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两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乍看起来，实践理性和人类学的文化理论的这种争论与马克思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瓜葛。或者说，至少还没有涉及到马克思。可以肯定地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功能主义的简化论；它并没有把社会想象为生物过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形态。这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参看Schmidt 1971，p.47）。马克思的观点也决不是一种幼稚的感性唯物主义，把思想和意识看作是对现实感知的简单反映。这也可以看作是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立场（参看Lenin 1972［1920］；Cornforth 1971［1963］；Avineri 1971，pp.65-67；Schmidt 1971，pp.51ff.）。此外，马克思的观点也不是粗陋的唯经济论，把人理解成唯利是图的个体，即是说，在与社会环境相对抗的过程中，个体操纵社会环境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最大利益。在马克思那里，“个人首先是社会的存在物”：人只有作为社会的成员才能存在——这正如西方社会视为当然地以这种经济化的“个体”形象来看待自身，而这种经济化的个体本身恰恰就是这个社会的异化产物，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自我意识〔1〕。就所有这些观念来说，马克思恐怕不得不重申，如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像人们经常提到的那样，他自己的自然主义，是剔除了唯心论成分的黑格尔行动主义和剔除了冥想反思论成分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综合产物。哈贝马斯明确地总结说：“唯心主义从与唯物主义相反的方向发展了‘积极的方面’，但只有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才能真正理解这个‘积极的方面’”（Habermas 1971，pp.26-27；参看Livergood 1967）。人通过在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来生产自身，包括生产自己的意识——不过，正是这种实践活动，即使在其最凝固的展开过程中，（因为它必须使用语言的缘故）也预先规定了他人的存在。因为人们必须在世界中进行生产，因此，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也在自身中以及与他人关系中完成了自身的改造。〔2〕这种辩证过程是从生产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人们又不断地生产新的需要，在运用各种手段开发周围资源的时候，他也改变了自己活动的物质条件。在改造他的条件和对象的同时，他由此也必须改变自己的观念，这是因为，他的观念来自于他意识到只有在因生产活动所导致的改变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存在，同样也来自于他在那种生产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同他人的关系。通过发展新的生产力和相应的生产关系，人发展了一种历史的本质，正是这种本质为他决定了生活自然的特征，以及既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特征，同样也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特征。因此，自然乃是“人格化的自然”，在其效果和概念方面都与社会的构造有关。“但是，抽象的自然本身——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对人来说就是无”（Marx 1961［1844］，p.169）。社会与客观环境的关系受到历史主体的媒介作用。因而，在最根本的程度上，马克思看待文化与自然的立场——他把人类文化理解为人介入物质世界的方式——和后来时代人类学对此的理解相去不远。〔3〕

但这样一种范式却不完全是象征的。要想看到这种不完整性，我们只需注意到，通过把概念（观念，类别）确立为是对具体经验的体现，是作为人之劳动对象的世界的实在状态，马克思借助与其象征特性恰好相反的属性来生发意义；即是说，其意义是“无需激发的”。在马克思看来，概念赖以形成的经验过程，是一个与概念作为意义而存在正好相反的过程——它并不必然与任何具体客观情境发生关系。当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转向分析社会和历史本身时，当他发展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这种关于知识的理论就成了一个严重的缺憾。这是在于，意义由此转化成了众多的命名技巧，而文化概念一方面指一种工具效用的逻辑，另一方面又指一种满足自身物质利益的语用学（阶级意识形态）。从这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出现了第二个环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环节，这又与其著作中的第一个环节渐趋吻合，同时，这两个环节仍然是有区别的，这与人类学里面实践论与文化论的区别如出一辙。这样，文化出现在人与自然的协调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妥协也惟有以自然的方式借助文化才能得以进行——即通过我们所知的那种过程的“新陈代谢”。

这也就是说，在许多决定性的方面，生产的文化秩序被自然化了，在它的作用下，上层建筑是作为自然秩序的文化化形式而产生的。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武断地假定说，无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变化，自然会因此丧失其自主性。在本质上，自然仍然是难于驾驭的，不可化约的，它自在地存在着。但唯物主义理论由此给人类学带来的问题尤其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这一方也被放到自然里面去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以牺牲文化为代价的。文化秩序的历史变异性是有待于解释的问题，而在试图进行解释时，在双重意义上，它也由解释的主项（subject）变成了解释的谓项（predicate）。首先，历史被从人类主体中抽离出来了。在关键的理论环节上，人以其本质面目出现：人是具有需求的动物，并毋庸置疑地必然要运用可资利用的物质手段在自然中采取有目的的行动。同时，经济条件现在被看作是“给定的”——作为既定状态的生产力：当前的文化建构物被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抽离出来，其功能就是要把它表现为中性的和惰性的。文化组织方式因而成了为满足需求而展开的自然—物质方案必需的手段。因此接下来就必须把文化转变到谓语的地位。社会秩序和思想是实用目的论的必然结果，它们以各自的方式转述着“劳动环境的客观逻辑”（Schmidt 1971，p.30）。这样一来，自然化了的生产活动也就不再受象征的决定作用，并辩证地超越了这种决定作用，反而是生产活动本身决定着象征系统。下层组织受事物本身的制约，而马克思的人类学亦步亦趋地跟在生产后面，却不在生产之中。(https://www.daowen.com)

本章大部分篇幅将详细论述这些问题，但其实几乎所有这些都已经说过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