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思维的谱系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话语，一种是“现实生活的语言”，一种是人们用以想象他们的社会生存状况的语词；第二种话语附属于第一种，因它强调的是实践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面对的现实力量要凌驾于人们对这些力量的想象之上。如果人们想要有效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就必须与这些条件“打交道”（在这个短语的双重意义上[1]），那么，生产的物质条件就必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马克思关于知识的理论中，主体和客体是活跃的两极（Livergood 1967），但客体并不需要主体才能存在。人才是“受到限制的”、“苦难的”生命。因此，辩证观念中的双向关系在现实中被一种更强大的客观存在的需要—满足的单向逻辑包括了。工作的实用逻辑形成了一张物质约束力的网，从功能上说，所有的关系和观念都服从于它。这种实践发生在一个已经被象征化了的世界之中，是从现实中建构出来的社会产物，这一点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正如如果不是根植于物质理性之中生产就不可能进行一样，它也不可能触及事物的真正实质。这样一来，在理论上，需要所起的象征性决定作用——也就是说，相对的对象的文化系统——也就消失在人们为了满足需要而采取的绝对客观的行动之中了。历史意图被神秘化为实践的前提和自然界的前提——就是说，人们必须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文化也就在从事自身再生产的行动中消失了。
说得更具体一点，言语和思想只有在其他事物的光辉下才能发光。出于所有的理论目的（这些理论目的来自所有的实践目的），语言在具体经验的环节上是不起什么作用的，而只能是反映性地、实用性地服从于人们的具体经验。经验首先是，而且始终根本上是人们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生活首先涉及到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Marx and Engels 1965，p 39；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尤其与下面这个观点不相协调，即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他们拥有意识；重要的是，一旦人们开始生产他们的生存方式，人也就开始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了。意识是作为这种生产的必然结果而形成的，而语言则是作为从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必要性中产生的“实际意识”而形成的（同上，p.42）。因此，只有考虑到“初级的历史关系”（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生产、家庭和合作方式的生产），我们才能“发现人们也占有意识”。恩格斯共同促成了这种观点的产生，他也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这个看法，并随之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
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首先是劳动的出现，在劳动之后，并和劳动一起，产生了语言。（Engels 1940，pp.282-284）
这种准历史只不过是以戏剧化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根本上有系统的观点：即是说，语言是工具性的，这和马林诺夫斯基如出一辙。语言是出于人们想要控制世界的愿望才产生的，因此，语言的诸范畴忠实地表现了由实践确立起来的各种实用性区别，也就是说，作为记号，语言范畴的确定价值在于它们的实用功能。〔9〕
因此，在后来一篇评论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文章中，马克思得出了这样一种关于“野蛮人的思维”的理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够吸引人类学的兴趣，不仅在于它直接谈到了“原始人”，还因为它是以一种与马林诺夫斯基几乎全无二致的方式来看待原始人的。下面引用的段落近年来被广泛征引，用来阐述马克思关于知识的基本理论。它阐释起源神话的方式也饶有趣味。施密特称之为“概念思维的谱系”——可以肯定地说，它与真正的过去的关系，不会比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努尔人宗族的谱系中发现的更多。但就目前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展现言语与“现实生活的语言”最初的统一这一方面，马克思在此向我们展示出他是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基本关系的：语词始终是与行动的要素同源的，因为它们两个在物质实用性方面有着共同的来源和意义。概念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是由外部世界的各种区别所引起的，人们的经验使得这些区别具有实用价值。马克思当然不会同意唯心主义教授的看法——在此他批判的是瓦格纳，但他的批评实际上重复了费尔巴哈的看法，更不用说重复了马林诺夫斯基对泰勒的批评了——即是说，人们是从他们与世界中的对象所处的关系中开始的；是从行动、饮食以及占有这些对象开始的。到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人类学的关键之所在：马克思忽略了，惟有当他们把世界作为一个概念来加以（象征的）体验时，人们才开始成为与其他动物有区别的人。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关于先验基础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经验作为有意义的经验所具有的独特性的问题。这也不是一个关于世界的实在的问题；它关系到，根据对象的客观性的意义构造，哪一个世界维度会以何种方式适合于既定的人类群体。然而，马克思是一个前象征的社会理论家。在他看来，语言是一个命名过程，是一种社会文本与物质文本相调和的产物。人们作出的第一个范畴是能给他们带来愉悦的东西与会给他们招致痛苦的东西、可吃的东西与不可吃的东西的区别。在语言之中，是自然本身在说话，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隐喻。人类赋予自然差别以价值的能力被简化成了是对实践的、固有的意义的反应。马克思的“概念思维的谱系”实际上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图腾制：
概念思维的谱系
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就不是实践的，即是说，不是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关系……在人与外界对象的关系方面，人是把它们当作满足他的需要的手段的。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对象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要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取得一定的外界对象，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的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其他一切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伴随着人们的需要的增加和多样化，以及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而必需的活动类型的增加和多样化，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根据类别予以命名。
这个过程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对象的过程中，人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具体的对象之间保持着持续的劳动关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对象而与其他人进行斗争。但这种命名过程，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已经变成经验的东西，即反映出一定的外界对象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这也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所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Marx cited in Schmidt 1971，pp.110-111）〔10〕
图腾制
［泰勒的万物有灵论使得早期的人看起来好像整天都在沉思，也非常有理性；但田野工作却表明，野蛮人只对捕渔和园艺感兴趣。］……因此，在图腾制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早期人对不可理喻的现象进行推理的结果，而是对他周围那些最急需的对象所持有的实用性焦虑和一些最能打动他的想象、最能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东西（比方说美丽的飞鸟、蟒蛇及危险动物）的混合。……［图腾制］表现了原始人对周围事物的兴趣，表达了他的情感和想要控制最有用的对象的愿望。(https://www.daowen.com)
从荒原，到野蛮人的肚子，然后再到他的脑袋，这中间的道路实在是很短的，对他来说，世界是一个无可选择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最显眼的就是那些有用的、首先是可吃的动植物。
因此，我们发现了我们的问题的答案；人们有选择地感兴趣于有限数量的动植物，而人们通过仪式来表达这种兴趣，以及在社会层面上来满足这种兴趣的方式，也就表现为原始生存状况的自然结果，表现为野蛮人对自然对象及其通常工作的自发态度的自然结果。从延续生命的观点来看，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对那些实际上不可或缺的物种的兴趣是永远也不会减退的，在追求、扩大他对动植物习性和本性的观察与知识的过程中，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这些对象的信念也给予他以极大的力量与耐心。
因而，图腾制表现为一种祝福，这种祝福乃是宗教赐予原始人在应付有用的周围事物时所付出的努力的，是赐予原始人“为生存而作出的斗争”的。（Malinowski 1954，pp.20，44，46-47）
我想强调的是——我还会在后文进行全面的讨论——这种关于知识的理论是从马克思的出发点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它运用“科学的”术语继续巩固它的“人文主义”方案。在此我们可以引用科拉柯夫斯基来证明这一点。柯拉科夫斯基好像没有考虑到马克思对瓦格纳著作的评论，他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巴黎手稿》中，发现了直接导致“概念思维的谱系”的观念的萌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一篇与马克思和马林诺夫斯基非常类似的文章中，科拉柯夫斯基本人实际上恰恰重复了这种谱系：
人类的意识，实践的观念，虽然并不能生产出存在物，但却能够生产出由分成种属的个人所组成的存在物。从这个环节开始，人无论作为单个生物体还是作为整个物种已经开始在智识上支配着万物的世界——从这个环节开始，他发明了能够有效组织这个世界的工具，并因此通过语词来表达这种组织方式——他发现了那个已经被建构起来的、已经形成分化的世界，但并不是根据某种已经形成的自然范畴，而是根据一种由出于认识环境的实际需要所强加的范畴。这个世界被分成的各个范畴不是某种惯例或有意识的社会协商的结果，正好相反，它们是人们在自发地努力克服事物对立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正是这种试图消除现实的混乱状态的努力，不仅决定了人类的历史，而且也决定了自然作为满足人们需要的对象的历史——而我们只能通过这种形式才能真正理解它。把世界划分成各种物种，划分成可以分开来加以考察的具有特定性质的个人，乃是实践精神的产物，由此导致产生了对立的观念，甚至产生了它与荒谬的理论观念之间的任何一种差别。（Kolakowski 1969，p.46）
换成一位现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人们是按照生活和实践建议给他们的那样去说的”（Schaff 1967［1864］，p.172）。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从事研究的沙夫（Adam Schaff）以及其他深刻的语言学家们都坚信——马克思本人却决非如此——语词或语法范畴仅仅是复制了世界的感性属性。相反，对一个既定的言语共同体的成员来说，他们的语言中包含着这个世界的范畴，是这些范畴把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组织起来的。弗拉斯诺夫（Volosinov）写道：“并不是经验把表现组织起来，毋宁说是相反——是表现把经验组织起来。表现首先赋予经验以形式和明确的特性”（Volosinov 1973［1930］，p.85）。问题由此也就来了，表现的范畴又来自何处？对此的回答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它们是从在经济基础的行动中确立起来的区分中产生的——换言之，来自具体经验的逻辑。弗拉斯诺夫写道：
这就是语言的实际产生过程所遵循的次序：首先从（从基础［经济基础］中）产生了社会交往；从社会交往中，产生了词汇的沟通与交流；而从后者中，又产生了言语活动；最后，这种产生过程反映在语言形式的变化中。（Volosinov 1973［1930］，p.96）〔11〕
两个能够表明唯物主义的历史倾向的词汇以诸如“第一个历史行动”或所谓的概念思维的谱系之类的判断为典型代表。一方面，“历史”在此表现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关系被臆测性地转化成了一种时间上的优先性。这个程序实际上涉及到几个逻辑阶段，从根本上说，是从先验的功能性开始的。马克思首先把人们谋生的必要性置换成了生产的结构性支配作用，然后就断言生产作为一个实际的时间程序具有首要地位。这样一来，马克思从功能驱动力即“为了创造历史人们必须能够活着”得出结论，“生活首先涉及到饮食活动”，然后就把这种时间的序列设想成实际的历史事件——“第一个历史行动因而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必要方式”。简言之，马克思把一种理论的空间转化成了一种假定的时间。历史，或者至少是历史的理论，是根据对功能的估价推导出来的；也就是说，是在下述前提下推导出来的，即人类肉体的、生物性的需要是人们所有活动中最为持久、最为迫切的，因而也是其他所有活动的先决条件。顺便插一句，这正像某些结构主义者的习惯做法，他们总是在坚持第一个前提的情况下来反对这种顺序——但这恰好违背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反对意见基于这种立场，即是说，与饮食活动同样迫切的，还有其他的“需要”——除了性的需要之外，比方说，如果要想维持那些使得社会成为可能的人群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还有着对事物进行分类的需要。但这种反驳方式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它实际上已经预先接受了对手的功能主义框架。在它看来，象征分类活动（它是对文化起界定、指示作用的条件）服从于功能实用性的话语。那么，究竟谁在这些同样都不可或缺的“需要”中间起决定作用？既然缺少任何一种功能都会使得人类成为不可能，那么，人们又怎样从这些功能中确定某一种功能是优先的？结构主义因此犯下的错误在于它不可避免地沦入了功能主义的窠臼。这样它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优势而陷入了一种僵局之中。实际上，已经有了一种更好的看法：即不容置辩的观念——这也可以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确证——即使是下层基础也并非直接对生物性“需要”作出反应。就实践这个术语可以运用于任何历史社会而言，象征系统是实践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在“第一个历史行动”的决定性作用或者说观念的思辨前史的意图方面，还存在着另一种理论驱动力。显而易见，追溯起源的做法有助于把历史表述成科学理论：“假定人的生产力的某个特定发展阶段，你就会……”实证主义的论述方式能够确保有理由把任何历史条件都想象成实际上的白纸状态（tabula rasa）；把这种方法投射为“第一个时代”的做法也不过是同样意识的基本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因宣称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而获得的权利，在这里与一种同样经验性的知识理论的要求，共同促成了把每个时代都视为一个起源。为了要把概念定为经验的派生物，马克思不得不同样武断地进入意义行动之中，施行同样的分析手术，这涉及到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来解释“既定状态的生产力”。那也就是说，因行动实际上是以具体的语词——生产力的具体的、历史的图式——进行的，所以，行动也就成了孤立的、抽象的，而且被认为要先于词语。现实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为了给永恒的、一般的物质现实让路，始终在历史中进行的对现实的象征特殊化，也就被搁置起来了。放下虚构的人类起源暂且不说，甚至实际历史的辩证过程都会遇到这样一个实践创造的环节——也就是说，在这个环节上，整个文化秩序是沿着不断展现的物质理性的脉络而被再度结构化了的。当先前的社会被破坏以后，为了采取革新的行动，并且还要从社会必要性那里推导出意义来，从这里，产生了决定性的分析环节。这是因为——就像马克思在《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构造》一书中所描述的过程那样——对任何社会来说，其自身的再生产都是最终的目标，在通过自然中的行动来这样再生产自身的过程中，社会倾向于改变自然界，并且因此也改变了它自身。它在新的物质基础上对自身重新进行组织。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辩证过程的改造性质并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力量（虽然某些人会这样认为），而是会对更根本的力量作出积极的反应：即客观理性的力量，它必定要以因物质矛盾而导致的社会毁坏为代价而“按照它们实际的样子”来占有各种条件。在人们对世界的任何建构产物面前，“现实生活的语言”永远是胜利者，而“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言语”也在社会的历史过渡过程中随之出现了。“历史”观念因此造成了象征整体的断裂，而在社会业已以其自身来构想的事物的普遍实际话语中发现了起源。〔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