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孔多塞
以孔多塞为例——《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973）。
孔多塞，生于1743年——孔多塞侯爵——其叔父是欧克塞尔（Auxere）的主教——曾就学于耶稣会学校——家族许诺他以军职，他自己决定献身科学：22岁论文《论积分计算》（1765）。与达朗贝尔、杜尔哥有交往，任职于科学院，并于1776年[28]成为常任秘书。1774年，被杜尔哥任命为财政总监。对政治与社会问题很感兴趣。
1789年：巴黎公社成员——记者和论战者。与西耶士共同建立“1789年协会”，自由精神贵族的中心。1791年：当选为立法会成员。——后成为吉伦特派和丹东主义者。当选为立法会主席。
——要求废除国家宗教，起草了一个关于国民教育的报告。1792年：当选为制宪会议埃纳省代表——投票反对处决国王——与雅各宾党人激烈斗争——呼吁人民反对议会。
1793年7月8日，逮捕令——躲避于女友维尔内夫人家，在那里［他？］写出了《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4年3月25日从维尔内夫人家离开，躲避到蒙鲁日的采石场，后在一家咖啡馆被捕——在单人囚室待了一晚之后，翌日即3月28日被发现死亡。
意味深长且有趣的命运：启蒙哲学的种种理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对照。作为吉伦特派、丹东主义者的孔多塞，反对对国王执行死刑，反对国家宗教，反对雅各宾党人。
完全表面的统一：启蒙意识形态被革命历史的考验所粉碎，虽然后者受到了前者的启发。
1.孔多塞如何想象他所写的历史？
四个阶段：
（a）有书写之前（有历史文献之前）：
“我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去猜测孤立的人们，……怎样能获得那类最初的完善化……”
“我们在这里就别无指导，而只能是靠对我们知识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发展进行理论观察了。”（第8页）[29]
从人的能力出发的理论的历史。
（b）书写出现以后——我们拥有一些事实——然而，那是为数众多的、散乱的、各不相同的社会：
“在这里，这一史表开始是大部分有赖于历史传下来给我们的一系列事实；但却有必要在各个民族的历史中加以选择、加以对比、加以组合，以便从中得出一个单一民族的一部假设的历史，并构造出他们那进步的史表（第9页）。”[30]
（c）自希腊以来：
“……历史就以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事实和观察而和我们的世纪……相联系着；而人类精神进步行程的史表就变得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了。哲学就不需要再作任何的猜测……只要搜集和排比事实就够了……”（第9页）[31]
（d）未来：
“末了，还剩下一个最后要加以追踪的史表，即我们的希望的史表、或者说留给未来世代的进步的史表，而那看来是诸自然法则的恒定性[32]向他们作出了保证的。……表明：唯有真理才能获得持久的胜利；自然界是以什么样的纽带来把知识的进步和自由……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第9页）[33]
我们马上看到了一种奇怪的历史。
一方面，历史的开始的理论：历史开始于书写，实证的文献，足够多的事实。
另一方面，尽管有这个论点，在这种“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历史之前及之后，还有两种不同的历史。
之后的是“未来的历史”，它是“我们的希望的历史”（而这种预期所依赖的是“诸自然法则的恒定性”，也就是说，是在“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历史中所观察到的诸法则的恒定性）。
然而，特别是在这种历史之前，存在着一种理论的和假设的历史，或者理论的历史［原文如此］，尽管它没有相同的材料、事实——或者由于它们的不存在（第一阶段），或者由于它们没有足够多的数量——但它依然有价值，它与别的历史置于同一幅图表中，并且还处于图表的起点。
然而，这种历史是“孤立的人们”的“最初的完善化”的历史——它由“对我们知识能力（faculté）和道德能力的发展进行的理论观察”所构成。
这种历史是一种人类能力的〈（起源）理论〉[34]，一种形而上学。
2.历史与形而上学的同一
《纲要》从一种人性理论开始。
“人生来”就具有三种基本能力：（诸科学的起源）：
（a）接受各种感觉的能力；
（b）体验快乐和痛苦的能力；
（c）可完善性。
（a）“一个人生来就有可以接受各种感觉的能力”并有能力对感觉进行
（b）“感觉伴随有快乐和痛苦”——人有能力把它们转化为持久的感受，并由此在人之间产生了“各种利益与职责（devoir）[35]的关系”（第2页）[36]〈道德的〉。
（c）可完善性：“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可完善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毫无疑问，这种〈可完善性的〉进步所经历的行程可能或快或慢；但是，……它绝不会倒退”（第3页）[37]。
参考帕斯卡尔：“人只是为无限而生的。”[38]
参考第166页：“最后，我们还看到发展起来了一种新学说，它要对各种偏见的摇摇欲坠的大厦发动最后一次打击：那就是有关人类的无限可完善性的学说，杜尔哥、普莱士和普里斯特利便是这一学说最早的和最卓越的使徒。”[39]
可完善性，三种基本的能力：使得设想各种能力的发展成为可能，但又将这种发展局限于这些能力本身。
人身上得到发展的是他的各种能力：科学，道德。
——例子：认识能力（感觉）
在人身上的发展 “通过外界事物起作用”
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
感觉……科学 “通过这些起初的发展
引导人们发明了
各种人工的方法”[40]
——例子：感受的能力（第156页）[41]
情感性……道德
“这样，对我们感受的分析就使得我们在我们体验欢乐与痛苦的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了我们道德观念的起源，发现了普遍真理的基础，这些普遍真理是由那些观念产生的，并决定着有关正义与不正义的那些必然的、不变的法则，最后还决定着从我们的感受性的本性、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我们的道德构成的那种东西而来的、使我们的行为得以与那些法则相一致的种种动机。”[42]
因此，在认识与道德这两个方面，我们都看到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外界的对象，人类的经验……只不过是促使这种受到可完善性影响的能力完全在内部得以发展的机遇、触碰和刺激。
所以，这种历史是各种理论和道德能力的发展史。
所以，这种历史被包含在人性的［……］[43]当中，它只不过是人性的发展。
对此，孔多塞说得很清楚：历史和形而上学具有相同的对象（参考第2页）：
“如果我们把自己只限于观察和认识由这些能力的发展（全人类每个个体在这种发展方面有共同之处）所表现出来的普遍事实和永恒法则，那么这种学问的名字就叫作形而上学。”[44]
“但是如果我们从其结果，与同一个时间的某一空间之内存在的每个个人相比较，来考虑这同一个发展过程，并且如果我们对世世代代加以追踪，那么这个发展就呈现为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史表。这种进步也服从于我们在个人身上所观察到的那些能力得以发展的同样普遍的法则，因为它就是那种发展的结果……”（第2页）[45]
因此我们看到，孔多塞并不是为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理由，才在先于各种事实的历史阶段中来描画“理论的”历史，人的各种能力的初步发展的历史，因为就它是形而上学来说，这种历史就是真理本身。
（[46]机械论？进步的连续性？）
然而，形而上学与历史之间的同一性是模棱两可的。如果它们有相同的对象，那就意味着，要么形而上学它本身就是历史的——要么历史它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但这就可能意味着历史的形式下掩藏着形而上学的真理？这种形式是纯粹的外表吗？暂时的纯粹的幻象？历史的起源（genèse）难道仅仅是一种虚假的起源（genèse）吗？
换言之：历史给形而上学增加了什么？既然它们有着同样的内容，那么，历史能给形而上学的真理增加什么？
3.历史的目的[47]（合目的性……）
那么，如果我们从第一阶段的历史（理论的历史）转向最后一阶段的历史（未来的历史），我们将看到产物是什么，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的结果=产物，即历史的目的：那就是在认识和道德方面的理性的统治。
也就是说，启蒙的统治。
并在它将德性、自由“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48]以后，引起对人权[49]的尊重。
换言之，通过启蒙的后果本身，我们看到的是自由（平等、德性）[50]的统治。
参考第149页：“在长期的错误之后，误入各种不完备的或模糊的理论歧途之后，政论家们终于认识到了真正的人权，它们都可以从这条唯一的真理之中推论出来，即人是一种明智的生物，是能够进行推理和获得道德观念的……”[51]
因此，历史有一个目的：发展的终点，那就是对这种发展的各种原则本身的认识，即对第一阶段各原则的认识[52]。这样一来，人类历史只不过是获得对人性的自我意识的历史，而人性又是那个自我意识的根源（origine）。
历史从一些有效而无意识的原则，过渡到了对这些原则的意识。历史是真理、理性的表现。
由此我们看到历史给形而上学所增加的东西：形而上学自身的表现，形而上学的自我意识，它“有意识的生成”[53]（与黑格尔非常接近）。
理性的自我意识。
4.理性是历史的原动力[54]
因此，如果说我们在历史中遇到这个悖论：历史是理性有意识的生成，是其自身原则的有意识的生成；那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在历史中所能找到的，永远无非是理性向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即向启蒙的过渡。参考启蒙=不是广泛性而（首先）是纯洁性[55]。因此，我们发现，历史的根基是理性，历史的生成与经由它自己而获得对理性的意识完全是一码事，也就是说，与对自我的揭示，与“开始”在最后的“表现”完全是一码事。
所以，理性不仅仅是历史的产物，它还是历史的内在原则和原动力——因为，这种产物，无非是向它自己作自我揭示的理性。在历史中，我们摆脱不了理性，我们永远只能从无意识的理性走向有自我意识的理性。
由此得出Aufklärung[56]的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
理性是历史的原动力。
注意：获得真理的意识是历史生成的命脉，并非仅仅因为它是历史生成的结果这个事实。结果不可能是目的（整个的Verstellung[57]论都在反对这种把结果与目的视为同一的做法），然而在孔多塞这里，在整个Aufklärung意识形态中，我们都看到这种做法：即把结果等同于历史的目的，并通过历史进展本身来呈现理性的发展，把理性的“显灵”（épiphanie）当作历史的原动力本身。
但这里还有一点有待澄清：如果理性的命运是获得自我意识，如果历史的命运是实现理性的这种“显灵”，那么，这就成了理性从无意识走向意识，也就是说，是理性首先具有一种非意识的和非理性的形式。
换言之，历史也可以通过对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征服来定义自己——就像通过摆脱自我的非意识和摆脱理性中的无理性，通过理性对其对立面即错误的胜利那样来定义自己。
一种关于错误的理论
参考这个主题：历史给形而上学所增加的东西——如果历史给形而上学的真理加上了自我意识，它就同时也将自己的对立面即错误的自我意识也加给了前者。参考第11页：
“毫无疑问，唯有思索才能通过各种幸运的组合，把我们引向有关人的科学的普遍真理。然而如果对人类个体的观察对于形而上学家、对于道德学家来说是有用的话，那么为什么对社会的观察对于他们以及对于政治哲学家就更没有用呢？……为什么依据各个时代的顺序来观察〈人的关系〉就会是没有用的呢？哪怕是假设这类观察在研究思辨的真理时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当涉及把这些真理应用于实践……时，难道它们也应该被忽略吗？我们的偏见以及由之而来的恶果，是不是在我们祖先的偏见中有着它们的根源呢？使我们免于受这类的欺骗而同时又防止另一类的最可靠的办法之一，难道不就是要去发掘它们的根源和作用吗？”（第11-12页）[58]
参考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不可能绝对预防未来的错误……“因此，懂得各个民族曾经是怎样地被欺骗、被腐蚀或被投入到苦难之中，难道会是无用的吗？”（第12页）[59]
“我们将要揭示它那根源，我们将要追溯这类普遍错误的历史，它们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或者阻碍了理性的进程，它们往往也像政治事件那样，甚至于曾把人们推回到无知状态。”（第10页）[60]
各种错误“也构成人类精神进步的史表的一部分。正如使人类的精神完善化并照亮着它的那些真理一样，这些也都是它的活动的必然后果……”[61]
错误的必然性，但它建立在那些能力本身之上：
“把我们引向错误或把我们留滞于其中的那种知性[62]的运作，经过一番巧妙的、似是而非的推论……使之陷入了精神错乱的梦境；但这和正确的推理方法或发现真理的方法一样，也属于我们个人能力的发展的理论……”[63]
因此，历史既是理性胜利的历史，也是错误败退的历史。
所以历史的原动力不是单独的理性或错误，而是理性与其对立面的斗争。
——“哲学与迷信之间的那场战争”（第51页）[64]
——“那些战斗的历史”（第11页）[65]
——（那些敌人）“理性不得不与之进行不断战斗，并且往往
只是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之后才能取得胜利”（第11页）[66]
——人类的历史不是任何别的事物，它无非就是这种战斗。
5.孔多塞的史表：他怎么使那些原则起作用呢？[67]
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原则的作用。
参考十个时代的标题[68]：处于中心的是启蒙[69]：它们的进步，它们的衰落。
原始社会：
猎人和渔夫
粗糙的技术
语言“可以交流他们的需要”和少数一些
道德观念
+“粗糙形态的政府”（第3页）[70]
a.技艺[71]与启蒙
产生于需要的技艺——但这种需要是直接的，且仅限于其对象……所以是简陋的技艺。参考关于文明（civilisation）的文本（卡片）[72]。
最初的认识产生于需要——并且与技艺一起产生——但必须有某种后撤=闲暇。
参考最初的人类：“极度疲劳和绝对闲逸两者的必然交替，决不会让人有闲暇可以委身于自己的想法，使他有可能以各种新的结合来丰富自己的智慧。”（第4页）[73]
得到保证的这种闲暇，从新的进步开始了；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参考牧人（第23页）[74]具有一些闲暇—— 天文学的进步。
尤其是某种“可以保存起来的剩余品”的生产（第4页）：“更大的安全性、更可靠的和更经常的闲暇，就使人能进行沉思了，或者至少是从事持续不断的观察。对于某些个人来说，这种办法就导致了他们以剩余品的一部分来交换他们自身可以免掉的劳动。于是人类就出现了一个阶级，他们的时间没有被浸没在体力劳动之中，而他们的愿望则伸展到他们的单纯需要之外……”（第5页）[75]
参考17世纪关于闲暇的主题，以及爱尔维修关于厌倦的主题。
从这个时刻开始，循环的发展：需要——技艺——科学——技艺。
有趣的：某种关于发明的理论。急需有天才人物来对某一需要作出回应。
参考书写：“人们因此感到有书写的需要，并且发明了书写”（第6页）[76]。
是这种必然性引起了货币的发明。
但这些发明，各种技术的这种进步，基本上是从启蒙的角度被思考。也就是说：
（1）从知识的角度；
（2）从知识传播的角度。
——例子：书写和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孔多塞称之为科学语言的发明。
拼音书写、印刷术既是知识的手段，又是固定已获得的知识的手段。控制知识并使知识得以发展的手段。
参考印刷术：“让天才的力量得到了成倍的增长”（第117页和119页）[77]，特别是使得“知识变成了一种积极的、普遍的交流的对象”（第117页）[78]，使知识在人民中得到散布（节省了时间、精力），使“人类精神的进程更加迅速、更加确实和更加便利”（第119页）[79]，并使对错误和迷信的战斗得以可能，使战胜它们得以可能。使通过一种适合的语言向所有不同阶级的人讲话得以可能（第118-119页）[80]。
最后使理性得到解放：“印刷术不是把对人民的教育从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了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知识上有多大程度的压迫，“印刷术却仍然能够散布出一道独立而纯洁的光……只要还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业在那里可以发行它的印张，这就够了。”（第119-120页）[81]
参考18世纪关于公开性的基本主题。康德在其中看到了政治难题的解决办法。参考19世纪青年马克思和出版自由。
但这些技艺方面的发现本身，仍是服务于对真理的探索，因为一切终究有赖于“知识的纯洁性更甚于其广泛性”（第26页）[82]。(https://www.daowen.com)
对文明进步的乐观信仰：向文明的过渡“（……）绝不是人类的一场堕落，而是在它朝向自身绝对完善化的逐步进程中的一场必然的危机。我们将看到，产生了开化民族的罪恶的并不是启蒙的增长，而是启蒙的堕落；而且最后，启蒙绝没有败坏人类，而是使他们变得柔和，尽管知识尚未能纠正或改变他们”（第26页）[83]。
b.启蒙与错误
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怎么产生的呢？错误的起源是什么？
两种理论（参考孔多塞以及18世纪的普遍情况）：
（1）一种人类学理论—关于错误的心理学：“在人类精神的自然进程之中找出〈错误的〉起源”（第55页）[84]。
但这种心理学理论掩盖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理论。在关于错误的消极理论的深处：错误只是一种无知：“所有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错误都是基于哲学的错误，而哲学的错误其本身又是与物理的错误相联系着的。没有一种宗教体系、没有一种超自然的妄诞，不是建立在对诸自然法则的无知的基础上”（第191-192页）[85]。
这种无知怎么可能表现为是科学呢？
心理学理论：是人的心理的败坏的后果，这个人自认为懂得他其实不知道的东西：幼稚的后果，灵魂有缺陷的后果，错误用词的后果（第156页），利益的后果（第166、179、182页），骄傲的后果（害怕和希望，第118页）。
关于错误的心理学的和唯名论的理论。
（2）关于错误的宗教理论和政治理论
参考孔多塞（最重要的理论）。
参考科学的开端=剩余品的生产使某个阶级的人可以不用再劳动，而去进行沉思，并从事一些初步的科学观察。
参考第18-19页，阅读这整个文本[86]。
我们看到，从其起源开始，真理就和（可能产生与其相反的东西的）各种社会条件、与某种制度联系在一起。
“一个制度，对〈人类精神的〉进程起着正反两种影响：它们既在加快着知识的进步，而同时又在散布着错误……”（第18页）[87]。
这种制度：“人类之分裂为两个部分”：
（a）“一部分人注定了是来教导别人的……”，“傲慢地隐蔽起他们所自诩懂得的东西”，“要把自己置于理性之上”（第18页）[88]，“骗子们”（第19页）[89]；
（b）“另一部分人则是被造就来接受信仰的”，“恭恭敬敬地接受别人所不屑于向他们宣示的东西”，“并把自己贬低到人道的地位之下，承认别人具有比他们共同的天性更优越的特权”（第18页）[90]。
这种区别是普遍的：在未开化的野蛮人中间，犹如在18世纪那样：“我们的教士[91]们还在向我们表现出来〈它的〉那些残余”（第18页）[92]。
“这一点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在文明的各个时代里经常都遇到它，因而它在自然界本身之中是不会没有基础的。”（第19页）[93]
人被分为两个阶级会引起什么后果呢？
（1）促使祭司阶级那样做的是权力和利益。“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进行启蒙而是要进行统治”（第41页）[94]；“科学的进步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目标，是一种延续或扩张自己权力的手段而已。”（第40页）[95]
因此，有学问的阶级[96]的目标是政治统治（正是在政治统治这里，科学的功效[97]暗暗地得到承认，它的权力是一切权力的源泉）。
（2）宗教的诞生；事实上，有学问的阶级的权力只有通过秘而不宣才能得到维持。真理的效能本身迫使它被隐藏起来，以使它的作用只保留给那些占有它们的人。
整个的逻辑是：为了保有真理，必须传授错误。
双重的学说：“因而，他们就有了两套学说，一套是只给他们自己的，另一套则是给人民的……”（第41页）[98]
“所以他们不仅不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交给人民，反而以错误败坏他们要想宣示给人民的东西；他们教给人民的并不是他们信以为真的东西，而是对于他们自己有利的东西。”（第41页）[99]
“总体伪善的体系”
“所有各个下层的等级全都同时既是骗子又是受骗者；而这一伪善的体系只有在某些信徒的眼前才会全部展现出来。”（第41页）[100]
这种双重学说中语言的作用：“这种双重学说的人们，在给自己保存了古代语言或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的同时，也就保证了自己掌握有另一种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语言的优势。”（第41页）[101]
参考，同上，第139页[102]
必须用代用品（即真理起源的神圣超验性）去代替真理——“他们向〈人民〉所显示的，没有什么是不掺进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圣洁的、神明的东西的，使得人民认为那是超乎人类之上的、赋有一种神圣特性、甚至是从上天接受来而为其他人所不可能接触到的知识”（第41页）[103]——被有学问的阶级歪曲了的对语言的使用对此也推波助澜（第42页）[104]。
祭司们保存着古老的语言=隐喻的语言。人民不再懂得其意义：
“所以他们就只了解一些莫名其妙的荒唐神话；而同样这些说法对祭司们的精神说来却无非是表示异常之简单的真理而已……人民看到的是人、动物、鬼怪，而祭司们所想要表现的则是一种天文哲学，是这一年之中种种历史事实中的一种。”（第42页）[105]
因此，祭司们为自己制造了一种自然哲学。这个体系，“在为他们表示……这些自然界的真理时”，通过他们的语言“在人民的眼前展现出一幅最妄诞的神话体系，那对于人民竟〈变成〉了最荒诞的信仰和最冥顽不灵的崇拜……的基础[106]……[107]”
“这便是几乎所有已知的宗教的起源。”（第43页）[108]
因此，孔多塞的论点：宗教的起源
（a）被用于使有学问的阶级和祭司阶级的权力变得神圣，宗教被他们编造出来以利用人民。参考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虚伪……就赶忙控诉哲学家们不敬神，为的是使哲学家们没有时间可以教导人民说，这些神原来都是他们教士的制造品。”（第52页）[109]
宗教=有学问的阶级和祭司阶级的发明，为的是使他们对人民的统治和权力神圣化。
因此，祭司们为人们编造了一些错误。
（b）然而，人民中的一些人自己对祭司阶级的理论内容不辨是非真假=他们看到了某种神话，从神话中寻找某种真正的自然哲学的开端，因为他们不理解有学问的祭司阶级的理论的真正意义，并把无非是自然界的真理当作是超自然的真理。
（丰特内尔[110]关于神话的病源学起源的理论在孔多塞那里的回响）。
（更进一步关注这个主题：科学的力量被篡改成神话的力量。）
但人民不理解的——或者说祭司们通过双重的学说而保留给自己的，实际上是某种科学的真理：对真理进行盘剥利用的祭司们掌握了真理：他们是百科全书派的真正鼻祖。
（c）但是这些骗子，因为热衷于玩弄他们的骗术，最后完蛋了。
参考第44页：追求真理与进行欺骗谋取私利之间的矛盾，使祭司们丧失了对真理的兴趣和需要。
“那些其利益只在于骗人的人们，很快地就会厌恶对真理的追求。”（第44页）[111]
获得了人民的服从以后，他们就沉湎于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神话——他们的手法（artifices）反过来损害了他们；他们是他们自己手段的牺牲品：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再理解他们所说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他们自己也就一点一点地忘记了在他们的隐喻之下所掩盖着的部分真理……而他们终于也以自己成了自己神话的受骗者而告结束。从此以后，科学中的一切进步就都停顿了。”（第44页）[112]
（3）对真理的利用的这种最初败坏，其最终后果是为政治暴政创造了各种条件——由有学问的阶级即祭司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统治而创造的宗教和迷信，在接下来的人类历史中，创造、培养并且维持着所有政治统治的条件。
“每一次当暴政极力要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那一小部分人的意志时，它在自己的手段中都要利用受害者的偏见和无知……”（第96页）[113]
参考中世纪的封建制。
参考各种与法律有关的偏见和荒唐事：“事实上，它们仅仅认可压迫阶级的权利，因此它们就更加侵犯了人权……”（第95页）[114]
“粗野世纪的无知状态”是在刑法立法中出现不人道[115]的原因：“根据人们的身份或出身”来对人们进行处罚（第95页）。[116]
参考上帝的审判，等等。
一切都基于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偏见。这种偏见的“最终目标”（dernier terme）是使自己变成自然的，是给错误和偏见提供自然本身的外观。
参考第96页：“但是它〈暴政〉希望的最终目标——那是它很少能够达到的——乃是要在主人和奴隶之间确立一种实实在在的区别，那在某种意义上乃是要把自然本身也转化为政治不平等的同谋。”[117]
两个例子：
（a）古代东方的祭司们、国王、士师、天文学家、土地测量家、律师（？）和医生们。
他们与其他人的自然的不同，在于“他们对知识能力的垄断性占有”（第97页）[118]。
（b）那些封建领主们：“穿着刺不透的甲胄，只有骑在也像他们自己一样无懈可击的马上才去作战”（第97页）[119]。
“他们就可以不受惩罚而压迫别人、不冒危险而屠杀人民……”[120]
甲胄，人的新的自然。
被武装的人——没有武装的人：“于是自然的平等，就在人为的物理力量的不平等的面前销声匿迹了”（第97页）[121]。
孔多塞这种理论的悖论在于，把这种“人为的”（即人造的）、铭刻在人的实际权力中的不平等，描绘为是暴政的结果和“最终目标”，描绘为是各种偏见和错误的最终后果，而不是造成这种暴政本身的原因。
参考关于火药的难题（第112页[122]）（与孟德斯鸠相比较，《波斯人信札》，信一百〇五）。
火药的发明：
（a）“增大了战斗人员的距离”，火器“使得战争的杀伤更少，战士也更不那么凶暴”（第112页）[123]。
（参考黑格尔）火器，普遍性的要素（人们不知道是在杀谁——他们不是瞄准某个人，而是瞄准抽象的对手……）
“大规模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第112页）[124]
（b）“铁盔铁甲、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骑术……这种贵族对平民所具有的优势终于全都消逝了；而摧毁对人类的自由的和对他们的真正平等的最后这道障碍的，却是由于最初一眼看去似乎是在威胁着要消灭整个人类的这样一种发明。”（第112页）[125]
参考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信一百〇五）：
“……仅仅炸弹的发明，已令全欧人民丧失自由。君主们不能再将城市交给市民去守卫，他们可能遇到第一个炸弹就投降；于是君主有了口实，维持庞大的正规军，后来即以此压迫其臣民。你知道，自从发明了火药，就没有不可攻取的要塞；这就是说，郁斯贝克，地球上从此无处藏身，无处躲避强暴与不义。”[126]
换言之，孟德斯鸠和孔多塞在一点上是一致的：火药的发明摧毁了封建制，但对孟德斯鸠来说=自由的终结和君主专制的开始；而对孔多塞来说=不平等的终结和人类自由的开始。
〈再次总结=关于错误的两种理论——但第二种理论指向最初的错误=无知〉
c.“知性的改进”
因此，历史就是理性与错误之间、启蒙与无知之间战斗的舞台——而历史通过它的发展，最终走向理性的胜利。
因此，这就是承认，通过各种技艺和一切人类活动的中介，对真理的认识、启蒙，具有这种固有的有效性，并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光[127]=Aufklärung=真理的光，照亮……错误消失，错误被真理驱逐，正如黑夜被白天驱逐。
由于历史上的一切罪恶，都与各种形式的错误有关，所以只要通过真理的在场来消除错误就够了。
参考第192页：没有一种错误“不是建立在对诸自然法则的无知的基础上”[128]。
真理与各种错误偏见之间的比较会摧毁错误：“这个秘密一旦被发现之后，就会使它的灭亡成为迅速而又肯定的事”（第192页）[129]。
——例子：希腊的奴隶制：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观念基础上：“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提高到能认识那些权利乃是人类所固有的。并且是完全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的”[130]。
相反，法国革命的根源在于一场知识革命，即认识到“真正的人权”（第149页）[131]。
“于是，在如此简单的这些原则之前，人们便看到一族人民和他们的行政长官之间有一项契约……的那些观念就消失了……于是，人们便看到自己不得不放弃那种奸诈而虚伪的政策，那种政策忘记了人人根据自己的天性本身就有平等的权利，而是……在人们的各个不同阶级之间，按照他们的出身、财富……来〈不平等地〉划分同样的这些权利……”（第151页）[132]
“于是，人们就不再敢把人分成为不同的两种，其中一种是注定了要来统治的，另一种则是注定了要服从的……”[133]
“所有这些原则都一点一点地从哲学家的著作里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阶级，在他们那里教育已经远远超出了教义问答……”（第164页）[134]
开明的[135]意见与合法的意见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真理与错误之间的矛盾：
“用我上面已经勾画出其纲要的那种精神倾向来与各个政府的政治体系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很容易预见到，一场伟大的革命乃是无可置疑的……”（第168页）[136]
但有两种解决办法：“或者必须由人民自己建立起哲学已经教会了他们要珍惜的那些理性的与自然的原则，或者必须由政府赶快预防它并根据舆论的进程来调整自己的进程”[137]。
两种可能的革命：
——通过人民=暴力革命
——通过开明的政府，更为温和
“政府的腐化和无知偏爱第一种办法，而理性和自由的迅速胜利则为人类复了仇。”（第168页）[138]
孔多塞的这些论点是揭露性的：
（1）从法律的角度看，真理-错误之间的矛盾只是一个伪矛盾，一个无知[139]的矛盾，因此，不正义、不平等、（政治上的）专制与真理之间的矛盾，必定能够通过知识的简单运用就得到解决——整个18世纪的主要论点：为了让它自己不要再成为其偏见的受害者，只要给权力进行开导就够了（……）“开明”专制主义的理论——我们开导专制君主，然后他就会自行改进；我们改进君主的知性，然后就会万事大吉。
（参考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
大难题：立法者哲学家的难题，不是由于偶然［……］[140]奇迹而成为哲学家，而是由于真理及其显而易见性的德性本身而成为哲学家。
（整个启蒙思想的基础——知性改进的乌托邦。）
（2）事实上，这种矛盾没有被消除，需要有人民的暴力的干预：这种干预并不必然合法。事实上，它是由于历史的某种偶然而出现的：政府对显而易见的真理的抵抗——纯粹非理性的抵抗。
因此我们看到，孔多塞在这里重新陷入了犹豫，徘徊于关于错误的两种理论之间，但又不顾可靠而明显的事实，依然停留在知性改进的意识形态当中。
为了理解这一点，必须把他及其同时代人一道赋予教育的重要性，同这种基本理论联系起来：教育人就是消除人们的错误并把真理告诉他们——真理将通过其一己之力而改造世界。
孔多塞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18世纪典型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启蒙）的纯粹而又有特点的例子。
这种观念比之先前的种种理论，具有双重的优势：
在内容上：（1）把人类活动的各种表现（经济、工业、艺术、宗教、哲学）整合为一个整体；
在方法上：（2）明确地提出并回答了历史因果性的难题：抽出理性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要素（并从而运用了一种科学的抽象方法）；
（3）把历史的发展展现为（真理与迷信之间的）一种斗争，一种矛盾。
但这些（内容上方法上的）积极因素，受到推动这种理论的机械论的和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哲学原则的连累。
（1）事实上，历史的原动力，这种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真理、理性，或更确切地说，是对理性之意识的获得：因此，历史的结果及其原则就是一个单一的、相同的因素：意识的发展。参考孔多塞的后继者（孔德、布伦士维格），历史只不过是意识的进步史，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历史不是意识的内容而是意识的形式——这意味着内容的恒久不变……由此产生了这种历史、这种进步观念的悖论：事实上在孔多塞那里，理性主义历史观是对历史内容的无历史性、无发展的确认，历史的理性内容具有永恒性的论点：
“对我们感受的分析就使得我们……发现了……普遍真理的基础，这些普遍真理是由那些观念产生的，并决定着有关正义与不正义的那些必然的、不变的法则……”（第156页）[141]
正因为如此，孔多塞可以断言，形而上学与历史具有同样的内容。这意味着：形而上学就是历史的真理。这些最初的原则已经包含了“历史仅仅只是发现”的全部道理。
（2）这种理论导致了一种机械的线性进步观。进步实际上无非是我 们各种能力的发展，是［在］[142]其形式被给定之前首先被给定了内容的理性的发展。
由此产生了关于这样一种历史的悖论：它什么也不创造，只是对它固有的种种内在原则进行展开和注释，只是通过其最剧烈的革命回到它的起点，只是停留在它固有的要素当中——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非辩证的历史观。
这种发展被构想为是在一条连续展开的直线上进行积累。
（3）真理的这种哲学先在性，这种从哲学向形而上学的还原，导致了历史判断上的唯心主义观念。
作判断不是把某个时代的真理和内容与其存在条件相对照（参考帕斯卡尔），而是把历史的现实性与形而上学的真理、与理性和无时间性的人性相对照——把历史机械地划分为恶与善、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迷信及错误。
（4）这种历史判断理论代表了什么呢？历史唯心主义哲学的典型本身。当孔多塞把理性和人性的原则置于历史的起点（origine）时，他实际上就把历史自己的自我意识作为内容投射到历史的起点了：那种自我意识也就是他从历史在他的时代产生的结果中获得的意识。
换言之，存在于哲学家意识中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代替了历史的实际过程。参考马克思：
“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哲学著作集》第六卷，第244页）[143]
因此，孔多塞把他自己关于理性的胜利、关于真理的决定性作用的意识，投射到历史当中去了。实际上这种意识就是历史的意识本身，而为了理解它，就必须把它与它自身的存在条件联系起来；但这样一来就不能从那种意识出发对历史作出判断，而这就是承认，对历史的判断，包括对它自己意识的判断，取决于它被规定的存在条件。
可是，要在历史的难题性（problématique）[144]中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一种关于历史真理的存在条件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