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村的道德经济
各种或明或暗的罪恶现象是城乡之间对比最鲜明的地方，也是最具威胁性的问题。城市的市场专注腹地的交易，即便是罪恶的供应和需求。《西部农村报》写道：“犯罪分子不会聚集在农村地区，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值得成为他们的猎物。”农村的市场还不够大。“然而，在城市里，哪里有肮脏的交易，哪里就有罪恶的影子。” (91) 真正让芝加哥腹地农村和小城镇的居民担心的是，他们发现这座城市就是一块罪恶的磁铁。罪犯和不法商人纷纷被吸引而来。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件好事，农村就不会有罪犯的身影出现了。然而，在城市里，这些魔鬼撒旦的仆人成了道德堕落传播的主要来源，引诱其他原本不可能选择罪恶生活的人去从事犯罪。被芝加哥的繁华和热闹所吸引的年轻人很容易向享乐和诱惑屈服，从而沉湎其中，自甘堕落。总之，农民们担心，芝加哥以及其他大城市会“偷走”他们的孩子。
农业出版物经常讨论该问题，文章的标题一般为“留在乡村”或“如何让男孩子留在农场”。 (92) 1878年刊载在威斯康星州农业保护者协会会刊上的一首诗很好地总结了这类文章的特点：
不要离开农场
来呀，小伙子们，我有东西给你们瞧；
走近一点，我悄悄地告诉你们；
你们想着要离开家乡，
但不要那么匆忙。
芝加哥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但也有罪恶和阴暗！
一旦陷入灯红酒绿的漩涡，
很快便将开始堕落…… (93)
这些文章感叹，农场的孩子们，尤其是青年男人，总想离开农场的家去城里寻找更好的生活。毫无例外，长者们几乎总是声情并茂地诉说着农村生活的好处，并特意列举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前往芝加哥可能遇到的种种道德危险。“所有人都认为农村才是人类天然的住所，”密苏里州的一位记者在给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农场期刊的信中写道，因为“在农村，年轻人可以一直与大自然有亲密交流……”而在繁华的城市中心，情形则完全不同。“芝加哥的目的就是交易，而且是那种经常会让人品德败坏的交易，引诱人们堕入各种罪恶的交易……城市似乎天生就是罪恶的聚集地……” (94) ”农村简单、朴素的生活，诚实、勤奋以及正直的品德“都遗忘在对大城市光鲜亮丽外表的过分和盲目地崇拜之中……” (95)
然而，正是这“表面的光鲜亮丽”极大地吸引着厌倦了农场辛劳的年轻人。农村的父母们最大的担忧，莫过于自己的青少年孩子逃离乡村。农业期刊经常介绍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建议。譬如，父母应该提醒自己的孩子，城市里不仅拥挤，而且很危险，到处都是失业人群，一不小心就会学坏。 (96) 虽然年轻人总是相信乡下男孩在城里赚大钱的成功故事——其中包括为数极少的芝加哥最富有的百万富翁的励志故事，但他们也应该知道，绝大多数人都陷入了整日重复枯燥的工作，看不到前进的希望。每一个人的成功都可能伴随着1000个人的失败。 (97) 才干“一般般的”年轻人在农场可能会比其他地方更能有所作为。 (98) “永远记住，”一篇文章写道，“城市中成功的机会非常渺茫，在农村成功的机会相对来说反而非常多。” (99) 孩子们应该多想想救济院、妓院、监狱、断头台和酒鬼的坟墓等地方，因为城市梦最后很有可能会变成噩梦。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知道，大都市表面的光鲜都是假的，单纯的青年人很容易被城市光鲜的外表所吸引，而不会去想它内在的空洞。即使某些任性的农场孩子侥幸成功地躲过了城市生活中的阴暗与犯罪，他们仍然失去了那份与生俱来的纯真。
为了强调这最后一点，想要保护农村孩子的那些人动用一切辞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长篇大论才能充分论述他们反城市的观点：
(https://www.daowen.com)
城市时尚生活的懒散和光鲜外表，以及市中心里对奢侈品和物质消费的追求，对乡村的年轻人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因此，他们不久就会开始嫌弃农村生活的单调和枯燥无味。但是，随着初到城市的新鲜劲开始消退，他们便会从甜蜜的美梦中惊醒，从空中楼阁中坠落，蓦然发现城市生活其实充满了虚伪、欺骗，枯燥且毫无意义。在一无所获之后，他们便开始萌生离意，但他们原本最可爱的本性被荼毒，备受摧残，与生俱来的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被肆意玷污。来自农村的、散发出慈爱柔光的这些年轻人，原本仿佛天国里纯洁、甜蜜的美玉，结果却变成了猥琐、粗俗、冷酷无情的顽石，不仅桀骜不驯，而且浑身带刺。如果我们自己主动跳入泥潭，还想能出淤泥而不染，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与狼狈为伴，还问自己为什么会变成坏人，那就是自欺欺人；如果我们常与奸邪相伴，沾染恶习，经常聆听腐败、自私与背叛的教诲，那就等于宣告我们自己放弃了原则、荣誉以及美德。
在这样说教的结尾，他们总会说：“年轻人，留在农村吧。” (100) 农村是美好而合乎道德的生活的自然源泉。最重要的是，只有在家里，孩子们才可以享受到家庭的温暖，愉悦地思考，享受贴近大自然的生活。
这些观点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对于道德堕落只有哀叹却束手无策。这是因为他们未能深刻认识到农村的孩子们为何一开始要离开家园。阅读这些文章，人们会认为，芝加哥是撒旦的巢穴，只有魔鬼本身的诱惑才能解释该地方的魔力。然而，乡村生活的理想化画面也只是感伤文学中的常见形象，而不是农村的实际场景。一位困惑的记者在读完其中“穿插着动人的诗句以及对于农场生活精彩描写的部分建议”后致信《西部农村报》说，事实并非如此。农场工人必须黎明即起，整天忙于杂务，有时还需工作至深夜，这一切只是为了20美元的月薪，外加食宿与洗衣。另一方面，城市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下午从1点到6点，可以留出很多时间看书和娱乐，或者与朋友们一起玩乐。城市里聪明的年轻人可能会成为职员、簿记员或电报员，从事的工作比农场工人艰苦的体力活要轻松愉悦得多。最重要的是，这类工作的薪水约为每月50美元。这样来看，年轻人选择城市生活难道还很奇怪吗？道德和罪恶并没有影响他们的选择：“哪里挣钱多，他们就去哪里。” (101)
站在农村父母的角度，声称孩子们离开农场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城市里挣更多的钱，这种观点也未说到点子上。为何城市能支付较高的工资呢？那是因为城市榨取了原本属于农民的利润。农民的庄稼卖不出高价，是因为铁路公司、谷仓、投机商及贸易商人等组成的一整套“垄断体系”，他们在货物不断转手的过程中攫取其中的利润。包括农业保护者协会和民粹主义者等在内的农业抗议者认同重农主义学说，认为所有经济价值都归功于土地的耕种者，社会其他阶层完全由农民的劳动来维持。一名早期的抗议者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将一篇文章不停转手的过程并不会产生价值”。毫无疑问，批发商、零售商，或许甚至包括铁路公司，都不会为社会贡献任何价值。“显然，不仅他们的生活费用，他们的家人以及文员与其他员工的生活费用，甚至所有店面的豪华装修、镀金招牌以及昂贵广告和营销设备上的支出……都需要从创造价值的那些人的生产劳动中扣除。” (102) 城市文化依赖农民的支撑。
从这个角度来看，城里人“挣到”的大部分收入是对农村非法征收的税。芝加哥在大火灾之后如此迅速地成功重建起来，至少有部分农民对所有重建费用的来源表示质疑。“他们有时参观这座大都市，”一位农村的抗议者写道，“亲眼看到这些宫殿般的建筑、马车以及穿制服的马车夫……”这时，农民们感到困惑：“许多人没有明确的收入来源而花钱又大手大脚，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一番思考，“最后得出如下结论：是生产者为他们买的单”。 (103) 城市的财富无非是城市商人通过骗人的把戏从农民那里偷来的赃物。农民们为农村孩子前往城市而担心，以及对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进行质疑，都具有深层次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城市的商人比小偷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是城市罪恶和欺骗的代表。如果农场的孩子们去城里工作，他们就会成为剥削他们父母的那一类人。威斯康星州农业保护者协会的一份报告通过一句话的引用，简练而又有效地概括了这一观点：“贸易支付了所有的费用；城市是羊毛；官员、各行业人员以及商人是剪羊毛的人；农民们就是羊，在此过程中……羊皮也随着羊毛一起被掠走……” (104)
农民们如何与这种行为作斗争呢？除了要求制定新的法律来规范铁路公司和农产品市场，农业保护者协会和民粹主义者还提出了若干意见。 (105) 其中之一是用科技手段改良农业技术，从而改善农民和农场孩子们的教育。 (106) 换言之，用新机器和新技术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州农学院会将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农民们，任凭其使用。这样，农民们也可以享受到日益增多的闲暇时间——享受闲暇时光正是城市生活的魅力所在；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更愿意待在家中。由是，农村地区会像城市一样变得文明，有教养。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农民们可能会承认，农村生活也并不是什么浪漫的田园生活。农场的工作非常辛苦，人们不应责怪孩子想要逃离农村。“走进农村，”爱荷华州农业保护者协会负责人达德利·亚当斯（Dudley Adams）在1872年说：“你会发现无数的男人健康状况不佳，萎靡不振，体质下降，甚至灵魂受到压抑，女人则沦为生育机器，这些比上流社会饱受指责的有害习俗更为致命。你会发现孩子们未老先衰，幸福童年的美好希望幻灭了，到处缺乏生命力和愉悦，而后者正是生活最大的魅力所在。”城市并不是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亚当斯说：“这些罪恶中的大部分原因应直接归于过度工作。” (107) 农村没有完全参与到当时的时代进步之中，这个问题只能从内部解决。如果想要拯救自己和孩子，他们最好多想想城市的好处，努力将城市生活的便利融入自己的农家之中。
许多人认为，农民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把自己的职业视作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相比其他能力，现代社会更重视智力。因此，如果农民们想要改善生活，必须多考虑如何提高农场运营的效率。农业应以商业利益为立足点，也应该同样关注城市商人赖以成功的成本和利润。农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法提高精神生活，从而驱散农场生活的孤独和沉闷无味。农民还应该自建家庭图书室，“安排大量的时间思考、学习和娱乐” (108) 。农舍的周围应该有草坪和美丽的花园。工作时间应该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此孩子们才会了解农村生活的真正乐趣。一家人应该经常一起坐在客厅里阅读诗歌或讲讲故事，并且积极参加农业保护者协会的各种活动，从而打破邻里之间的隔阂。如果农民们想要让孩子留在农村，最好的方法不是说城市的坏话，而是“让自己的家更有魅力” (109) 。
总之，聪明的农民会采用三步走的策略：首先创建类似农业保护者协会的组织，然后自学农业新技术，最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展开合作，让农业享有与其他行业在社会上相同的地位和优势。农业保护者协会的座右铭是“合作、联合、教育”，其中第一条就是为了避免其成员受到伤害而采取的最直接的经济措施。 (110) 不管农民们在何处交易，他们在城市中的对头——铁路公司、谷仓、批发商、零售商和制造商——都会通过建立联盟、形成“垄断”来打压他们的竞争。农业只有通过与其他所有的经济分支——交通运输、物流配送和生产制造等——联合起来，才能形成自己的优势，才能避免遭受打击。E.E.布赖恩特（E.E.Bryant）在1873年威斯康星州农业大会召开之前说，“当今是一个合作的时代”，商人、公司甚至政治团体都在努力通过联合与合作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如果农民们不采取同样的措施，那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联合起来实现共赢和共生的这种趋势在其他行业也非常盛行……”布赖恩特说，农民的力量“太过单薄，无法单打独斗。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农民只是一个游击队员，面对的是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大军 (111) ”。
对于农民来说，“合作”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生活的一种近乎神秘的象征，让大城市和大企业中的人可以携手捍卫集体的利益。农业抗议者对合作的一些可能后果感到犹豫不决，特别是铁路公司等大型组织考虑更多的往往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但是合作本身似乎完全是积极的，可以改善农村生活，提高当地的控制力，以及增强农村社会的归属感。作为日益集体化的世界中最后的经济个体，农民应该效仿社会其他领域成立协会组织，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这样一来，他们也可以参与到以前只有城市才会关注的社会进步之中。
对于很多农民而言，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方法是成立买卖合作社，复制和改良城市中的商业机构以服务农村。州农业保护者协会聘请代理人处理农产品的集体营销，并安排与制造商谈判大额采购，以避开城市批发商和零售商等“中间商”从中攫取利润。如果促进农业发展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农产品的价格将会大幅降低。这样，农民们就无需缴纳各种城市“税费”，从而摆脱这一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们也不再需要供养大城市中的非生产性阶层，在获取城市市场各项益处的同时也无需支付不必要的费用。
然而，农民们往往很难感受到合作的好处。要提高效率，销售合作社必须将农产品储藏起来，从而不会因为丰收而导致价格下跌，这就需要较大的资本投入，农场组织往往难以承受。再者，铁路公司也抵制联合销售，直到很久以后，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联合销售才成为现实。 (112) 另一方面，当一些城市批发商（其中包括蒙哥马利·沃德）把联合采购视作吸引更多农村客户的机会时，联合采购取得了部分成功。不过，农业保护者协会的合作社很快发现自己竟然与零售商处于同样的危险境地——而这正是他们一直设法规避的情况。这种情况使他们颇感意外。原来，蒙哥马利·沃德和其他一些大城市批发商非常乐意以比当地零售商更低的价格向农业保护者协会销售，但是他们同样也愿意向任何其他人提供低价，包括农业保护者协会自己的成员。1879年，威斯康星州农业保护者协会的代理人抱怨说：“许多商人提出，按照他们从代理商手里拿到的成本价将货物销售给我们的成员，他们的确也是这么做的。” (113) 在许多情况下，农业保护者协会的价格也并不比其他零售商的价格更优惠。一些忠诚的成员会继续向农业保护者协会购买，但往往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农业保护者协会合作社失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民对现有的分销系统的批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制造商、批发商以及零售商为何需要在生意上相互依赖。实际上，农业保护者不理睬——或者说，根本不相信——城市等级体系以及与之相配的配送网络。许多制造商直接拒绝与农业保护者协会的代理人打交道，而农业保护者则将其视作他们垄断与盘剥的证据。然而，正如整个芝加哥腹地的商人们多年前就认识到的那样，批发和零售非常棘手，困难重重，风险重重。 (114) 制造商依赖于批发商销售他们的产品，批发商又依赖于零售商消化自己存积的货物，以及向数百个城镇和农村地区的手头不宽裕的客户零散销售，从而广泛地吸取成本。这三者都不想破坏他们彼此之间建立的复杂的交易关系，尤其对于零售商而言，如果批发商和制造商直接向最终客户销售，自己也将遭受严重威胁。
分销网络的每个环节都涉及成本和风险的问题，如预付款、利息、积压的存货、拖欠付款的客户、运输与储存费用等。农业保护者协会合作社很快发现，这些问题也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他们不仅没有避免“中间商”的利润，反而“也开始体验到中间商的亏损”。 (115) 某些大城市的“税”明显是分销过程所固有的，可以说是做生意的合法费用的一部分，这与促进农业发展理论的观点有出入。堪萨斯州农业保护者协会代理人约翰·G.奥蒂斯（John G.Otis）在1875年说，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制造商拒绝卖货给他。“对于他们来说，这完全不是心血来潮之举……”他说，“事实上，我们没有向他们展示出一个完整而运行良好的系统来取代他们正在使用的系统。” (116) 要让农业保护者协会合作社获得成功，就意味着要复制现有的批发零售网络，支付随之而来的成本。
然而，这种努力通常以失败而告终，即使在成功之处，也仅是与原本的批发零售系统看起来相似，实则相异。此外，普通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的竞争最终同样也会带来众多农业保护者希望通过参加合作社而获得的好处。 (117) 拿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和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通过运用城市公司中的农村合作社机制，成功降低了价格并减少了“中间商”的利润。如何解读农村合作社失败与成功混生的奇怪现象，取决于解读者自己的思想观念。也许芝加哥等地的商人势力太过强大，难以击败；或者，也许他们与其他城市机构在本质上并不像有些抗议者所说的那样腐化堕落。也许，他们真的向农村地区提供了真正的服务。 (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