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王国”和贸易大国——全球大豆贸易的百年沧桑巨变
《诗经·小雅》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史记》记载，中国最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开始种植大豆。大豆作为五谷之一，原产于中国，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栽培历史。现在世界各国种植的大豆，基本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传播去的。欧美各国大约是19世纪后期才开始从中国引种，及至20世纪30年代，大豆才遍及世界各地。1936年，全球9成以上的大豆总产量（91.2%）仍集中分布在中国。至今，国外关于大豆的称呼，如英文（soy）、法文、德文、拉丁文等，也都保留着古代中国大豆“菽”（shu）的读音。我国的豆腐技术约是20世纪初传到欧美，生产豆腐、豆腐乳、豆芽菜等豆制品被称为“20世纪全世界之大工艺”，豆腐成了世界性食品[3]。
近百年来，透过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变迁，可以观察我国大豆产业在世界农业史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剖析国际大豆生产贸易跌宕起伏的兴衰交替。清末民初以来，我国东北地区可谓“漫山遍野大豆高粱”，农业种植结构以高粱、谷子、大豆、小麦等为主，这四种粮食作物面积占8～9成。现在的东北地区放眼望去已是“漫山遍野玉米稻谷”，形成鲜明对比的“画面感”。
自清朝末期以来，各地封禁弛废，放荒、招垦政策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逐渐拉开序幕。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作为第一个重要农业基地，已经形成特色鲜明的农业经济体系，日益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商品粮生产基地和著名“大粮仓”。
东北地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区域，土地资源富饶、地域辽阔平坦、土壤优质肥沃，区内平原相连、无山脉阻隔，形成了天然的整体性农业经济区，历史上开发较晚。全球这一纬度区域包括北美五大湖地区、日本北海道地区、欧洲南部地中海地区，是世界上的发达纬度带，相对应在南半球同纬度地带上也有这一特征。如加拿大、美国、法国、阿根廷、澳大利亚等，这些世界上能够出口粮食的国家都位于这一纬度区域地带上。我国东北地区平原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56%，平原海拔大部分在150米以下，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黑土面积占东北地区耕地总面积1/3左右。东北地区自然环境独特，农田集中连片程度高，适于农业机械化耕作，为发展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形成了以高粱、谷子、大豆、小麦四种粮食作物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格局。其中，高粱和大豆是大宗农作物。高粱作为当地人民的主要粮食，其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比重都居于第一位，而大豆作为商品性经济作物主要用于出口贸易，其产值比重占据第一位。民国初期，东北民族资本的农产品加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直接促进了整个农业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粮豆出口贸易结构已经逐步由以原料出口为主向以加工品出口为主的格局转化，大豆、小麦的加工制成品粮豆饼、豆油、面粉等农产品的出口额超过了原豆和原麦的出口额，这也标志着东北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商品经济的初步繁荣。随着东北地区出现巨大的移民浪潮以及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其粮食商品生产规模和粮食商品率都已经达到了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在当时东北农业生产与国际市场需求及工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大背景下，在世界市场作用下促进了东北农业生产的集中布局，清代东北农业呈现“南豆北粮”的格局，民初大豆北移到中部松辽平原，成为这一区域占主导地位的作物。之所以形成这一农业发展格局，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诱致性因素，这对于自给性粮食作物和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以及出口贸易的比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高粱、谷子是典型的自给性粮食作物，而大豆是典型的商品性经济作物，大豆除了一部分用于居民消费外，大部分主要用于出口贸易。随着农业生产的日趋商品化，东北地区粮食种植开始呈现区域化特征。
民国中后期，东北地区粮食作物结构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大豆的产量比例显著上升，并已经超过高粱成为第一大粮食作物，高粱的产量比例相应下降，退居成为第二大粮食作物。到1930年，东北地区大豆、高粱、谷子保持农作物的主体地位，这三种作物的产量占比分别为28.3%、25.6%、17.5%，共占粮豆作物产量的71.4%，而玉米产量超过小麦，成为第四大粮食作物，小麦相应退居成为第五大粮食作物。据史料统计，1930年黑龙江省粮豆面积占种植总面积的99.5%，其中小麦占18.8%，谷子占17.3%，大豆面积最大，占37%，大豆是进入市场交易和供输出的大宗产品之一。在耕地规模上，从1924年到1931年，东北耕地面积从815万公顷，增加到1407万公顷，净增592万公顷，其中仅大豆的种植面积就扩大了200余万公顷，从而促进了东北商品粮生产的发展。在产出水平上，据统计，当时我国东北大豆亩均产量为91.92公斤，而同期日本仅为80.36公斤，1930年东北农产品总量达到1900万吨，占全国农产品总量的20%，其中大豆约有500多万吨，占世界大豆产量的60%。我国东北地区向全国乃至世界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商品粮。
东北沦陷以前，东北地区成为世界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大豆生产已具有相当生产规模，占据了世界大豆市场约80%的市场份额。农产品商业化已经完全渗透到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出口贸易等整个产业链条，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20世纪20年代东北规模巨大的粮食商品生产，日趋发达的粮食加工业，畅通高效的粮食运销业，繁荣旺盛的粮食出口贸易，相当程度的粮食商品率，共同组成了农业商品经济的繁盛局面。如人均粮食占有量、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大豆生产的集中化和区域化程度、大豆三品（大豆、豆油、豆粕）出口贸易额、大豆的输出率和商品率、大豆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等，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据20世纪20年代末的统计，东北粮豆作物的平均商品率约达53%，其中大豆的商品率为80%～83%。1927—1931年东北大豆三品的输出量达到了300万吨的历史最高纪录，东北农业商品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当时的东北农业经济以大豆为标志性特征，是在紧密依赖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20年代东北地区商品经济繁荣背后暗藏着多重危机，大量农产品逐步卷入国际市场。全球农产品市场的波动性变化，都会对东北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影响。以1929年年底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起点，经济危机迅速向欧洲和日本蔓延，造成生产下降、失业增加以及工农的赤贫化，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各国纷纷转嫁经济危机对本国的影响。随着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受到国外市场牵制和连锁影响，东北农产品出口锐减、粮价暴跌、市场凋敝，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商品经济遭遇沉重打击，整个农业骤然陷入危机状态并急剧地衰退，20世纪20年代东北农业商品经济的繁荣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以大豆为例，我国东北出口导向型的农产品价格主要受制于欧洲市场。德国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大豆消费国。一方面，德国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入影响，国内工人和底层农民购买力下降，使得油脂工业从价格高昂的大豆油脂生产转为较为低廉的鲸油生产业。另一方面，德国提高进口关税高筑贸易壁垒，限制东北大豆输入，大豆进口数量大幅缩减。我国东北大豆受上述双重挤压的影响，价格低迷不振。再加之，日本化学肥料充分，豆饼从肥料市场上被迫退出，原来运往荷兰的豆油数量也在下降，东北大豆三品等主要产品的出口需求大幅萎缩，导致原料大豆价格暴跌。在这一背景之下，高粱、粟、玉米、杂谷等主要农作物价格也跌落了五成，到1934年农产品价格才恢复到危机前六至七成的水平，东北农业生产遭到了系统性的沉重打击。据满蒙经济调查报告，“堆积在大连市之满洲大豆，约在20万石，其他南满路沿线各驿，堆积有30余万石。其他五谷杂粮，价格非常低落，如高粱，北满三角钱一斗，南满四角多一斗；大豆北满五角多一斗，南满九角多一斗；小麦北满产额颇少，南满产额较丰，一斗价在一元五角多；荞麦北满不产，南满四角多钱；谷子北满四角多钱，南满六角多钱；精米北满一元五角多，南满两元左右”[4]。根据大连商工会议所统计年报，1930—1934年大连大豆公定行市价格急剧下跌，由1930年每百斤5.56～8.46元骤减至1934年1月的3.12～3.54元，跌幅高达40%～60%，东北农民收入直线跌落谷底。
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日伪“统制”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大豆价格暴跌，使种豆农民遭受了很大经济损失。在商品经济因素的驱动下，农民纷纷弃耕或改种其他作物，这是东北作物结构变化的内在动因。“在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大豆价格惨落之情形下，南满路大豆运费竟高出原产地价格的二三倍，农民因为把大豆运到市场上去出卖负担太重，所以只好把它留在家里当燃料用了”[5]。另一方面，在大豆价格急剧跌落的情况下，伪满政府为达到特需作物增产的目的，开始采取限制大豆等作物生产的措施，减少大豆、小麦种植比例，奖励扩种杂粮和其他经济作物。“本年度（1932年）播种期特有的现象，是农民不希望有剩余之产出，而尽量地努力于自用的最小限度的范围去播种的倾向。主要的播种是高粱、玉蜀黍及荞麦，而大豆、小麦则极少”[6]。在这一阶段，东北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呈现为商品性作物（主要是大豆、小麦，很大比例用于商品性贸易）缩减，自然经济作物（主要是高粱、谷子和玉米，主要供本地食粮消费）扩大的趋势。其中，大豆作为东北地区第一大商品性作物，种植面积明显下滑，尤以其北部地区最为显著。大豆和小麦两种典型的商品性作物种植比例，从1931年的54.0%跌至1934年的41.7%。可以说，农作物种植结构从商品性作物向自然经济作物转化的过程，贯穿着伪满前期东北农业商品经济衰退和结构失调的一般性趋向。
随着战时经济体制日益深化，东北沦陷后期的农业生产和流通产业政策也深刻调整，日伪当局对农产品的控制进入了疯狂劫掠阶段。日伪“粮谷出荷”政策给东北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不仅出荷数量巨大，而且价格极其低廉。1940—1944年，粮食产量增长总体较为缓慢（这4年累计增产仅6.5%，其中，1942年较上年减产达9.1%），而实际出荷量竟增加了3/4以上。在一系列经济统制政策的强迫下，东北农民交纳了大量出荷粮之后，为解决自身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不得不减少单产较低的商品经济作物种植，进而导致大豆生产继续衰落。由此，东北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出现失衡，进一步由商品化向自给化倾向发展。这与当时采取的“粮谷出荷”政策有直接关系。其中，在1943年大豆的征购比例达到74.2%，水稻达到69.9%，大大超过了高粱、谷子和玉米20%～40%的征购比例。在日伪强制威逼下，广大贫苦农民被迫将大量粮食以远低于市场价格水平，甚至仅以1/20～1/10的市场价格出荷，扣除用于交租的粮食外，种子、饲料和口粮部分所剩无几，遇有灾年，不得已连种子和口粮都要交出去，造成东北农民的严重饥荒。
东北地区自清末民初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粮食单产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几乎没有明显的提高，甚至不少年份出现较大的下滑。实际上，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耕地面积的扩大实现的。据统计，从1911年到1930年，东北人口从1835.2万人增长到2919.8万人，总人口增长了1100万左右。仅在1924—1931年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东北的耕地面积由8148千公顷增至13733千公顷，增长了69%，农产品的总产量由1475.1万吨增至1845.7万吨，增长了27%。[7]应当说，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地广人稀、举目荒原的原始状况只是得到了初步改变，整个农业生产的全面提高和稳定发展任务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经过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1949—2019年，我国人口总量增加了近8.6亿人、1.6倍，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1万亿斤、4.9倍，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到474公斤。我们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满足了14亿中国人的粮食消费需求。在谷物自给率超过95%、口粮自给率达到100%、粮食和重要副食品供给总体充裕的基础上，2020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1.48亿亩、产量1960万吨，大豆产量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从黑龙江情况看，经过70多年的发展，已从昔日的“北大荒”发展成为世人瞩目的“北大仓”。到2018年，黑龙江粮食产量1501.4亿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倍。其中，大豆产量131.6亿斤，是1949年的6.2倍，占全国大豆产量的41.1%；玉米产量796.4亿斤，是1949年的20倍，占全国玉米产量的15.5%；水稻产量537.1亿斤，是1949年的131倍，占全国水稻产量的12.7%。黑龙江已成为全国第一粮食生产大省，无论是大豆还是玉米、水稻，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大幅跃升。
我们常讲，中国是大豆原产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在国际贸易中也曾是最重要的大豆出口国。以前东北“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已渐成乡愁记忆，现在高粱基本消亡，大豆也日渐式微。事实上，当前的大豆生产和贸易量级规模已远非昔日可比。在新中国历史上，我国大豆的最高产量不超过1600万吨，却还是大豆净出口国。再追溯至民国时期，1936年中国大豆产量为1130万吨，当时出口也不过在百万吨的量级，但无论是大豆生产还是贸易都占据了世界主体地位。近百年来，中国大豆生产贸易形势历经深刻调整，在产量长期增长的同时，贸易局面发生逆转，由出口转为进口且进口量急剧扩张。
中国大豆格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比生产发展在更加快速的增长。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国，国内大豆需求在高水平持续稳定增长。大豆已经成为我国食用油脂和蛋白食品的主要原料，也是畜禽养殖的重要饲料来源。尽管国内大豆产量不断增加，但随着国内油脂加工业的迅猛发展，对食用油消费和饲料加工的消费需求更加快速增长，大豆原料的产需缺口不断拉大。有必要说明的是，“产需”缺口与“供求”缺口不尽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国内产量和总供给量的关系，除国内生产供给以外，总供给量还包括净进口量（进口量—出口量）、库存消化量（包括政府储备、政策性库存、商业库存、农民储粮）两大部分。对于进口或库存变化较大的品种而言，其产需关系和供求关系会有很大差异，最大的差异就体现在大豆上（主要是年度进口规模巨大），其次是玉米上（主要是这几年库存规模变化较大）。也可以说，粮食产需缺口可以通过扩大进口供给、释放库存供给弥补，当然也可以寻求替代供给，减少对特定品种的需求来实现平衡。而供求缺口更多是短期内的形势变化，从长期看，通过市场价格调节、压减消费需求，可以动态实现特定条件下的供求平衡。正如现在我国的粮食供求形势，其与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完全不同，尽管当时都能实现供求平衡，日子都过来了，但从简单温饱走向生活宽裕，食物消费明显提档升级了，粮食供求也经历了从低水平的平衡向高水平的平衡的动态跨越。(https://www.daowen.com)
近20多年来，适应国内消费升级形势变化，我国大豆供求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996年开始由大豆净出口国转为大豆净进口国，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进口大豆数量持续快速增加。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和消费国，大豆需求量达到1.1亿吨以上。与超过1亿吨的大豆消费量级规模相比，国内大豆产不足需且缺口持续扩大，2017年国内大豆产量1455万吨，仅能满足国内消费的不到13%，巨大的大豆产需缺口主要依靠进口满足。国产大豆主要通过豆制品加工满足食用消费，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而进口大豆则是重要的食用植物油和饲料蛋白来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2001—2020年大豆进口量从1394万吨增长到10033万吨，年均增长9.5%。近几年，我国大豆消费需求在1.13亿吨左右，其中，食用消费1400万吨、压榨消费9500万吨、损耗浪费等400万吨。国际市场大豆生产高度集中，全球产量的70%、出口量的80%集中在巴西和美国。大豆进口填补了国内市场供给缺口，为发展现代养殖业和改善国民膳食结构提供了有效支撑，也成为带动全球大豆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据美国农业部首席经济师办公室（OCE）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大豆进口将增长4620万吨，达到2.19亿吨，增幅26.7%。未来10年，全球大豆需求增长的79%来自中国的需求，中国大豆进口预计将增加到1.405亿吨，用以满足畜牧业及植物油消费对大豆原料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此同时，全球前三大大豆出口国巴西、美国、阿根廷出口量也将分别增加到1.215亿吨、6460万吨、1090万吨，合计出口量高达2亿吨左右，约占全球大豆出口总量的90%，理论上完全有潜力满足中国需求。
国际四大粮商[8]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农业领域进行商业布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大豆压榨行业的兴起，四大粮商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投资油脂加工企业，ADM通过参股丰益控股（益海嘉里）来投资国内大豆压榨厂，嘉吉、邦吉、路易·达孚通过新建、收购、租赁等方式进军国内压榨行业。四大粮商掌握着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主产国大豆的收购、仓储和出口码头等设施，控制着全球70%以上的大豆货源，世界大豆贸易基本被跨国粮商垄断。从我国大豆加工领域看，据估计，四大跨国粮商在我国油脂市场原料与加工及食用油供应中，所占份额总体在30%～40%。目前，国内油脂加工已形成“三分天下”格局，大型国企、跨国粮商和民营企业各占三分之一。2010—2017年，中国大豆压榨产能从约9000万吨增长至1.45亿吨、增幅62%，大豆压榨加工量从5396万吨增长至8848万吨、增幅64%。据测算，在目前国内进口大豆压榨量中，ABCD四大粮商占35%，国有企业占32%，其他民营企业占33%。这种“三足鼎立”的市场竞争格局，短期内不会对国内市场调控造成较大影响。但从长期看，随着我国农业领域对外资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尤其是在外资负面清单放宽农业领域准入后，应密切跟踪关注外资运作新的态势变化，重视化解可能产生的市场风险，防止对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和市场价格形成操控力量，切实做好农产品保供稳价。
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尤其是这些年，大豆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但过分炒作大豆受制于人、对外依存度高企甚至出现大豆主权丧失等“妖魔化”倾向，并不是理性的选择，也没必要过度担忧。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大豆消费需求增长较为迅猛导致进口已达相当规模，在中美贸易中也成为备受瞩目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叠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当时国内生猪生产又处于快速恢复的关键阶段。由此，高度关注大豆进口供给的稳定性是正常的，对潜在风险的应对也确需进行系统谋划。
如前所述，粮食安全不是理论的、抽象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不能把宏大的粮食安全问题看作铁板一块，“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基于国情农情世情，在多元现实约束条件下进行多方程求解，把战略问题分解到一项一项政策举措上，落实到一个一个链条环节上。目前，我国大豆进口已经超过1亿吨，已经占到国内大豆消费85%，国产大豆基本是以食用为主，而进口大豆主要是转化消费。从表象来看，我们进口的是“大豆”本身，但实质上是由之加工转化而来的食用油以及饲料转化而来的肉蛋奶，而且在转化过程之中增加了就业、加工增值和养殖利润。在进口大豆转化背后，其实也是存在较强的多元替代性的。在大豆进口渠道上，目前我国大豆进口涉及16个国家和地区，进口企业可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选择大豆进口来源国家和贸易商。在大豆原料替代上，动物产品作为植物能量和蛋白的转化品，养殖业发展在能量类饲料和蛋白饲料之间存在替代性，大豆、油籽、玉米、小麦、稻谷、大麦、高粱和薯类以及加工副产品米糠、麦麸等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相互替代，替代程度上取决于其营养成分比重和市场价格关系。在饲料蛋白替代上，大豆压榨后产生的豆粕是重要的蛋白饲料来源，但其与菜籽粕、葵花粕、棉粕、鱼粉等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性。在食用油替代上，食用油有花生油、菜籽油、茶油、棕榈油、橄榄油、核桃油等多种油料可供选择，进口渠道亦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与表面上大豆对外依存度和集中度畸高的情形显然是不同的。
应当看到，我们进口上亿吨大豆符合国内需求，是市场化形成的动态均衡，也是各国比较优势互补的结果，节省了国家的水土资源、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成本、减少了居民的食品支出、满足了社会的消费需求，总体上于我有利。这是一般情形，在正常状态下保障国内大豆供给是没问题的，粮食出口国企业和农民扩大出口市场份额的愿望非常强烈，适度发展贸易互通有无是“双赢”的格局。但如果在极端情形下，受全球疫情流行、灾害或战争影响，出现供应链断裂或物流停摆，主要出口国优先自保并实施贸易管控，国际资本炒作加上国内定价权缺失，引起进口价格暴涨并对国内形成输入性冲击，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频繁升级，可能导致正常的贸易往来陷入停滞状态。当然，这是极小概率事件，也是贸易的底线情形。为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必须运用底线思维，对如此大规模的进口贸易备有后手，做到长远战略有布局、中期回旋有替代、短期应急有预案。
从大的概念上来讲，有必要对粮食、谷物及大豆进行区分，这既有利于与国际惯例接轨，也有利于准确把握全国粮食供需基本形势。目前我国大豆消费已达相当规模，压榨主要依靠进口。在测算粮食自给率时，如果把上亿吨消费规模的油用大豆归在粮食“分母”里，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谷物基本自给的保障水平，容易引起社会上对粮食安全不必要的担忧和渲染。如前所述，若按利用境外虚拟土地资源测算，我国2015—2019年进口稻谷、小麦、玉米相当于2612万亩播种面积，由此测算三大谷物自给率达到98.2%，基本安全有保障。但是，如果把大豆算进来，四大粮食品种的自给率就下降到了68.1%，这很容易造成对粮食安全形势的片面解读甚至误读误判。现行粮食统计口径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与国际通用粮食概念（仅指谷物）不同。从1994年确定粮食主产区以来，全国产销区域划分已几经调整，现行区域划分是根据2001年粮食供需形势确定下来的。近20年来全国粮食供求形势和产销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也有必要研究对产销区域划分适时进行调整完善，突出必保的重点粮食品种，适应新的粮食供需形势变化。
从大豆背后的用途来看，进口大豆几乎全部用于压榨加工，一块是食用油，压榨出20%的豆油是我国第一大植物油，另一块是饲料，剩余80%的豆粕是第一大饲料蛋白来源。由此，解决大豆的问题，应当跳出大豆本身，从油料、饲料及其转化成的肉蛋奶来探寻解决之道。一方面，从油料用途来看。2019年，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约3500万吨，其中国内生产量1150万吨左右。总体来看，食用植物油消费大致是“1/3可自给、2/3靠进口”的格局。国内食用植物油主要来源于油料和大豆（我国大豆统计在粮食中），包括油菜籽、大豆、花生等草本油料和油茶、油棕、橄榄等木本油料。进口油料主要包括油籽（主要是大豆、油菜籽等）和食用植物油（棕榈油、菜籽油、豆油等）两大部分。另一方面，从饲料用途来看。我国饲料总需求3.5亿吨（豆粕占18%、玉米占52%）左右，饲料消费大致是“4/5可自给、1/5靠进口”的格局。而整个饲料消费又分为能量饲料和蛋白饲料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蛋白饲料消费1亿吨左右，约占整个饲料消费的30%。主要包括豆粕6300万吨、占65%，以及杂粕、DDGS、鱼粉、肉骨粉等，其中进口的蛋白饲料主要是大豆（9000万吨，大约80%的出粕率）、菜籽粕（160万吨）、葵花粕（150万吨）、豆粕（1万吨）和鱼粉（150万吨）等。总体来看，蛋白饲料消费大致是“1/4可自给、3/4靠进口”的格局。另一部分是能量饲料消费2.5亿吨左右，约占整个饲料消费的70%。能量饲料与谷物类似，主要包括玉米1.83亿吨、占76%，小麦300万吨、米糠2000万吨、麸皮2000万吨、高粱150万吨、大麦550万吨等，其中进口的能量饲料主要是高粱、大麦，加起来常年约为1000万吨，高峰时2000万吨左右。总体来看，能量饲料消费大致是“95%可自给、5%靠进口”的格局。
由此可见，我国大豆油用和饲用的替代品种是非常多元的，消费调节也具有一定弹性，对外依赖程度并不像表面上85%的大豆过度靠进口如此严重。但另据测算，我国大豆和豆油95%进口量来自巴西、美国、阿根廷，油菜籽和菜籽油95%进口量来自加拿大，棕榈油99%来自印尼和马来西亚，油料和食用植物油进口渠道相对集中，确实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如果“跳出来”从全局看，综合考虑不同油料品种、饲料品种以及肉蛋奶转化品种之间的交相替代，统筹起来谋篇布局做文章，而不是“陷进去”偏于一隅只盯着一两个品种，由此进口回旋空间就打开了，政策工具也就更加丰富了，特定品种的表观集中程度会相对降低，系统性的潜在风险随之更加分散。在国内生产上，稳定增加油料及蛋白饲料生产，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在消费调节上，通过优化饲料配方结构，调控过度食用油消费、减少损耗浪费，缓解供需矛盾也有相当大的空间。除此之外，更大的可做的文章，是在增强传统进口渠道供给稳定性的基础上，重点通过“西扩南延北进”，西扩黑海地带、南延大湄公河次区域、北进俄罗斯远东地区等，开辟新的进口来源渠道，发挥好“走出去”企业作用，建立生产贸易长效合作机制，打造稳定可靠有韧性的供应链，逐步实现部分油料和饲料来源可替代、多元化、能回旋。
长期来看，通过发展国内大豆生产主要保食用供给，以及主要靠进口满足饲料和榨油需求的“两个循环”格局难以改变。当然，这是基于常态的长期贸易流向均衡格局作出的判断。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遇非常之形势需作出重大抉择，就必须遵循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大逻辑，打破传统的贸易思维定势，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留有战略后手，不能陷入单纯经济比较优势的窠臼。应当说，缓解国内大豆产需缺口矛盾，关键是要构建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调控体系，广辟食用植物油和饲料蛋白来源，积极调控消费结构并遏制不合理消费，主动防范化解国际市场潜在风险。
研究表明，在正常情况下，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进口大豆数量将保持扩大趋势。随着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需要积极稳妥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度扩大进口。据测算，2020年中国进口大豆超过1亿吨，相当于节省国内8.1亿亩的耕地资源。在中国目前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下，一方面，要加大对国内大豆生产的支持力度，实现国内食用大豆消费基本自给，确保大豆自给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之上；另一方面，应继续适度进口大豆，以克服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推动农业的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集中资源力量更好保障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程度，以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形势，大豆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国，目前大豆需求量达到1.1亿吨以上，也是美国大豆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是全球大豆第二大生产国和出口国，产量和出口量占全球的份额均超过3成，仅次于巴西。2017年美国大豆产量接近1.2亿吨，近一半大豆依赖出口，出口的近60%依赖中国市场。美国大豆出口转换市场的增长空间较为有限，难以找到任何一个市场完全取代中国大市场，而且开辟新的稳定市场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
美国前期不断升级贸易摩擦，其国内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是不争的事实，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大豆主要种植在中部平原和密西西比河流域附近。2017—2018年度，美国大豆种植面积达到创纪录的3623.6万公顷，同比增长8.3%，35年来首次超过玉米。2018—2019年度，美国大豆丰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增加到1.24亿吨。我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后，美国大豆对华出口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总额为241亿美元，其中大豆独占鳌头，达到139亿美元、占58%。中国全年进口美国大豆达到3285万吨，占美国大豆出口量的62%。2018年，我国自美国进口大豆1664万吨，仅为上年的一半。2019年第一季度我国自美国进口大豆256万吨，这与正常年份同期相比，进口量骤减8成以上。美国大豆库存急剧上涨，期末库存已达到有史以来的峰值。2018—2019年度，美国大豆丰产加上上年度结转库存，当年美国大豆供给量高达1.36亿吨。从期末情况看，即使考虑到国内压榨消费和出口市场转移等因素，2018—2019年度美国大豆期末库存也创下历史新高，同比翻一番多（是上年的2.4倍），占全球库存23.9%。如果这一局面持续恶化，美国庞大的大豆库存可能需要数年来消化。加之大豆不耐储藏，储存期一般只有两年左右时间，这无疑更加剧了库存消化矛盾。美国大豆市场价格暴跌，创10多年来的历史新低，曾一度跌破种植成本线。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价格自2018年3月以来开始下跌，2018年9月均价已达到近10年来历史最低值833美分/蒲式耳（306.6美元/吨）。2019年1月至3月大豆价格维持900美分/蒲式耳（330美元/吨）左右，仍在2009年以来的低位徘徊。2019年5月以来，大豆价格跌破800美分/蒲式耳（294.5美元/吨），降到794美分/蒲式耳（292.2美元/吨），再创近10多年来（2008年12月）的历史新低，已明显低于855美分/蒲式耳（314.7美元/吨）的种植成本线，充分反映出市场信心严重不足。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势必引发农场主大规模亏损甚至破产蔓延的局面。在农产品出口减少、价格低迷的情况下，美国农场收入大幅缩水。2018年美国农场净收入为631亿美元，同比下降16%，已跌至10年前金融危机时的收入水平。当时预计2019年这一数据约为694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较2018年增长8.1%，比2013年创下的历史高位（1361亿美元）回落49%，较2017年特朗普上任初期下降11.1%。
在农产品整体面临过剩问题的形势下，美国大规模调减大豆种植改种其他作物的余地是非常有限的。根据之前美国农业部发布的种植意向报告，与往年相比，美国农民出于无奈，依然选择较大规模的大豆种植，2019—2020年度美国农户打算种植8460万英亩（5.1亿亩），仅比2018—2019年度的8920万英亩（5.4亿亩）略降5%，仍居近15年来的第三高位。美国政府新一轮农业救助计划只是临时性应对措施，既难以弥补短期内美国农户的全部价格损失，也无法从长期解决出口市场销路问题。据美媒报道，特朗普2018年签署了120亿美元美农援助法案，但这种临时方案并不足以解决贸易摩擦对农产品出口市场造成的持续伤害，即使补助全部到位，也无法抵消美国农民因中美贸易摩擦遭受的损失。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培育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贸易摩擦将可能导致市场恢复变得越来越难，美国行业协会和农场主更需要的是恢复正常的农产品贸易。
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情况下，随着企业采购主体预期的改变，未来国际市场可能形成新的平衡，全球大豆贸易流量流向将出现重大改变。美国大豆与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大豆存在季节性差异，俄罗斯等国家也具有较大的生产潜力，我国大豆进口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腾挪转换余地。目前，中国大豆进口量占全球总出口量的2/3，其中90%以上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从现实情况看，单纯依靠一个国家的供应能力和实际出口量难以满足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必须拓宽进口来源渠道。
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国贸易企业和加工企业在市场化原则引导之下，单一化的进口渠道有可能悄然改变，多元化的来源渠道将随之逐步拓展。无论是北美、南美还是黑海等其他地区，都可能成为商业化采购的现实目标选择；无论是豆粕、菜粕、葵花籽粕还是肉类等品种，都可以发挥不同品种之间的协同替代作用。与之相应，国内供求关系在新的市场条件下也将会实现新的动态平衡。过去10年里，我国大豆进口量累计增长2.1倍，而同期国内猪肉产量仅增加21%，这一鲜明反差充分显示出在市场化条件下通过调减豆粕使用比例、调整饲料配方结构等，可以减少对进口大豆的需求。由此可见，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通过统筹内外资源市场、供需两端调控同时发力，大豆多元替代是有巨大挖潜空间的，也完全可以在动态均衡中实现油料和饲料市场供需基本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