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走出去”和大粮商——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四大跨国粮商就在我国农业领域进行商业布局，以谷物、油脂油料等大宗农产品贸易为切入点，逐步延伸到油料加工、谷物加工、饲料加工、食品配料加工等行业。国际大粮商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全球化布局、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研发创新实力方面。四大粮食在全球重要粮食主产区拥有筒仓、中转站、码头、港口等仓储物流设施，农产品贸易网络覆盖众多国家，垄断了全球80%的粮食贸易量，并逐步渗透到粮食主要消费国的加工领域。
外资是把“双刃剑”，在涉足我国农业领域的过程中，不可否认，也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和运作方式，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快速壮大成长。国际四大粮商通过整合全球化的市场信息，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利用期货套保等方式规避经营风险，在研发上大规模投入，以保持竞争优势。与之相比，国内企业在产业布局、产业链延伸、风险控制、运营水平、研发投入等方面依然处于竞争劣势。在日益开放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为应对四大粮商竞争和冲击，国内企业只有自我加压、负重前行、加快壮大，打造宏观调控的可靠载体，才能积极迎接挑战与之相抗衡，立于不败之地，防止操纵价格暴涨暴跌，稳定市场供给和运行秩序。
外资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关键是风险能否承受、是否可控，本质上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国内企业应当适应“与狼共舞”，在竞争和合作中“为我所用”、倒逼改革、跨越赶超。我国农业领域对外资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这是构建农业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新发展阶段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的必由之路，也体现了中国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我们的全球大粮商的铸造过程，绝不会一路坦途，必然历经大风大浪、暗礁险滩，注定是适应并驾驭激荡起伏的国内外市场形势的过程。在因循封闭的世界里，大粮商是不可能壮大起来的，必须面向世界抢抓机遇，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育新机开新局，在全球视野中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由此，这既是我们在全球化中面临的挑战，也是孕育的机遇，更是发展的逻辑。
早在1995年，我国就提出了农业“走出去”的研究构想。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自2010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要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创造良好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积极支持农业走出去，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和农业资源开发合作，支持农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和加工、仓储物流设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自古以来，农业交流和农产品贸易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合作内容。借道古丝绸之路，中国从西方引入了胡麻、石榴、苜蓿、葡萄等作物品种，并把掘井、丝绸、茶叶等生产技术和产品带到中亚，促进了相关国家间农业技术和产品的传播交流，亚欧非的农业文明沿着古丝绸之路交流互通，不断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农业发展仍然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现代农业优势明显，中间广大腹地农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沿线农业大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体系，对加强与中国的农业合作有强烈需求。推进“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扩大农产品贸易往来，是相关各国农业发展与合作的共同愿景。其中，大部分国家对解决饥饿和贫困、保障粮食安全与营养的愿望强烈，深化农业贸易合作是相关国家的共同诉求。
目前，中国正以开放的姿态、合作的诚意，积极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合作和农产品贸易，在“一带一路”上贡献中国智慧。近10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翻了一番，由2007年的1437.8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3103.2亿元。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农业贸易快速增长。从资源禀赋和科技装备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农业发展和贸易方面互补性很强，农业合作有很大的空间。在资金技术上，“一带一路”沿线遍布很多发展中国家，受资金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无论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是土地产出率普遍较低。如，蒙古、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单产仅相当于中国的1/4。吉尔吉斯斯坦农业用地超过全国领土的一半，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近100万公顷耕地仍未开发。我国拥有杂交水稻、节水灌溉等众多先进的农业技术，在作物栽培、土壤改良、小型农机具、农副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帮助沿线国家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在土地资源上，“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着大量地广人稀的国家，很多国家水土资源充足、农业特色明显，是全球农业用地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多种多样，能够生产各类农产品，但人均耕地面积仅0.1公顷，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具有很大潜力。在产品结构上，我国跨越亚热带和温带，劳动力资源丰富，在高附加值的蔬菜、水果生产方面具有优势，近年来“两水一菜”（水果、水海产品、蔬菜）农产品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速，国际竞争力较强。尤其是反季节蔬菜出口，在中亚、俄罗斯等市场潜力广阔。
面向未来，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深化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对外合作，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产品和主要国家完善贸易政策，进一步拓展进口的来源渠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通道，合作开展运输、仓储等农产品贸易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贸易规模，拓展贸易范围。同时，鼓励建设多元稳定的“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渠道，发展农产品跨境电子商务。加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农产品检验检疫合作交流，共建安全、高效、便捷的进出境农产品检验检疫监管措施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规范市场行为。
应要看到，农业“走出去”任重道远，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战略布局和政策设计。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持续增长的需求，在立足国内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发挥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作用。农业海外投资作为优化完善农业全球结构布局的重要途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农业资源的全球配置，应着眼长远，以推动农业走出去为契机，加强农业产业链整合，依托贸易、资本和技术优势，协同提升全球农业产业链的韧性和确定性，从长远上稳定国内粮食供给来源渠道。
目前，在全球各地都能看到中国农业海外投资的存在，但是很多仍然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传统领域，没有建立起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和贸易一体化的全球农产品供应链。未来一个时期，农业“走出去”仍将面临国际投资新规则、海外农业经营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民粹主义兴起和反全球化的抬头，可能会加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国家劳工政策是企业“走出去”的现实瓶颈。为保护本国劳动力，一些国家制定严格的劳动签证政策，阻碍了中方人员进入。而多数沿线国家农业技术人才相对缺乏，对农业合作开展造成不利影响。“海归”农产品回运难、成本高，境外粮食回运和大中型农机过境的境外手续烦琐，存在的监管风险也值得关注。(https://www.daowen.com)
从黑龙江、新疆和云南等地情况看，积极扩大与周边国家农业合作，农业走出去取得初步成效，可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在实施农业对外战略合作中的作用。黑龙江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对俄境外农业开发初具规模，境外农业投资企业120家，并逐步由农业种植向畜牧养殖、仓储加工、物流运输等领域延伸。中国与俄罗斯农业合作的优先选择地区是远东地区，该地区总面积6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占俄罗斯总人口的4.9%。俄罗斯实施远东大开发战略，为农业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可针对“走出去”从事农业生产、加工经营的农业企业，实施差异化的农产品贸易支持政策举措。新疆是未来与中亚农业合作的重点区域，农产品加工对哈萨克斯坦具有明显优势，特色农业优势突出，农产品精深加工基础较好。通过深化中哈农业合作，加快发展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形成面向内地和中亚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与贸易基地，有助于改善当地就业和民生发展环境，是新疆地区长治久安的必要举措，可建立持续长效的农业经贸合作机制。云南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贸易量大、互补性强，适当增加边境地区农产品进口有利于促进国际分工合作。目前，缅甸和老挝分别有1.38亿亩和1.2亿亩未开发的耕地资源，柬埔寨、泰国的耕地后备资源也很丰富，应把这些周边国家作为云南农业企业“走出去”的优先方向。
要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推动农业“走出去”，打造农业贸易战略的承载主体。支持我国有条件的企业开展跨国经营，重点在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等产业链关键环节上加大投入、加速布局，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通过海外投资、并购、资本运作，提升在全球农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对于在海外大规模直接购买土地问题，要引导企业谨慎对待。这种投资行为，需要在水利建设、品种繁育、机械购置、加工和储运等方面进行巨额投资，风险较大。出于国家主权、国民心理、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一些国家对此采取限制性甚至禁止性政策。要引导企业借鉴跨国农业公司与当地农民合作的方式，通过提供融资、农资、技术培训等生产性服务，建立与当地农民的稳定合作关系，重点将盈利模式放在非生产环节。
与此同时，要努力扩大本土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出口效益。我国劳动密集型及部分深加工农产品具有现实和潜在竞争优势，比如水产、蔬菜、水果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对于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20年，山东省农产品出口总值连续22年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近1/4，2016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2019年开始突破1200亿元），带动了1900万人就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了25%。总结山东农产品出口领跑全国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条。
立足本土特色优势，坚持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道路。山东省蔬菜、水果、水海产品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居全国首位。实践表明，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必须坚持适度规模化发展、强化标准化支撑、狠抓集约化生产，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种养结构，进一步彰显本土农产品“特色优势”。坚持引进第三方认证机构，制定了涵盖主要出口国家地区、覆盖全产业链的全程标准体系。截至2016年，示范区共建立标准化基地5946个，比2007年增加了两倍以上，示范区内80%以上的出口农产品实现标准化基地生产。
培育多元市场主体，坚持激发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山东省民营企业已经超越外资企业成为出口主力军，农产品出口内生动力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坚持走产业化发展道路，注重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并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聚焦加工技术创新，坚持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延伸。山东农产品制成品出口比重占3成左右，高附加值出口产品份额逐年提升。如大蒜出口中，脱水蒜产品的附加值是新鲜大蒜的5～10倍，黑蒜产品的附加值比保鲜大蒜高20倍以上。山东紧紧围绕农业“提质增效”这个核心目标，通过政策扶持引导、搭建服务平台，着力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加快产业技术改造升级，推进三产深度融合，实现“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提高出口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金乡县组建了润丰种业公司、成功生物科技两个院士工作站，研制开发出黑蒜制品、硒蒜胶囊等60余种深加工产品，始终占据大蒜科研最前沿，形成了较强加工能力、冷藏能力，企业抵抗市场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邹平市西王集团有“中国糖都（淀粉糖）”“中国玉米油城”之誉，年加工玉米300万吨，在果糖结晶和色谱技术两项关键技术上攻关突破，率先在国内实现结晶果糖规模化生产。
建强质量监管体系，坚持“产出来”和“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的运行机制，坚持标准先行、全程监管的推进路径，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共治”的工作机制，搭建了“省级质量安全公共信息和国内外市场开拓平台”以及“市级区域性农产品集散中心和检验检测中心”两个平台，构建了示范区标准化体系、农业化学投入品控制体系、可追溯体系、监控评估预警体系、安全诚信体系和多元化国际市场体系等六大体系，建成全国首个“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省”，创新农产品质量监管模式。
塑造整体品牌形象，坚持在出口新旧动能转换上不断加力。山东有4000余家农产品出口企业，产品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欧盟、美国和韩国是传统出口市场，占农产品出口的6成左右。近年来，山东省搭建了“国内外市场开拓平台”，扶持农产品出口企业参加境外知名展览会，培育出53个农产品国际知名品牌。大力推进“农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农产品出口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引进国内知名食品领域跨境电商平台，建设食品垂直跨境电商园区，为山东农产品走向世界开辟了新途径。
要加大对农产品出口支持力度，瞄准出口国农产品市场需求，结合我国农业资源特点，增强优势出口农产品有效供应能力，巩固农产品出口传统优势，扩大特色和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鼓励支持优势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建设，推进出口基地转型升级，支持农产品出口企业加强保鲜、储藏、加工和物流设施建设，加强产品研发、检验检测，建立健全可追溯体系。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出口环境，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深度拓展国际新兴市场。指导企业积极有效应对国外农产品领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国际贸易摩擦，改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条件，切实解决出口环节制度性成本高、检验检疫和通关流程烦琐等突出问题。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国际认证和注册，推进农产品认证结果互认工作。打造一批农产品出口龙头企业和一批拳头出口产品，稳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出口效益。要继续强化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在“产出来”和“管出来”上狠下功夫，把优质、安全和绿色标准挺在前面。开辟农产品出口“蓝海”，支持出口农产品宣传推介。加大中华饮食文化的宣传力度，增强中国特色农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出口带动力。大力拓展农产品品牌国际营销渠道，鼓励“互联网+农业”融合发展，支持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企业进驻国际知名电商平台，加快实现“买全球、卖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