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爱尔维修（1962）

革命的爱尔维修（1962）[1]

作为一个受过极好教育，一个很会招待朋友且在他同时代的巴黎文化界引起如此多公众兴趣的人，爱尔维修之所以因其著作而引起如此多的愤慨，无疑是因为他并不只是一位普通的教育学家。尽管如此，在阅读他的文本时，我们会发现整个一套表达方式，让人不但想起他同时代教育学家（特别是卢梭）著作中的精神，同时也想起他们的文字。因此，我们将如实地这样来开始：先把他看作是一位教育学家，然后我们再来追问，为什么这位教育学家竟会引起如此多的愤慨。

首先，他对同时代教育发展中的矛盾具有极敏锐的意识。当人们考察那些关于教育的流行方法时，就会一目了然地发现那些矛盾：在学校里长达六七年的拉丁语学习期，文字的学习期，对各种事物一无所知，总之，一种形式主义的教育方法。爱尔维修像卢梭本人一样，称之为经院的教育。这种纯粹经院的人文主义教育，与时代的要求相矛盾，也就是说，与时代的种种艺术、科学、技术的发展相矛盾，尤其是与由整个百科全书派所阐明了的那些发展相矛盾。在当时，人们认识到需要把人塑造成另外的样子，而不是单纯的修辞学家。

正是这第一种意识的获得激发了爱尔维修一整套的改革，这些改革并不是他首创的，它们在洛克那里已经存在，在卢梭那里同样也已经存在。比如，废除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教育：教授儿童学习民族语言，对他们进行科学和技术教育，还对他们进行有关各种物体的自然教育。也就是说，通过对固体的操作来教授物理学，通过对液体的操作来教授力学，等等。也就是说，把他们置于各种环境中，以使自然自己来向他们教授它固有的规律：从词语走向事物。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对教育的这种矛盾的起源的意识方面，爱尔维修走得稍远一点（而卢梭正好也走到了这一步）。爱尔维修声称，人们不仅在家庭中，而且同样也在学校中，教给儿童一整套事实上与世界的运行相矛盾的行为规范。人们教给儿童一些道德规范，但一到他们长大成人，那曾教给他那些道德规范的同一个神父又在这时候教给他们一些完全是犬儒主义的规范，这些规范是用于让他们到世界上去获取成功的，这个世界可能是政治的世界，社会的世界或者经济的世界。而这样一来就［出现］[2]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是教给儿童的道德，由儿童的父母和学校的老师教给他们的那些规范，另一方面是支配着那个世界（显然这个世界是社会世界）的必然性的内在法则。从这里，我们通向了第二种意识的获得，即不仅意识到教育学方法的矛盾，而且还意识到支配着这第一个矛盾的根本性矛盾。

如果我们停留在作为教育学（pédagoge）的教育（éducation）层面上，同时如果我们把爱尔维修的思想与卢梭的思想进行对照，就一定会发现，他们的设想在许多方面是吻合的，或者甚至整个地是吻合的。但非常让人吃惊的是，尤其是在《论精神》和《论人》的一些章节中（在这些章节中，爱尔维修考察了自己与卢梭的关系），非常让人吃惊的是，爱尔维修对卢梭提出了诸多批评，那些批评既与教育学的难题有关，但又大大地超出了那些教育学难题的视野。爱尔维修特别批评卢梭相信人先天的善。他同样批评卢梭把过分的重要性赋予他称之为“人的生理构造”的东西，即人的有机构成。爱尔维修同样还批评卢梭相信天生的道德本能的存在。这些批评，让我们在那些关于教育学难题的争论（或一致）背后，发现一个将爱尔维修与卢梭彻底区分开来的理论背景。而这可以让我们进入爱尔维修那里我将称之为“教育”一词的第二种含义，这一次它再也不是教育学的（pédagogique）含义，而是一种延伸了的[3]教育（éducation），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种非常广义的教育，它与人们给小孩子所提供的学徒期毫无关系，而是涉及在整个历史自身当中的人的生产。换句话说，在“教育”这个词下面，我们在爱尔维修那里遇见的是一种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而现在，或许正是这种理论值得去研究。

如果我们想要通过扩展了的“教育”概念的各种形式，去描绘爱尔维修所形成的人类历史观的特征，我们就必须说，他认为人在出生的时候，可以说绝对没有给自己的存在带来任何结构（人生下来就有一种绝对的可塑性），人完全是由爱尔维修称之为“机遇”的东西所塑造的，而我们很快就发现，“机遇”事实上受到个体本身所处环境结构的支配。对于天性完全纯洁并且只有被动性的儿童来说，机遇首先就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家庭环境，他要与之打交道的亲人，给他喂奶、向他说这说那、向他讲他可能受到什么惩罚的奶妈。在机遇这个概念（它本身好像没有一定的结构）的各种形式下，爱尔维修在思考的，事实上是环境的影响，而这个环境本身，在从个人还是很小的孩童时期开始就已经具有一定的结构了：那就是家庭环境。而小孩子所经受的第二种教育，即广义的教育，是当他变成青少年、然后长大成人要经受的教育，也就是说，当他开始与一个比儿童的家庭环境更广大的环境相接触时，即与他身边的朋友以及接下来与整个社会相接触时要经受的教育。而这个时候，正是第二种环境，将通过机遇的形式在他身上产生作用，而且将在某种程度上，某种更强烈的程度上，在他身上打下他自己性格的烙印，并构成他，或更准确地说，生产他。正因为如此，爱尔维修把人的历史描绘为人的全面生产的历史，这种生产是通过环境作用于个人的影响而进行的，其中个人本身被设想为具有一种完全可塑的性质。正是这种总体的眼光，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当爱尔维修分别对狄德罗和卢梭的理论进行批判时所从事的双重驳斥。换句话说，对于爱尔维修来说，人并不取决于狄德罗意义上的生理构造，即取决于人的生理的、神经的构成，取决于[4]人的大脑的内部设计。狄德罗会说：如果有人剖开一个傻瓜的大脑，他就会知道那人为什么是傻瓜，而如果剖开一个天才的大脑，他也会知道那人为什么是天才。我们马上就会发现，爱尔维修那里的绝对的环境决定论，更确切地说是人类自由的象征；而狄德罗那里彻底的个人内部生理构造决定论，在爱尔维修眼里不是自由的决定论的象征，相反，是宿命的决定论的象征。

爱尔维修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其进行反驳的第二个对手，正好是卢梭。因为对卢梭来说，问题不在于对个人历史起决定性影响的个人生理构造（尽管爱尔维修可能会这么说）——对卢梭来说，个人并没有在生理构造上被预先塑造为有这样那样的命运。但爱尔维修特别敏感的是另一点。个人（卢梭的个人）在出生和成长时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天生结构：这就是卢梭在个人身上发现的、在出生的时候就被赋予了个人的那种道德感受性本能的设计。（[5]只要回想一下第二篇论文即《论不平等的起源》，就会发现，卢梭把自由作为一种原初的品质，作为一种人类存在的根本性结构，赋予了人，而这种自由从本质上来说被他构想为一种道德自由，也就是说，被构想为是道德本能的等价物。爱尔维修同样驳斥这种关于人性的原初结构，因为这是一种将会支配整个人类命运的结构——他希望人是完全赤条条的，即不带任何原初的结构，从而服从于一切外部环境的影响。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某种以往绝不可能被陈述出来的激进主义，某种关于环境对人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激进主义，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人通过自己的历史的全面生产。当爱尔维修说人完完全全由机遇所塑造时，我们发现（我刚才指出了这一点），在儿童的教育中，机遇的第一种形式就是直接的家庭环境；在青少年和成人的教育中，机遇的第二种形式就是附近和周围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是非常广义的，因为它涵盖了整个社会。并且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将爱尔维修最深刻的思想陈述出来的话，那就是力图在某个单一的概念之下，对那些环境、那些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要经历的不同环境的整体进行思考。而这个单一的概念，非常让人吃惊的是，我们在爱尔维修的“政府”这一概念的形式下遇到了。

爱尔维修把社会概括在他称之为其政府即一整套法则当中：它们支配着种种社会风俗、支配着各社会机构、直至教育的细节、从而直至环境对个人产生影响的最精细的形式。正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将产生爱尔维修整个思想的颠覆性，并且正是在这里，我们才可能把握到爱尔维修背后的想法，把握到他最深刻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才无疑是他的著作在其时代引起愤慨的根源。但我认为（爱尔维修已经用他自己的词语对此说过多次——我们可以在这里提供一些非常简洁的文本），这种关于教育的一般化理论，在他看来是他得以思考如下问题的理论前提：即通过激进地改革人类的政府模式来彻底改革人类。人们之所以确实会成为傻子、疯子或者天才，只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政府形式之下。如果政府对于个人的形成和他的命运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得到了论证，爱尔维修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激进的，但这个结论非常简单：要想改变人性，要想改变所有个人的命运，只要改变政府的形式就够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政府的改革出发，去想象一种社会改革，以使得在那种社会中，人们不再是疯子、不再邪恶、不再是傻子，在那种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随心所欲地生产一些天才，并且，总之，人们可以为了社会的需要，而生产一些具有特定素质的人，以使他们预先满足社会给他们派定的职能。

我们当然必须指出，这种理论上的激进主义，注定只是一种相当平庸的改良主义。因为，归根结底，一旦把这种观念建立在某种关于教育的一般理论、关于历史的一般理论之上，就很难在18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乌托邦形式（即向开明的专制君主进行呼吁）之外，再给这种观念找到实现它的其他形式。这样，爱尔维修最终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将他的革命思想付诸实施的革命方法。他的一切政治努力，都仅限于期望降临一位君主，一位专制君主，这位君主将足够开明，懂得必须对政府进行改革，必须让德性大行其道，必须通过改变政府来改变人性。他将把爱尔维修关于教育的一般理论应用到人类身上，他还将是一位教育学家，也就是说，在这种关于政治教育的一般理论中，他还将发现教育学意义上的、即我们在一开始从其出发的狭隘意义上的教育的分支即学校教育——也就是说，他将对学校进行改革。然而，广义上的教育，即政治意义上的教育，完全掌握在某个神奇的个人手中，他或者某一天突然出现在政治界，或者是某位能理解爱尔维修的深刻思想并承认那些事实的天才——也就是说，他将足够开明，可以将爱尔维修本人对历史所期待的那种改革付诸实施。(https://www.daowen.com)

说到底，爱尔维修对卢梭的那些批评或许具有某种意义，它可以既让我们看清楚他的理论的激进性质，同时也让我们看清楚他所具有的政治意识的改良主义性质。说到底，他向自己所提出的是一种他没有思考其实现手段的目标。我并没有说卢梭对某种真正的政治改革的手段进行了思考，但我要说，很显然，他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所陷入的矛盾有清醒得多的意识。特别是，卢梭并不认为，一种总体的政治改革可以通过我们称之为“知性的改进”的方式而实现，也就是说，通过为真理进行辩护而实现。卢梭并不认为真理仅仅通过被陈述出来，就能照亮人们的心智——而实际上，支配着整个法国（还有德国以及那个时代整个欧洲）启蒙思想的就是这种乌托邦。这种观念认为，真理可以通过自身而生效，而这正是爱尔维修所分享的思想。不过，卢梭却没有这样的信心。卢梭认为，真理与错误之间的斗争采用了一种人的形式，这种斗争不是抽象的斗争，而是在低微得多的、物质得多、具体得多的层次上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对抗的斗争。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一点让我倾向于得出结论说，爱尔维修的激进主义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纯粹理论上的激进主义，而爱尔维修所指责的卢梭的那些矛盾，或许在卢梭那里实际上是一种标志，它指示了一种对真正的矛盾和实际的条件更深刻、更敏锐的思考，那些矛盾和条件不仅是关于人的存在、人的成长、人类历史的矛盾和条件，同时也是他的时代的各种政治难题的矛盾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