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自然化趋势
社会就像创作交响乐一样把众多事物编织在一起，但是，既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意义（一个既定的社会就是通过意义来处理对象的）是从属于劳动环境的物质坐标的，那么，它并没有对任何一端发展出一般的观念：无论是物品的意义属性还是劳动的实际理性。第一个问题，怎样来解释社会生产的物品，怎样解释这些物品的确切形式和内容，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给出答案。“这些问题涉及到需要的系统和劳动的系统——应该从哪里入手来处理呢？”（Marx 1973［1857-1858］，p.528）怎样解释特定的人群乐于用来“满足”自己的东西呢？没有什么东西会比“需要的系统”更具有多变性，更具有天然的随意性，同时在分析方面更具有根本意义。但是这样一来，人类学的生产理论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是具体的探讨，还是比较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能够回答使用价值的实质，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它没有能够回答把对这些使用价值的“需要”组织起来的人和对象的文化法则（参看Baudrillard 1968；1972）。生产的最终目标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劳动系统”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了一个理论的空白：这或者被归结为未经检验的历史多变性，或者干脆就与生产关系一道被还原到饮食的自然必要性上去。生产理论中缺少文化逻辑，这因此也招致了各种各样的自然主义。
但我们必须强调说，马克思一直留心着那些被忽略了的东西。他确信无疑地认为，人首先必须饮食，相应地，所有对人的分析都必须是“经验的”，也就是说，必须“正确地从人的物质需要”着手进行分析（McLellan 1970，p.180），虽然如此，马克思同时告诫说，人的需要的内容决不会因为生理必要性而被抽空。与没有特指的、抽象的生物驱动力相比起来，人类社会中的“需要”是历史的产物。然而，马克思仅仅是提出了对于饮食需要的概念，他并没有去进一步发展饮食需要的历史属性的概念。事实上，他把后者压缩在前者里边了，因为他把使用价值看作显然是与人的需要相对应的。尽管如此，是马克思注意到，与动物相比起来，人进行着普遍的生产，而动物只会占有“它们直接需要的东西”。马克思写道，动物
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能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能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需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Marx 1961［1844］，75-76）〔13〕
我要诉求的不是“美”，而是象征秩序和文化中的生产决定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解释为什么一定数量的小麦和几百磅的铁是等价的。虽然他用平均必要社会劳动来计算等价率的回答确实是非常精采的，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必须是小麦，为什么必须是铁：为什么是某些物品而不是其他物品会被生产出来，并用于交换。在《资本论》中，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这是因为他确信这些问题是不证自明的。在工人生存方式的决定要素方面，马克思写道，“历史的、道德的因素介入进来了”；但尽管如此，“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国家里，劳动者必需的生存方式的平均数量［！］实际上是可以知道的”（Marx 1967［1867］，1：171；着重号为笔者所加）。〔14〕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商品是一件“神秘的事物”，“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这种神秘性却决不会延伸到它的外在属性上去。作为一种使用价值，商品非常易于把握：它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因为，作为对象
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无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就像青天白日那样明朗。很明显，即是说，经过人的加工，人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改变了自然界提供的原材料的形式。（同上，p.71；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但我想提请注意的是，为了通过与商品拜物教的对比而得出商品含义的透明性，马克思不得不用商品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生物性事实来替换使用价值的社会决定作用。这实际上是与他对生产的精采理解恰好相反的，也就是说，生产不仅仅是人的生活的再生产，它也是一定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
从这种（文化的）理解出发，必然会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功用都是象征的。因为“功用”是和某种文化秩序相适应的“需要”的概念，它必然会借助对象的具体属性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比方说，男女服装的色调、线条或型式体现了对性别的文化估价方式。“需要的系统”始终都是相对的，并不能完全从肉体必要性方面得到说明，因此，“需要的系统”必定是象征的。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抽象的商品形式中，人与人的关系才会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而且，他与使用价值截然区别开来的“拜物教”，作为具有社会含义的事物，从感知上来说也决不是不证自明的，其象征的属性也决不是“自然的”。“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Marx 1967［1867］，1：83）。商品形式的“神秘”特性本身确立了一种同索绪尔对符号的看法相类似的定义——社会事物的属性对感官来说既是可知的，同时也是不可知的（同上，p.72）——甚至他把意义归结到以交换价值的形式存在的物上面，也可以与语言的形成过程相比（同上，p.74）。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具有双重的实质：商品的价值与商品本身相对，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的功用相对；第一种实质是由社会设定的功能，并不是本来就包含在对象里面的，第二种实质是对人们的需要的反映，是作为对象的对象所固有的。在《导言》中，就一再作出了这些区别。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写道，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存在形态必然不同于商品本身：
而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这种分离性必定会成为真正的分离，因为商品的自然特征必定要与商品的经济特征形成冲突，也因为这两者是可以并存的，只要商品成为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存在物，它就不仅可以作为自然物存在，也可以作为纯粹的经济存在物而存在，在其中，当它作为后者存在时，它纯粹是一种象征，是生产关系的密码，是表明其自身价值的纯粹象征。……作为价值，（商品的）可交换性的尺度是由它本身所决定的；交换价值表现了它可以在其中替换其他商品的关系；在实际的交换中，它只能进行量的交换，这些数量是和它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是为了满足参与交换者的需要。（Marx 1973［1857-1858］，pp.141-142）
在何种程度上，经济通过这种思路而被自然化了，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只能得到部分的理解，大意就是说，从商品生产的社会（文化）维度对深层的自然需要的依赖以及物品能够满足这些自然需要的客观属性（参看同上，p.147）。马克思也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说，正是因为使用价值中的这个系统是普遍的、自然的，它才超出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之外。因此，那种区分出一种历史的经济和社会与另一种历史的经济和社会的东西，即它的特定的“需要的系统”和“劳动者的系统”，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也就没有了位置。因为缺少一种充分的意义理论，过程的物质方面从马克思的经济研究中消失了：
商品本身是作为具有两面性的单位出现的。它是使用价值，即是说，作为满足人们需要的对象。这是它作为物质的一面，这在任何不同的时代都是相同的，而对这一方面的考察也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同上，p.88）〔15〕
在《导言》一书某处，马克思确实解释了某些奢侈品的生产，如丝织品的生产。在这里，在解决奢侈品的生产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之间的所有矛盾、以及通过生产来生产需要与需要的自然性之间的矛盾时，他把丝织品生产归结于人们产生的对海鸟粪的需要：
手工业本身并不必然伴随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纺、织等等只是作为家庭副业出现的。但比方说，如果农业本身依赖于科学活动——如果它必须通过交换才能从很远的国家得到机器、农业肥料等等，那么，机器工厂、外界的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是农业所需要的了。也许只有通过出口丝织品，才能获得海鸟粪。这样一来，丝织品制造业就不再是一种奢侈品工业了，而是为农业所必需的工业。它也就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不再具备进行自身生产的自然条件了，……也就是说，先前作为奢侈品出现的，而今却成了必需品，所谓的对奢侈品的需要也就成了最自然而然地必需的、最切实际的工业了。（同上，pp.527-528；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出口海鸟粪的人为什么会需要丝织品。）
阿维那瑞（Avineri）很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基础分析中存在的问题。马克思所诉诸的“需要”不足以解释它们的目的，目的始终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因而也没能清楚地描述“需要”得以形成的过程。根据阿维那瑞的说法，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哲学上的两难”：
如果人的需要是受人们的意识和活动的中介作用的，人们的观念就必然有能力在意图上满足这些需要，这种能力本身并不是这些需要的产物。有时，人们会批评说，马克思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自主的意图能力。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不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归之于人类观念有能力发展出最终产物的模式来，这一模式要先于产物本身的物质存在形式而出现。马克思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力地表明，他并没有忽视有关的哲学上的两难困境，虽然他没有清楚地描述观念模式藉以在人类头脑中先于物质产物而被创造出来的过程。（Avineri 1971，p.81）
确实，阿维那瑞认为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观念模式藉以在人类头脑中先于物质产物而被创造出来的过程”的看法，比《资本论》英译本读者的判断要更为准确。这个版本是首先在苏联出版的，它通过比较动物与人的劳动推出了结论性的断言。阿维那瑞（同上）在一个脚注中恢复了那段名言（在该译本中用括号附加到原文）：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把它实际建造起来以前，就已经在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了。（Marx 1967［1867］1：178）
但马克思借以把预先存在的劳动想象转化为它的客观结果的工作却不能仅仅说成是俄罗斯知识界的神经过敏。在《导言》的序言部分，马克思就已经详细讨论过了，他在该部分论述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这种讨论的目的是想确立这几个生产要素之间的有机统一性，对置身其中的个人来说，这些要素是分散的行动，而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些要素是被独立地激发出来的。马克思表明，它们是同一个物质过程的几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在相互沟通的状态中，它们必然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然而，通过分析它们的关系，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狭义上的劳动过程来说，生产是作为整体的生产形式的“实际的出发点”和“支配性的因素”。其他的要素，尤其是消费，从理论上说只是这个要素下面的一些要素。在某种意义上，阿尔都塞正确地指出了，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导致了人类学的“终结”——或许比料想的还要正确，因为他指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那种幼稚的人类学（“经济人”）（Althusser and Balibar 1960，pp.167-168）。
马克思解释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关系的部分对当今人类学来说极富意味。除了在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的消费（消费性生产）和（比方说）在消费过程中的人的生产（生产性消费）之外，马克思还详尽地分析了这两个环节的关系的复杂性。通过把产品提供给主体，消费使得生产完整起来，惟有主体使用产品，才使得产品成为产品。衣服只有穿在身上，才能成为真正的衣服：“和纯粹的自然对象不同，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成其为产品，只有在消费中产品才第一次变成产品”（Marx，in McLellan 1971a，p.25）。此外，消费也是生产所必需的：“即是说，它提供了观念上的、内在的、起激励作用的动因，正是这种动因构成了生产的前提”（同上）。接下来的段落和阿维那瑞从后来《资本论》中引用的引文十分类似：
消费构成了生产的驱动力，同时也是生产的目的，在生产中，消费的作用在于它是生产的指引目标。显而易见，如果说生产构成了消费的物质目的的话，那么，消费则为生产提供了理想的目的，消费是它的想象、它的需要、它的驱动力、它的目标。（同上；着重号为笔者所加）(https://www.daowen.com)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里的关键词语是“驱动力”和“需要”，因为这正好是和“想象”或“理想目的”的特性相对的，前者意味着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使得马克思能够从生产中而不是从消费中发现对象的真实定义，发现过程的真实起点。通过给消费提供对象，生产不仅反过来使得消费完整起来，而且也确定了消费的实际形式——也就是说，确定了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的确定物品。否则的话，消费就只不过是莫可名状的生物需要罢了。是生产通过对象形式的中介作用而创造了特定的需求——这多少类似于现代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示范效果”或者“供”促成“求”：
生产提供给消费的并不止是对象，它还赋予消费以确定的外形、特征以及结果。……因为，对象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象，而是一种确定的对象，它会以已经由生产规定好了的某种确定方式被消费掉。饥饿就是饥饿，但靠用刀叉切着烤肉来消除的饥饿却必定不同于那种用手、爪和牙来吞咽生肉消除的饥饿。不仅消费的对象是由生产所生产出来的，连消费的方式也是由生产所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消费不仅是通过生产客观地创造出来的，而且也是主观地创造出来的。因此，生产创造了消费者。……
一旦消费从其最初的自然的粗陋、直接状态中产生了——在那一阶段，其延续形式就其本身来说乃是仍然停滞在自然的粗陋状态中的生产的结果——生产就不仅用物质来满足需求，而且也用需求来满足物质，其本身作为欲望就会受到其对象的调整作用。对生产的需要（这是消费所必须体验的）是通过它对产品的感知而被创造出来的。……因而，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出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出主体来。（同上，pp.25-26；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这段论述殊为难解；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究竟想说些什么。从根本上说，我们看到，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从互惠性的变成了等级性的。从一开始，消费与生产之间是一种相互的依赖关系，但到了最后，消费却变成了必须服从于生产：地位的变化是同时间的变化相对应的，从“预先存在的想象”变成了客观的结果。这种关系的重新确定依赖于设想消费具有“驱动力”的所有含混性，而生产则具有对象的所有确定性。因而，在这里又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所认为的那种人类学虚假性：这再次是把“想象”归之于“感知”，从而也把文化归之于自然。如同“需要”或“驱动力”一样，在这个环节上，消费被置放在了自然的领域之中；而作为对象—形式的源泉，惟有生产本身才是历史的。不止如此，通过人们对对象的感知，莫可名状的需要被实现为内容；因此，所有的消费，包括它对生产的影响，都完全依赖于生产的历史运动。我强调的是“感知”。在这里，看视之眼不是传统的器官，而是欲望的工具。由此一来，观念并不组织经验，而是追随着经验。生产是“实际的出发点”：
在此必须强调的重要之处是，无论生产和消费被看作是一个个人的活动还是被看作是分散的个人的活动，它们都必然表现为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形成了实际的出发点，因此也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作为一种自然的必需性，作为一种需要，消费构成了生产活动的内在因素，但后者却是得以实现的出发点，因此也是它的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在行动之中，整个过程再次表现了自身。个体生产出某种物品，并通过消费掉这种物品而将其转化进自身之中；但他重新成了一个生产的个体和一个自我生产着的个体。因而，消费表现为一个生产的因素。（同上，p.27；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导言》中这段对生产诸要素的有机统一性的论述一直是近年来马克思研究中颇受注意的主题。哈贝马斯从其中看到了马克思的哲学倾向——这与他的实际研究刚好相反——他把生产关系简化为劳动过程本身，从而忽视了经济组织中的文化维度（Habermas 1971）。正像前文已提及的，在阿尔都塞看来，同样的段落却正好表明了马克思巧妙地避开了流行于同时代经济学家中的那种人类学：在人类主体和自主性的“需要”领域中发现经济过程，而不是从生产本身中发现经济过程。这两种评论实际上彼此间存在着联系，同时也转化成了一种不同的经济人类学。
对马克思脱离旧人类学这一点，阿尔都塞是这样解释的：首先，生产的结构决定了哪一部分用于个人的消费（与生产性消费相对）。至于人们的消费的结构，它当然是历史地变化着的。除此而外，它一方面依赖于“有效需要”，即购买力。购买力又反过来依赖于收入的分配状况，收入是财产的回报，而财产本身是生产关系的合法表现。但显而易见的是，生产关系并不因此就能说明被生产出来的东西的实质，而只能说明是阶级导致了不同的需要。因而，需要的第二个发生因素进入了阿尔都塞的解释，即是说，“可供使用的产品的实质，在既定的环节上，这个实质是生产的技术水平的结果”（Althusser and Balibar 1970［1968］，p.166）。从这一点出发，阿尔都塞推论说，如果主体已经有了一种需要的话，他就不会再有其他需要，这是因为，产品的“实质和数量”都要视生产本身而定。但是，除了提到了并未加以详细解释的历史差别外，这实际上根本没有说明生产的特征究竟是什么——除非我们把产品的实质理解成是与生产力的“技术水平”逐一的、机械地对应着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着一种彻头彻尾的实践人类学，这实际上正是哈贝马斯所指责的，也就是说，在《导言》中，马克思把生产关系消解成了生产过程本身，从而也把文化逻辑消解成了工具逻辑。〔16〕
哈贝马斯要说的是，马克思之所以把文化简化了，是由于他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历史决定作用，也就是说，马克思会根据工作环境的技术逻辑来推导关系。哈贝马斯论证说，这样把社会关系消解为实用性的做法，个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导言》的有关章节中存在着“术语的暧昧性”：生产的概念是如此的宽泛，这使得马克思“有机会坚持认为，生产也生产出生产得以进行的制度框架来”（Habermas，1971，p.238）。但在“暧昧性”当中，潜含着一种特殊类型的推理方式，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它恰好体现了我们刚刚从把消费消解为生产的做法中辨别出来的那种观点。生产关系同样也被简化为对生产力的依赖，因为它判定前者是自然的，而后者是历史的。所有一切都再次依赖于对这种理论上的优先地位所作的伪历史的叙述。生产关系是以一种原初的、自然的和未成形的形式出现的，从这种形式中，在生产力的作用下，生产关系形成并确立了新的形式。从理论上，关系被假定形成于经济之前；它们的特定表现形式是劳动过程的结果：
应该坚持认为，生产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具体分配，那种意义上的分配要先于生产而存在，并且构成了生产的前提，至少在这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形成了生产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开始的时候有着自然的、自发的起源［哈贝马斯说，“在此马克思思考的是性、年龄和亲属关系等社会交往形式的自然属性”］。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也从自然的转变成了历史的，而如果它们在某个时期作为生产的自然前提条件出现，那么，在另外的时期，它们又会形成生产的历史结果。在生产本身的领域之内，他们经历了持久的变化。举例来说，机器的使用导致生产工具的分配也发生了变化，同样也导致产品的分配发生了变化，而现代土地所有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既是现代贸易和现代工业的结果，同样也是把后者运用于农业的结果。（Marx，in McLellan 1971a，pp.30-31；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技巧表现在，为了把生产的自然逻辑假定为最原初的文化（历史的）事实，他把生产的文化关系转换成了自然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人类学理论也是以同样的过程来作判断的，这似乎是形形色色的实践论共享的主要秘诀。无论如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的内核”是工作。〔17〕在人类主体性（“需要”）和对象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劳动过程使得自然和技术手段具有无可质疑的事实性，也是绝大多数文化建筑竖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哈贝马斯的反对意见是，根据诸如《导言》序言中的那种观点，马克思把作为整体的文化变成了事物本质的必然结果。根据人们使用技术来控制自然过程的兴趣、实施这种控制的固有的社会必要性和实践必要性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对象世界的改造活动，人们运用的方法产生了人类的世界。〔18〕无论预先存在的“目标”、“观念的想象”究竟是什么，劳动过程都必然要动用比人们的想象力强大得多、而且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理性。只要人们的需要是最原初的，生产性的内在逻辑就是最根本的，建构性的，社会结构“就像他们实际上那样”是从个人的生活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因而，在最终的分析中，就像在马克思对其理论原则所作的许多明确表述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历史逻辑明白无误地是技术逻辑。手推磨产生了一种类型的社会，水磨则产生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
社会关系是与生产力紧密相联的。在获取新的生产力的过程中，人们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而在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在获得他们的生活资料的方式的过程中，人们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人们建立了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正是同样这些人，也生产出与他们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原则、观念和范畴。因而，观念、范畴就像它们所表达的关系那样决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是历史性的、暂时的产物。（Marx 1968［1847］，p.119）
或者说：
达尔文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自然技术史，即动植物器官的形成过程，动植物的器官充当维持生命的工具。人的生产器官的历史，作为所有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器官的历史，难道不值得引起同样的注意吗？而既然像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的历史是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自然的历史，那么，这样一种历史不是更容易编纂吗？我们创造了前一种历史，而不是后一种历史。技术揭示了人应付自然的方式，揭示了生产过程，人们通过生产过程来维持生命，并因此确定了最起码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方式，和源于这些社会关系的精神观念的形成方式。（Marx 1967［1867］，1：372n）
还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另一段论述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Marx and Engels 1965，pp.31-32）〔19〕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论述是另一种至关重要的论述，在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环节”再次衔接起来了。我已经检讨了这种论述——在下一章中我仍将对此进行分析——因为它明确宣布，人的生产，作为历史性的生产，不能仅仅归于他们的肉体（生物性的）需要。的确如此，人们生产什么，以及他们怎样生产，要依赖于人和事物的文化图式。生产的内容和方式并不是来自于人和事物“实际的状况”，也就是说，不可能脱离这种文化的归因。这段论述中的最后一句话可以认为同第一句话之间有着逻辑上的断裂。因为，马克思首先确定生产的文化坐标、生产的组织形式是一种“生活方式”，到了最后，他却又用物质坐标来确定生活方式，包括生产的组织形式。“交往形式”（它包括了生产关系）仍然是生产过程的自身结果。因而，我们还是返回头来看一看哈贝马斯是怎么批评的吧。
哈贝马斯的批评基于这种观察，马克思的哲学表述同他的历史研究是不一致的。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比方说，在《资本论》中——生产关系的理论地位与生产力的理论地位是截然不同的，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但马克思的抽象思考中却一厢情愿地钟情于生产力。在原则上，他把“人类物种的自我生产行动简化成了劳动”。其后果是导致了“知识论上的实证主义萎缩”。工具理性得到了张扬，但却是以牺牲“象征的交往”为代价的，而正是“象征的交往”组织了生产关系，并通过生产关系在劳动过程本身之中以认知方式采取行动（Habermas 1971，p.42）。哈贝马斯的反驳意见是，文化被排斥到哲学的领域之外了：
在对社会的经济构造的发展过程进行［实证］分析时，［马克思］采用了社会劳动系统的概念，这个系统包含的因素比通过社会劳动来进行自身生产的人的头脑中所想象的因素还要多。在范畴的层次上，通过社会劳动进行的自我建构被想象为一个生产过程和工具性行动，是在物质活动的意义上所说的劳动，或者说工作确定了自然历史得以展开的维度。另一方面，在他的物质研究的层次上，马克思所关注的一直是社会实践活动，它同时包含着工作和交往。自然历史的过程受到个人的生产活动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的组织方式的中介作用。这些关系从属于规范，规范借助制度的力量决定着人们对社会预算的责任与回报、义务与惩罚如何在成员中间进行分配。通过规范的方式对主体和群体的这些关系进行调整作用的媒介是文化传统。它形成了语言交流的结构，主体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在他们的环境中对自然、对他们自身进行阐释的。（Habermas 1971，pp.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