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在性之最后避难所的心灵

全力的整体论，在应用于心灵哲学问题时，产生了戴维森所支持的彻底的反二元论。[191]戴维森说，在当今的哲学中所发生的最有前途的和最有趣的改变是，“［关于图式与内容和关于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这些二元论以新的方式被质疑”。他继续说道，这些二元论在“具有其私密状态和对象的心灵概念”[192]中有其共同的根源。在评论福多时，戴维森写道：

发现这种努力是有启发的：使心理学变成寻求内在的命题状态，这种命题状态可以撇开与世界的其余部分的关系而得到察觉和确认，这很像较早的哲学家寻求的“经验所给予”的东西，这种东西并不包含了解外面所发生的事情的必然线索。在这两种情形中，动机是相似的：人们认为，一次合理的行进，无论对知识而言还是对心理学而言，都要求作为非关系意义上的某种内在的东西。[193]

假设我们变得确信（也许，通过阅读丹尼特的《得到解释的意识》），人并不拥有满足这种描述的命题或其他状态——所有真正可归属于人们的特性在相关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内在的。戴维森指出，虽有这种确信，我们仍然应该能够详细规定有机体的各种状态，对这些状态，有机体拥有认知的通路和各种特殊种类的权威。然而，我们不应该通过指涉状态的“主观”或“精神”特性来解释这种进路或权威，因为这些术语本身完全通过指涉这种权威或进路而得到解释。

我一直论辩说，在把伽利略的力学蕴涵关系看做科学解释的本质过程中，我们可能在几百年前就已经确信这一点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们现在就既不会被笛卡尔的戏院隐喻所俘虏，也不需要福多的“心理上的真实状态”概念。实际上，我们从未被激励试图提出所谓“心理学”科学，这种科学认为自己既不同于流俗的智慧，也不同于神经生理学。在微粒论者忙于排干其内在自然的行星、岩石和动物，忙于逐出形式因和最终因的那些日子里，笛卡尔派哲学家（在面对像霍布斯和伽森狄这些人的不信任的凝视时）必须相当努力地工作，以便把“意识”建立为亚里士多德派的实体、本质和内在性观念的避难所。但是，他们获得了成功。感谢他们的努力，即使在亚里士多德派自然的颜色上，不同的内容被一起涂成一个巨大的微粒旋涡——被称为“物质”的巨大实体——之后，在它的下面，仍然存在另一个实体：心灵。这些哲学家所发明的心灵是它自己的位置——正如戴维森所说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包含“最终的证据来源，这种证据的特性在不提及它是什么东西的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得到详细说明”。[194]这个心灵独立于它有关任何其他东西的知识，既知道它自己的内容，也知道它自己的内在本质。(https://www.daowen.com)

心灵是它自己的位置这个断言的票面价值是，心灵能够脱离它的环境，能够与同该环境无关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诸如独角兽和无限基数——保持“绝对”或“证据”关系。但是，从认为意向性是非本质的那些人（丹尼特和戴维森）的观点来看，[195]这种摆脱环境的能力——胡塞尔认为这个能力是所有自然主义形式的阿额流斯的脚后跟——仅仅是自然主义的，正如反射光线的能力或产生重力的能力一样。因为，尽管独角兽不存在，但是，使用“独角兽”这个词的语句，以及这个语句的标记，并不比原子的碰撞更神秘或更不自然。把相信独角兽归于某个人，就是描绘她与一个命题发生联系，正如把一美元价值归于她，就是描绘她与奴隶贸易者或一个器官银行发生某种关系。前一个归属并不比后一个归属更“非自然”。为了说明在中世纪的著作和织锦中所发现的东西，谈论相信独角兽，从而谈论独角兽，是有益的，正如为了说明商人的行为，谈论美元的价值是有益的；为了说明外国人的语言行为，谈论命题是有益的；为了说明化学反应，谈论原子是有益的。我们不谈论独角兽的内在结构或进化的生态龛，因为我们研究生物学时无须谈论独角兽。我们不追问美元价值或美元本身或命题的内在性质，正如我们不追问无限基数的内在性质一样。因为价值和命题，像数字一样，明显仅仅是出自巨大的关系网络的一个分配量。[196]

从戴维森的自然主义视角看待事物，有助于考虑把状态归因于大脑和归因于心灵之间的类比。没有任何人想要建议大脑是它自己的位置，或者它可能丧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为大脑是否与导线、计算机和光电池建立联系，或者相反，是否与中心神经系统的其余部分和某些原生质的感觉器官建立关系，是不相干的。[197]它总是与某个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如果它不再这样建立联系，它就不再成为起作用的大脑，它就仅仅是细胞的堆积。与此相似，如果由金属、硅和塑料构成的核心处理器不再与某些输入和输出装置建立联系，那它就不再是起作用的核心处理器，而仅仅是芯片的堆积。所以，人们能够想像戴维森作如下论证：如果心仅仅是另一种描述下的大脑，那么，心和大脑同样不可能无法建立联系。用心理的术语而不是以神经的术语重新描述所能做的最多的是，描述越来越多的复杂联系，而不是完全取消它们。[198]

戴维森对心灵为何不是它自己的位置的解释微妙地与丹尼特对意识的准神经学解释建立了联系。这两个整体论者的著作并列在一起，应该被看做是肇始于赖尔的对笛卡尔主义的攻击的最后阶段。如果这种攻击成功，我们的子孙就会认为，不幸的是，通过把心灵看做巨大的关系之网的另一个分配量，17世纪并没有完成把一切东西置于背景中的计划。如果17世纪把笛卡尔的《沉思》看做仅仅是残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不成功的部分，在关于微粒论力学的论文作者看来是可以被宽恕的，我们就可能决不会拥有值得担忧的“意识”观念或心理学科学观念。[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