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和virtù：一种关于行动的理论？

四、幸运和virtù：一种关于行动的理论？[1]

人尽皆知的概念。

它们的起源。命运理论的风行：意大利的重大事件：“这种意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又重新得到相信，因为过去已经看到而且现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革命远在人们的预料之外。”[2]

《君主论》第364-365页。

在fortune[3]对面：virtù：一种建立秩序、保护已经建立的秩序不被命运破坏的意识的外在形象。

命运的三种面目：

（1）命运的无法预料、不可思议的自发的和消极的面目：命运就像是泛滥的河流（a）[4]。对付这种消极的、否定性的命运形式的办法：就是在风平浪静的间歇，筑起堤坝。利用风浪平息的时间，筑起抗拒自然风暴的大堤（b）。

（a）参考第365页文本。

（b）“fortuna”[5]-自然？

政治-耕作[6]？

↓

政治的必然性就是耕作，就是去做，去组织——如果命运就是自然〈为自己排水除污的自然的形象：洪水，等等。与之对等的人类的革命——参考后来的卢梭：人类的革命已经取代了自然的革命〉。

《君主论》第二十五章，第365-366页。

（没有堤坝的意大利）[7]

（参考文本）

建立秩序。保护它。以一种人类-政治的必然性对抗非理性的必然性。一种连续性。建立一种稳定的政治现实和时间。建立这种必然性。virtù是这一事业所需要的心理-个性上的等价物。适合这一事业的人的风格。与建立这种历史必然性相一致的意识的外在形象。使历史变成这样一条河流：它只在人的行动和可预见性这两道堤坝间流淌。virtù的这种唯意志论，是建立历史的必然性秩序的可能性条件。

尽管如此，就在马基雅维利这样描绘virtù的使命及其在面对命运的非理性的质料时的功能的同时；就在他说明virtù的天职就是在历史进程中、在因为是由人的行动所支配因而可理解的历史连续性中改变历史的同时；就在这同时，他也感觉到了对这种virtù本身的要求的抽象性。他感到这种virtù，这种应当成为所有必然性的根源的virtù本身，反过来在它的承载人身上从属于一种彻底的偶然性。在这里（c），我们看到，关于必然性依赖于彻底的偶然性的矛盾感，在马基雅维利的计划和难题得以被概括的抽象概念层次上，再一次出现。换句话说，在断言所有的东西都取决于virtù，在断言virtù应当对命运（命运女神是个女人，“给予”）动武以将自己的法则强加给她，使她服从于它自己的可理解的连续性时，马基雅维利无法以别的方式而只能通过virtù自己的后果，对virtù本身下一个定义。他无法以别的方式而只能通过行动中的决定和行动中的连续性，通过人们在自己事业道路上坚持到底的能力（capacité），通过必然性中的激进性，来定义它。因此，对virtù的思考完全是从它应当带来什么东西出发，而不是从某种使它本身得以产生的必然性出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回过头去看那些历史上展露过这种virtù的人时，我们会看到他本来可能并不具备它。同时，我们会在这种关于virtù的理论下面发现第二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关系到那些我们可以通过对个性多样性的观察就能非常简单地指出来的事实：即有的人胆怯，有的人勇敢，等等，因此有的人带着自己天生的烙印，无法改变；还有的人，他们的成功纯粹是命运本身的产物。换句话说，virtù对于命运的这种极端的外在性，颠倒了这个问题的用语本身。［virtù］[8]的这种极端唯意志论本身，仍然服从于命运的非理性的必然性。参考具有象征性的关于切萨雷·博尔贾的例子。命运从他那里夺走了它曾给予他的东西，尽管他也曾作出种种努力把开始的偶然性转变为历史的必然性。因此这就是说，堤坝筑得还不够高，第一个筑堤坝的人的作品，要长时间地受到非理性的偶然事件的摆布，那是一件对于想建立人类的历史来说几乎毫无希望的人类作品；但那不是切萨雷·博尔贾事业的唯一教训；另一个教训是在他失败之后命运留给他的晦暗不明的前途。一旦他丧失自己的权力，他就只不过是一个只懂得打仗的士兵，一个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普通团伙的头领，并在围攻一个二级要塞时，平庸地死去。那么，他的virtù那时没有用了吗？人还是那同一个人。变了的——正如马基雅维利在谈到别的例子时所说的——是时间和命运。就好像命运本身将他高高举起（这只有一次），使他成为一个有潜在virtù的人，但这virtù潜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只有通过他的作品才能认出它，同时又是如此的脆弱，以至它又被自己的作品本身所埋葬。因此，就好像virtù本身在他身上只不过是命运的现象。

（c）双重的抽象

a.人的个性

b.命运本身

（2）命运的另一种面目，积极的然而又是隐匿的面目。命运的隐秘计划。在第一种情况中，命运是纯粹的无理性，没有计划，也没有目的：是人类在混乱中设定了目的。是人类筑堤坝拦住河流，并制造河流。在第二种情况下，命运本身有自己的目的：它所追求的，为人类所不知。

《论李维》第二卷，第二十九章，第596-597页（文本）[9]。(https://www.daowen.com)

真正的命运是追随自己计划的神意。当需要的时候，是它使virtù产生。virtù只是命运的现象——而不是它的对立物；必然性并非virtù的产物，相反，virtù是必然性的产物（d）。

（d）开启了整整一个传统的理论：黑格尔主义=伟人的必然性。

某种必然性的观念，然而是隐秘的。“人类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目标”……他们只是要变得有德性（vertueux），只是去希望。对人类来说难以理解的世界进程，没有给他留下别的办法，只是要变得有德性，却不知道其德性（vertu）与世界进程永远不会相符。

我们可以说，在这两种对立的面目中，马基雅维利从对立的一面走到了另一面。背负着必然性和偶然性、否定性和肯定性的，一会儿是virtù，一会儿是命运……不可能的综合。马基雅维利陷入了一种不可能性中，即他无法指出在预示新君主的必然性与新君主出现的彻底偶然性这两者间的连接物是什么，这非常准确地反映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处境。应当奠定秩序，使历史成为在自己堤坝中平缓流淌的河流的人，同时也是局势和一种无声且又盲目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命运的第二种含义）所要求的人，但同时，也正是这个人应当把自己的virtù会带来的必然性的秩序和积极的一面，注入时间的无序中和命运的纯粹消极性中。马基雅维利意识中的所有这些不统一，都反映在这个概念的不统一中。

（3）然而，在这个地平线上（作为一种希望？[10]），出现了一种关于命运的新观念，假定这个综合的难题已经得到解决：参考《论李维》第三卷，第九章，第［640］-642页（重复《君主论》中的许多段落）：“我常常想，人们是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他们是否懂得根据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错误犯得最少的人，是那些其活动与有利的情况相一致的人……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命运才变得不一样：时间在变化，我们却不愿改变。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城邦才灭亡了，因为那些共和国没有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去改变其制度……”[11]在这里，（消极的）命运不是别的，就是人类在面对时间的必然性时不明智，在这里，我们处于人应当可理解的必然性之中。所有（不幸的）人类命运，都是因为人们在面对时间的流转，也就是说面对事态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时不明智和盲目。而积极的命运来自人们适应当前的局势及其变化的virtù。因此，virtù的含义本身变了。在同一章节中，马基雅维利写道：“共和国之所以比君主国更持久并始终更幸运，是因共和国公民天资的多样性使它具有比君主国更容易适应时间变化的能力。”《论李维》第三卷，第九章，第641页[12]。接着在西庇阿例子的附近引述了法比乌斯的例子。这里所谈到的virtù，不再是指历史的必然性本身的创造性力量，而是指关于局势的智慧和对必然性本身的适应力。[13]然而，在共和国中，virtù的产生这个问题同时就得到了解决：不是因为恰好具有为那些局势所需要的virtù的某个人偶然出现了（这本身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因为共和国储备了那些能适应所有局势的具有不同天资的人。但同时也很值得注意，这里被明确讨论的是共和国，而很少涉及君主国，也就是说，被讨论的是一种已经成为历史的政治形式，而非当前的政治形式，是一种对于解决马基雅维利的根本难题来说并不适合的政治形式。

我认为我们可以说，这种共和国的乌托邦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正好代表着对幸运与virtù的二律背反的政治难题的解决。这种政体是在命运的庇护下通过由它所培养的人们的才能本身所创造和实现的历史事实。当政治不再只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共和国中所有人的事时，它就会通过自我生产来为自己确保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确保在它数量众多的公民中找到一种途径，解决由命运可能向它提出的难题。

但唯一的障碍是，解决了与新国家有关的这个根本性理论难题的共和国，却不可能是这个新国家本身。所以，矛盾无法解决。而virtù只是对于一项急于实现而又不可能实现的计划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