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 传播学视野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6.1.1 传播学视野

从学理上来说,传播学实际上包含了对交际理论与信息理论的综合运用。“交际(communication)”实际上是“传播、沟通”的代名词,在词源学上是“共享、共有”之意。交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手段,最早的交际主要是指面对面的对话,其研究大体按照这样的模式来进行:说话人(speaker)—话语(message)—听话人(audience)—效果(effect)。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丰富了交际的含义,交际被认为是一个通过语言交流信息的过程,包含着生理的、心理的和物理的运动,从而奠定了现代交际学的理论基础。现代交际理论在强调信息交流的同时,尤其注重交际双方的互动交流与交际效果。因而,交际论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艺术或传输信息的科学,还是通过言语、文字或示意动作告知、表达或者交换意见和知识的信息传播与双向交流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

谭载喜与奈达(1987:26-28)认为翻译的交际学研究途径就是把翻译看作交流活动,看作两种语言之间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一种方式,比较原文和译文在各自语言里的交际功能,并重点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信息源点、信息内容、信息受体、信息反馈、信息噪音、信息传递环境、信息传递手段。他们的这种交际学思想其实就是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典型运用,或者说交际学本身就是关于信息传播的传播学阐释。同理,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外宣翻译也必须考虑以上交际学研究的重点。

包含译者在内的传播主体是信息源点,他们的共同任务就是将要宣传的思想内容化转为语言文字,准确地传递给读者受众。而外宣翻译的信息内容又应该包含言语因素、副语言因素与超语言因素。言语因素构成对外宣传与外宣翻译信息的主体但不是全部,而外宣翻译中的副语言因素与超语言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前者是指错别字、字体的使用与公文的标准化语言运用,而后者是指外宣翻译出版物的版式、类型、装订、封面设计、纸张质量等。这些都会在外宣受众身上产生某种效果,因此外宣工作者必须认真考虑其具体实施或向有关人士提出建议。例如,法律文本的外宣翻译介绍如不使用标准语言则有损法律的威严与效力,而外宣译文中错别字的出现不但可能引起读者的误解,反而有损政府部门或行业企业的对外形象。比如,某饭店的菜单上居然将crab(螃蟹)写成了crap(大便,屎),我们不难想象“老外”在点菜就餐的惊恐表情。还有某公司的包装车间(packing lot)写成了停车(parking lot),人家“老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停车场,却发现只能包装,不能停车,莫名窘态不言而喻,但最终损害的还是该企业形象,甚至整个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

与此同时,外宣翻译的受众互动或效果反馈也是交际学或传播学视角强调的重点,奈达(Eugene Nida,2001a)还专门提出翻译的读者反应论一说,目的就是追求翻译效果的动态对等。比如,“这件事如同吃饭一样同等重要”如果翻译成“It is as significant as having a meal”恐怕不能取得与原文在汉语读者中同等的读者反馈,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似乎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吃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因此,译者必须充分照顾到读者的生活习惯与文化背景,将其翻译成“It is as significant as a game of cricket”可能效果就要好得多。(https://www.daowen.com)

信息论是现代传播学发展的基础之一,是一门研究信息的产生、获取、变换、传输、存储、处理、显示、识别和利用的科学。最早的信息论研究仅仅局限于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探索通讯和控制系统中普遍存在着的信息传递的共同规律,进而提高各信息传输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经过不断的发展,广义的信息论逐渐诞生,它不仅包括狭义信息论和一般信息论的问题,而且还包括所有与信息有关的领域,如心理学、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语义学等。信息论研究的要素有信源、信宿、信息、信道、噪声等,即传播学上所讲的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与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等,与上面提到的交际学或传播学的研究重点方面如出一辙。

国内较早从信息传播视角来探索翻译研究是吕俊先生。吕俊先生(1997:39-40)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无论口译、笔译、机器翻译,也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抑或是科技文体的翻译,它们所要完成的任务都可以归结为信息的传播。外宣翻译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外宣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的信息交际与对外传播活动,其基本任务就可以归结为信息的传播。正如葛校琴(2009:26)所说,当谈到对外宣传时,我们已经赋予该词“对外传播”“对外输出”的涵义了,与之同义互用的词还有“文化输出”“国际传播”等等,通常是指以民族、地区、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正因为如此,从综合交际论与信息论等传播学视野来探索外宣翻译实际上是对外宣翻译传播学属性探讨的本体论回归,将更加有利于外宣译者明确外宣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传播过程与效果产生机制,从而在翻译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来减少噪声干扰,为外宣受众营造一个“赏心悦目”的外宣译文,提高外宣的实际作用与价值。

外宣翻译的最主要任务就是翻译传播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而引起受众的注意和兴趣并为他们所了解和接受。所以,外宣翻译的传播学探索进路就是要“从传播学的视角,从文化传播的高度,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外宣翻译以推介和传播中华文化,加强与不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并最终实现我国外宣工作的总体目标”(杨雪莲,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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