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社会科学中普遍概括的特性及其预言力的缺乏

第8章　社会科学中普遍概括的特性及其预言力的缺乏

管理性专门知识为证明其正当性，所需要的是一种已经被证明的社会科学概念，它提供一批具有强大预言力的规律般的普遍概括。因此，乍看之下，管理性专门知识的各种宣称可能并不难得到支持。因为恰恰就是这种社会科学概念支配了社会科学的哲学达两百年之久。按照从启蒙运动经孔德与密尔到亨佩尔的传统说法，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要通过提供规律般的普遍概括具体地说明社会现象，这些普遍概括就其逻辑形式而言，与适用于一般自然现象的那些普遍概括没有什么不同，而管理专家所必须诉诸的严格地说也就是这类普遍概括。然而这种说法似乎意味着社会科学几乎甚或完全没有任何成就，尽管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因为显而易见，在这些科学里并没有发现任何规律般的普遍概括。

诚然，偶尔有人宣称，控制人类行为的一条真实规律终于被发现了；惟一的问题是，所谓的规律——例如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或G.C.霍夫曼的“如果一团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在外在系统中是频繁的，那么，彼此喜欢的情感会在他们之间生长起来，并且这些情感会反过来导致进一步的交往，远远超出外在系统的交往”——结果都是虚假的，并且正如斯坦尼斯拉夫·安德雷斯基尖锐地指出的，就霍夫曼的公式而言，它们是如此虚妄，以至于除了受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支配的社会科学家之外没有任何人会信以为真。因此，假设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已经断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提出规律般的普遍概括，并且再假设社会科学没有提出这类普遍概括，那么人们就可能料想，许多社会科学家会对这种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哲学产生敌对和轻蔑态度。但这种情形肯定没有发生，而我已经辨识出一种很好的理由，所以我们对此不必太过惊奇。

当然，如果社会科学并不以规律般的普遍概括的形式提呈其所发现的东西，那么雇用社会科学家作为政府或私人公司的专家顾问的理由就变得模糊不清，而管理性专门知识的观念也要陷入危机。因为社会科学家作为专家顾问或管理者的核心作用是要预言各种备选政策的各种后果，而假如他的预言并非来自类似于规律的普遍概括的知识，那么社会科学家作为预言者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事实就是这样，也应该这样；因为社会科学家作为预言者的记录，放到一起来看，的确是非常糟糕的。在“滞胀”发生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见到了；金融理论家的著作显然没能准确地预言通货膨胀率[1]；D.J.C.史密斯与J.C.K.阿什表明，1967年以来依据最尖端的经济理论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而作的预报所提供的成功的预言，不如通过运用常识或最素朴的方法——即，通过将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基准来预言经济增长率，或通过假定未来六个月将相似于过去六个月来预言通货膨胀率——所可能达到的[2]。人们可以继续补充经济学家预言力不足的例子，而人口统计学的情况甚至还要更糟糕，但总的来说这不太公允；因为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至少以系统的方式持续地记录他们的预言。相反，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对他们的预言没留下任何系统的记录，而那些毫不吝惜地四处散发预言的未来学家们则鲜有日后提及其预言失败的。诚然，卡尔·道奇、约翰·普拉特和蒂特·森格豪所撰之臭名昭著的论文[3]列举了62项所谓的社会科学的重大成果；令人难忘的是，对于所列诸理论的预言力的评定没有一例运用了统计学的术语——从作者的角度来说，那可真是狡黠的谨慎。

社会科学在预言上的无力以及发现不了规律般的普遍概括，实际上可能是同一状况的两种症状。这个状况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应该简单地得出结论说，预言的无力强化了把传统的社会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家实际上做到了和没做到的东西在一起排比所隐含的结论，亦即，社会科学实质上没有完成其使命？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同时质疑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哲学以及那些寻求得到政府和公司雇用的社会科学家对于专门知识的申言？这里，我想说的是，由于系统的误解，社会科学的真正成就对于我们甚至许多社会科学家本身都仍然隐而未显。我们不妨以现代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四个饶有兴味的普遍概括为例。

第一个是詹姆斯·C.戴维斯的著名观点[4]，它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普遍化为有关阶级革命的一般概括，亦即：先是各种期望的勃兴并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然后当期望持续增长时接踵而至的是一段停滞期，最后各种期望猛地全部落空，这时革命就发生了。第二个是奥斯卡·纽曼的普遍概括，即：高层楼房里的犯罪率随层数增加而上升直到第十三层，十三层以后则开始下降[5]。第三个是埃贡·毕特纳的发现：人们对体现在警察工作中的法律意义的理解与对体现在法庭和律师的实践中的同一种法律意义的理解存在着差异[6]。第四个是由罗萨林与费耶阿本德所提出的观点[7]：现代化程度最高和最低的社会乃是最稳定和最少暴力的社会，而那些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间点上的社会却最易于发生动荡和政治暴乱。

所有这四个普遍概括都建立在出色的研究的基础之上，都有令人难忘的一系列确切例证的支持。不过它们都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首先，它们都与其学科中的各种公认的反例共存，并且承认这些反例——即使不被普遍概括的作者本身所承认，至少被同一领域的同事所承认——似乎并不影响这些普遍概括的地位，丝毫不像物理学或化学那样普遍概括的地位会受到影响。某些批评者站在社会科学之外——例如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尔[8]——认为这些反例为清除这类普遍概括和学科提供了根据，因为这类学科是如此不严谨以致允许普遍概括与其反例共存。因此，拉克尔援引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作为拒斥戴维斯的普遍概括的例证，又援引拉丁美洲的政治暴乱模式作为拒斥费耶阿本德的主张的例证。这里，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社会科学家本身最突出地、并且绝大多数实际上对于反例都采取这样一种容忍态度，这种态度既不同于自然科学家本身的态度，也不同于波普尔式的科学哲学家的态度，他们还听任有关其态度是否全然不可辩护的问题始终存在着。

所有这四个普遍概括的第二个特征与第一个紧密相关，亦即：它们不仅缺乏普遍的限量词而且缺乏范围上的限定语。这就是说，它们不仅并不真正具有“对于所有的x和某些y，如果x有属性φ，则y有属性Ψ”的形式，而且我们不能以任何严格的方式谈及它们在哪些条件下有效。对于与压强、温度和体积相关的气体定律方程式，我们不仅知道它们对所有气体有效，而且我们还知道，这些方程式被认为在所有条件下有效所依据的那个原初公式已经得到修改以限定其范围。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方程式对于任何条件下的任何气体有效——超低温和超高压条件下的气体除外（我们能够准确说明“超低温”与“超高压”的意谓）。但我们这四个社会科学的普遍概括在被提出之时无一附带诸如此类的从句。

第三，这些普遍概括并不以物理学与化学中类似于规律的普遍概括的方式，蕴涵任何明确的反事实条件句集合。我们不知道如何超越观察的限制而将它们系统地应用到未被观察到的或假设的情形上去。因此，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东西，但它们决不是规律。那么，什么是它们的地位呢？回答这个问题并非轻而易举，因为我们并不拥有任何有关于它们的哲学解说——这种解说尊重它们的本来面目而非将它们视为规律之程式化的失败尝试。诚然，某些社会科学家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问题。面对我所引证的这种顾虑，他们认为这样一种答复是恰当的，即：“社会科学所发现的都是或然性的概括；而在概括仅是或然性的地方，当然会有反例的存在，如果这概括是非或然性的和普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然而这种答复完全不得要领。因为，假如我所援引的那类概括确实是一种概括，那么它就肯定不能只是诸实例的罗列。自然科学的或然性概括——比如统计力学的那些概括——诚然也不只是实例的罗列，那恰恰是因为它们和任何非或然性的概括一样类似于规律。它们拥有普遍的限量词——用量词限定集合而非限定个体——它们蕴涵明确的反事实条件句集合，并且它们也以与其他规律般的概括同样的方式和同等的程度为反例所拒斥。因此，称它们为或然性的，也丝毫没有阐明社会科学所特有的那些概括的地位；因为它们之不同于统计力学的概括，正如它们之不同于牛顿力学的概括和气体定律方程式的概括。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再从头开始，而要从头开始就必须考虑，对于它们的逻辑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哲学的系谱，社会科学是否可能找错了地方。正是因为现代的社会科学家们将他们自己视为孔德、密尔、巴克尔、爱尔维修、狄德罗和孔多塞的传人，他们才试图回答18和19世纪大师们的问题。然而让我们再一次假定，18和19世纪尽管灿烂而富有创造力，但这两个世纪并非如我们和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启蒙的世纪，而是一种特殊的黑暗时期，在那时，人们是如此眼花缭乱以致不再能够觉察并追问，社会科学是否真的不可能有另一个系谱？

这里我想援引马基雅维里的名字，因为马基雅维里对于解释与预言之间的关系采取了一种与启蒙运动截然不同的观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是不成熟的亨佩尔主义者。解释在他们看来就是回溯性地援引一个规律般的概括，而预言则是前瞻性地援引一个相似的概括。对于这一传统来说，预言失败的减少乃是科学进步的标志；而相信这一点的那些社会科学家必然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是正确的，但正如一次未被预言到的月食会使天文学家蒙羞，一场未被预言到的战争或革命会使政治学家蒙羞，一次未被预言到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会使经济学家蒙羞。然而这类情况尚未发生，这只能在这一传统内部得到解释并且不乏这样的解释：社会科学仍然是年轻的科学，话虽这么说——但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它们和自然科学一样古老。还有人说，自然科学吸引了现代文化中最有才华的人才，而社会科学只吸引了那些没有足够能力从事自然科学的人——这是H.T.巴克尔在19世纪的主张，并且有一些证据表明现在依然部分正确。1960年，一项有关各学科中正要拿到哲学博士（Ph.D）学位者的智商的研究表明，自然科学家的确远比社会科学家聪明（尽管化学家降低了自然科学家智商的平均值，经济学家升高了社会科学家智商的平均值）。但是，出于和不愿根据智商得分来判断失学的少数族裔儿童完全相同的理由，我也不愿根据智商得分来判断我的同事甚或我自己。或许解释是多余的，因为或许这一主流传统试图解释的这种失败就像查理二世的死鱼。查理二世有一次邀请皇家学会的会员给他解释何以死鱼会比它活着的时候重；他得到了不少精妙的解释。然而他却指出，活鱼、死鱼一样重。

马基雅维里与启蒙传统的差异何在？——莫过于他的Fortuna（机遇）概念。马基雅维里显然和任何一个启蒙思想家一样热切地相信，我们的研究应该产生各种能够为启蒙的实践提供准则的概括。不过他也相信，不论人们对各种概括的收集是多么完备，也不论对这些概括的重新程式化是多么良善，要从人类生活中消除Fortuna（机遇）的因素却是不可能的。马基雅维里还相信，我们或许能够设计一种量化的尺度，来测定Fortuna（机遇）对人事的影响；但此刻我要把这一信念搁置一边。我想强调的是马基雅维里的这样一种信念：即便有最好可能的那类概括，我们也可能在某一天被一个未被预言到的并且不可预言的反例所挫败——而且还看不出有任何方式可以改进我们的概括，同时却又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它们甚或将它们重新程式化。我们能够通过增进我们的知识来限制Fortuna（机遇）这一不可预言性的可恶女神的权柄；我们不可能废黜她。如果马基雅维里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审察过的那四个概括的逻辑条件，将是我们能够期望社会科学中最成功的概括所应具有的条件；它无论如何不会是失败的标志。但他是正确的吗？

我想要表明，人事中的系统的不可预言性的根源有四。第一个源于根本概念的创新。卡尔·波普尔爵士举了如下例子。旧石器时代的某一时刻，你和我在讨论未来，我预言下个十年内有人将发明出车轮。“车轮？”你问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么我就向你描述车轮，但要找到恰当的词汇无疑是困难的，因为这是第一次要说明轮辋、轮辐、轮轴或许还有轴干将是什么。然后我停顿下来，惊诧不已。“将来不可能再有人去发明车轮了，因为我刚才已经发明了它。”换言之，车轮的发明是不可能被预言的。因为预言一种发明就有必要说明车轮是什么；而要说明车轮是什么恰恰就是要发明它。不难看出这个例子如何可能被普遍化。任何发明、任何发现，只要其本质在于精心阐明一种全新的概念，就不可能被预言，因为预言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就是精心阐明其发现或发明仅在未来才发生的那种概念。预言根本概念的创新，这种观念本身就有概念上的矛盾。

为什么我说“全新的”而非仅仅“新的”？请考虑针对这一论点的如下反驳。许多发明与发现实际上是被预言到了的，并且这些预言包含了新的概念。儒勒·凡尔纳预言了比空气还轻的飞行器，而伊卡罗斯神话的佚名作者在他之前很久就有过这样的预言。无论谁是人类飞行的最早预言者，可以认为他或她针对我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反例。面对这一反驳，我必须辩明两点。

对于熟悉“鸟”甚或“飞龙目动物”和“机器”诸概念的任何人来说，飞行器概念并不包含任何根本的新异性；它仅仅是来自于既存概念库的一个新增的组合而已——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称之为“新的”，但不是“全新的”。我希望借助这种说法能够澄清“全新的”或“根本新创的”的含义，并且表明所谓的反例其实并不是。其次，虽然传说凡尔纳可能已经预言了飞机或潜水艇的发明，但这预言所包含的语词的含义，无异于传说西普敦嬷嬷早在16世纪初就预言到了飞机的发明。然而，我目前的论点所关涉的不是单纯的预言，而是具有合理根据的预测，并且我所注意的正是对这类预言的系统的限定。

关于根本的概念创新的系统的不可预言性，重要的当然是随之而起的对于科学之未来的不可预言性。物理学家能够就诸如热力学等领域中自然之未来告诉我们许多东西；但有关根本概念创新那一方面的物理学的未来，他们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然而，假如我们想要了解我们自己的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社会的未来，那么就有必要了解物理学的未来。

我们无法预言物理学的未来，这个结论还为另一个无关乎波普尔的论证所支持。假设有人想要改进计算机的硬件与软件，以便编写一套使计算机能够作出预言的程序；其所依据的信息包括数学的现状，数学过去的历史，当今数学家们的才华与精力；它所使用的现有的数学分支——例如代数拓扑学或数论——的适当公式，现在我们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十年之内会获得证明。（我们不要求计算机识别所有诸如此类的适当的公式，只要求识别其中的某一些。）这样一种程序将不得不包含一个抉择步骤，借此，我们能够将适当公式的可证实却尚未证实的子集，与那一适当公式的集合区别对待。然而，丘奇已经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由使我们相信，对于任何丰富得足以表达算术——更不用说代数拓扑学或数论——的演算来说，决不可能存在任何诸如此类的抉择步骤。因此，没有任何诸如此类的计算机程序会被编写出来，这是一个逻辑的真理。倘若数字的未来不可预言，从而更一般地说，数学的未来是不可预言的，也是一个逻辑的真理，那么许多其他事物也一样。

我们只考虑一个例子。从前面的论证可以推断，在图林证明那个为19世纪30年代计算科学发展奠定基础的定理之前，这个定理的证明不可能已被合理地预言到（除非我们把巴贝奇算做图林的先驱——但这也不会影响概念的意义）。由此可知，计算机领域诸如此类的科学和技术上的努力，既然都依赖于那一证明的获得，因此也不可能已被预言到了；然而恰恰是这种努力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波普尔的论点对根本的概念创新在其中发生的任何领域都有效，而不仅仅对自然科学有效。使得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的发明在其发生之前不可预言的原因，出于同样的理由，也使得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悲剧体裁的发现或路德的著名的“因信称义”学说的第一次布讲或康德知识论的最初阐明不可预言。它对于一般社会生活的意义是显然的。

同样显然的是，这些论点中没有什么东西意味着，发现或根本的创新是不可说明的。具体的发现或创新总是可以在事后获得说明——尽管这样一种说明会怎么样而且是否不止一个并不完全清楚。然而，对发现与创新在特殊时期的发生的说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某些类型的发现——它们以源于高尔顿[9]的工作为基础——而言是牢固可靠的。而不可预言性与可说明性的这种共存，不仅对第一种类型的系统的不可预言性有效，对其他三种类型也如此。

我现在要讨论的第二种类型的系统的不可预言性来自于这样一种途径，在其中，每一个行为者自身未来的某些行为的不可预言性，个别地造成社会世界中不可预言性本身的另一个要素。当我尚未在两个或更多备选的并且相互排斥的行为过程之间作出决定时，我不可能预言我将作出的选择——乍看之下，这是个极平常的道理。我沉思过但尚未作出的抉择蕴涵了我在相关领域中的不可预言性。但这个道理看起来微不足道，恰恰是因为我本人不可能预言的，别人却可以很好地对我作出预言。从我的角度看，我自己的未来只能描述为一系列交错着的选项，这个分支系统中的每一个关节点都代表着一个尚未作出的抉择。然而，从一个充分掌握了信息的观察者——他既了解我的相关材料，又了解有关我这一类型的人的相关概括——的角度看，我的未来似乎就可以描述为一系列全然可以确定的阶段。不过，这就产生了一个困难。因为这个能够预言我所不能预言的东西的观察者，显然恰恰就是在我不能预言我自己的未来的意义上，也不能预言他自己的未来；并且，他将无法预言的那些方面之一——既然实质上取决于他尚未作出的各种抉择——就在于他的行为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并改变别人作出的各种抉择——既包括他们将选择什么选项，也包括什么选项可供他们选择。现在，如果我也在这些人中间，那么，仅就这观察者不能预言其未来行为对我未来抉择的影响而论，他就不能预言我未来的行为，正如他不能预言他自己的未来行为；并且显然，这对于所有行为者和所有观察者都是有效的。诚然，我的未来对于我的不可预言性形成了不可预言性本身的一个重要层级。

当然，有人可能会质疑我的论点中的一个前提，即我所谓的极平常的道理：既然我未来的行为取决于我尚未作出的那些抉择的后果，因此我不可能预言这些行为。请考虑一个可能的反例。我是一名国际象棋棋手，我的孪生兄弟也是。经验告诉我，每逢收局，只要盘面的情势相同，我们总是走一样的棋。现在我正处于一盘棋的收局阶段，并且对于应该走马还是走相举棋不定，这时有人对我说：“昨天你兄弟也曾处于同样的局面。”现在我就能够预言，我将走出与我兄弟昨天所走的完全相同的棋。无疑，这里的例子表明我能够预言我的一个取决于尚未作出的抉择的未来行为。可是关键在于，我只能在“与我兄弟昨天所下的相同的那着棋”的描述之下，而非要么“走马”要么“走相”的描述之下，预言我的行为。因此，这个反例所导致的无非是对我的前提的重述：我不能预言我自己未来的行为，只要这些行为取决于尚未由我作出的抉择——在有关规定此抉择之诸选项的特征描述之下。这个前提经过这样的重述就产生了有关不可预言性本身的相应结论。

表明这同一个意思的另一种方式是要指出，全知就排除了抉择。假如上帝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他就不会面对任何尚未作出的抉择。他有一个单一的意志[10]。当且仅当我们不同于上帝，不可预言性才侵犯我们的生活。这种阐述方式有一个特殊的优点：它恰恰暗示了，那些试图从社会世界消除或否认不可预言性的人，实际所从事的可能是何种筹划。

系统的不可预言性的第三个根源来自社会生活的博弈论特征。对于政治科学中的某些理论家来说，博弈论的形式结构已经用来为结合着规律般概括的说明与预言理论，提供一种可能的基础。拿来一种n人游戏的形式结构，确认游戏者们在某种经验境遇里的相关旨趣，那么我们至少能够预言，一个完全理性的游戏者将加入哪些同盟或联盟，以及并不完全理性的（或许最多是个乌托邦主义者的）游戏者所受的压迫及其随后的行为。这一秘诀以及对它的批评激发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著作（特别是威廉·H.瑞克的著作）。然而，希望它体现在其本来的乐观主义形式中似乎是痴心妄想。我们不妨考虑从博弈论的形式结构向现实社会政治情势的转移所要遇到的三类障碍。

第一类涉及博弈论里的各种情势的无限反弹性（reflexivity）。我试图预言你下一步棋会怎么走；为了预言这一点，我必须预言对于我将走出的那步棋你会怎么预言；而为了预言这一点，我又必须预言对于我将预言你怎么预言你又会怎么预言……等等。每走一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同时试图使自己无法被他人预言到；并且，我们每一个人又都会依赖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他人在形成其自身的预言时也会试图使自己不可预言。这里，博弈情势的形式结构永不可能是一种恰当的指南。有关于此的认识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即使这种认识由一种有关于游戏者旨趣的认识所支持，也不可能告诉我们，那种同时使他人可预言、使自己不可预言的努力将产生什么？

这第一类障碍就其本身而言可能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但其发生的概率却因第二类障碍的存在而增加了。博弈论里的各种情势从特征上讲乃是人们不具备完备知识的情势，而这绝非偶然。因为每一个行为者在完善其自身信息的同时，其主要旨趣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某些其他行为者的信息的不完善性。而且，成功地误导其他行为者的一个条件很可能就是要在局外观察者中也成功地造成各种虚假的印象。这就导致了对柯林武德的奇怪论点的有趣倒转；柯林武德认为，我们只能指望理解胜利者和成功者的各种行为，那些失败者的行为对我们来说始终是暧昧不清的。然而，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成功的条件就包括成功地行骗的能力，从而正是那些失败者，我们更有可能能够理解他们，并且，正是那些即将失败的人的行为，我们更有可能能够预言。

同样，这第二类障碍也不是必然不可克服的，即使与第一类纠缠在一起。不过，在博弈论的情势中预言尚有第三类障碍。请考虑下面这类熟悉的情势。一个大产业的管理部门正与工会领袖谈判下一个长期合同的条款。政府代表也在场，不仅担当仲裁和居间调停的角色，而且因为政府在这一产业有着特殊的利益——例如，其产品对国防至关重要，或者，它是一个强有力地影响着其他经济门类的产业。乍看之下，应该不难用博弈论的术语界定这种情境：三群各自都有独特利益的集体游戏者。然而现在，让我们引入这样一些特征，它们如此频繁地使社会现实变得如此肮脏和凌乱，与教科书里的整洁的实例形成鲜明的对照。

某些工会领袖即将从工会职位上退下来，如果他们不能从雇主或政府那里获得报酬相对较高的工作，可能就不得不回到车间去。雇主们不仅关注政府目前的公共事业的吸纳力，他们还有获得不同类型的政府合同的长期打算。一名政府代表正考虑参加某一地区的公职竞选，而工人的选票在那里至关重要。这就是说，在任一给定的社会情境中，习以为常的是，许多不同的交易在同一集团的成员之间同时发生。在玩的不是一种游戏，而是几种，并且，如果游戏的比喻可以进一步延展，那么有关现实生活的问题就是：将“马”走到QB3的位置始终可以应之以过网高球。

即使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然地辨认出正在玩的是什么游戏，也还有另一个问题。现实生活的情境并不像有关博弈论的书中所描述的游戏或实例那样，通常一开始，我们没有一系列确定的游戏者与棋子或游戏要在其中展开的一块确定的区域。市场上现在有（或可能曾经有）一种关于葛底斯堡战役的卡片纸板和塑料模型，它极准确地再现了那次战役所涉及的地形、时序和参战部队。其特别之处在于，一个稍好的玩家站在南部盟军一边就能赢。然而显然，在战争游戏中没有一个玩家可能会像李将军那样指挥英明，但他却输了。为什么？答案当然是，玩家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李将军所不知道的事情——战役预备阶段的时间长度是多少，究竟有哪些部队即将参战，对于战役即将展开的地形有什么限制。而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这个游戏并没有复制李的情势。因为李不曾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即将打响的是葛底斯堡战役——一个只由其结果回溯性地赋予其以一种确定形式的事件。许多试图通过分析过去确定的情势来预言未来不确定的情势的计算机模拟，由于意识不到这一点，其预言力就大打折扣。我们不妨考虑一个来自越南战争的实例。

杰夫里·S.米尔斯坦与威廉·查尔斯·米歇尔[11]利用刘易斯·F.理查德森对1914年以前英—德海军军备竞赛的分析，[12]建构了一种体现了理查德森的某些概括的越战模拟。他们的预言在两方面失败了。首先，他们信赖美国官方有关越共杀害平民或越共逃兵等的统计数字。也许，在1968年，他们还不可能知道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驻越美军系统伪造这些数字的情况。然而，如果他们曾以任何方式敏锐地觉察到，我前面所述的游戏者们需要将信息的不完善性最大化，那么他们就不会如此自信地处理其诸预言的各种有待证实的实例。不过，令人惊诧的是他们对其第二个失败根源的反应，他们自己诚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失败：他们的预言被“春季攻势”彻底推翻。米尔斯坦与米歇尔的反应，却是考虑如何扩展未来的各项研究，以便使那些导致了“春季攻势”的因素也能够被包括进去。他们所忽略的是所有像越战那样复杂的情势中的必然的未决性和不确定性。一开始并不存在任何确定的、可计数的、其总和组成了这一情势之各项因素。相反的假设就混淆了回溯性的观点与前瞻性的观点。这并不等于说一切计算机模拟都是无价值的；而是说，模拟所不可能规避的是不可预言性的系统根源。

现在我转向第四个这样的根源：纯粹的偶然性。J.B.伯里曾沿袭帕斯卡尔的说法，认为罗马帝国建立的原因是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的长度：如果她的长相不是如此完美地恰到好处的话，马可·安东尼就不会为之倾倒；如果他不为之倾倒，他就不会与埃及结盟反对屋大维；如果他不曾与埃及结盟，阿克提翁战役就不会打响……等等。人们大可不必接受伯里的论点，认为各种微不足道的偶然性能够强有力地影响伟大事件的结果：杀死威廉三世的鼹鼠窝或导致拿破仑在滑铁卢将指挥权委托给内伊的那场感冒，接着，内伊的四匹坐骑于那天毙命，这导致他判断失误，最惊人的是，皇帝侍卫送的信晚到了两个小时。然而，所有诸如由鼹鼠和病毒而产生的那类偶然性都决不可能被考虑进作战方案里去。

现在，我们有了人类生活中系统的不可预言性的四个独立却经常相关的根源。应该强调的是，不可预言性不仅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可解释性，而且不可预言性之出现也并不与较强意义上的决定论真理相冲突。假设我们能够在将来的某一天——我认为没有理由不能够这样——建造和编制能够大规模地模拟人类行为的计算机，那会怎么样？它们很灵活；它们获取、交换信息并作出反应；它们既有协作性的目标又有竞争性的目标；它们在可供选择的各种行为方式与过程之间进行抉择。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样的计算机既是一种确定的、完全规定好了的机械与电子系统，同时又容易陷入所有这四类不可预言性之中。它们全都无法预言数学中的根本概念的创新与未来证明，而其原因恰恰是，我们也无法作出这样的预言。它们全都不能预言它们自己也尚未作出的各种抉择的结果。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会陷入我们所陷入的那种类型的博弈论的缠结。而且，面对各种外在的偶然情形，它们全都不堪一击，例如关闭电源。但是，每一台计算机的每一步具体的运行都可以用机械或电子的术语做完整的说明。

这就意味着，它们的活动层次上的行为描述——基于抉择、关系和目标等等——在其逻辑和概念结构上截然不同于电子脉冲层次上的行为描述。因此，赋予把一种描述模式还原为另一种模式之观念以任何清楚的意义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假如对于这些想像中的却又有可能的计算机来说，这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也是如此。（诚然，很可能我们就是这些计算机。）

正是在这里有人可能想要质疑到此为止的整个论证的地位。他们或许认为我的主张中有一种内在的不一致性。因为一方面我已经断言我们不可能预言根本的概念创新，但另一方面我又断言人类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系统且持久的不可预言的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前者意味着我不可能知道明天或明年某天才会不会提出一种新异的理论，使我们能够预言仅仅是迄今为止不可预言而非本身就不可预言的事情。他们可以用我本人的术语辩驳说，我必定始终无法预言未来是否不会变得完全可以预言。换言之，他们可能会质问，你所表明的究竟是，某些事情必然地且原则上不可预言，抑或仅仅是，作为一个偶然的事实它们是不可预言的？

当然，我没有宣称，对于人类未来的预言，在我所挑选的四个领域的三个中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并且，就使用丘奇论的系定理作为前提的那个论证而言，我在一个有某种逻辑争议的领域选择了一个前提——即使我相信它有完全正当的理由。那么，我是否易受这样的指责，即：今天不可预言的可能明天就变得可以预言了呢？我不这么认为。在哲学里，其实很少有，甚或根本没有任何逻辑上的不可能性或归谬证明。原因在于，要提出这样一种证明，我们必须能够将我们话语中的相关部分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应于一种形式的演算，即：使我们能够从给定公式“q”推向“p.-p”形式的结论，再进而达到“-q”的结论。不过，以这种方式将我们的话语形式化所要求的那种明晰性，恰恰是我们在哲学问题产生的诸领域内所难以把握的。因此，被视为归谬证明的通常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论证。(https://www.daowen.com)

例如维特根斯坦，有时被解释为试图为私人语言的逻辑不可能性提供一种证明，他分析语言的概念，认为语言本质上是可以传授的和公共性的；他描述内心状态的观念，认为那本质上是私下的；这两方面凑到一起，就表明“私人语言”的说法是矛盾的。但是这样一种解释曲解了维特根斯坦，因为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其实是：依据我所能够给予的对于语言的最好解说以及我所能够给予的对于内在心理状态的最好解说，我对私人语言观念无能为力，我并不能使它变得是充分地可理解的。

而这就是我对那种认为“或许有某个天才可以使现在不可预言的变得可以预言”的观点的反驳。我没有提出任何证明来禁绝这种观点；我甚至不认为把丘奇论点之引入论证有助于任何诸如此类的证明。这就是说，即使我所能引证的那类考虑成立，我对这种观点仍然一筹莫展，我不可能使它变得充分地可理解，无论是赞成它还是反对它。

于是，假如社会生活中这些不可预言的因素的确存在，那么关键在于注意到它们与可预言因素的密切关系。什么是可预言的因素？它们至少有四种。第一种产生于为我们的社会活动预定时间和协调的必要性。在每一种文化里，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依据某个常规的一天的观念来组织他们的活动的。他们大致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里起床、穿衣、洗漱或没能洗漱，在固定的时间进餐，在固定的时间上下班，等等。那些准备食物的人必须能够料想到那些进餐者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出现；在一个办公室里打电话的秘书必须能够料想到另一个办公室里的秘书会接这个电话；公共汽车和火车必须在预先安排好的站点迎接旅客。我们对于他人的可预言的期望，既有大量明确存储的信息，又有许多心照不宣、未经阐明的知识。托马斯·舍林在一个著名的实验里告诉一百个实验对象，他们负有于一既定时刻在曼哈顿与一个不相识的人接头的任务。关于这个不相识的人，他们所知的仅有的事实是，他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必须提供的是接头的时间与地点。其中80多人选择了正午12点在中央车站中心广场的大钟下接头；并且恰恰因为80%以上的人给出了这一答案，所以它就是正确的答案。舍林实验所揭示的是，关于他人对我们的期望的期望，我们所知道的比我们通常所意识到的要多得多，反之亦然。

人类行为中的可预言性的第二个根源，来自于统计上的规律性。我们知道，我们都容易在冬天感冒，圣诞节前后自杀率急剧上升，在处理某一确定的问题时增加合格科学家的数目，将有可能使问题解决得更快而非更慢，爱尔兰人比丹麦人更有可能患精神疾病，在英国一个人如何投票的最好指标是他最好的朋友如何投票，你的妻子或丈夫比一个犯罪的陌生人更有可能杀害你，得克萨斯州的任何指标都偏高，包括杀人率。这种知识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相对独立于因果性知识。

没有人知道这些现象的原因，并且关于他人，我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具有错误的因果信念。正如不可预言性并不意味着不可说明性，同样，可预言性也并不意味着可说明性。统计上的规律性的知识，像预定和协调期望的知识一样，在我们阐明和实现各种计划与筹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缺哪一种知识，我们都不能依据其成败的概率在备选的计划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这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可预言性的其他两个根源来说也为真。其一是自然的因果规律性的知识：暴风雪、地震、鼠疫杆菌、海拔高度、营养不良以及蛋白质的性质，所有这一切都限制着人的可能性。其二是社会生活中的因果规律性的知识。尽管表达这类知识之普遍概括的地位实际上是我的探究对象，但是，这类概括的存在以及它们的确具有某种预言力却是显而易见的。我前面所给第四种根源的一个附加例子将是这样一个概括，即：在诸如19和20世纪的英国和德国那样的社会中，一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受教育的机会。这里我所讨论的是真正的因果知识而不是单纯统计上的规律性知识。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触及社会生活中可预言性与不可预言性之间的关系，以便对社会科学中普遍概括的地位给出某种积极的阐明。显然，人类生活的许多核心特征就源于可预言性与不可预言性的各种独特的连结方式。正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所拥有的可预言性程度使我们能够制订和从事长期的规划；而制订与从事长期规划的能力又是我们能够发现生活意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人的一生，从一时刻到另一时刻，从一事件到另一事件，如果不由具有宏观意向的线索所连结，那么许多为人类所特有的习俗制度就会毫无根据：例如婚姻，战争，追忆死者生平，家庭、城市和公共事业的代代相续，等等。然而，人类生活中所弥漫的不可预言性却又使得我们所有的设计和筹划总是显得那么脆弱。

这种脆弱性当然还有其他的根源，其中包括物质环境的特性和我们的无知。不过，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及其19—20世纪的继承者却视之为这种脆弱性的仅有的、至少是主要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者又补充了经济的竞争性与意识形态的盲目性。在所有这些人的笔下，仿佛这种脆弱性是能够在未来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得到克服似的。而现在，要辨识出这一信念与其科学哲学之间的关联也是可能的。后者以其特有的说明与预言观在支持前者方面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但我们目前的论证必须转向另一个方向。

我们每一个人（既作为个体又作为特定群体中的一员）都寻求在自然和社会世界里实现自己的设计与筹划。达到这一点的一个条件是，尽量使我们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得可以预言，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至少部分——尽管只是部分——源于它们对这一筹划的贡献。同时，我们每一个人——既作为个体又作为特定群体中的一员——都渴望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自由、创造性以及在自由与创造性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的内心反思，免受他人的侵犯。我们仅希望在我们认为适当的范围内展露我们自己，没有人愿意展露他自己的全部——除了在精神分析所造成的幻觉的影响之下有这种可能之外。我们需要保留某种程度的不透明性和不可预言性，尤其是当我们受到他人的预言实践的威胁之时。这一需要的某种程度的满足，为人类生活之富有意义并且能够富有意义提供了另一个必要条件。如果生活应该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必须能够从事长期的筹划，而这就要求可预言性；如果生活应该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必须拥有我们自己而不仅仅是他人筹划、意向和欲望的产物，而这就要求不可预言性。我们就是这样涉入世界之中，我们试图使社会的其他人可以预言，同时使我们自己不可预言，我们试图作出能够掌握他人行为的概括，同时使我们自己的行为披上能够规避他人所设计的概括的种种形式。如果这些就是社会生活的一般特征，那么有关社会生活之最可能有效的那类概括的特征又会是什么呢？

很可能它们会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它们将以大量的研究为基础，但是它们以归纳为根据的特性又会使它们难以达到似规律性（law-likeness）。无论它们被设计得如何好，其最完善者也都不得不与反例共存，因为反例的持续产生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特征。而且我们永远不能说其最完善者的精确范围何在。这显然意味着它们并不蕴涵各种明确的反事实条件句的集合。它们不会由普遍的限量词作为开端，而会由某些诸如“从特征上讲，就大多数而言”这样的短语作为开端。

但正如我早已指出的，恰恰这三个特征，原来就是有实际经验的社会科学家们以充分理由宣称已经发现了的那些概括的特征。换言之，这些概括的逻辑形式（或逻辑形式的缺乏），原来就扎根在人类生活的形式（或这种形式的缺乏之中）。我们不应惊讶或失望的是，最完善的社会科学的概括和准则与其前身——民间社会的谚语、法官的概括、马基雅维里的箴言共有着某些特征。诚然现在我们又可以回到马基雅维里了。

论证表明，Fortuna（机遇）无法消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就其至少两个方面多谈些什么。第一个方面涉及Fortuna（机遇）之度量的可能性。传统的科学哲学所造成的问题之一是，它暗示一般的科学家和特殊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应该将预言的谬误仅仅视为失败的一种形式，只有当某种重大的弄虚作假问题产生时除外。如果我们代之以仔细保存谬误记录，并且使谬误本身成为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么我猜想，我们将发现预言的谬误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要知道这一点是否属实将是这样一个工作的第一步，即：讨论Fortuna（机遇）在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而非仅仅讨论Fortuna（机遇）在全部人类生活中的一般角色。这超出了我在这一章里的工作。

Fortuna（机遇）需要说明的第二个方面涉及到其恒久性。我在前面否认了我的论证具有证明的地位；那么我怎么可能有理由相信Fortuna（机遇）的恒久性呢？我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经验性的。假设某人接受到此为止的论证并且同意对于不可预言性的四个系统根源的确认，但又建议我们，努力消除或至少尽量限制不可预言性的这些根源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他建议尽可能地防止这样一些情势的出现，即，在其中，概念的创新，或尚未作出的抉择之尚未预见到的后果，或人类生活的博弈论特征，或纯粹的偶然性可能破坏已经作出的各种预言、已经确认的各种规则性。这样一个人能达到他的目的吗？他能使现在不可预言的社会世界变得完全或大部分可以预言吗？

显然，他的最初的一步必须是创造一种组织为他的筹划提供一个工具，同样显然的是，他的最初的使命必须是使他自己的组织的活动变得完全或大部分可以预言。因为，假如他不能达到这一点，那么他就几乎不能达到其更大的目的。然而他还必须使他的组织变得有力和有效，能够应付其高度原创性的任务并且能够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存活下来。不幸的是，这两个特征——一方面是完全或近乎完全的可预言性，另一方面是组织化的效率——依据我们所具有的最好的经验研究，结果证明是互不相容的。在界定效率在一个要求创新适应性的环境中的各种条件时，汤姆·伯恩斯列举了诸如“对个人任务的持续的重新规定”、“由信息与建议而非指示与决定所构成的交流”、“知识可以定位于网络的任何地方”等等特征[13]。对于伯恩斯和斯托克所谓的要求允许个体的首创性、对知识变更的灵活反应、增加解决问题与作出抉择的中心，我们能够可靠地加以概括并最终达到这样的论点，即：一个有效的组织必须能够容忍其自身内部高度的不可预言性。其他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试图每时每刻监控每一个下属的每一个举动，其作用往往适得其反；试图使他人的行为可以预言，必然导致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压制聪明才智与灵活性，并且使下属的能力转而有害于其某些上司的筹划。[14]

既然组织的成功与组织的可预言性相互排斥，那么创造一个完全或大部分可以预言的组织——这组织保证创造一个完全或大部分可以预言的社会——的筹划注定要失败，并且因为社会生活的种种事实而失败。因此，诸如阿尔都斯·赫胥黎或乔治·奥威尔所虚构的那种极权主义是不可能的。极权主义的筹划所产生的将始终是一种严苛死板、无效无能的东西，长远地看，可以导致其失败。然而，我们应该记得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传来的声音，它们告诉我们这“长远”到底有多长。

因此，提供一个有关人类生活恒久的不可预言性的预言——这个预言如所有社会预言一样脆弱——没有任何悖谬之处。作为这一预言之基础的，是对经验的社会科学的实践与发现的一种辩护，和对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哲学以及许多社会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反驳。

然而，这种反驳同时意味着，对于我所谓的科层制管理性专门知识的种种申言的严厉拒斥。由于这一拒斥，我的论证的一个部分至少已经完成了。当我们意识到专家并不拥有任何牢固的规律般的概括时，当我们意识到他所能得到的预言力是多么微弱时，他对于地位和报酬的要求遭到了致命的削弱。管理效率概念终归是一个当代的道德虚构，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虚构。操纵模式在我们文化中的支配性没有、也不可能伴有非常多实际的成功的操纵。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自称专家的那些人的活动毫无影响，也不是说，那些影响对我们毫无祸害。但是，体现在专门知识概念中的社会控制概念其实是一种伪装。我们的社会秩序，从非常严格的意义上讲，不在我们甚或任何人的控制之中。没有人主导这个社会，也不可能有人主导这个社会。

因此，从我的观点来看，对管理性专门知识的信奉，就很类似于卡尔纳普和艾耶尔所认为的那种对上帝的信奉。前者更像是一个幻觉，一个独特的现代性幻觉，一个我们本身无权提出正当性要求的幻觉。因此，管理者作为特性角色（character）不同于他乍看之下所是的那样：管理在其中得以施行的环境，乃是一个具有日常冷静实干、决不务虚的现实主义的社会世界，其持续的存在，依赖于误解与对种种虚构事物之信奉的系统永存。商品拜物教被另一种同样重要的拜物教——即，对科层制技能的拜物教——所补充。因为根据我的整个论辩可以推断，管理性专门知识领域是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各种自诩拥有客观根据的申言实际上却作为独断（却又伪装了的）的意志与偏好的表达而发挥功能。凯恩斯曾描述了摩尔的门徒们如何以辨识“善”中有没有非理性的性质——这种性质其实是一种虚构——为幌子，来提出他们的个人偏好，这一描述应该有一个同样优雅的当代续篇，这续篇描述如何以辨识公司与政府的社会世界里，有没有专家的发现为幌子来提出个人偏好。并且，正如凯恩斯的描述揭示了何以情感主义如此令人信服，这样一个现代续篇也会做到。18世纪的预言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受到科学管理的社会控制，而是这样一种控制的巧妙的戏剧性模仿。在我们的文化中赋予权力与权威的正是表演的成功。最有成效的官僚就是最好的演员。

对此，许多经理人和许多官僚会答复说：你在攻击你自己扎制的稻草人。我们没作任何宏大的申言，无论韦伯式的抑或其他类型的。我们和你一样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科学的概括的种种限制。我们以一种适当且平实的权能履行一种适当的功能。然而我们的确拥有专门的知识，我们有资格在我们自己有限的领地里被称为专家。

我的论辩决没有责难这些适当的申言；但是，在科层机构——无论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内部获得权力与权威的并不是这类申言。因为这类适当的申言，决不能以任何诸如此类的方式或诸如此类的规模，在科层机构内或通过科层机构使权力的拥有与使用合法化。因此，体现在上述答复中的适当且平实的申言本身，就可能容易使人误入歧途——无论对于那些答复者还是其他人都是如此。因为它们的作用似乎不是反驳我所提出的“对于管理性专门知识的形而上的信仰已经制度化在我们的机构中了”的论辩，而是成了不断加入到随之而来的字谜游戏的一个借口。跑龙套配角的表演天赋与伟大的管理性特性角色的贡献一样，都是科层制这部大戏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