要考虑情理之中所希望的、所规划的和力求实现的事情。

（4）中等教育的状况在我们面对的问题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理想的情况是即将享受大学自由的年轻人应该已经在学校里接受了大量的训练，其中基础知识的四大分支——语言、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充分的体现，但必须承认，现在只有极少数的学校提供这种令人满意的训练，而且全国许多地方连教学质量可以勉强过关的中学都没有。对于中等教育的这种状况，学院负有部分责任，因为除了在古代语言方面，学院很少培养出好的教师，而且除了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的基础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入学要求。但是，这种状况怎么能影响到一个想方设法获得合理数量的准备充分的学生的机构的政策呢？因为整个国家的中等教育状况不令人满意，我们就应该停止试图创建一所大学吗？这种无所作为的做法暗示着一个困难，即中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依赖于大学的正确组织和行为。这还是那个老问题：鸡和蛋，哪个在先？在考虑学院生活与中学生活的关系时，许多人都被一个误导性的比喻，即建筑所迷惑。他们对自己说：在薄弱的基础上，建造不出强大的上层建筑。中学奠定了大学赖以建设的基础。因此，如果预科学校没有做好工作，大学接下来就不可能做好适当的工作。这个比喻似乎是完美的，但却有这样一个致命的缺陷：教育是一个有活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为此，让我们用营养的重要功能这个例子来说明。上述观点就好比因为一个孩子在婴儿时期缺乏牛奶摄入而发育不好，所以当他长出牙齿并且可以吃面包、肉类和燕麦片时，你不给他这些应有的固体食物，仅给他喝适合婴儿的加糖牛奶、水以及市售的婴幼儿辅食。一个男孩的精神食粮没有什么时候比在学校时更应该富有营养和丰富多样。所以当他就读于学院或大学时，他的精神食粮一定是他在学校应该吃，但是错过了的东西。教育涉及学生内在每一部分的成长或发展。从把一块石头放到另一块石头上的过程中得出的比喻在教育讨论中是没有用的。哈佛学院现在每年能从全国各地100多所中学中招收近300名勉强做好准备的学生，它才刚刚开始收获过去18年自己的政策和训练变化的成果。中学跟着大学走，会最终成为大学想要它们成为的样子。

有了这些初步的建议，我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一个美国男孩最好在什么年龄才能去一所有选择学习之自由的大学呢？我还会为我的答案做出答辩。我相信在合理有利的条件下，正常年龄是18岁。首先，我认为一个男孩的性格、体质、精神禀赋和道德素质到18岁的时候都已充分确定。有潜力的人已经开始展露其天赋。只要他在中学的学习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的能力或无能对于他的老师或者任何有见识和亲密的朋友来说都是完全可见的。如果他的历史学习仅限于希腊史、罗马史和美国史入门，那么他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就不会被他的老师或他自己所了解。如果他没有机会学习自然科学，那么他在这个领域的能力不会得到很好的证明。但是，如果学校课程相当全面，那么关于他后续学习最有益的方向是显而易见的。男孩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受的快乐或不快乐的影响。但是，假定所获都是有利的影响，那么他的潜能是基本确定的。如果他有选择他最能吸收的精神食粮的自由，最幸运的心智影响就在他的掌握之中。其次，对美国男孩而言，到了18岁，强制的外部纪律已经不再起作用。动机和刺激可以生动地展现在他面前；他可以被告知，他必须怎样做才能赢得他所渴望或珍视的东西；可以向他呈现或近或远的奖品和奖励，但他不会被外力驱使去做任何有益的思想活动。再者，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18岁年轻人，可以为自己——不是为其他任何男孩或虚构的“普遍男孩”，而仅仅是为他自己——选择学习课程，这要比任何学院教师或任何对他、他的祖先和他以前的生活并不了解的贤者为他选择的都要好。

在选择课程时，他自然会向熟悉他的老师和朋友寻求帮助，他将在那种强烈的保守主义的支配下，在那些天然存在而非由任意规定所提供的各种保障下做出自己的行动，幸运的是，正是这种保守主义在整个教育问题上激励着文明开化之人。当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年轻人问我他最好在学院学什么时，我感到无能为力，直到他告诉我他喜欢学什么，不喜欢学什么，什么样的努力使他感到愉快，他喜欢什么运动，阅读兴趣是什么，他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做什么的，他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简言之，我只能告诉他如何运用自己拥有而其他人没有的自我了解来为自己思考这个问题。一个18岁的男孩带着天生秉性的帮助可以选择自己的学习，比其他任何人为他做出的选择都令人满意，这个建议乍看似乎是荒谬的。但我相信这是建立在事情的本质之上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观察结果。我将首先从事情本质来陈述观点，然后描述我自己的观察。(https://www.daowen.com)

每一个18岁的年轻人都是一个无限复杂的有机体，其副本既不存在也不会存在。他的遗传特征与任何其他人不同，他的成长环境与任何其他孩子不同，他的激情、情感、希望和欲望此前鲜少与任何其他生物相关联，就像它们天然萌生在他的体内一样。他的意志力完全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得以激发、刺激、发挥和耗尽的。我们知道人类身体形式和特征所能具有的无限多样性，只不过是呈现出寄住在这些不同躯壳里的思想和性格更深层次多样性的一个模糊形象。人类的任何洞察力和智慧都不足以辨别并适当地考虑到这些差异，除非每个人自发的倾向、自然的偏好和最容易发生的习惯性行动得以展现。为了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福祉，这些心智的差异性应该被培养而不是被压抑。个人最享受他最适合的智力劳动，当每个人的特殊技能、才能或天赋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和利用时，他才能最好地服务于社会。因此，可以推定宜在最早的可能时刻反对教育的一致性并赞成多样性。什么东西决定这一时刻？在我看来，强制性统一教学的界限应由教学的基础质量和所教授学科普遍公认的效用来决定。例如，每个孩子都需要知道如何读、写并掌握一定程度的算术，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小学可以有统一的课程。人们自然会认为，认真细致地学习母语及其文学将被视为对所有年轻人的一种统一要求。但事实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这种一致。在美国的学校里，英语及其文学还很难说已经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只有两种外语基础和代数、几何基础，可以说被普遍认为是对所有享有17岁之后还能继续学习这份殊荣的年轻人的正确训练来说必不可少的。关于可取的自然科学基础的统一要求，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对于两种外语的选择存在很大的分歧，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认为两种古代语言[1]更可取，少数人认为现代语言应该被允许。因此，关于所有将要接受高层次教育的人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得到共同认可的范围是狭窄的，在恰当的教育下，任何一个有一定能力的年轻人都很容易在18岁之前达到和通过它。在此，至少在教育上被认为正当的对统一性的追求应该停止。在此，至少对学习的选择应该开始。而且，给明智的选择提供最安全指导的是每个人的兴趣、倾向和特殊才能。当谈到职业选择时，每个人都知道唯一的智慧是追随兴趣。在我看来，在决定哪些自由学习的课程在18岁以后是最有益的时，唯一的智慧是追随兴趣。因此，必须让每个年轻人能自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课程，因为这最能引起他的兴趣。正是选择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的意志的合作。

我已经暗示，在一所自由大学里，每一个被要求选择自己的学习课程的年轻人，都有一些天然存在的指导和保护。让我们看看这些天然存在的帮助是怎样的。第一，已学课程在停止时以及一门新课在开始而不是中间时，它不能提供帮助。第二，大学教授的许多课程都涉及提前学习课程。因此，如果不熟悉三角几何和解析几何，在物理学上谁都走不远。分析化学要以普通化学为前提，古生物学要以植物学和动物学为前提。除非能读懂德语，否则任何人都不会在学习德国哲学上占有优势。在掌握政治经济学原理之前，没有学生能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有益的讨论。每门高级课程，无论是语言、哲学、历史、数学还是科学，都需要预先掌握一些初级课程。第三，每个有能力的学生都有一种普遍的倾向，那就是一旦开始学习任何一门适宜的课程，就能走得很远。压制这种最幸运的倾向将使真正的学术变得不可能。这些天然保护措施对防范学习选择时的浮躁和不稳定是如此有效，以至于人为的规定是多余的。

接下来我谈谈我自己对选修制工作的一些观察结果。为了让你们了解我过去的经历，我将简要介绍一下我的观察机会。作为一名本科生，我曾经经历过几乎完全必修的学院课程，因为我几乎恰好处于哈佛学院实施选修制（始于1825年）后的最初阶段。在1854至1863年的九年里，从一名喜欢行政细节的教师和助理教授的角度，我对主要是规定性的课程的运行非常熟悉。在离开大学的六年里，我有两年在欧洲当学生，有四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1869年我回来当校长，发现哈佛已经在实施一种相当广泛的选修制。董事会的愿望和外部环境都支持着它，这一制度迅速发展。必修的课程逐渐被废除或推迟，结果先是大四课程完全选修，接着是大三，然后是大二，最后在去年六月，大一的课程也主要是选修课程。现在已经没有必修课了，除了英语写作、法语或德语（两者之一为入学要求）基础和一些化学和物理讲座。哈佛对以前独有的主要课程如希腊语、拉丁语、数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都不再要求，而且教师不建议任何特定的课程组合或选择。因此，我在哈佛有足够的机会观察过几乎完全必修制、几乎完全选修制以及所有中间课程方案的运行。在欧洲我研究了自由大学的方法；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看到一种选修制——对技术类学校非常好——从统一规定的课程库中选出若干定义明确的分支课程。

我可以用最简洁的形式来表达我的总体观察结果：我从来不认为有哪一位处于任何能力水平的学生为自己选择的一套覆盖四年的课程，其理论和实际价值是显然比不上我的学生时代的必修课程的。每一种规定的课程从头到尾都必然是初级的，而且非常混杂。正是这种对所有课程的强制要求使得没有一门课程的学习程度可以超越它的基础范围。无论多么博学和热情，都没有一个教师能培养出在所有学科上都十分优秀的学生。无论多么能干和渴望，没有一个学生能在任何一个学科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选修制下，绝大多数学生都可以自由学习一门或数门课程，达到某种合理的深度。这种单线集中产生了高深内容的教学，最终结果是教学水平的普遍提高。对任何特定课程感兴趣的学生，都可以明智地将大部分学习时间投入到这门课程和它的同类课程中。那些已经决定了未来职业的人明智地选择与他们未来职业相关的或基础的课程。如此，未来医生的学院课程最好大部分是法语、德语、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而未来的律师将学习逻辑学、伦理学、历史、政治经济学以及英语议论文写作和口语。在哈佛学院现有保存的关于学生连续四年选择的几千个学院课程记录中，很少能找到一个不明智的学习序列。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所有列入哈佛文学学士学位的学习课程都是自由的或纯学术的，任何技术或职业性质的课程都不被认可。

说了这么多关于美国学生自由选择学习课程的方式，我想指出的是，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一个美国年轻人必须享有18到22岁这几年间大学生活的殊荣。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学院毕业生从事需要复杂专业准备的职业。医学生需要四年的专业训练，法学生需要至少三年，好的教师和技术娴熟的建筑师也一样。那些为商业公司服务或者自己创业的人需要学习商业——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几年。如果一个年轻人22岁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很难指望他在26岁之前开始他的职业生涯。这已经够晚了。哈佛学院大一新生的平均入学年龄是18岁，在大多数学院里，新生的年龄比这还要大。如果他还想享受这份无上殊荣，在接下来的3到4年里他必须有选择学习的自由。

接下来，对选修制的两种常见的反对意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种常常以疑虑的形式出现。对于认真的、有抱负的或者对某些学习有强烈兴趣的学生来说，选择学习可能都很有益。但是，在这种制度下，那些没有任何兴趣或知识追求的粗心、平庸、懒惰的男孩子会怎样？我用类似的疑虑来回答：这种孩子在统一的必修制下又会怎样？他们在那种体制下有任何收获可言吗？在我看来没有。这些未被唤醒的心智同样是在混日子，两者真的没有多大差别。然而，与必修制相比，在选修制下，这样的年轻人从昏睡中醒来的机会要大得多。当他们追随着他们感觉到的这种微弱的欲望所发出的提示时，他们至少摆脱了由于被强行安排上某些教师的课和学习某些课程所带来的不满和厌恶感。选修制并不意味着有什么都不做的自由。最不在乎成绩的学生每年也必须通过一定数量的考试。他可能选择那些他认为可以付出最少的努力获得最佳成绩通过考试的课程。但在选修制下，就是这些同样课程的教学也比必修制下所能达到的水平要高，而且和他要是在别的课程付出同等的努力但收获更少相比，这对他更有好处。从小学到大学，一个重要的教育原则就是在一定数量的学习努力中可见的学业成就越大越好，而且这个原则对于能力强和能力弱的学生来说都同样强有力的适用。对能力弱和迟钝的学生而言，在课程的选择上具有相当大影响的，是他们对于将会遇到什么水平的教师的内心假定。受到与他们同类的高年级学生的引导，他们通常会选择那些可能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教师。剑桥大学的教师们一致认为，与必修制相比，在选修制下这类学生学得更多更好。

说了这么多关于自由选择对不被看好的学生的影响，我必须补充说，任何级别的教育机构的政策都不应该由能力最薄弱的学生的需求来决定，无论怎样说，一所大学应该以满足最优秀学生的需求为目标，能力薄弱的学生的需求只有在不损害最优秀学生的权益时才能得到满足。一套统一的课程，强制规定肤浅的内容，阻止全面深入的学习，这明显是为了资质平平的学生而牺牲了最优秀学子。自由的学习选择在为年轻的天才提供最充分机会的同时，也没有损害懒惰和愚钝的学生的发展可能。

我想讨论的第二种反对意见是：自由选择意味着没有什么课程被认为具有最高价值，每个年轻人都应该学习，是这样吗？人类积累的智慧是否有可能明确地规定哪些学习最能普遍地发展18到22岁之间的人类的心智？首先，我们必须回答“否”，这当然看似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人类对现在大学里所教授的大部分学科的认识程度，否定的答案似乎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今年哈佛大学课程表上的200门课程中，若想挑出在本世纪初就开设出来的、能够适用今天看来对课程的教育质量至关重要的那些插图、材料和方法的课程，则很难达到20门。所有自然科学，以及比较语言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实际上都是新学科；除了算术、代数和几何，所有的数学都是新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最近有了很大的拓展；18、19世纪的文学在几种欧洲语言中非常重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就会更容易理解这种经验积累的缺乏。大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一直是，而且永远都是，从一代到一代在变化。19世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和进步的时期，我们认为这也许是事实。但是，这不过是因为这个过程是累积性的，如果没有发生灾难的话，每个世纪都可能见证了人类文明的空前进步。储存人类积累的知识，并用之于让每一代年轻人带着他们的前辈所取得的所有有利条件出发，是大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因此，一所大学在不忽视古老的知识宝藏的同时，还必须密切关注最新发现的领域，必须呼吁学生们同时在新开辟的和长期存在的道路上行走。就所有这些新学科的直接教育影响力而言，还不能说人类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智慧。

然而，有一项相当大范围的假设可以根据经验得到确定。在每一个新的知识领域里，探索者和发现者的精神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富有成效的训练。某个或某些具有非凡头脑的人定是为了每一门新学科殚精竭虑。可以合理地假定，年轻人在跟随老师们进入任何需要他们竭尽所能去探索和描述的领域时，都会经历一些艰苦的官能训练。学习伟大的人物对任何知识领域的征服，一定是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心智的良好训练。对成熟的学生来说，所有健全知识的分支学科都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等的教育价值，这是我们今天唯一乐观和站得住脚的观点。一个人要掌握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总量中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在很久之前就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在我结束选修制这个话题之前，我要指出的是，在欧洲大陆资源充足的大学里，完全的学习自由都盛行已久，无一例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最近为学生提供了几乎完全的学习自由。在我们国家，现在有些不错的学院提供相当比例的选修课程，通常，在教师、捐赠和经费方面的资源越丰富，它们的选择原则就越自由。然而，许多学院似乎仍然对这一原则的有效性不抱希望，而且我们受过教育的公众也是刚开始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美国教育机构获得欧洲大学的资源和影响力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它们会采用适合于任何地方大学的方法。目前，我们最好的学院在教师数量上远远低于欧洲标准，因而在教学的广度上亦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大学——只有对此显赫声名的渴望。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了解大学发展的条件——最不可或缺的就是选择学习的自由。

2.在单一学科或特定学科中赢得学术荣誉的机会

一所大学必须给予学生在某些学科或某些方向的学习上表现优异的机会。统一的课程导致了统一的学位，第一名和最后一名会获得相同的文凭。一所大学不可能在这种方案之上发展起来。在毕业典礼上，它必须为在单个学科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授予学术荣誉。这些荣誉鼓励学生在单个学科领域走得更远。这样，在所有系科中产生了开设高级教学以获得这种荣誉的需求。这种需求，与不同系科之间自然形成的竞争联系在一起，激励了教师，教师反过来激励他们的学生。每个系科为想获得这种荣誉的学生提供的详细指导，对于那些想要从事专业工作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明确的建议。这是这一制度的附带优势，按照系科组织教学又使它得到促进。拉丁语、历史或哲学教师发现有必要有序地安排课程，对他们的方法和结果进行比较，并尽可能地使他们共同提供的教学丰富和多样化。许多欧洲大学，特别是英国大学会为有优异专长的学生提供荣誉或奖励，或者两者都提供。在德国，具有高度价值的哲学博士学位是颁给在一个或两个知识分支学科中获得很大成就的人，证书上会提及专攻方向。哈佛的教授会在1866—1867学年宣布了他们的荣誉制度，但他们从来没有通过一项更有效的规则。1879年，他们在毕业典礼上设计了荣誉提名的规则，这也很有效。在任何系科获得荣誉通常需要一年半的时间，获得荣誉提名需要大约一半的时间。所有这些设计的重要功能是促进学习的专业化，从而发展高级教学。不必多说，这与包含相当多基础学习的统一必修课程制度是截然对立的。

3.一种明确要求每个人有责任形成自己的习惯并指导自己行为的训练

一所大学必须允许学生总体上进行自我管理。它必须有大量学生，否则大量高度专业化教学的课程中就会有很多没有听众，学生自己也不会感受到那种来自与大量不同民族、国家、学校、家庭、教派、党派和生活条件的年轻人相互观察和接触的非常有益的影响。今天，一所大学最好位于或临近有相当数量人口的地方，如此它的管理者和学生就可以享受各种高雅的乐趣，感受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的激励和约束。罗马、巴黎、维也纳、柏林、莱比锡、克里斯钦[2]、马德里和爱丁堡的大学有力地证明了这两种优势。这些条件使得一所大学，无论在乡村还是在高墙和围栏后，都几乎不可能以任何与世隔绝的原则来对待学生。1500名身强体壮的年轻人住在大门日夜开放的楼宇里或在分散的寄宿处，他们在大学不可能再像在自己家里那样可以得到机械的保护以免受诱惑。他们的保护必须来自他们自己。他们必须在家庭的记忆、纯洁的陪伴、努力的学习、学问上的抱负、宗教的情感和道德的目标中找到这种保护。一种个人自由和责任感强化了这些保护的影响，而要求有很大权力却又没有有效的手段来行使权力的监督机构的存在则会使之弱化。替代父母（in loco parentis）理论是一个古老的谎言，不应该再欺骗任何人。任何美国学院，无论在哪，都没有任何有益于抑制或排除恶习的规训方法。品性不良的学生在最小的村庄也能找到放纵自己的所有办法，而最坏的恶习都是最无声无息的。不用假装对学生保持任何家长或僧侣似的约束，而应坦率地告诉他们必须自我管理，这是真正的大学教育方法的一个显著优势。大学政策的道德目标应该是通过自由培养年轻人的自我控制和自立。大学的任务不是培养那些从事需要绝对服从的工作的人。相反，它应该为那些极其需要自我管理、独立和原创力的职业培养人才。不要想象一个年轻人在一所活跃而有趣的大学里处于特殊的道德危险之中。事实远非如此。这样的大学对于任何有内在目标的年轻人来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远比账房、商店、工厂、农场、军营、水手舱或牧场安全得多。学生生活在令人振奋的气氛中，书籍会吸引着他，好的同伴会邀请他，好的职业会保护着他，有益的朋友围绕着他，纯洁的理想在他面前展现，雄心壮志会激励着他，荣誉在召唤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