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翻译研究之哲学探索进路
采用哲学话语体系来探索翻译的历史或可追溯到翻译学的奠基性人物詹姆斯·霍尔姆斯。从他的翻译研究系谱图中不难发现，尽管他并未明确使用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之类的术语，但其理论框架实际上隐含了翻译研究之哲学探索的雏形。理论翻译学主要解决译学本体论、认识论的问题，描述翻译学主要针对方法论而展开，同时也涉及认识论的考量，而应用翻译学则似乎更加关注目的论、价值论与批评观。采用如此非直接的隐性进路来系统探索翻译理论或跨学科建构的尝试在西方也并非罕见，如玛丽·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2001）的翻译研究综合法与西奥·赫尔曼斯（Theo Hermans，2004）的描写与翻译系统研究等就是很好的榜样。诚然，也有直接从具体哲学门类来探讨翻译理论与翻译过程的，如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2001）“理解即翻译，翻译即阐释”的阐释哲学观点就颇受好评。然而，我们也发现西方理论家的种种尝试似乎都未能在宏观维度上明确而完整地架构出翻译研究的哲学话语体系。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人文学科理论观念要接受本民族哲学思想的决定性影响”（杨自俭，2000：7），翻译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西方建构完整翻译哲学理论体系的种种努力必将受制于西方哲学注重逻辑分析，强调科学实证的传统，虽其探讨细致，分析深入，论证科学，却很难从整体上来宏观思量翻译研究并促生这样一个包容性的翻译哲学体系。
而在中国，一般地认为其理论思维的特点是“感悟强于思辨，生命体验强于逻辑分析”（方梦之，2009：78）。自古以来中国哲学都推崇“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论思想，故翻译理论体系探索与建构研究来得比西方更为显性、系统和直白，借鉴哲学话语体系来探索翻译的研究成果也似乎更为多见。正如罗新璋（1984：18）所说：“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不知名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然而，这种“按本-求信-神似-化境（同上）”的翻译理论体系多是感悟式、直觉式经验的总结，并非完全是对翻译的系统性哲学探讨。这是因为对翻译的系统性哲学探讨需要回答一系列翻译研究中“绕不过去的问题”（许钧，2002：Ⅰ-Ⅸ；2009：2-13），如：翻译什么？谁在翻译？翻译是如何进行的？翻译有何作用？如何评价翻译？等等。
翻译是什么？翻译的实质是什么？这是“翻译理论的第一要素”（谭载喜，2005：30），是所有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都没法回避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应“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着重探讨翻译的本质”（许钧等，2001：5），这涉及“何为译”的问题或者说翻译的本质属性。从这一本体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为译何、何在译、译何为、为何译、译如何”等多个层面，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涉及翻译研究的过程认识论、主体认识论、方法论、目的论与批评观等哲学范畴的考量，从而奠定了从哲学视角来系统地探讨翻译的基础。
赵彦春先生指出，我们必须直面译学最根本的问题：翻译的本体论（即它是什么，它存在的本源，它具有的本质）和认识论（即人们能否认识它，如果能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它），以及相应的方法论（即应用或设计什么方法来研究它），这是翻译学之所以为学的根本所在[3]。而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认识与探究是否到位，就涉及翻译批评观的内容。而翻译的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都是广义上译学本体探索的一部分内容。这是因为“广义上的译学本体泛指译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其概念不同于哲学上的翻译本体论”（方梦之，2006：1）。也就是说，译学本体或曰翻译研究本体包含了哲学上的翻译本体论[4]，这是因为翻译本体是指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本身，而翻译研究的本体除了这一过程外，还包括翻译过程以及译者、接收者等翻译主体和翻译受体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也包括对两种语言文字转换产生影响与制约的各种文本以外的因素（谢天振，2008b：9）。同样地，就外宣翻译研究而论，除了了解外宣翻译的所指、本质及其特点等外宣翻译本体论问题外，我们也需要用哲学思维来认识广义上的外宣翻译研究本体，从而描绘出作为一个独立探索领域的外宣翻译研究的全景图，涵盖外宣翻译的本体、客体、主体、过程、方法、结果、影响以及文化历史语境与各种影响或制约因素等等。由此可见，本书所探讨的是广义上的外宣翻译研究本体，涵盖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https://www.daowen.com)
翻译研究的哲学探究或宏观理论探究，根据杨自俭先生（2007：3）的观点，“应研究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杨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对翻译研究多次站在学科发展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对翻译学的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1999；2000；2002），研究内容包括翻译学学科制度系统与翻译学学科规范系统，而后者又可细分为翻译学本体论、翻译学客体论、翻译学价值论与涵盖纯理研究方法论、理论方法论、实践方法论、教学方法论与批评方法论在内的翻译学方法论体系（尹延安，2010：29）。杨先生（2002：8）指出，译学本体论就是原文（客体）与译者（主体）的关系问题，原文为第一性，译者为第二性，这是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本体论，以新的人学本体论投射到翻译理论上就是译者本体论；译学的认识论就是一个原文与译文同一性问题，实际上就是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译学的价值论是一种外部规范，它着眼于主客关系的互动，涉及真善美的翻译标准；而译学方法论是处理理论研究与翻译活动关系的基本规范和准则，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翻译的本质与规律，而且还对追求高水平的翻译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译学哲学术语的具体阐述极大地深化了对翻译研究的认识，也为外宣翻译哲学术语体系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许渊冲先生也是较早论及译学哲学话语体系之人。20世纪90年代初，在论及诗歌翻译与《易经》的翻译时他就非常明确提出了翻译的认识论、方法论与目的论概念（许渊冲，1991；1992），并在其后的探索中逐步完善，建构出了包含本体论（三美论、优化论）、认识论（三似论、三势论、竞赛论）、方法论（三化论、创译论）与目的论（三之论）在内的“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体系（许渊冲，2006：3-24），从而完善了对翻译的哲学认识，这对我国典籍与人文学科成果的对外宣传与翻译具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与价值。
刘宓庆先生对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建构颇为科学、系统、深入，尤其是他借鉴西方哲学，基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构建了翻译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借鉴西方美学、语言学等学科思想构建了翻译学的方法论、对策论和价值论，从而使译学的定位建立在哲学的高度，为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首先提出了翻译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的学科架构，继而从包含翻译基本理论、应用理论和跨学科理论三部分的内部系统与涉及哲学思维、社会文化与语言符号三大领域的外部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推演出了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体系，涵盖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目的论以及价值论，从而形成了对翻译学科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整合研究”范式（刘宓庆，2005a：20-21）。而在论及目的论与价值论时，刘先生（2005b：30-33）在梳理了中国译学的发展脉络之后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翻译仍然必须坚持文化战略考量——“翻译是强国富民方略的组成部分，翻译本身要走实业化的道路”，中国翻译正在经历着自徐光启、严复分别引导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之后的第三次质的飞跃[5]。在他的眼中，翻译是中国的文化战略手段，中国译学必须重视文化战略考量。相应地，中国翻译教学应该有一个与翻译作为文化战略手段相称的高定位和目的性，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与“经验主义套路”（刘宓庆、王建国，2006：ⅵ）。这对外宣翻译研究及其人才培养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价值，因为从其目的与价值论来看，外宣翻译就是一种中国文化全球化的文化战略，是中国声音对外传播、中国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威望不断提升的一种国家战略，而对外宣传人才是该战略的执行者与实施者，在其培养过程中，教学模式的采用自然应符合国家文化战略的需求。可以说，将翻译作为文化战略来考量促进了翻译与对外宣传、译学与传播学研究的融合，有利于外宣翻译研究的深入与翻译教学改革的推进。
吕俊先生另辟蹊径，在国内较早地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对翻译及其过程研究进行了动态而系统的考察。他基于信息传播的七要素，即①谁传播（who says），②传播什么（say what），③通过什么渠道（in what channel），④向谁传播（to whom），⑤传播的目的是什么（why），⑥在什么场合传播（when and where），⑦效果如何（with what effects），指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信息传播和交际活动（吕俊，1997；吕俊、侯向群，2001）。据此观点，翻译过程将涉及信息传播的七大要素，我们研究翻译的全过程也就涉及对各对应要素即作者译者、翻译文本、翻译方式、翻译读者、翻译目的、翻译情境、翻译作用的综合探讨，既要研究各个要素的性质、功能和作用，又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看它们之间是如何统一协调，共同发挥总体功能的。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翻译学的总体论、本体论、主体论、客体论、载体论、受体论等各个分支体系，按照传播学所提供的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吕俊、侯向群，2001：11）。这种以传播学为机体框架，把翻译学的内容都归于其中的研究方法，正如杨自俭先生所说，“不但拓展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把翻译过程分解成本体、主体、客体、载体、环境、效果等要素，而且基本理清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转引自吕俊、侯向群，2006：10）。至此，对翻译的哲学探讨与对翻译的传播学视野实现了完美融合，也为外宣翻译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