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对马克思的决定性观念的方法论思考

C.对马克思的决定性观念的方法论思考[14]

马克思的抱负是为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奠定基础，这就意味着：

（1）拒绝一切古典意义上的历史哲学；

（2）科学的辩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辩护。

1.对历史哲学的拒绝

参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8页[15]：“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16]

清算历史哲学=清算历史上的哲学家。上面所说的哲学包括什么呢？

（a）如果我们细数一下我们曾经仔细考察过的那些不同的历史哲学（博絮埃、孔多塞、卢梭、黑格尔等），我们会发现，它们都由两种要素所规定：

——一种是历史的要素（材料，历史的内容）；

——一种是超历史的要素：上帝的计划、神意的目的、历史的目的。这种要素把它的意义赋予给历史，赋予给历史本身记载的经验内容。

由此产生了那些历史哲学的内在悖论和矛盾：它们的对象和内容是历史材料本身，但只有通过走出历史，才可能理解这种历史材料。也就是说，历史不为它本身所理解：nota per se[17]。

历史判断的尺度来自于历史之外。[18]

外来的尺度这个原则与历史的实际内容发生了矛盾。为什么这个目的要采取这样的形式呢？（通往历史的“道路”。参考《哲学的贫困》，第132-133页[19]）

（b）然而，这个尺度，这种真理，这种超历史的意义，如果我们考察它们的内容，就会发现，它们深深地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历史的神圣意义（或超验意义）永远都是人对历史作出的某种判断的表达。正如黑格尔深刻地注意到的那样，反思的历史的判断原则所反射的，无非是它自己的意识和它自己的目的（或它的时代的意识和目的）。也就是说，历史哲学用以对历史作出判断的超验的尺度本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要素、一个事件和一种事实——而它的内容无非是对于历史的当前意识（或关于当前的意识）。

因此，主观的或回溯的幻想是历史哲学所固有的东西。

历史哲学的哲学缺陷，在于历史哲学把自己现在的意识作为判断历史的超验尺度。

参考马克思《哲学著作集》第六卷[20]，第186-187页：

“历史〈在此前的历史观中〉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而且在[21]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22]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第187页）[23]

这种观念最彻底的形式，是明确地把历史的目的呈现为与历史学家当前的意识内容相重合。

例子，整个18世纪的意识形态……黑格尔：历史是理性的显灵，神正论。

历史的目的=启蒙的生产=获得对“理性”“自由”等的自我意识，这就是说，构成哲学（这里是启蒙哲学=自由理性主义的各种要求）的意识内容的要素就是历史的目的，也就是说，整个的历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生产出来的。

这是将一个时代对自己的幻想当作是历史的原因，并将这种幻想描绘为历史的目的。

参考马克思《哲学著作集》，第六卷[24]，第199页：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获得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25]

因此

（c）消灭历史哲学，就不是把它当作幻想和神话来消灭。而是将历史哲学强加给历史的尺度，还给历史本身。就是承认那种尺度本身的历史性和历史意义。消灭历史哲学，不是用另一种其原理与它的原理相反的哲学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将历史哲学带回并归还给历史本身。就是将一个时代的意识归还给那个时代，并通过那个时代自己去理解它。

因此，这强行颠覆了整个古典历史哲学。这是走上一条关于历史的各种观念的理论道路。因此，这同时就是要摆脱当前意识内容的控制。也就是说，创造一门历史科学（1）来解释关于历史的各种哲学观念，（2）同时不将科学家的意识提交给由他的时代的历史内容支配的意识来仲裁。

因此，这就是超越历史相对主义，并找到一个阿基米德式的坚实的支点，使得建立一门关于历史的科学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历史的内容中抵达历史判断的客观性的基础）。

2.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辩护

事实上，承认有必要将历史哲学的内容（即各种意识形态）提交给历史科学的法庭来裁判，还远远不够。这门科学必须作为科学而存在。也就是说，它必须满足科学性的全部条件。

（a）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绝对的知识，而是一门开放的科学，它像其他科学一样，自我建立并自我发展。

参考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26]：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第91页）[27]

“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第93页）[28]

“……《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现在〈1905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第94页）[29]

〈为了反驳米海洛夫斯基宣布马克思企求说明“人类的全部（原文如此！！？）过去”，列宁说〉：

“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企求的只是说明资本主义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

……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采用的是多么机智、多么郑重、多么体面的论战手法，他首先歪曲马克思，把一些妄诞的企求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说它企求‘说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这种企求当然立即遭到马克思极其辛辣的反驳，见马克思为答复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而写的‘信’……”（第97-98页）[30]

一方面，历史学家面对大量的事实（历史材料）。

历史唯物主义不企求建立关于那些事实的绝对知识（一次性说明一切），但它企求通过提出一种一般理论，使得对那些事实的发展的认识（对现存事物肯定的认识）成为可能。

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就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向前发展，后者也只有在一种抽象理论的帮助下才能建立起来，因为那种抽象理论使得对大量凭经验观察到的事物的认识得以可能。

（参考物理学：数学理论；生物学：进化理论，等等）

而同样，正如在其他科学中一样，并不是那个抽象的理论的特殊效能，并不是它的内在有效性，而是它的科学检验，证明它的科学有效性。

所以，在历史学中，正如在其他科学中一样，一般理论首先是一种假设，要变成一种科学真理，还必须接受检验。

（b）但这又是什么意义上的检验呢？

正如在一切科学中一样，对一种假设或抽象理论的检验，包含两种意思：

（1）科学内部的检验：假设通过它使得大量事实变得可理解而得到检验。参考列宁，使大量的事实“得到说明……整理得井然有序……”

（2）但这种内部的检验（内部的融洽和一致）还不足以使一种科学理论有效。这种检验本身服从于外部的另一种标准：即科学实践（或科学实验）的标准。

一种理论的科学有效性直接（物理学）或间接（数学）地以实践的检验为基础。

在历史学这门经验的科学中也完全一样。参考马克思《哲学著作集》第六卷，第168页：唯物主义的历史学不可能产生于德国：“因为在德国缺少感性范畴”[31]，并且“而在莱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是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32]。

同样，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33]第123页：“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证明为客观真理的，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34]

参考斯大林：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工人运动的革命经验”[35]。

最重要的是严肃地把这个要求当作根本的要求来对待：用实践来检验各种理论，以理解历史的科学性——并且总的来说，理解由各人文科学提出来的诸多认识论难题中的一个。

结论：

（1）大多数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在这方面所处的条件，与一切科学的真正条件完全不同，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他们（从劳动分工上说）既不受他们的条件的限制，也不用担心用实验检验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理论。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通常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孤独的思考者，他所企求的仅仅只是发展出一套能符合可理解性和一致性这种内在标准的一般理论，但并不寻求有效的实践标准。他解释现实，而不必给现实“什么交代”[36]。但对一种理论的有效性作出判断的，正是这种有效的对照。例如：启蒙哲学的意识形态，卢梭的和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事实是，众多的百科全书派成员最终都成为吉伦特派。由法国大革命的实验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引起的选择=因此人类解放和知性改进的理想，带来了纳税选举制、谢普利法，《民法典》，也就是说，带来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即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控制。正是这种实验，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在实践上的对照，揭示了理论的价值，并向我们证明：并不是那些观念创造了历史，而历史也不是为“理性”或者“自由”的统治服务。同样，巴黎公社（la Commune）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验，也在实践上证明了恩格斯理论的错误，他认为无产阶级有可能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框架内夺取政权，等等。

然而，有人会说，就算历史哲学或古典历史学家不想解释现实，现实自己也会对理论的价值作出判断。另一方面，掌握了政权的政治人物也运用一些理论并对它们进行检验，进行修正：他们这些人也处于科学实践的环境中。确实如此，但如果说他们必然要处于这种环境中的话，他们却拒绝利用这种环境，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真理，而是他们的利益（参考霍布斯），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去检验某种理论，而是实现他们的目的。

因此，我们看到，某种理论的科学有效性的标准若要得到遵从，仅仅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还不够：

（a）这种理论是严密的；

（b）这种理论处于迫使它必须通过实践检验自己的环境中。

还必须同时要求：

（a）这种理论的内部严密性；

（b）检验这种理论的条件；

（c）这种检验的科学的条件（也就是说，能有效地从实践中汲取实践的教训，也就是说，在“利益和真理”之间不存在冲突）。

（最后一个条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有可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出来——它还说明，从总体上来说，只有无产阶级能避免真理与利益之间的冲突。）

（2）另一个重要结论：如果这种历史理论的命运在这种实验的检验中上演，那么这种检验就是当前的（actuelle），因而科学解释的重心就转移了。在各种古典的历史哲学理论中，要解释的是过去；对于历史哲学和古典历史学家来说，过去就是历史的要素本身，以至于，比如在一些现代教科书和课程中，历史的现在到20世纪50年代就停止了（Wesen ist wasgewesen ist[37]）；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指出，历史理论的命运实际上在现在上演，在现在的实践和现在的历史行动中上演，而在对过去的认识进行检验时，这种现在的实践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在历史学中，正如在各自然科学中一样：在各自然科学中，正是那些从最当前的难题出发的最先进的理论，照亮了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和那些先前的理论，使得它们各安其位，并每一次都更深入地解释了它们（参考物理学）。同理，在历史学中产生了同样的循环现象——即过去的教诲与现在的理论进步之间的循环。在实践中检验了的现在的理论，反过来通过自己照亮了过去。

参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42页[38]：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绝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如果我们不仅考虑在现在所获得的理论后果，还尤其考虑它在历史的实践本身中的发展，那么，马克思的这个总指示，将会闪耀出更灿烂的光芒。例如：现代阶级斗争的经验，已经深入照亮了过去的历史，并深化了人们对它的认识。例如法国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经验：资产阶级与平民的关系的难题，“第四等级”的性质的难题，革命过程中平均主义改革的过激企图失败的难题（最高限价法令[39]），吉伦特派的叛变的难题，等等。同样的现实难题及其解决办法，也一样给18世纪各种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它们的阶级内容等等，投上了一束全新的亮光。对于科学的历史学来说，“过去”不再仅仅是通过它独一无二的现实性对“现在”作出解释，因为它已经被历史固定并被转变成本质了；对科学的历史学来说，“过去”必须通过参与到现在的历史实践中去的理论在当前的进步，被越来越深入地理解。

（伴随这一点而来的是另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一般理论本身也在生成之中，它在某些方面会改变：参考列宁和不平衡发展、列宁和苏维埃、斯大林和民族及殖民地的难题，等等）。

（3）其他结论：关于历史的科学之所以如此彻底地卷入到了历史的当前实践中去，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直接的现在，还关系到从现在中诞生的未来本身。在这里，历史的科学身份还与诸自然科学的科学身份相似：那些自然科学都以发现自然规律为目的，但这种目的嵌入到作为那些规律的起源和要素的更普遍的实践中：嵌入到改造自然、嵌入到人对自然所展开的行动中。同样，历史科学也嵌入到人对他们自己的历史所展开的行动中。所以，关于历史的科学，当一丝不苟地仔细考察它时，它实际上与对历史的改造——在历史本身中进行的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历史科学要彻底接受自己的条件，它就必须如它自己所是地去思考，思考它的现实性和它的实际意义，并承认，它在本质上不是一门冥想的科学，面向着过去的本质；而是一门行动的科学，面向着未来。所有的历史经验实际上都是对历史内容的一种改变，所有从那种经验中得来的理论都是一种通过它自己的生成而改造历史的理论。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悖论地说，关于历史的科学，像触及过去一样地触及到了未来——这使我们可以理解斯大林那悖论式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40]

这种说法不表达任何其他意思，它无非是对历史科学的真实条件和它的实际身份的明确的理论承认。不应当把对历史的改造理解为是一种任意的改造，理解为是给现实强行带来一种与其内在的发展相反的发展。当马克思说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家都只满足于对世界进行沉思冥想和解释，但是必须改变世界时，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改造可以成为政令（décret），可以对历史的运动本身漠不关心。历史科学之所以能成为建设未来和改造历史的科学，只是因为历史本身是对自己的改造。只有当那种在历史中实现的改造与历史的改造的一般意义相吻合，与它未来的法则相吻合时，历史才能成为科学。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的两种表面上相矛盾的说法：

（a）仅仅解释世界是不够的，还必须改变世界。

（b）人的历史行动永远只能加快历史的运动并加速历史的分娩，促进它的改变，但那种运动和改变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所支配（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雅罗申科商榷》[41]中重新抓住了这个主题）。

正是最后提到的那些关于历史未来的内在客观规律，赋予了对历史开展的科学行动和对历史的改造以意义。也正是它，为历史作为科学的主张确定了界限：作为科学的历史，是对本身以历史实践为指归的实践的反思，它嵌入到历史的运动当中，也就是说，嵌入到一个进程、一种现实当中，这个进程和现实比它更为深广，更为丰富多彩——历史[42]的任务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就像一切科学的任务一样，历史的任务是就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以适应一种永远走在它前面并永远超出它的无穷无尽的现实。

3.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理

到目前为此，我们已经对历史科学的一般条件进行了规定。接下来要思考的是，那些条件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理中得到表现。这个要求是根本性的，因为这一次它涉及历史科学的对象的独特性。

事实上，一门科学作为科学而存在，不仅是因为它拥有真正的科学存在的条件和方法（理论—实践），还因为它处理的是一个被科学地定义了的对象。对一门科学的对象的定义，是与其理论方法及其操作条件密不可分的。

然而，最重要的是必须对历史科学的对象进行定义，以解决一切古典历史哲学理论都由以失败的根本性难题：即如何找到一片客观性的地基，使得历史科学可以打破历史主义［原文如此］的循环，使得历史科学可以达到一种科学的客观性，从而不再陷入历史的相对性，不再陷入无穷无尽的历史怀疑主义？正是这种循环构成了理论的弱点，造成了各种哲学的矛盾，比如Aufklärung[43]哲学的矛盾和黑格尔哲学的矛盾。参考爱尔维修：精神是时代的产物，所以历史学家、历史真理也都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真理——古典哲学只有通过求助于某种超验的标准，或通过绝对真理与时代真理之间的奇迹般的巧合，才能摆脱这种循环。正是这种循环激发了对科学的客观性的批判，参考索莱尔、波格丹诺夫及其后的雷蒙·阿隆[44]。庸俗的主观主义批评所提出的正是同样的难题，它们把历史构想为独一无二的个别事件发生的场所：那些事件人们永远不会看到两次，这证明了一切Einfühlung[45]论的合法性（历史是对独一无二事件的主观恢复）。再者，这个难题并不仅仅是从外部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它是从内部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是由我们曾称之为科学的科学性条件本身提出来的。对此，我们可以明确表达如下：要想让历史通过它的经验的当前的辩证法回到它自己的过去从而照亮自己；要想让自身中孕育着“未来”的“现在”和行动能够有助于建立一种通过自己而照亮过去的科学理论；就必须在“过去”和历史的“当前性”之间存在一种深层的、共同的联系，即摆脱了现在的相对主义的绝对客观的有效普遍性。在对反思的历史进行批判时，在他的“Erinnerung[46]论”中（“过去”是“现在”，因为“过去”被保存在“现在”的内在性中），黑格尔早就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个难题。但他把历史进程的这种内容丰富的共同性，构想为精神的内在性，即通过引入一个空洞的哲学概念而不是一个科学概念，来解决这个难题。

马克思主义通过一种关于历史判断的理论来解决这个生死攸关的难题。这种理论从根本上重新抓住了《真空论》[47]片段中帕斯卡尔的直觉（尽管在帕斯卡尔和马克思之间并不存在传承关系）。正是这种直觉，使帕斯卡尔在谈到古人时能够写道：“顺理成章，我们能保证与他们所说的相反的东西。”[48]那是一种深刻的直觉：历史中的真理不是来自历史的某个要素和外在于历史的某个标准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来自那个要素和外在于包含着那个历史要素的历史时代的某个标准的关系，而是来自那个历史要素与它的存在条件的关系：因此，古代天文学的知识在以下程度上是绝对正确的，即它们既不是与某种超验的真理，也不是与某种外面的真理联系在一起，而是与那些古人用以处理他们的“经验”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简言之，是与那些真理的存在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那些真理的存在条件是一些客观经验的、绝对单义的规定性，它们并不会给历史相对主义以口实（古人用的是肉眼，17世纪天文学家用的是望远镜）。然而，帕斯卡尔通过提出这个原理，解决的只是通过他的原理作出历史判断的难题：他出色地证明了历史判断只有建立在历史的某个要素的存在条件的基础上才站得住脚，但他还是给某种经验论的相对主义留了一条后路。确实，难道人们不能让历史真理的形形色色的存在条件相互对立，并同样得出结论说，它不是历史中的绝对参照，因为那些存在条件本身也处于生成之中，而它们的生成会以任意的方式使它们变化多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整个分支就是追随着这条道路的：在帕斯卡尔的意义上，人们或许可以设想一种肉眼的文明，一种天文望远镜的文明。今天人们会读到那些关于水稻的文明、竹子的文明、电的文明等著作（整个人类地理学在总体上都从这个原理中得到启发）。确实，这种观念在反驳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最后论据时，对那些存在条件转变过程的客观方式缺乏说明。必须从客观性的角度来说明一定的存在条件向另一种存在条件的“过渡的必然性”（黑格尔）。换言之，必须不仅仅分析出那种关系，还要分析出历史真理的存在条件发生转变的客观的动力学规律。也就是说，在历史中分析出能对作为生成的历史的动力学作出解释的某种恒定关系。为了建立一门历史科学，必须在历史本身中分析出使得科学得以成立的东西：即普遍性（亚里士多德）、“恒定性”（胡塞尔）。然而，在历史内容的无限多样性和表面独特性中，哪里找得到这种恒定性呢？

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设”要回应的就是这个难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的意义，必须提醒大家注意，整个古典历史哲学，除了卢梭之外，都只不过成功地让历史存在的两个领域变得显而易见了而已。大体说来，就是社会条件的领域（例如：孟德斯鸠那里的政体、爱尔维修那里的政治、黑格尔那里的市民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领域（精神、风俗、道德、宗教、哲学）。当古典哲学把这两个领域联系起来，并将历史的发展思考为是这种恒定的关系的结果时，它的分析就到达终点。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关系几乎仅仅表达了意识形态对社会条件的决定性作用（参考Aufklärung[49]和黑格尔）。爱尔维修在这方面无疑是唯一这样一位古典思想家，他通过他关于一个时代的精神受到其社会和政治条件的绝对制约的理论，通过关于“公共利益”的生成理论的纲要，预感到，为了解释那种关系本身，必须向一种更深刻的词语求助，但他仅仅是预感到了这种要求。是卢梭在他的《第二篇论文》中，通过指出社会条件（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条件（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将上述要求表达了出来。但他没有创造出关于那种关系的一般理论，当然也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重新抓住的正是这种灵感。参考《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6页[50]：“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存在条件，这种物质的存在条件，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51]

因此，一切社会中的三个根本性要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著作集》第六卷，第171页称之为：

历史的“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52]。

同时参考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a）生产力

参考《哲学著作集》第六卷，第165页：“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53]

第165页：“……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54]

不过，人们在历史中以不同的方式生产他们的生活资料。“生产方式”在历史中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人对自然采取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发生了变化。

生产力=（斯大林）

——生产工具（人、动物的自然力、蒸汽、电、原子+各种工具、机器……）

——+运用那些工具的人

——+生产经验

——+劳动熟练程度

“生产力……所表现的是人们同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55]

（b）生产关系（下层建筑[56]）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互相关系。”（斯大林[57]，第142页）

参考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58]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现实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页[59]。(https://www.daowen.com)

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形式（例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

“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参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页[60]。

各社会阶级表现了在经济关系的框架内，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的框架内人们的社会分布。

例如：奴隶制　斯大林　第148页

封建制　—　第148页

资本主义　—　第148页

（c）上层建筑

参考《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页。

当人们仔细考察历史上一定的社会时，就好像是在面对由许多不可分的要素组成的一个总体，一个深层次的统一体。

例如：生产力——生产关系

而是关于发展的功能理论。

例如：生产关系：并非机械地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产物（这可能使马克思相信：“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哲学的贫困》[61]）。

它们具有一种意义，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起一种作用。它们的作用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形式的作用：它既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同时又是生物进化的条件。

例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自由、劳动自由、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雇佣劳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代表了一种形式，（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形式下从某个阶段开始发挥作用了：在此之前，工业生产力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和那种作用要求的产物，但为的是使生产力能够发挥作用和得到发展——由此产生了马克思的表达：“生产关系是那些……生产力的发展形式”[62]。

所以生产关系是服务于那些生产力的，所以它们代表了生产力得以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条件：所以，生产力生产了它们自己得以发展的条件（同样，在生物学中，某种生物的形式也代表了进化在形式上的条件[63]）。

这就是生产关系的功能性质，它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一定社会条件向另一种不同的社会条件的“过渡的必然性”，也就是说，理解那些革命。

参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页：

“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64]

因此，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是说，是发展了的生产力与这些生产力发挥作用的条件（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条件）之间的矛盾，解释了社会革命，并解释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各阶级之间生产关系的层次上得到反响，并在那个层次上发挥作用、得到解决。各阶级根据利益的不同，或与新的生产力站在一边，或与旧的生产关系站在一边。

这种功能理论使我们能恰当地定位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后者也具有一种功能作用。参考《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6页。

这就意味着，上层建筑发挥着一种功能作用，服务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最终的现实）。

例如：各种法律的和政治的机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工具。

例如：各种意识形态表达了处于斗争中的各个阶级的目标或愿望。在这里，各种上层建筑仍然具有双重性，它们或者促进或者阻碍生产关系的变动。

参考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巨大作用”。

参考斯大林[65]，第154-155页。

所以，我们看到，一定的历史社会的总体在自身中包含着它的生成和转变的原则本身：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正是这种根本的关系，这种根本的矛盾（以及它们的各种派生关系——参考上层建筑），向历史学保证了使得它可以成为科学的那种普遍性要素和“恒定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革，可以用物理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精确地指明。”[66]

正是这个在经验上可确定的、绝对的要素，这个阿基米德式的支点，使得建立一门历史科学成为可能。

参考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第92页[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