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外宣翻译研究之可能进路

不论是外宣翻译实践中的过失，还是外宣翻译研究上的局限，都不利于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正面国际形象的塑造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可谓格格不入。这也使我们深感加快外宣翻译质量提升与人才培养探索、加强外宣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抓手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然而，不论是政府层面的外宣翻译举措（如第一章提到的中国文化外宣翻译中的几大里程碑），还是大外宣背景下的行业实践，主要都是围绕思想内容与文字信息的对外传达，即外宣翻译实践本身，都缺乏对外宣翻译理论研究的足够重视与扶持。可以说，外宣翻译的理论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外宣翻译的实践工作。因此，如何加强外宣翻译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来促进外宣翻译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如何摆脱外宣实践工作中的不足来提升外宣翻译的质量与效果，如何以国外人士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我国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报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发出符合我国国际身份的最强声音就成了传播学与翻译学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对外宣传工作中这样一种满足外宣现实需求的倾向一方面促成了外宣翻译研究凸显解决实际问题的针对性，从而确保了对外宣传效果的落实，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加速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功利主义”倾向，淡化了外宣翻译理论探索与学科建设的意识。其结果往往是，外宣翻译研究主要着眼于解决对外宣传与传播过程中的具体翻译问题，即突出外宣翻译技巧层面的探讨，或者说多数仍停留在随感式、经验性总结，缺乏宏观理论视野、微观剖析论证和系统理论的可证性（周锰珍、曾利沙，2006：23；徐建国，2009：93），而对作为一个整合翻译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的系统性探究则明显不足，外宣翻译研究仍存在诸多困惑。这也为本书借鉴哲学话语体系来探索外宣翻译提供了可能与空间。(https://www.daowen.com)

哲学往往因哲理性、系统性与逻辑性而著称，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借鉴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来全面透视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现状，系统建构外宣翻译研究的完整体系，中和目前外宣翻译实践中实用倾向过重的功利局面，改观外宣翻译研究领域中理论视角各为其主的混乱状况，全面深化对外宣翻译的理性认识。诚然，本书还只是朝这一方向所做的一次抛砖引玉式的努力与尝试，不可能一蹴而就，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