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多元替代“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历史经验表明，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冲击，国际经济贸易往往会出现波动并发酵放大，尤其是容易引发大宗农产品市场剧烈震荡。近些年，全球粮食产量稳步增长，消费保持平稳，国际贸易比较活跃，供给总体宽裕。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叠加极端天气、病虫灾害、金融风险等多重因素，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未来全球经济前景引发普遍忧虑，多国经济活动处于停摆或半停摆状态，国际粮食市场在供需两端和贸易流通等方面受到明显冲击，“断粮”“缺粮”恐慌情绪迅速扩散，粮食供求平衡状态更加紧绷，新一轮全球粮食危机担忧甚嚣尘上，对国内输入性通胀的影响需要高度关注。
尽管目前全球粮食供求形势总体好于前两轮粮食危机，但国际社会疑虑甚至恐慌情绪仍在加重，世界粮食供求平衡的脆弱性正面临严重考验。回顾前两轮世界粮食危机产生的背景，均是在全球粮食供给大于需求“并非实质性缺粮”的情况下发生的，诱发危机的根源在于外部不确定性，“风吹草动”引起预期急剧变化，骤然抬升短期内粮食需求，打破了原本脆弱的粮食供求平衡状态。
1972—1974年全球粮食危机时，由于连续几年自然灾害导致世界粮食歉收，1974年世界粮食总产量13.4亿吨、库存量1.78亿吨、消费量12.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消费比降至14%。苏联等国进入国际市场大量购买粮食，世界粮食库存量、贸易量和援助量锐减，造成国际粮价暴涨2倍多，部分贫困国家陷入灾难、人口非正常死亡率急剧上升，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时，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粮食主产国因旱减产，2007年世界粮食总产量21.2亿吨、库存量3.53亿吨、消费量21.1万吨，全球粮食库存消费比降至17%以下。21个粮食出口国采取限制出口措施，在市场恐慌、油价上涨拉动燃料乙醇用途粮食需求增长等多种因素影响下，2007年全球粮价上涨24%、2008年前8个月上涨50%、局部地区米价飙升超过100%，由此导致食品价格联动暴涨、放大区域供求失衡，引发部分国家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替，这次危机波及范围更大、影响程度更深，已经超过上一轮粮食危机。综合有关国际机构预测，当前全球主要农产品供需形势相对宽松。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计，2020—2021年度全球谷物产量27.4亿吨、贸易量4.55亿吨，同比分别增加1.3%、3.4%；大豆产量3.61亿吨、贸易量1.69亿吨，同比分别增加7.3%、2.7%，期末库存均处于历史高位。2020年底全球谷物库存量约达到8.66亿吨、消费量28.03亿吨、库存消费比为30.9%，整体好于前两轮全球粮食危机的情况。
前两轮世界粮食危机产生的共同逻辑是，全球粮食出现减产、主产国出口收紧、经济形势预期悲观，导致社会恐慌“抢粮”“囤粮”，急遽放大粮食短缺矛盾，国际粮食和食品价格暴涨，进而演变为全球性粮食危机。历次全球粮食危机的引爆并不是因为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逆转造成的，更多是由各国应对危机时政策过度干预而放大引起的。如粮食出口大国采取限制或禁止粮食出口的非理性贸易管控措施，就极容易引发价格大涨甚至暴涨，带动其他产品价格连锁反应并冲击实体经济。历史上，国际投机资本多次借用减产、干旱等预期炒作农产品价格，典型案例是2008年国际资本利用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减产预期大肆炒作，引发国际市场恐慌和价格全面上涨，最终导致全球性粮食危机。全球80%的粮食流通掌握在四大粮商手中，需要警惕国际粮食供应商通过调减全球生产或库存预期操控期货市场，迫使农产品进口面临更高价格的可能性。
世界粮食供需和贸易格局一般是根据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长期形成的。正常情况下，全球谷物贸易量占产量的11%～16%，大豆贸易量占产量的40%～45%。从当前情况看，农产品贸易受疫情大流行的影响较为有限。尽管当前全球粮食供需形势明显好于前两轮粮食危机，但生产环节作为基础性因素并非先决条件。当然，如果生产领域出现硬缺口，将会导致更加灾难性的危机。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一旦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市场预期发生改变，生产、库存、物流、贸易等整个粮食供应链条的脆弱性将会随之显化，世界农产品贸易受各种复杂因素冲击甚至可能出现禁运风险，即使在供给充裕的情况下也会引发价格暴涨、贸易中断甚至大范围的粮食危机。从现实危机的诱因来看，更多源于流通贸易和恐慌预期，在各国面临灾害减产、经济衰退、出口限制、流通阻滞、社会恐慌、投机炒作等多重因素的外部冲击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全球粮食供需平衡的脆弱性就会更加凸显，诱发全球粮食危机的不确定性仍需密切跟踪观察。
当前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加剧风险仍未消退，发生新一轮世界性粮食危机尚存在不确定性，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一轮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既有原油价格暴跌、天气和病虫害等因素，也有疫情影响、市场预期变化、主产国出口限制措施、恐慌性抢购等因素，尤其是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持续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影响因素。截至2020年下半年，已有10多个国家出台限制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措施，部分国家争相采购、增加战略储备、民众恐慌性囤积，既反映出各国“自保”供应趋紧，也凸显粮食保护主义加速抬头。全世界只有约5%的国家能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只有6个粮食出口量较大的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需要进口粮食，已超过40个国家受到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农产品贸易风险虽处于较低等级，但引发粮食危机的先兆性指标和苗头性倾向需要引起警惕。
随着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大幅负增长，对未来2年经济前景作出悲观预测，需对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后果做好准备。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沙漠蝗灾情多国爆发的情况下，各国粮食“自保”情绪加重、出口管控升级、波及范围扩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局部粮食短缺和市场恐慌扩散为世界范围粮食危机的风险仍在积聚、尚未消退。如果后期各国疫情管控不力，不排除世界性恐慌情绪可能进一步加剧，并由粮食物流停摆等供应链局部断档向生产及上下游链条蔓延，主产国贻误农时导致的减产效应可能超过预期，粮食成为各国争抢的战略物资，出口国主观上管控出口叠加客观上流通停摆，粮食贸易出现大范围中断，将可能诱发国际食品价格飙升，导致世界粮食市场出现严重混乱。2020年因巴西、阿根廷疫情防控出现封港和罢工传言，国际大豆和豆粕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国内资本借机炒作豆粕价格已有明显迹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多国为刺激经济纷纷超发货币，应警惕巨额游资伺机炒作大宗农产品市场，推动全球农产品价格从结构性波动转向全面上涨。
总体来看，我国口粮连年产需结余、绝对安全有保障，谷物基本自给、对外依存度总体较低，粮食储备调控体系日臻完备，保供给、稳粮价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短期内国际粮食市场剧烈波动对我国粮食安全冲击较为有限。过去的2020年，在遭遇疫情冲击、天气灾害和病虫害频发重发的复杂形势下，我国毫不松懈抓好农业生产，早稻生产扭转了连续7年下滑态势，东北地区克服连续遭遇3场台风不利影响，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连续6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市场调控应急调拨及时有力有序，主动利用国际市场满足国内紧缺农产品需求，社会预期保持基本稳定，保障粮食和重要副食品供给安全的基础进一步夯实。我国谷物年度进口数量不大，2019年净进口1468万吨，仅占我国谷物消费量的不到2%，主要用于调剂国内需求结构，更好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目前，国内粮食价格基本稳定，粮食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国际粮价上涨对国内输入性通胀的影响仍待跟踪观察。研究表明，食品烟酒价格在我国CPI中的权重约为1/3，在全球农产品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国际大豆、玉米和肉类等农产品的大幅波动会引发国内农产品价格同向变动，对CPI的影响明显加大。当前，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大豆及其他饲料用粮供给，避免对国内市场稳定和产业链有序运行带来负面外溢效应。应重视国内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及其对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的影响，持续抓好农业生产和重要产品保供稳价，积极应对各种潜在风险并提前化解可能产生的堵点，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不出问题。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国内农产品供求格局与市场变化受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持续加深。我国对国际农业资源尤其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掌控能力还较为有限，进口渠道相对单一化，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话语权、定价权与贸易大国地位还不相称。随着以美国政府推行“美国优先”、英国脱欧为标志的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抬头，贸易保护主义蔓延，通过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弥补国内产需缺口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当然，巴西、阿根廷等世界主要出口国大豆供给充裕、库存处于高位，寻求出口积极性较高，主动宣布出口禁令的可能性不大。历史上，美国曾于1980—1981年对苏联因入侵阿富汗实施粮食禁运（禁止商业出口）。据美中情局当时估计，这次禁运将使苏联饲料供给降5%～14%，肉类生产降12%，消费降7%，但没有成功阻止国际市场产品进入苏联，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在苏联市场份额增加，主要原因是禁运措施难以在出口国之间达成一致的共识和行动。尽管当前全球大豆供应总体充足，主要出口国库存压力大、出口动力强，但如果出口大国出现物流即时性停摆，有可能对我国大豆供应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造成一定影响，并导致价格出现阶段性大幅上涨。随着疫情持续时间拉长、波及范围扩大，不仅会助涨农产品原料价格，而且会推动国内畜禽和食用植物油及相关副食品价格上涨，造成国内输入性通胀，并进一步对整个产业链产生负面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历史表明，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对像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坚持立足国内办好自己的事，以我为主保供稳价，坚决稳定粮食生产基本盘，充实储备调控资源，多措并举化解国际市场传导性压力。加强与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粮食安全与贸易政策协调，推动消除贸易壁垒、畅通国际物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国际粮食市场预期，努力推动全球农业与粮食供应链安全有效运转，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可靠性和韧性。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机构开展的援助低收入、贫困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合作，降低全球粮食危机风险，更好地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加快构建开放条件下农产品多元化进口保障体系，着眼长远拓宽进口渠道、丰富调控工具、备好替代选项，做好紧急情形下应对农产品贸易不确定性预案，牢牢把握粮食和重要副食品供应安全主动权。
【注释】
[1]白美清：《中国粮食储备改革与创新（1978—2013）》，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2]朱希刚：《跨世纪的探索：中国粮食问题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
[3]中国农业博物馆：《五千年农耕的智慧：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年版。
[4]李方晨：《崩溃过程中的东北农村》（下），天津《益世报》，1934年8月4日，载李淑娟著《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5]孙冶方：《财政资本的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第1卷第12期，1935年9月，载于春英、衣保中著《论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1860—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日］“满铁”调查部：《满铁调查月报》，1932年7月，载于春英、衣保中著：《论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1860—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载毛英萍，《略论民国时期东北的农业经济政策》，《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8]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简称ABCD，前三家均属美国公司，后一家属法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