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外宣翻译之理论研究方法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方法论或理论视野的探讨，这涉及一个理论切入角度的问题。外宣翻译的翻译学与传播学双重属性就决定了翻译学的方法论与传播学的方法论均可以被用来探讨外宣翻译的本质、过程、方法与效果。

根据谭载喜与奈达（1987：24-30）的观点，翻译研究的基本途径有文艺学途径、语言学途径、交际学途径、社会符号学途径与翻译学综合研究途径。而龚光明（2004）则认为，从中西结合、古今结合、传统与前沿结合的视角出发可以博采众长来探讨翻译，具体而言，翻译的探索思路可从形象思维、灵感思维、逻辑思维、语义思维、语用思维、模糊思维、语篇思维、文体思维与创新思维等视角切入。方梦之（2006：1-6）的“一体三环论”也指出，与翻译本体研究紧密相关的是语言学探索进路，这使翻译研究从感性走到理性，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语言学、并随后由其分支学科构筑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使经验走向科学，这是翻译研究的内环；内环之外是中环，是七八十年代由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使译学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单一的语言学科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向综合性学科过渡；中环之外又有外环，这就是翻译的文化研究，它的意义在于把翻译研究跟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全面地联系起来，从而使翻译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https://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作为翻译范畴的外宣翻译同样可以采用多学科路径、多理论层次，多思维视角的探索方法。同时，作为传播学范畴的外宣翻译则更多地被赋予了交际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全球化研究的交叉研究背景，而这些研究领域与学科视角也拓宽了外宣翻译研究的探索视阈，深化了对外宣翻译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外宣翻译实践以及具体策略技巧的运用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