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等教育的目标

十　论高等教育的目标

论高等教育的目标

芝加哥（1891年）

今晚我很荣幸，跟你们讲的问题是一个崇高的主题：高等教育的目标——不是它的实际成就，也不是它在不久的将来希望取得的成就，而是它的目标，它一直致力于实现的未来目标，它所追求的理想。让我们先简单思考一下何谓高等教育。要划分训练最全面的美国年轻人所能接受的长期教育这一过程——这是一个大概20年的过程，从6岁持续到26岁或27岁——高等教育是他18岁或19岁之后所接受的教育。它是这样一个阶段：在学校生活结束后，而且通常是在与父母在一起的家庭生活结束后，他享受着学院或大学的相对自由。它通常包括3到4年所谓的文科或理科教育，在这之后是专业教育——一个广义术语，包括神学、法律、医学、工程学、应用化学、建筑学、数学和其他各种需要特殊学习和特殊技能的职业的特殊训练。这样，高等教育涵盖的时间为6年或7年。它由大学提供，在这里年轻人或多或少地脱离了工作的世界，并使自己致力于系统的学习和实践。许多人把受过教育的人和有实际经验的人区别开来，但真正的教育说到底无外乎在指导下的系统学习和实践。在这种相对隔绝的地方，年轻男性在积极投身于前人业已想过、做过的事情之前就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他将自己置身于某一紧跟过去积累的智慧的学科中，发展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并且掌握这些能力。可以肯定的是，他获得了知识，但比这更好的是，他获得了能力。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只发展了获取知识的能力。他们吸收知识，但不能传播或应用它。传播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比获取知识的能力更重要，而且应该为此进行细致训练。不能将几何学原理应用于新问题的学生可能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获得了知识，但他并没有获得可用的能力。大学常常忘了这一点。它们甚至正在修改它们的许多方法，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有效能力。精心教育的主要好处是增长能力。

大学有三个主要的直接功能。第一，教学。第二，以书籍和藏品的形式储存大量已获得的和系统化的知识。第三，研究，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试图将目前的知识范围往前做些许推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探索一些新的真理。它们是真理的施教者、存储者和探索者。让我们稍稍思考一下大学的每一项基本功能。

1.大学的教学。

大学教什么？显然，它必须教所有被保存的伟大文献的语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所用的语言和英语。它必须教所有的历史——巴比伦、埃及、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历史以及所有现代历史。它必须教人类最有价值的制度是如何成长并发展至现在状态的——公民政府、家庭、教会和学校的制度。它必须教人类洞察力所发现的关于人类身体和人类精神的结构和活动的一切事物。它必须教人类从广阔的自然王国学到的一切——天空和大地，植物和动物，空中的、水生的和陆地的一切生物。它必须阐明人类所察觉到的所有伟大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力量的规律以及人类生活应遵循的规律。最后，它必须向学生展示世界文学——这是人类想象力所及的最宝贵的成果，它必须诠释我们人类的那些伟大理想——美德、责任、虔诚和正义。所有这些都包含在所谓的文科和理科中。在这个浩如烟海的教学知识体系之外，还有专业的学科。在过去的25年里，专业教育的扩展是所有文明国家教育进步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每个职业中，一名专业人士所需学习的新课程的数量是令人生畏的，因此，一个年轻人为任何职业准备所需的时间也在不断增加。现在，四年是任何一个人为学术或科学职业做准备的适当时间。在大学里，年轻人可以为所有的学术或科学专业做准备。

一所大学的专业学院之间的课程划分非常广泛而深入。医学专业的学生几乎不会接触到一位神学院或法律专业的学生必须全身心投入学习的任何一门课程。神学专业的学生不会注意一大组完全占据电气工程专业学生四年时间的课程。然而，在一所真正的大学里，为各种各样的职业做准备的教学和研究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现代科学的精神——诚实、无畏、求实，不计结果地寻求事实。

大学校长是全体教师中的一员。他听取所有院系的教师关于课程和教学方法的讨论，并且学会认识不同领域教师的思维模式。在真正的大学里，他总会看到超越学科差异的相同的精神。今天，语言学家和自然学家之间，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之间，在研究方法层面并无区别。历史和自然史、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文学和美术的学生发现，虽然他们的学习领域不同，但他们的方法和精神是相同的。这种统一性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特征，部分来说也让大学这个称谓名副其实。这一点在一所富有一切知识、拥有从事大量不同领域研究的学生的大型高校可以看到，并能从中领教其真谛。

在真正的大学里，除了通常被视为专业性的学院，还有一个高层次的文理学院，在美国通常称之为研究生院、系或专业。这是培养教师、文人、记者、自然主义者、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的专业学院。看看每一所大学所要提供的非凡的多样性和教学范围，康奈尔对他希望创建的大学的描述是恰当的：“我想创建一个任何人可以在其中学习任何事物的学府。”唯有如此，大学教学的真正目的方可实现。它应该覆盖人类知识的整个领域，并且能够把学生带到每个知识领域的前沿。它的教学方法必然是多样化的。这包括背诵、讲授和学生讲座、实验室个别指导、大量不同形式的书面练习、田野调查、医学和外科的临床学习、速记和素描以及精心设计的论文课题。高年级学生的亲密交流和批评的方法被理解为“讨论会”和“研讨会（Seminary）”。在每一个伟大的专业中，学生都有机会在最必要的知识领域之外进行广泛涉猎。因此，在神学学习中，历史课程不仅包括基督教会的历史，而且还包括所有已知宗教的比较学习。在医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兽医学领域现在对人类医学进步非常重要。在法律中，存在对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的历史进行的广泛研究，其中大部分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此外，在每一所活跃和进步的大学里，都有不断发展的科学分类、新的事实的排序以及新的研究结果的呈现。每一代人都重述先前的说法和理论，并以新的形式呈现旧的事实。这一简要概述也许会给你勾勒出一幅一所大学作为施教者的理想的蓝图。

2.大学作为存储者。

每一所大学的核心在于其必须有一个大型的图书馆。小规模的藏书适合低年级学生，但是高年级学生需要大规模的藏书。大学想要满足所有学科高年级学生的需求，绝对需要大量的藏书，而且必须每年都有经费购买在文明世界发行的所有真正好的书籍。这意味着巨大的成本，不仅是指购买书籍和期刊，还包括编目和上架，以及快速和准确无误地将书籍传递给读者。光藏书这一项，哈佛大学一年的花费就在4.5万到5万美元之间，而且还可能更多。一个世纪以前，大学唯一需要储存的是藏书，但是现在，除图书馆外，它还必须有自然历史各个分支的收藏——动物标本、干植物、化石、岩石和矿物，活的乔木、灌木和花，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仪器。此外，仅仅收集大量的收藏品来说明动物、植物和矿物王国的当前情况是不够的，大学必须通过地质、历史和考古收藏品来说明过去的情况。一所伟大的大学，如果不能通过原创作品，至少要通过复制品来说明艺术的历史。这样的博物馆应该收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国家、不是一代人而是所有前人留给我们的任何手工作品。大学的伟大收藏是教学的必要手段。但是，他们不仅教大学里的学生，也教大学当地的公众。用伟大收藏来说明自然的方法在不断改进。因此，近年来，艺术玻璃吹制使植物和动物博物馆能够在大模型中说明人眼只能借助强大的显微镜才能看到的东西，而最脆弱和最短暂的物体，如娇嫩的花朵，则完全以持久的形式完美再现。以同样的方式，最微小和最微妙的动物生命形式被复制在玻璃中，就像他们在高倍显微镜下被观察到的一样。一所伟大的大学的博物馆里挤满了最美丽的物品——美丽的外形和美丽的颜色，如鸟、蝴蝶、花和矿物。它们教授分类、继承、嬗变、成长和进化，也教会了人们丰富的美和可爱的创造。

大学作为存储者的功能是无比昂贵的，但是不可缺少，而且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化，这一功能还将扩大。人们可能会怀疑，美国这种为高等教育提供资助的方式是否能证明它足以应付大学作为一个存储者所需要的巨额开支。但是，如果捐赠方式失败，我们将不得不退回到欧洲的政府补贴计划。大学作为存储者对国家的知识进步非常重要。

3.大学追求新的真理。

大学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组成的社团，每个人都是他所在领域的专家。每个人都熟悉他的学科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每个人都准备把目前的知识范围向前推进一点。每个人都在期待并希望能清除知识边界上的一些混乱或沼泽，或者用他自己的小探照灯来穿透笼罩在真理上的神秘黑暗，哪怕穿透的地方只有手掌大小。因此，大学是研究的场所，是对新的或被遗忘的真理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究的地方。这个功能，和前两个功能中的任何一个一样必不可少。它的必不可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一所不进行研究的大学将不会长久地继续成为好的教学之所在。第二，这种对新真理的不断的、安静的、一心一意的追求是国家和人类物质与知识进步的条件。我们很容易理解，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康德、笛卡尔、亚当·斯密、哥白尼、牛顿、法拉第和达尔文的研究是知识进步的手段，但我们并没有那么清楚地认识到，物质进步也依赖于一代又一代默默无闻的学生在隐蔽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的漫长的、耐心的、无回报的研究。

在过去的十年里，电力发明的非凡发展震惊了世界。但是，这些众多的电力发明都是由于之前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的研究才得以实现的，他们把这个小的事实或那个小原理贡献给了电力科学的知识储备。柏林的科赫（Koch）教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发现，它深深地吸引了整个文明世界，但他利用了许多不知名的人在细菌学领域的发现，这些前人的工作对他的发现必不可少。整个细菌学科学的发展归功于最近发明的浸没透镜的显著进展，它给显微镜用于生物学研究提供了新动力。因此，一个学科的新发现使另一个学科一些长期准备和等待的学生迈出了伟大的一步，第一个发现者对自己工作即将突破的方向可能一无所知。许多商业项目、新的商业形式和新的运输方式其实都源自遥远的、模糊的和明显无用的发现，它们的发现者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应用，而且可能对这些应用毫不在意。

在人类对各个知识领域进行科学研究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大学培养了一种非常奇特而有趣的人——科学家。研究人员的动机、希望和目标——我不管它属于什么领域的知识——与普通人类不同。他必须谋生，但他对金钱几乎漠不关心，只要保证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和有工作的机会就行。他对名声也完全不关心，甚至畏惧和厌恶它。他的名声理想与其他人不同。他确实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名字，不过不是让几百万人，而是让或在学习拉丁语与格，或在学习av这个希腊语小品词，或在学习甲虫化石，或在学习陨石，或在学习海星的五六个学生知道。他不喜欢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但希望百年之后，他所在专业的一些学生能怀着感激的心情在一本古旧的、某个学会的会议论文集中读到他的名字。他是个工作认真、勤奋的人，但普通人会认为他是在浪费时间。他急切地渴望得出研究的调查结果，但这些结果对民众来说似乎是没可能造福于人类的。他敏锐、专心、热情，但其对目标和目的的追求与一般话题相去甚远，以至于他很少有所谓的常识。市场和广场对他来说是沙漠，对于世俗的共同追求，他会不耐烦地说他没有时间，就像当有人问路易斯·阿加西（Louis Agassiz）他为什么不赚钱时他所说的那样。大学应该为这些专家提供生计，提供所有工作所需的设施，如图书馆、收藏室、实验室以及教学的机会。

这是一所大学的三个主要的直接目标或目的，让我们谈谈为了达成上述目标，我们需要实现的一些不那么直接，但仍然很重要的目标。

1.首先，一所伟大的大学发挥统一的社会影响。

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父母受过教育的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总之对于各种类型、各种条件的家庭的孩子，上大学都是他们的追求。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名册上，每年都会有几个富家子弟，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多，而学生的主体属于中产阶级。在大多数美国学院里，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学生一样，大多数学生都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儿子。没有任何一所美国的学院会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是他们的毕业生的儿子。在哈佛学院——这是哈佛大学授予文学学士学位的院系——毕业生的儿子的数量很少超过总人数的八分之一。在美国所有的大学里，大学生活的整个组织是非常民主的，在所有追求知识和运动的地方都有一个完全融合的学生群体。我找不出美国社会中还有哪个部分，无论是在社会高层还是低层，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能像美国的学院那样鲜有基于社会不平等的差别和隔离。在纽约最贫穷的公寓，邻里之间的隔离往往非常严重——就像更有文化和更富裕的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离一样严重和持久。如果认为社会隔离只是上流社会或富有阶层的特征，那就大错特错了。它表现在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在所有人类社会中一样，不论是野蛮社会还是文明社会。存在于美国学院和大学里的此类差别，其明显程度抵不过参加任何大规模教堂聚会活动中互不认识的家庭之间的差别。(https://www.daowen.com)

2.在一所真正的大学里，各种各样的教派之间的差异有所缓和，而这些不同的基督教组织之间的相互尊重也得到了培养。

伟大的大学不能被当成严格的宗教组织来运行。在一个没有国教、任何一个教派都仅占人口很小一部分的国家，不可能建立单一教派的大学。即便在那些有国教的欧洲国家，大学也已经放弃了将特权局限于教会成员的政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现在已经向异教徒敞开大门。德国的大学不区分天主教和路德教。法国大学对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一视同仁。除了州立大学，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有一个教派的起源，但领先的大学显然已经放弃了这一教派政策。哈佛大学的建立目的是为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确立的教会培养牧师。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它完全受控于该教会的成员。但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它完全摆脱了这些限制。它的学生现在什么教派的都有，从罗马天主教徒到犹太教徒、日本佛教徒。任何一个教派的学生都仅占学生总数极小的一部分。对管理者的遴选只看他们是否合适，而不考虑他们的宗教信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一样，最初建立在单一教派——公理会的利益之上，现在它被自己的管理者作为无教派大学带回到华盛顿的教育局。州立大学，如密歇根大学，以及新建的大学，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克拉克大学，都公开承认不受教派控制。在这样的机构中，大量美国年轻人学会了对彼此宗教遗产的尊重，知道了行为与信条没有多大关系，或者至少不依赖于神学观点。把属于不同宗教团体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是一所伟大的大学最有益的功能之一。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教民主国家，它尤为有益。

哈佛大学系统开设了一门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宗教团结与合作的课程。这所大学全年都有每日晨祷和周日晚间礼拜活动，还有一个贯穿整个冬季月份的周四下午礼拜活动。为了开展这些礼拜活动，哈佛聘用了六个来自不同教派的牧师。所有这些代表不同教派的人士，主要来自大学附近地区，部分来自离坎布里奇很远的地方。这些神学观点迥异的绅士，联合起来主持我们的礼拜仪式。四年来，这一联合努力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富有教育意义。它在根本问题上的统一加之不可避免地忽略非根本问题上的多样性，给数以千计的人上了最有价值的一课，在他们面前展现了真正的宗教工作。

伟大的大学开设的这些关于宗教宽容的课程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在这个国家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宗派院校业已站稳脚跟，而且它们的数量可能还会增加。在20年内，许多罗马天主教大学和神学院（最近还有一所强大的天主教大学）都已成功建立起来。几乎所有的新教教派都至少有一所学院或大学。我相信，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在不同教派之间的隔离，对国家而言不可取，对造成其年轻人隔离的教派而言也不可取。一个受过教育的罗马天主教徒，如果他的教育剥夺了所有新教的知识、思想和感情模式，他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就是在减弱，而不是增加。同样的道理，因为只就读自己的宗教组织控制下的学校和大学的习惯，圣公会对成员生活的影响是减少的，而不是增加的。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通过所有这些教派的年轻人的教育而获益良多，即便这种教育不像以前那样全面和广泛。对所有美国人而言，受过教育的罗马天主教徒、受过教育的圣公会教徒，或受过教育的浸信会教徒比没有受过教育的罗马天主教徒、英国国教教徒或浸信会教徒要好得多。然而，我们希望的是国家所有的主要学院和大学都应该没有教派偏见，应该成为反映美国所有宗教信仰的年轻人都向往的院校。

3.大学通过对政治分歧的作用产生统一的影响。

一所大学，它的学生来自一个很大的范围，从北部到南部，从东部到西部，肯定会有这个国家很多不同政党的代表。它的学生包括了民主党和共和党、自由贸易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为捞取个人好处而支持某个政党的人（spoilsmen）和改革家、禁酒主义者和高收费营业证（high-license）[1]的倡导者。政治或社会问题的各种观点，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年轻人中都有大量的持有者。在任何一个大型的有才智的美国年轻群体中，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会组织社团和联盟来维持这种讨论，会出现辩论，公众和大学教师都会受到学生组织的邀请来发表他们的看法。简而言之，在这里，公共利益的所有问题都在不断发酵和鼓动。这种观点的碰撞是有益和有用的。它促进了对重大主题的思考，将激情转化为决心，培养宽容和相互尊重，并教导年轻人欣赏坦率、道德勇气和独立思考，无论这些高尚的品质从哪一方表现出来。对地方性学院或大学的严重不满之一是，在那里，政治和社会话题的多样性不太可能像在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里那样得到体现。在这方面，哈佛大学在过去的几年运气极佳，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虽说大多数学生还是来自新英格兰。这是培养年轻人政治宽容和政治诚信的理想场所。它的大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都是共和党人——不管怎么说直到最近确实如此，将来很可能依然如此。近年来，在马萨诸塞州的许多竞选中，它都有幸为两党提供了候选人。15个月前，我在当时的一个演讲中指出，两位州长候选人、两党的州代表大会主席以及两份政治纲领的撰写者都是哈佛毕业生。今年的州长候选人和国会议员的几位候选人都是哈佛毕业生，同时，在完全是地方性的竞选中，坎布里奇的两位市长候选人也都是哈佛的毕业生。这种不偏不倚的精神是任何大学都梦寐以求的。在坎布里奇，我们要继续为国家的两大政党培养尽可能多的候选人。

4.全国性知名的大学通过年轻人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对这种了解的终生维系产生统一的影响。

每年都有众多年轻人从美国的优秀大学毕业，分散在全国各地。在他们居住的几个地方，他们通常会赢得信任和影响力。无论相隔多远，他们仍然团结在一起生活。通过共同的联系，他们以友谊和相互尊重为纽带团结起来。如果我们的年轻人能够采纳德国人在攻读哲学博士或理学博士学位时从一所大学游学到另一所大学的明智做法，这种具有约束力的影响在美国可能会大大增加。德国人的这种做法，极大地促进了德国人的团结。学院和大学的这种影响极大地巩固了美国的团结，并在将来会进一步体现。

5.美国大学是它们所在社区的公共精神学校。

美国大学以两种方式从个人角度促进公众的思想和劳动：第一，通过要求它们的董事会或管理者提供大量无偿服务；第二，通过鼓励私人捐赠服务于公共目标。被称为“公共精神”的日耳曼美德是民主的救赎。每一所美国大学都要求其董事会成员或管理者提供大量的无偿服务。这种服务在许多情况下都是高质量的，需要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对人和事物的知识。的确，高等教育机构的董事会的服务非常困难，每个社区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培养才能提供足够的人来胜任这些职务。这是老牌大学的一大优势，因为他们所处的社区已经受到培养来提供有经验而明智的董事会成员。哈佛大学现在的办学特许状是1650年授予的，此后从未改变。根据该特许状，七人管理大学的全部财产，首先选举管理者和教师，并制定规则。现在这七个人每两周开一次会，大概花费一天当中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除了学校的服务之外，还要付出很多其他的时间。这个法人团体（Corporation）长期以来一直是殖民地和马萨诸塞州唯一的法人团体，其服务在马萨诸塞州东部被认为是一种无上光荣。七个人中只有主席和财务主管有报酬。这个机构传递的经验对这所大学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许多美国大学名义上由校董会管理，而董事会每年只开会一两次。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管理者在别处，但无论真正的管理机构是什么，都必须由睿智、有经验和富有公共精神的人组成。通过中学、学院、大学、医院、收容所、艺术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管理机构的实践，实现公共精神在美国社会的传播，这是我们的民主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它的主要保障之一。任何这样的功能都能让一个人从自身和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为更广泛和更高的公共福祉思考和工作。在这些地方，一个智慧而开明的人有机会连续多年为公众服务，选举产生的美国公职人员通常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此，在他的慈善或教育管理服务期间，他确实可以为公众做大量的事情。今天，数以千计的分散在美国各地的人在接受这种公共精神和公共服务的教育，这让社会和他们自身都受益匪浅。在以美国的法律和习俗管理的所有机构中，大学层次最高、最有吸引力。

大学通过给愿意帮助其同类的男性和女性提供这样做的最好机会来发展公共精神。无论谁想要在这个世界上行永久之善，无论谁想要赢得这份最珍贵的殊荣，都必须对年轻人、健康的人和有前途的人发挥出他们的影响。因此，对大学的捐赠，通过让每代人选择的最有前途的年轻人接受最高层次的训练，是造福整个人类一代又一代人最迅速、最有希望、最持久的途径。大学的捐赠基金运作得很快。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它就把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社会、教育或商业的中坚力量。它能最有希望地发挥作用，因为它是对遴选出的“材料”发挥作用——这些“材料”或者被他们自己的能力所选择，或者被他们父母的果断和成就所选择。而且，它的影响是持久的。首先，良好、健康、训练有素的大脑是最令人惊叹的可塑之材。他们不仅在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度过一生，而且还点燃了无数人的思想和行动，他们还将他们的品质或多或少地传递给后代。其次，除了高度组织的教会之外，大学是最持久的人为机构。除了希腊和罗马的教堂，欧洲的古老大学在所有其他法律、政府或商业机构的破坏与重建中幸存了下来。它们经历了朝代、议会和宪法的兴衰。它们看到所有社会在它的基础上重建，所有的商业和战争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使在我们自己的新国家，我们也看到处在周围变化中的同样的持久性。因此，哈佛大学见证了马萨诸塞湾的殖民地变成了省，省又变成了州。它见证了州的人口、工业和宗教的重大改变。它比马萨诸塞州任何现有的公司、法院或政府机构都要历史悠久。

管理良好的大学还以另一种方式鼓励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私人捐赠：它提供了合理的保证，即捐赠将会持续有用，并且世世代代持续工作。哈佛大学被给予的用于永久性目的的捐款，哪怕是再小的一笔也从没有中断过运行。1727年，伦敦的托马斯·科顿牧师（Rev.Thomas Cotton）捐赠了33英镑6先令8便士用于校长的工资，校长每年仍然从该基金获得七八美元的工资。1681年，萨缪尔·沃德（Samuel Ward）给大学捐赠了一个位于波士顿港的岛，叫作“本金岛（Bumkin Island）”，直到今天这项捐赠每年仍有50美元的租金收益，并可能会在将来产生更多的收益。曾在18世纪前半叶做过哈佛法人团体成员的纳撒尼尔·阿普尔顿（Nathaniel Appleton）和亨利·格里布斯（Henry Gibbs）两位牧师，留给学院一笔数目不大的遗产，用于资助贫寒学生。这两个人的一位嫡系后裔——他们之后五六代的一位后裔——一个农民的儿子，由于这两位远祖的捐赠今天在法学院得以免交学费。75年前，阿比埃尔·史密斯（Abiel Smith）捐给哈佛学院2万美元用于建立法语、西班牙语以及纯文学教席。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hnor）、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詹姆斯·罗素·洛厄尔先后在这个席位执教。谁能估算出这份数额不大的捐赠对美国文学的贡献？无论是谁，向一所实力雄厚的大学捐赠的明智之举，就是播下最丰硕的种子，将结出延续几个世纪的果实。

6.大学代表着知识和精神的主导力量——为思想和灵魂提供抵御现代世界所承载的物质财富、利益和活动的力量。

这种影响在美国这样的新兴和不成熟的社会中最为珍贵，它仍然致力于征服荒蛮，为人类所用。在我们国家领土的大部分地区，树桩仍然屹立在田野里，高速公路从未建成，矿藏尚未开采，沙漠也没有灌溉。在这种情况下，物质生产是人民的主要利益，财富而非健康似乎是社会的主要目标。大学保持着哲学、诗歌和科学的活力，并保持着理想的标准。在一个奢侈的习惯不断被加强和传播的社会，它代表着朴素而非奢侈的生活。一所伟大的大学里有数百人——教师、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馆长——他们靠有限的收入生活，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富有，也不会给子女留下可观的遗产。他们甚至不在乎财富积累，常常对金钱漠不关心。他们通过其他的和比盛行的追逐财富更高层次的方式寻求幸福。比一般的有能力、勤奋和正直的人更杰出的是，他们是自己所生活社会的思考者，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简单而清静。奢华阶层很难理解这些人的快乐，学者们也难以想象奢华的无所事事所带来的满足感。社会上常见的娱乐活动对学者们没有吸引力。若不把晚上的时间用来工作，没有一个人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学者。普通的大学教师将把晚上的时间花在剧院或社交娱乐上视为一种损失或浪费。简而言之，大学可以通过它的一位老师华兹华斯的“朴素的生活和高尚的思想”这句话来对比阐释。在这方面，它的影响在美国任何大型社区都极具价值。

7.大学在所有国家都是一个爱国的机构。

在所有的全国性机构中，大学几乎一直是最自由和进步的。这是其自然的趋势。因为，“人的思想”——用爱默生的话说——是进步的，而且，年轻人，特别是喜欢考虑未来的年轻人，往往是倾向于革命的。所有的诗人和哲学家都是预言家。他们的预见思想远远超越了立法者、制造商、商人和农民的实际工作。如果我们要知道下一代的政府和社会问题是什么，我们必须研究前代诗人、教师、文学家、勤奋好学的年轻人的先见。1743年，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在一个公开讨论的问题，即“如果联邦不能以别的方式保留，抵制最高法官是否合法”上保持了肯定的态度。32年后，陷于困境的农民在康科德桥（Concord Bridge）开火，枪声响彻全世界。内战爆发前25年，威廉·埃勒里·钱宁就提出并奉行为反对奴隶制的长期斗争奠定基础的所有伦理原则。朗费罗、洛厄尔、布莱恩特和惠蒂尔（Whittier）把这种情感注入鲜活的诗句中，在他们写完之后的数年里，数百万人为此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这些诗句支持着北方各州历经了为期四年的南北战争。在欧洲，大学仍然是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核心，很少有例外。在1770年的马萨诸塞，盖奇（Gage）将军恰如其分地将哈佛学院描述为“煽动叛乱的温床”。1775年6月16日的晚上，当守卫邦克山（Bunker Hill）的军队的小分队在大学对面的小草坪上行进的时候，是哈佛大学的校长——爱国牧师塞缪尔·兰登（Samuel Langdon）——在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后来出生的房子门口站着，祈求神赐福于他们的事业。我们还记得北方的学院和大学是如何把他们的年轻人送到北方联盟军队的。学院和大学也培养了记录国家成就的历史学家，为子孙后代留下了议会和战场上伟大的榜样和英雄事迹的鲜活记忆。我只要提到帕尔弗里（Palfrey）、普雷斯科特（Prescott）、班克罗夫特（Bancroft）、马特里（Motley）和帕克曼（Parkman）这些名字就够了。这个国家的教师们通过向他们所教的孩子讲述这个国家的英雄们的故事，为他们建造起了最不朽的纪念碑。因此，大学应该是总是充满爱国热情的，这很自然。他们追求理想，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它不再被理想化的人如国王或王后所代表，而是一个人格化的理想——自由、坚强和美丽。

你们会问，高等教育的所有目标都实现了吗？目前还没有。但随着我们共和国在财富、智慧和真正价值上的成长，所有的目标都必将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