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
到1859年，芝加哥已经获得了决定粮食贸易未来的三个主要机构：谷仓、分级系统，以及联系二者且由交易所监管的私人管理中心市场。三者共同造就了一场革命。正如19世纪商品市场的主要学者之一亨利·克罗斯比·埃默里（Henry Crosby Emery）1896年所写：“分级系统和谷仓收据的发展是粮食贸易史上最重要的一步。” (97) 芝加哥的市场变化骤然之间使人们有可能将粮食作为抽象的所有权——亦即对经由城市谷仓流动的金黄色财流的所有权——进行买卖，而不再将粮食作为人类在特定草原土地上的劳动成果进行交易。
芝加哥人开始发现谷仓和银行有很大共性，换言之，谷仓有如一个不用对储户付利息的银行。农民或货主把小麦和玉米输送到谷仓运营商那里，就像储户带着金银找银行家一样。粮主将粮食存放在谷仓的容器之后，就收到一份能够兑换谷物的收据，收据的功能与能够兑换贵金属的支票或钞票相同。还有一点谷仓与银行一样：只要人们相信谷仓粮食充沛，他们就无须将手中的收据着急兑换成实物粮食。因为芝加哥谷仓来往的谷物量非常庞大，人们几乎不会怀疑其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兑现”收据——确实，芝加哥庞大的交易量已使得粮食收据流通开来。交易时，最初的粮主不需要将收据兑换成实物粮交给买方，只需要移交收据就完成了买卖。整笔交易无须搬移一粒小麦或玉米就能完成，重复数10次也无妨。谷仓有效地创造了一种由粮食取代黄金保价的新型货币。在交易大厅交易谷仓收据，完成了人类最古老食物的嬗变，隐藏了它的实物身份，并将其置入了资本的符号世界。 (98)
通过模糊和分离粮食与实物属性的联系，谷仓将粮食转化成资本。与此同时，另一种新型技术则通过削弱其与地理的联系扩大这一进程。1848年，也即芝加哥商人成立交易所的同年，第一条电报线抵达该市。刚开始，来自纽约的电报信息必须通过底特律转发，尽管需要大约18个小时才能到达芝加哥，但与之前接收信息需要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相比，这无异于“即时”了。 (99) 随着电报系统在全国扩大应用范围，电报变得更加高效，信息传递时间由以小时计变为以秒计。 到内战期间，全国有56 000英里的电报线，每年以光速传递大约500万条信息。 (100)
因为商品价格是电报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之一，所以电报的到来意味着东西部市场开始了比以前更加频繁的互动。 (101) 因此，那些易于获取电报信息的人通常也在预测价格的未来波动方面占据了优势地位。1848年9月的《芝加哥民主报》提到一个芝加哥人的故事：他从电报局接到小麦价格在东海岸上涨的消息后，迅速冲向码头，“寻找伊利诺伊小麦持有商，准备大干一场”：
他很快就碰到了他要找的人，立即以每蒲式耳80美分的价格达成一笔货物交易，对此卖方暗自嘲笑。然而，不到15分钟，市场价上升到85美分，而这位幸运的消息达人最后“闪赚”3500美元到口袋中。 (102)
电报信息创造了这样的投机机会，也提高了区域市场的效率，为全国各地的交易者提供了更快捷的消息渠道。在某种程度上，当地价格差异反映了其他市场情况的不确定性——约翰·巴罗斯在向密西西比河一带推销一船土豆时的不走运的经历就反映了这样的不确定性；电报减弱了人们对本地不良信息的反应，使其更加接近远方的价格。电报之后，西部丰收的消息即时给纽约市场带来转变，而欧洲战争或粮食短缺的消息也同样迅速地改变了芝加哥的粮食价格。芝加哥本地的大事件——如干旱或早期霜冻事件——不再对粮食或其农作物的定价有那么大的影响。如果当地的情况迫使其价格升高，那么电报会使消息灵通的买家去往其他地方，从而推动当地价格下跌；而随着市场更加高效运转，当地的价格就不得不与地区、国家甚至国际价格水平接近。电报网络覆盖的范围越广，就越发统一了之前的封闭经济。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其与特定地区的地理分布和土壤或气候的关联性不大，但与整体经济的价格和信息流动关联紧密。 (103)
电报作为新信息环境的一部分，使得人们的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在已具大规模贸易量的城市。爱荷华州的农民不可避免地想知道芝加哥的小麦价格，就像芝加哥的银行家想知道纽约的利率一样。虽然电报将价格信息分散到不断扩大的地理领域中，它仍然将这样的信息来源集中在几个关键市场。芝加哥和纽约等城市的密集信息流使得它们的价格不仅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反映了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贸易状况。一旦这样的中心市场成熟，其他地方的人就会优先关注纽约和芝加哥的价格，从而加大了这两座城市在自我实现预言中的重要意义和地理范围。
芝加哥交易所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成为世界主要的粮食市场，与新的通信技术有很大关系。交易所于1858年开始定期发布来自纽约的电报，芝加哥各大报纸不久后也开始报道纽约、布法罗、奥斯威戈和蒙特利尔的每日市场情况。交易所成员在1860年迁入新交易大厅时，确保在交易所的西端有一间电报室。 (104) 在纽约，电报信息也同样受到重视，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同一时期以同样的方式崛起，成为国家证券市场。 (105) 这些新兴中心市场的各项活动的新闻沿着电报线向外“闪播”，帮助各地确定价格。1851年，一位东部旅客在看到横贯密西西比河的电报线后如此感叹：
它就像国家的神经系统，将最细微的感觉从神经末梢迅速传递给大脑，再将最微弱的意识从大脑传到神经末梢……或者，像一个巨大的动脉系统，将心脏脉动传到身体最远的一端； 并且，通过这些横贯密西西比河的电报线，我可以听到纽约大心脏尖锐而快速的跳动声。 (106)
但是，这种心跳传播节奏的速度造成了一个问题：尽管价格可以从纽约传到芝加哥，并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再次传回来，但粮食却无法传来传去。大量的小麦或玉米仍然需要几天或几个星期才能完成东部之旅。由于一切都取决于买方报价前检查谷物的能力，所以至少一部分货物必须在双方达成买卖协议前抵达目的地。传统的谷物营销系统通过发送少量快递样品解决了这个难题，其允许东部买家在大部分谷物到达前进行采购。但是传统的谷物营销系统没有办法通过电报让小量样品发货足够快，从而锁定价格；若等到样品货物到达其东部目的地、买家再检查后提出报价，价格可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买卖双方都不愿意接受这种延迟交易带来的风险。
幸运的是，双方都有办法解决这个困境。如果买卖双方可以通过电报完成谷物交易，就能避开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无论未来价格如何变化，商家和磨坊主都能知道他们会以预期价格收到粮食。这种皆大欢喜的方法早先已用于解决运营商公共容器混装谷物的问题。交易所采用标准分级系统时，不仅促进了谷仓间的谷物交换，也促进了城市之间和大陆之间的谷物交换。一旦芝加哥城内外的人都知道并信任交易所新划分的等级，纽约粮食经销商只需根据电报报价就可以采购5000蒲式耳的芝加哥“二号春麦”，无须再看任何特定货物的样品，因为所有认定等级的粮食的实用目的都相同。一个纽约人只要简单检查交易大厅提供的电报报价，认为价格合适时发回订单，而不用提前检查谷物的样品。
这种电报订单促使贸易商称之为“即达”的粮食合同大幅增加。根据这些合同，卖方承诺在未来某个特定日期向买方交付粮食。像电报一样，“即达”合同大大减少了粮食贸易的风险。随着标准等级的出现，谷物在开启东部旅行之前，可能已经卖给了终端客户。西部卖家可以签订一项合同，同意在30天或其他时间内以指定价格向东部买家交货。如此保证销售，谷物储存或运输的时间风险就消失了：如果约翰·巴罗斯能够使用电报预先向新奥尔良发售一船土豆，那么他的销售之旅就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107) 此外，银行愿意根据这种合同向农民和货主提供贷款，因此代销商们发现他们的信贷要求大大减少。客户不再需要向代销商借款，但可以使用“即达”合同和谷仓收据作为银行贷款担保获得现金。 (108) 这种“即达”合同是一种传统的法律形式，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布法罗、芝加哥和其他粮食贸易城市小规模使用，但电报和分级系统赋予了它们前所未有的普及性。 (109)
“即达”合同结合标准化的谷仓收据，造就了芝加哥在粮食贸易中的最大创新——期货市场。 (110) “即达”合同通过结束对未来价格变化的不确定性，解决了谷物托运的问题；同时，它们为那些愿意自己承担价格不确定风险的投机者带来了新机遇。如果一个人愿意在未来价格走势上押赌，可以为尚未拥有的粮食签订一个“即达”合同，因为人们总能在合同到期前从谷仓买到粮食来满足合同。投机者们正是这样做的。签署出售尚未拥有的粮食合同——“卖空”，即押注合同到期的粮食价格要低于合同购买者法律意义上必须支付的价格。例如，如果小麦当时的实际价格只有65美分，那么，通过承诺在6月底之前以70美分/蒲式耳的价格提供10000蒲式耳的小麦，就可以赚到500美元，因为买方承诺，无论市场价格如何都要按70美分付款。6月结束时，只须在芝加哥交易所按当前价格购买必要数量的谷仓收据，并使用它们履行合同条款就行了。鉴于流通中的谷仓收据数量庞大，没有理由担心“即达”合同到期而粮食还未到的情况。
要确定芝加哥期货市场成熟的最早日期是不可能的。芝加哥各大报纸早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1853—1856）就对期货交割的销售频率发表过评论。 (111) 然而，这种销售往往是“即达”合同，是投机者从实际粮食持有人手上借来谷仓收据进行担保的合同（这与真正的期货合约不一样），在规模上也因此受到流通中收据的数量限制。 (112) 内战期间，联盟军队对燕麦和猪肉的需求形成了这些商品巨大的投机市场，最终制度化的期货交易成为芝加哥交易所的标准特征。交易所于1865年通过了监管期货合约的首条正式规章并非偶然。 (113)
无论我们如何确定芝加哥期货市场的源头，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一种新型的粮食市场已经出现在芝加哥交易所。除了在传统的、熟悉的市场上，贸易商买卖实物存放于城市谷仓的粮食收据，还有一个不断发展的期货交割合同市场，进行尚不存在的谷物的买卖。这些新合同在几个关键方面显示了与传统粮食市场的不同。根据交易所章程的定义，它们不是指实际的实物粮食，而是指固定数量的标准等级的粮食；它们要求的交货时间不是在合同签订那一刻，而是按交易所规则约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换句话说，合同采用了一种严格的预定形式，因此，正如亨利·埃默里指出的那样，“只有总金额和价格的决定权留给缔约方” (114) 。这意味着期货合约就像其所依赖的谷仓收据，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且无论实物粮食是否经过芝加哥，都可以独立地进行买卖。
此外，期货合同的卖方不一定必须在合同到期日交付粮食。只要买方愿意，双方可以通过简单地交流谷物合同价和合同期满时的市场价的差异结算交易。比如，设想一下，琼斯向史密斯出售了10000蒲式耳的“二号春麦”，期货价格为70美分/蒲式耳，将于6月底交割。如果该级别的货物在6月30日销售时实际上是68美分/蒲式耳，琼斯可以按较低的价格购买10000蒲式耳，并将收据交给史密斯，或者更方便的是——仍然接受史密斯的200美元的现金付款，以弥补合同价和市场价之间的价格差。如果6月30日小麦成本为72美分，反过来，琼斯向史密斯支付200美元。 (115)
在任一情况下，琼斯和史密斯不用亲手交换谷物就可以完成他们的交易。虽然期货合约的卖方按照要求有法律义务交付粮食，但实际上他们很少必须这样做。正如历史学家莫顿·罗思坦所说的那样，具有嘲讽的意味的是，期货市场是一个“自己没有某种东西的人，却向那些不想要这种东西的人兜售该东西”的地方。 (116) 这个明显的悖论揭示了芝加哥谷物市场远离周围农业世界的程度。期货市场不在于粮食，而在于粮食的价格。通过签订期货合同，一个人买卖的不是小麦、玉米或燕麦，而是这些货物将来的价格。投机者互相出售受到法律约束的谷物价格的涨跌预测，自负盈亏。
随着期货市场在内战后几年出现，投机性的交易越来越多地主导了交易所大厅的交易。期货合约的任意一方都有两个比喻象征，对于交易者和公众来说就是牛市和熊市。 (117) 牛市就是相信粮食价格走势上涨，因而购买期货合约，期望谷物的合约价比合同到期时的市场价便宜。另一方面，熊市是相信价格走势下跌，倾向于出售期货合约，希望谷物的合约价比合同到期时的市场价高。除了特殊情况，牛市和熊市都不关心实际拥有的粮食。 (118) 一个是“长线”，一个是“短线”，两者相互需要，以确保期货价格市场。由于两者都在赌对方的预测失误，所以一方赢就对应着另一方输。从贸易商的角度来看，谷物的实际价格是涨还是跌，农作物是好还是坏，都无关紧要，除非这些能证实价格预测，并决定牛市或熊市的赚与赔。
谷仓和分级系统已经帮助小麦和玉米转化为抽象货币，但是期货合同却将谷物贸易本身从原有的实物粮交易这一定义中解放出来，并进一步扩展了它的抽象性。理论意义上讲，人们可以买卖或解决价格差异，而不必担心是否有真正存在的粮食来支撑合同的履行。事实证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期货交易远远超过现金交易的速度，即实物粮的买卖。虽然没有保存这两个市场对比的准确数据，但《芝加哥论坛报》在1875年估计，芝加哥的现金谷物交易额约为2亿美元 (119) ；另一方面，期货交易却是其10倍，交易额为20亿美元。10年后，芝加哥期货市场规模已经发展到该市实物粮交易的15—20倍。 (120) 谷物虽然尚不存在，但其交易却远远超越城市谷仓实际流通的存储量，这一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了芝加哥投机者买卖的不是小麦或玉米，而是那一纸合约，而合约与小麦或玉米之间的象征性关系微乎其微。
然而，尽管二者的关系可能已经微不足道，但却不可能永远消失，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期货合约从未明确表示其可以通过解决与指定日的粮食市场价之间的价格差而被取消。 (121) 虽然“解决价格差”的做法愈发非常普遍，但书面合同——要求谷物在到期日交付——毕竟在法院可以执行。因为期货合约很快形成了标准化的到期日——通常是某些月份的最后一天——期货价格市场和实物粮市场必须定期相互交叉。譬如，期货合约到期的当天，粮食现货市场的价格决定了其价值。由是，交易大厅里的投机者活动迟早要回归到西部农村黑色草原上耕作的农民那里。两个群体的通常看起来彼此离得很远，但却由同一个市场力量联系在一起。
很明显，一群投机者一致行动，想方设法“关心”芝加哥的谷物市场，这一现象在内战后的几十年越来越常见。为了完成这一壮举，一群谷物交易者（总是牛市投机者）开始悄悄地购买特定日期的期货合约，但通常是在新收成之前，当时供应量处于最低点。 (122) 同时，他们还购买了实物粮（“现货”或“现金”），希望能在期货合约到期日控制芝加哥的大部分粮食供应。 由于他们的最终计划是操纵市场，以套住那些已经为期货交付出售了粮食的熊市投机者，因而他们的购买必须尽量避人耳目，以免其他交易者拒绝出售。出于这个原因，期货“江湖”上经常突然出现神秘之事，让交易者大吃一惊，却又无人确定是谁下了套。(https://www.daowen.com)
垄断之道在于迫使投机者提供真正的实物粮，而不是按照惯用做法解决价格差。如果因为垄断者拥有了所有可用粮，某个熊市投机者不能履行合同发货，那么他别无选择，只能从垄断者那儿购买粮食来履行合同，当然通常价格非常昂贵。这些垄断者几乎可以任意叫价，因为期货合同得到民法的支持，处罚严重。若有人未履行法律承诺发货，其名利将深陷困境，甚至可能面临破产或牢狱之灾。这种情况下可能转手的金额非常巨大，约有数千美元，甚至最终有数百万美元。垄断市场是一个代价惨痛的提醒，谷仓收据和纸质合同最终还是由实物粮来进行支撑的。
期货市场在内战后的几年里实现了，垄断也是如此。芝加哥19世纪重要的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安德里亚斯回忆，1868年是“垄断的一年” (123) 。他写道：“交易大厅一个月几乎处处有垄断，三个人垄断麦子，两个垄断玉米，一个垄断燕麦，还有一个尝试垄断黑麦……” (124) 最成功的一个例子是对6月的“二号春麦”的垄断。 (125) 5月底到6月初，由芝加哥粮食交易者约翰·里昂（John Lyon）和密尔沃基的安格斯·史密斯（Angus Smith）领导的一个集团收购了将近100万蒲式耳的期货合约，6月30日交货。 (126) 到6月24日，随着交易者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受到垄断的挤压，《芝加哥论坛报》的市场报告宣称，“这种感觉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操控的价格非常不自然……小麦被能够操控市场的人控制了，就像拧螺丝一样，紧一点或松一点，价格就上涨或下降……” (127) 6月30日，垄断合同终于到期，“二号春麦”在芝加哥以每蒲式耳2.20美元的价格出售，比在纽约销售的同样谷物高出20美分。由于在两座城市之间运输小麦至少需要40美分，这就意味着垄断已经造成芝加哥的价格比它们的正常水平高出至少60美分。 (128)
正如《论坛报》报道的那样，6月当月的期货合约到期证实了里昂-史密斯集团成功垄断了市场：
昨天下午3：00前5分钟，小麦在芝加哥以每蒲式耳2.20美元迅速出售。3：05，又慷慨报价1.85美元，但没人想要，一粒都没人买。每蒲式耳35美分的差价……是“垄断”的自然续集。 (129)
对于个人投机者来说，他们中大多数以每蒲式耳1.80—1.90美元的价格出售期货合同，垄断的后果确实令他们非常痛苦。他们可能为了月底完成5000蒲式耳的标准合同从垄断商处购买粮食，每份合同损失大约1250美元。在1868年6月的一次垄断中，垄断商以大约每蒲式耳25美分的平均收益垄断了87.5万蒲式耳的粮食，得到了将近22万美元的总收入。 (130) 《芝加哥论坛报》的市场报告表明，一些小商人“可能失去了他们多年辛苦的全部积蓄——吃了一堑，但太晚了，也不可能长一智” (131) 。阿尔弗雷德·安德里亚斯更明确地解释了这次教训：无论期货市场看起来距实际粮食运输有多远，“每笔交易背后都有一个实际的财物基础；那么……出售一个自己并不真正拥有的物品，就等于承担了同样多的无法支付的风险” (132) 。
谁在垄断中遭殃？首先是熊市投机商，他们被迫以高价赎回期货合约；从这个意义上讲，垄断只是将财富从一群谷物贸易商转移到另一群人手上。虽然大投机商对垄断套牢并非绝对免疫，但多数损失惨重者很可能是那些与芝加哥市场日常活动联系不多的小交易者，他们与芝加哥市场上的日常活动联系较少：譬如乡村粮食经销商——他们通过芝加哥交易商订货，而交易商往往是“耍小手段”的投机商，他们“受佣金经纪人重金报价的诱惑，吩咐乡村经销商买空或卖空，然后为这些麻烦仅支付经销商一小部分钱” (133) 。未投机的人们直接受到的影响要小得多。还有极少数销售春麦的农民暂时会从芝加哥市场的较高价格中受益；而且，于垄断时期购买的谷物在最终到达纽约时从未要过这样的高价，结果东部消费者很可能几乎从未经历过面包价格上涨的情形。 (134)
但垄断的影响并非只局限于参与其中的投机者。最明显的后果是，在垄断时期和垄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芝加哥小麦市场被扭曲了。6月最后一周，“二号春麦”实际上比更优质的“一号春麦”（没有被垄断）卖价更高；走投无路的熊市投机商为了履行合同，只得购买更好的小麦，再降低其等级，于是“一号春麦”的销售也差不多随之停止了。 (135) 月底愈加临近，任何种类的小麦交易也越来越少，直到6月30日当天，随着被套的投机商结束合同，几乎有25万蒲式耳的小麦转手。
第二天，《芝加哥论坛报》报道小麦市场已经崩溃：“没有任何交易，简直是老居民记忆中最糟糕的市场。” (136) 这也是早期市场操纵可预见的后果。垄断经营的经典问题是要使其成功结束。即使一个人在交割期货契约时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仍然面临着艰难的任务，即抛售大量的粮食库存，库存是实现垄断的第一步。储存粮食要花钱，抛向市场不可避免地导致价格下降，有时甚至陡降。如果垄断市场的牛市投机商在价格降到比进价低时还没有时间抛售谷物的话，他们就有可能损失所有早先交易赚取的利润。毕竟熊市投机商有可能报仇雪恨。用当时的说法，垄断的小麦就是“一只既难抓又难除的大象” (137) 。后来，有投机者告诉人们，垄断结束时“善后”一般都很难。
1868年，其他交易者知道垄断投机商必然要处理他们的粮食，同时也担心里昂-史密斯集团可能会在7月故伎重演。 (138) 因为本地小麦价格的未来走向扑朔迷离，因此在市场走向明朗之前，交易者们人心惶惶，拒绝买卖。《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写道，“众所周知”，垄断操纵者“手头有大量存货，随时可能投向市场并下套。这样既破坏了买家的欲望，卖家同样也不想卖……” (139) 由于市场低迷一直拖到月中，早先签约7月底交付小麦的投机商们开始害怕他们可能又被垄断套住，所以从其他城市购买粮食保证按时交货。结果，令人奇怪的是，芝加哥持续存有大量小麦，小麦竟然开始从威斯康星州的东南部城市拉辛（Racine）调运过来，“成本几乎和芝加哥运到布法罗相当” (140) 。芝加哥的小麦价格仍高于邻近市场——密尔沃基的“一号春麦”比芝加哥“二号春麦”还要便宜——因此，磨坊主和其他的大消费者直接停止了从芝加哥购买粮食。 (141)
这种情况持续到7月底，市场上每天只有几千蒲式耳的小麦转手，这只有平常市场转手量的1/10。 交易商哀叹，“上个月气势磅礴的交易洪流已经变成平静的沟渠，没有水流” (142) 。与芝加哥有铁路连接的农民和商人因为依赖交易所，很难自定谷物价格。芝加哥自身的谷物交易商对自己的普通业务被中断很是恼怒。《芝加哥论坛报》最初对交易所的欺诈把戏置身事外，到月底，也对粮食流通的整体业务发出了严厉的批评：
如果有什么发明比现在的小麦市场更让人恶心的话，我们没人想看到它；如果后期交易所这些乌合之众以欣赏自己造成的道德沦丧为乐，他们已经没有了正常人性。垄断对小麦贸易的影响，就像持续已久的罢工对城市商业一样，是灾难性的。它完全扰乱了事物秩序，不让谷物进城，赶走运营商，迫使磨坊主去其他地方采购。很可能市场疲软好几年都缓不过劲来……新麦子的到来肯定会产生一些交易大潮，虽然迄今为止小笔交易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渠道。 (143)
总之，垄断似乎对整个期货市场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市场最终在8月变得活跃，因为交易商们意识到垄断集团显然未能（或者甚至没有尝试）垄断7月的小麦。 (144) 然而，就在每个人都开始感到一切都顺利的时候，9月，同样严重的玉米垄断让许多熊市投机商异常悲惨，芝加哥一些最有前途的贸易公司发现自己很难履行合同。甚至交易所主席E.V.罗宾斯（E.V.Robbins）在9月的垄断期间也倍感经济窘迫，不得不向交易所董事会递出辞呈。董事会拒绝了他的辞职请求，理由是他个人没有任何过错，是个值得尊重的人。相反，他们严厉斥责了垄断商。10月13日，交易所成员通过了一项决议：
“垄断”行径，签约购货，又费尽心机，阻挠卖方履行合同，勒索钱财。国内某商业实体及其他商业实体诸如此类的作法已被纵容太久，实在是对合法商业的伤害与抹黑，而且，这些交易实属不当交易与欺诈行为…… (145)
为了落实这项决议，成员们修订了交易所的章程，以便交易者一旦认为他们被垄断操纵，即可向无利害关系的专门小组提出上诉。专门小组有正式权力来识别垄断的存在，然后允许被垄断的熊市投机商使用非标准等级谷物偿还期货合同来打破垄断。此外，交易所可以终止任何试图垄断的人的会员身份。 (146)
如果新规定的目的是结束垄断，那么可以说它失败了。事实证明，交易所的董事们并不愿意执行反垄断管制，并且垄断在19世纪末仍然有增无减。如果能有更了不起的历史机遇，他们会成为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地网》中经典不朽的人物——1896年莱特垄断组织中的著名人物。 (147) 虽然董事会成员有时会援引交易所的规定，试图结束垄断，但是很少有粮商期待垄断完全消失。 (148) 事实上，他们对垄断的感情是又怕又爱。垄断商是赌徒中的赌徒。无论把这些人当作英雄还是坏人，人们还是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气：垄断商有了不起的垄断传奇，他们的故事也成就了交易所的传奇。 (149)
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交易商愿意攻击似乎源自市场核心本身的现象。芝加哥在粮食贸易中的伟大创新在于简化小麦、玉米和其他农作物的自然多样性，使人们可以视它们为同质抽象物进行买卖。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交易的商品被人工划分了边界，将一种抽象类别的谷物与另一种抽象类别分开：从春小麦到冬小麦，从“一号小麦”到“二号小麦”等。没有这些界限，任何大规模的期货或垄断都是不可能的。期货合约取决于买卖双方不必担心评估交易的谷物质量，尤其是在买卖过程中谷物还不存在的时候。标准级别打消了这种顾虑，但它们也分离了市场，使一个级别的粮食不能合法地用于履行另一个级别的合同。随着市场以这种方式分隔，投机者发现有可能购买特定等级的未来粮食的所有权利。交易所通过对合同边界的制度化防止了贸易商交换不同等级的谷物，从而创造了垄断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 (150) 由于这种条件对芝加哥“合法”的粮食贸易机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交易所几乎无法从根本上对抗垄断问题。垄断几乎是期货合同，也是粮食分级和粮食仓储不可避免的结果；三者同来自经济环境的人工划分都同属于第二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