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消费演进趋势——需求规模和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一般而言，粮食消费按用途划分，包括口粮消费、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四大部分。口粮以直接消费为主，主要包括稻谷（大米）、小麦（面粉）两大品种，分别占口粮消费的4成、6成左右。饲料用粮是养殖业对能量和蛋白转化需求的主要来源，主要包括玉米、大麦、高粱、大豆、薯类及替代品种等，当然受比价关系和养殖习惯影响，也会有少量小麦和稻谷用作饲料。其中，玉米是最重要的饲料能量供应品种，大豆（豆粕）是最重要的饲料蛋白供应来源。工业用粮主要是指食品加工、淀粉、油脂、酿酒、燃料乙醇等行业消费的原粮，近些年以玉米淀粉、乙醇及其衍生产品为代表的深加工业，对转化粮食的消费增长也较为快速。
直至21世纪初期以前，整个粮食消费结构以直接口粮消费为主体，这些年口粮消费占比已经逐步下降到40%以下，而间接饲料粮消费超过口粮成为主体。我国正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城乡居民膳食结构仍在转型升级，主要表现为对肉蛋奶等动物性产品的消费量增加，并进一步形成对直接粮食消费的替代。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人均GDP处于1～3万美元阶段，主要动物性产品的人均消费量出现峰值，之后保持相对稳定略降的趋势。随着人口增长总体趋稳，预测人均动物性产品消费带来的饲料粮需求峰值，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研判整个粮食需求形势的关键点。
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我国将经历“两个峰值”。一个是“人口峰值”，预计未来我国人口每年平均净增加300万人左右，到2028年前后达到14.3亿人口峰值。另一个是“城镇化率峰值”，预计未来我国每年平均新增城镇人口1400万人左右，到2035年前后将迎来75%左右的城镇化率峰值。此后一个时期，我国还将迎来“粮食消费峰值”，但这一峰值来临的时间既明显滞后于“人口峰值”，人口数量继续增长带来消费总量增加，也将滞后于“城镇化率峰值”。在城镇化率峰值到来之前，人口规模保持相对稳定，居民食物消费升级带来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粮食消费总量继续增加。而且在城镇化率峰值之后，还存在一个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弥合进程，也会带动粮食消费增长。
当前的城镇化率是以常住人口为口径统计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居住超过6个月，就成为当地的常住人口，这意味着在我国2.9亿农民工中有相当规模人口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事实上，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偏低（45%左右），两者存在15个百分点差距。到2035年城镇化率达到峰值之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还将持续，仍存在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填平缺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贯穿着整个食物消费继续升级演进的进程，粮食需求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当然，粮食消费峰值的出现，与工业用粮发展趋势也有一定关系，还面临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粮食消费总体上还将维持在巨量规模基础上持续增加的大趋势，预计在2035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出现峰值，并呈现稳中缓降的态势。也就是说，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求紧平衡格局依然不会改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仍然巨大。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今后5～10年左右，中国人口仍将在庞大的基数上继续增长，总规模进入维持在14亿人口之上的平台期，将比1949年增加9亿人左右，由此带来的粮食需求规模也是长期的、巨大的。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推动食物消费升级，导致转化类粮食消费持续增长。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将成为城市人口，饮食结构也会逐渐升级。城市化是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提速，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城镇人口大约是5765万人，2019年突破60%，城市常住人口数量接近8.5亿人，到2035年将达到并稳定在75%左右。大量农村人口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会转化为城市人口，而粮食消费结构随着城市居民的增多，也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市化导致人均直接消费的粮食减少，但对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间接粮食消费需求将显著增加，这将使得饲料粮占粮食需求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按照联合国对生活水平的划分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是绝对贫困，50%～60%是勉强度日，40%～50%是小康水平，30%～40%是富裕，30%以下是最富裕。从收入水平与食物消费关系的演进阶段来看，在第一阶段当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为解决温饱问题，消费以粮食为主；在第二阶段当收入跨越了第一阶段后，谷物、薯类所减少的份额逐步由畜产品替代，畜产品消费呈上升趋势；在第三阶段当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畜产品消费稳定、停滞或减少。目前，我国食物消费正处在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的时期，未来10～15年，我国饲料粮需求在达到峰值之前仍将继续保持高位增长的趋势。
随着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需求呈现出持续刚性增长的趋势。在消费领域，粮食的直接消费量将进一步下降。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地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以后，在粮食消费形态上代之而起的是食品加工和饲料用粮等间接粮食消费的急剧增加。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10000美元，目前人们的食品消费结构已经明显升级，粮食二次消费品增加，肉蛋奶等食品消费比例快速扩大。随着口粮消费持续平稳下降，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消费需求的增长已经成为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增长的绝对主体，粮食消费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据调查，1995年，全国粮食消费需求总量为4.53亿吨左右，其中，居民口粮27427万吨，占粮食需求总量的61%，饲料用粮12913万吨，占粮食需求总量的28%，工业用粮3800万吨，占粮食需求总量的8%，种子用粮1320万吨，占粮食需求总量的3%。到2005年，粮食总消费需求增加到4.94亿吨，其中，居民口粮27107万吨，占粮食需求总量的55%，饲料用粮15818万吨，占粮食需求总量的32%，工业用粮5335万吨，占粮食需求总量的11%，种子用粮1180万吨，占粮食需求总量的2%。据2008年发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估计，2020年全国粮食需求总量达到5.725亿吨，其中，居民口粮达到24750万吨，占粮食需求总量的43%，饲料用粮23550万吨，占粮食需求总量的41%，工业用粮及种子用粮等占粮食需求总量的16%。
从实际情况看，随着人口数量高位增长、城镇化水平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加，人们对食品的消费结构持续升级，粮食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综合之前研究发现，对于未来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预测，基本上都大幅低于实际消费规模。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6.69亿吨，进口量接近1.43亿吨，如果不考虑国内库存变化等因素，整个粮食的表观消费总量就达到8.12亿吨，大大高于当时预测的5.725亿吨。据2014年发布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预测，到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将稳定在5.5亿吨以上。按照当时的预想，5.5亿吨的粮食产量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应该是基本有保障的，但是消费总量却比预期多出2.4亿吨左右。从消费增长规律的一般性趋势来看，主要是饲料消费和工业消费这两大部分的快速增长超乎预期。据推算，当前的实际口粮消费比重已经大幅低于43%的预测值，可能在35%左右，而饲料消费比重高于41%的预测值，可能达到44%左右，除种子消费外，工业消费比重估计达18%～20%。也就是说，目前，我国饲料消费已经超过口粮，成为粮食总消费需求的大头，饲料消费加上工业用粮占全部粮食消费的比重已经达到60%～65%，粮食消费的快速增长也几乎全部来自这两部分。(https://www.daowen.com)
由此也反映出，这些年来，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续高位攀升跨越新台阶，但供求紧平衡格局却越来越紧。究其原因，就是粮食消费需求的增长大幅高于国内产量的增长，而且是以超预期的速度在快速增加。这也充分说明，粮食稳价保供任务的艰巨程度是超乎想象的，当前粮食安全的好形势确实来之不易。实际上，保障国内粮食生产供给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10多年前所能预测的范围。
尽管我国居民口粮直接消费已经开始出现下降，但消费量基本保持平稳，大致是一个平缓趋降的态势，近30年来仍大致维持在2.7亿～2.8亿吨区间。口粮消费的区域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有的省市粮食调入量增加，流动人口增加是重要原因。现阶段全国农民工数量大约2.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亿人左右，跨省流动农民工数量占外出农民工比例达到40%～45%（超过7000万人），口粮消费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发生了深刻调整。从1990年到2006年，农村人均口粮消费量下降了56.5公斤，下降幅度为21.5%，平均每年下降1.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下降了53.7公斤，下降幅度为41.1%，平均每年下降3.26个百分点，下降速度均大幅高于人口增长率，这也反映出我国城乡居民米面等口粮消费总量逐步减少的总体性趋势。尤其是，随着饲料和工业用粮等间接消费大幅增加，口粮消费比重明显趋于降低，1995年居民口粮的比重为61%，到2010年前后已经下降到50%以下，占粮食主体地位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进一步降至35%左右，未来还将进一步下降。另外，随着粮食产销格局变化，商品率持续提高，各地粮食流通“大进大出”形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2018年全国粮食商品量增加到9205亿斤，比2005年翻了一番多，粮食商品率超过70%。农户存粮数量总体减少，总体上由“存稻谷小麦”转向“买大米面粉”或加工制成品。
饲料用粮已经成为推动粮食消费的主要因素。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类等粮食转化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畜牧业生产加快发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饲料用粮需求总量大幅增加，消费比重逐步提高，大大改变了我国的粮食消费结构。从1990年到2003年，饲料粮需求量大幅跃升，1990年饲料粮需求量为7590万吨，到2003年增加到12840万吨，增加了69%，平均每年增加5个百分点；从人均消费水平来看，1990—2003年，饲料粮消费由66公斤/人增加到99公斤/人，增加了近50%，平均每年增加3.8个百分点。在饲料粮消费的构成中，玉米的比重从1990年的80.7%稳步上升到2003年的87.3%，大米、小麦和其他谷物的比重分别从1990年的11.7%、3.3%和4.3%下降到2003年的7.1%、2%和3.6%。[1]
自2008年东北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开始启动，进口、生产和库存“三量齐增”，到2016年临时收储制度取消后，优结构、调生产、去库存“多措并举”，再到2020年玉米政策性库存消化基本清零见底，社会预期悄然发生改变，国内玉米供求关系也从相对宽松转向“偏紧平衡”格局。前一个时期，随着生猪生产发展稳定恢复，饲料需求持续增加，玉米产需缺口进一步扩大，供求紧平衡状态引起各方高度关注。过去5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出现下降，2020年6.19亿亩、产量2.61亿吨，分别比2015年减少5556.6万亩、432.2万吨，连年形成的产需缺口也在逐步累积。前一段时间，企业和农户主动存粮意识明显增强，大量玉米从种粮农民手中转移到中间渠道，政策性临储库存拍卖在保障正常消费的同时，企业库存需求也大大增加，在中间环节形成“堰塞湖”。其中有不少粮食没有直达终端消费，在特定时段内由“不合理需求”转为“无效供给”。部分贸易商囤粮待价而沽，强化了市场紧张预期，进一步加剧了供求紧平衡态势。
在历史上，富商大贾伺机大量囤积粮食，操纵价格暴涨暴跌从中渔利，阻碍粮食正常流通，类似现象并不鲜见。清朝康熙曾屡下诏令严禁囤积粮食，“如有富豪人等将市米囤积者，即令在囤积之处，照时价发粜，不许囤积，违者以光棍例治罪”[2]。新中国成立前后，粮食自由购销、供应紧张，私商大量投机贩运粮食有机可乘。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取缔了投机活动。
在城市化持续推进过程中，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对肉蛋奶等动物性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仍会有较大增长。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日蛋白质摄入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现阶段饲料粮较快的增长趋势还将继续，这也是拉动我国粮食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粮食供求紧平衡格局下，特别是玉米、大豆等饲料粮的保供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从饲料替代消费看，实际上，小麦不仅所含能量与玉米相当而且蛋白含量更高，在饲用消费中具有较强的替代性，替代程度主要取决于性价比是否合理。目前，全球玉米产量的64%、小麦产量的18%以上被用作饲料，欧盟小麦产量的30%左右用于饲料。随着我国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供求形势的阶段性变化，不同粮食品种价格波动性也相应增强，一旦比价关系发生逆转，就容易引致饲料消费结构的改变。在正常情况下，小麦价格常年高于玉米，饲用替代消费约1000万吨。据测算，如果我国玉米和小麦价差缩小到每吨100元左右，小麦替代玉米用作饲料就会具有性价比优势。2011—2012年小麦饲用消费曾达到2400～3000万吨的历史高位，约占当年小麦产量的20%～25%。
尤其是2020年以来，受玉米供求形势偏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资本投机炒作以及市场主体预期看涨等因素叠加影响，国内玉米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小麦和玉米比价开始低于替代临界值，并出现了价格“倒挂”现象，玉米价格已经普遍高于小麦。随着粮食比价关系发生逆转，小麦饲用经济价值明显高于玉米，且具有耐储存特性，越来越多的养殖企业愿意采购小麦替代玉米满足饲料消费。如果这一形势延续下去，预计小麦替代玉米饲用消费有可能超过3000万吨，约占小麦产量的14%左右（仍低于全球18%的平均水平），稻谷替代玉米饲用消费也将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统筹权衡、综合施策、拿捏好度，把握好城乡居民口粮、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保障优先序，使粮价保持在合理区间波动，有保有压保障供求结构平衡。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市场价格波动的容忍度，发挥好市场价格信号对增加粮食生产的引导作用，防止过度打压市场价格对稳定恢复发展生产形成抑制。另一方面，要加强玉米和口粮消费联动调控，防止饲料替代消费向口粮消费传导引发价格“跟风”上涨，避免饲料价格大幅上涨向畜牧养殖业过度传导，确保饲料“不与人争粮”。
粮食需求更大的压力来自加工用粮的迅速增长，工业用粮超过了饲料用粮的增长速度。近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化石能源供应趋紧，生物质能源迅速发展，以玉米淀粉、乙醇及其衍生产品为代表的玉米深加工业[3]不断扩张，成为拉动粮食需求的重要动力。玉米加工产品逐渐由传统的初级产品淀粉、酒精向精深加工扩展，氨基酸、有机酸、多元醇、淀粉糖和酶制剂等产品所占比重不断扩大，产业链不断延长。玉米是最主要的饲料原料，深加工业过度发展将会挤占饲料玉米的正常供应，进而可能影响到肉禽蛋奶等居民生活必需品的正常供应。玉米深加工产业主要集中在产区，主要调出省份外调原粮数量减少。2006年，8个玉米产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河北、河南和安徽）深加工消耗玉米量合计2965万吨，占全国深加工玉米消耗总量的82.6%。部分主产区玉米深加工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一些产区已经出现加工能力过快扩张、原料紧张的倾向。2005年东北地区粮食外运量为5500万吨，约占产量的44%；2006年虽有陈粮销售支撑，但是东北地区粮食外运量仍下降至4600万吨，而其中主要的下降动力就来自玉米，玉米的调出量已经由原来的1000多万吨下降至目前的100多万吨。[4]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对粮食特别是玉米的需求量大增，以粮食为原料的深加工业迅速扩张，国内玉米精深加工发展很快。2004—2006年我国深加工消耗玉米由1650万吨提高到3598万吨，年均增长29.5%，远高于玉米产量7.9%的平均增长速度。截至2008年前，我国东北三省建成和在建的玉米加工能力在3500多万吨，而这三省实际玉米产量也只有3800万吨。按照当时这种玉米加工业发展的势头，玉米调出量占全国80%的东北三省，将很快面临无玉米可调出的问题。[5]到2004年底前，国家确定的3个变性燃料酒精生产试点项目相继投产，总产能超过100万吨，新增工业用粮300万吨。与2001—2002年度相比，2005—2006年度酒精用玉米（工业用酒精、食用酒精、燃料乙醇）数量增长95%，淀粉用玉米增长62%，饲料用玉米只增长5%。
我国燃料乙醇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2000年我国决定将燃料乙醇的开发生产、使用列入“十五”计划。最初，我国的燃料乙醇生产主要是消化陈化粮玉米和小麦等。近年来陈化粮彻底退出历史，随着燃料乙醇产业在国内的快速增长，生产乙醇燃料的原料逐渐转向以玉米为主。截至2006年，我国已经批准建设四家定点乙醇燃料企业，分别是吉林乙醇燃料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华润酒精有限公司、河南天冠集团和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有两家企业在东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东北三省乙醇燃料消耗玉米量从2003—2004年度的200万吨增加到2005—2006年度的427万吨，增长了一倍多。“十五”期间，我国玉米深加工产能增长幅度超过玉米产量增长水平。我国玉米深加工转化消耗玉米数量累计增长94%，年均增长14%；而同期玉米产量仅增长了31%，年均增长率仅为4.2%，远低于工业加工产能扩张的速度[6]。
可见，工业用粮消费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但这种较快增长的趋势在一定时期内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这既有原料价格上涨的市场调节原因，也有政府出于保口粮和饲料用粮的调控因素。比如，2005年我国工业用粮已经达到5335万吨，比2000年增长了18.2%，比1995年增长了40.4%，2007年工业用粮总量约为6500万吨，占粮食需求总量的13%。当时，各地建设燃料乙醇项目的热情空前高涨，一些地区存在产业过热倾向和盲目发展势头，以生物燃料乙醇或非粮生物液体燃料等名目提出的意向建设生产能力达到千万吨量级。为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维护粮食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2006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先后发布《关于加强玉米加工项目建设管理的紧急通知》《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严格市场准入标准与政策，严格项目建设管理与核准，立即暂停核准和备案玉米加工项目，并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从战略上统一筹划并正确引导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发展，坚持“非粮为主”原则，重点支持以薯类、甜高粱及纤维资源等非粮原料产业发展。遵循“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则，优先保障居民口粮和饲料用粮供给，2008年国家开始严格控制深加工消耗玉米数量，由玉米作为主要原料转为支持发展以木薯、红薯、甜高粱等非粮作物生产燃料乙醇，我国玉米深加工业盲目过快扩张的势头得到了阶段性遏制。
随着粮食供需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2017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逐步实现全覆盖。目前，国内已建成7家生物质乙醇生产企业，包括中粮肇东、吉林燃料乙醇、中粮安徽丰原、中粮广西、河南天冠、中兴能源、山东龙力，封闭推广地区覆盖河南、安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省份。目前，我国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原料8成以上来自玉米，而纤维质乙醇和煤制乙醇两类非粮化生产方式发展还不充分。总体来看，现阶段燃料乙醇发展既面临市场机遇，更面临现实困惑。“汽车不能与人畜争粮争地”，国家根据粮食供求形势变化，必须对粮食燃料乙醇规模采取相机调控粮食政策，在特定阶段必然严控玉米用于生产燃料乙醇，而在口粮和饲料用粮优先保障导向下，产业通过“迂回发展”发挥蓄水池调控作用也是必然的。未来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统筹考量国内粮食形势和国际贸易等因素，在战略上确立产业发展思路，摆脱过度依赖粮食原料，着眼长远优化调整技术主攻方向和路线，强化非粮燃料乙醇技术的创新实践应用，否则这一产业将难以迈上大规模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从长期看，由于粮食价格相对低廉，而且加工用途广泛，随着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日趋短缺，酿酒、医药、燃料等行业扩大粮食消费规模的趋势难以改变。随着科技进步和粮食加工技术的不断革新，食品加工行业等对原料用粮的消费也会进一步增加。如果我们在前述基础上，再把时间拉长一点，玉米工业消费这种迅猛增长的趋势更为明显。2000年全国玉米产量1.06亿吨，经过持续不懈的艰苦努力，到2020年增加到2.65亿吨，是20年前的1.5倍。但与之相比，2000年我国玉米深加工消费为850万吨，到2020年估计已达8200万吨，大约是20年前的10倍。从2020年玉米深加工消费结构来看，估计淀粉产品消耗玉米2000万吨、发酵制品4000～5000万吨、酒精产品1500～2000万吨（其中燃料乙醇600万吨），当年玉米深加工消费总量大致在7500～9000万吨。由此，2020年仅玉米深加工消费一项，就占到2000年全国玉米产量的70%～85%，无论消费规模还是增长速度都是非常巨大的。另外，近几年油脂工业生产能力急剧提高，对大豆的消费需求迅速增长，2020年我国大豆进口超过1亿吨，几乎全部用于压榨消费，而2001年大豆进口只有1394万吨，近20年增长了6倍多。从城乡居民对食用植物油需求情况看，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趋于稳定，农村居民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今后一段时期，油脂工业对大豆需求仍将在高水平之上持续稳定增长。
种子用粮需求比重较小，数量也相对比较稳定。从长期看，随着良种普及率提高和作物栽培技术不断更新，以及耕作和种子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平均每亩种子用粮数量将呈稳中略减的趋势，基本维持在1100万吨左右。
如前所述，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6.69亿吨，进口量接近1.43亿吨，如果不考虑国内库存变化等因素，全国粮食表观消费总量就达到8.12亿吨。未来15年，预计粮食消费规模总体仍处于持续攀升期，但增速将可能明显趋缓。如果按照每年平均增长300万吨测算，2035年粮食消费需求将达到8.57亿吨；如果按照每年平均增长500万吨测算，2035年粮食消费需求将达到8.87亿吨。当然，这只是对未来粮食消费前景作出的趋势推演，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受工业用粮、肉类进口增长趋势不确定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
总体来看，随着人口增加、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我国粮食需求尤其是饲料用粮需求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同时粮食损耗浪费也不容忽视。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到2035年，我国粮食消费需求总量将极有可能跨入8.5亿吨以上区间，之后将逐渐趋于稳定并迎来峰值。这对持续抓紧抓实国内粮食生产、适度扩大进口供给，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综合考虑今后粮食需求总量的增加趋势和消费结构的演进规律，未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稳定拓宽多元进口渠道，确保我国粮食供给安全，仍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决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