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世界的可答复性观念：约翰·麦克多威尔的经验主义版本
我将以概括约翰·麦克多威尔的《心灵和世界》的某些最突出的特征作为开端，这个任务由于该书平装本的导言而变得更容易，我将在很大程度上采用该导言的说法。
麦克多威尔的核心观念是“世界的可答复性”观念。他说：
为了弄懂指向世界的心理状态的存在或心理事件的存在，即为了弄懂信念或判断的存在方式，我们需要把状态或实践置于正常的背景中。对事物是如此这般的结果的一个信念或判断……必定依据事物实际上是否如此这般而被正确或不正确地采纳的一种姿态或状态……心灵和世界之间的这种关系是规范的，那么，在该思维中，判断的目标或确定信念的目标于世界而言是可回答的——对事物如何——无论它是否得到正确的执行。[234]
在继续论述之前，让我指出，在这里，麦克多威尔确实做了让一些真理符合论的批评者抱怨的事情：他把知觉判断看做一切判断的模型。说“这是红的”是“指向世界的”或“可对世界作出回答的”，从直觉上说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某个人的信念范式是“我们应该爱另一个人”或者“存在许多无限的数字”或者“普鲁斯特仅仅是一个颓废的小资产阶级”，那么，这种短语似乎较不可用。
阐述同一个观点的另一种方法是，注意到存在大量的文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事物是如此这般的信念或判断”实际上是“一个正确地或不正确地得到采纳的姿态或立场”，但是，在这些领域中，说它是“依据事物实际上是否如此这般而正确地或不正确地得到采纳”将是奇怪的。如果某个人的信念或判断的范式是牛顿定律的范式，增加这后一个短语可能是不被注意的。但是，当某人正在描绘像“对诗人模型而言，与拜伦相比，布莱克是一个更好的角色”或者“海德格尔的哲学比他的政治学更好”这样的信念时，它似乎是无意义的。在艺术、道德和政治学中，我们想要正确地进行判断，但是，谈论“世界指向”（world-directedness）和谈论“实际上如此这般的”事物，听起来是空洞的。[235]
这个观点使人回忆起两种哲学思维之间的差异，其一为操英语者的思维，它可以追溯到培根和洛克，其二是这样一个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把操英语者的经验主义看做是文化滞后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范例。当英语世界的哲学家想到文化成就和人类理智的胜利时，他们首先典型地想到现代物理学，想到从牛顿到戈尔曼（Gell-Mann）的家世传奇。非英语世界的哲学家可能同样很容易首先想到从塞万提斯到纳鲍科夫[236]的欧洲小说，或想到从傅立叶到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因为这些哲学家比他们的英语世界同事更倾向于追随尼采的建议，并且“从艺术的眼光看科学”。
接受这个建议的哲学家会发现，布兰登的《使之明确》比麦克多威尔的《心灵和世界》更有吸引力。因为布兰登满足于依据人类对另一种东西的可答复性来考虑规范性，考虑正确和不正确的可能性。我在前一篇论文中已经论证过，关于客观性，关于我们所做的任何判断无论意见多么一致都会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布兰登能够说他需要说的一切，而无须谈及“对世界的可答复性”或“世界指向”。布兰登对客观性的说明，对数学和对物理学一样很好地起作用。它也可以被同等地运用于文学评论和物理学。
知觉和自然科学在麦克多威尔处理可答复性这个论题时的重要性变得明显——当他继续说道：
即使我们认为有关事物是如何的可答复性包括更多的有关经验世界的可答复性，这样说似乎也仍然是正确的：由于我们的认知困境是我们通过可感的直觉（用康德的术语说）来面对世界，我们对“思想指向事物是如何的”这个观念的反思必须以对经验世界的可答复性为开端。[237]
不过，在讨论文学或政治学时，说我们处于认知困境中，是有些牵强的。说这个困境通过可感觉的直觉遭遇世界的需要而产生，甚至明显是更牵强的。
麦克多威尔选择康德的术语就是选择视觉隐喻，康德用这个隐喻对我们缺乏理智直观能力表示了惋惜。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过于乐观地描述了这种能力。它同时也是选择自然科学作为合理性探究的典范，这种选择是黑格尔明确拒绝的康德式的选择。当某个人从康德转向黑格尔（塞拉斯称其为“直接性的伟大强敌”的哲学家）时，这些隐喻就丧失了它们的大部分吸引力。所以，毫不奇怪，在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中间，这些隐喻应该仍然最流行，因为他们对康德著作的阅读远远多于对黑格尔著作的阅读。
从塞拉斯主义者、戴维森主义者、布兰登主义者或黑格尔主义者的观点看，对麦克多威尔的以下描述不存在明显的需要：
“最低限度的经验论”：经验必须构成一个法庭，居间调停我们的思维对事物是如何而言可答复性的方式，它必须是这样——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它的话。[238](https://www.daowen.com)
对塞拉斯、戴维森和布兰登而言，我们在与人相互作用的同时，总是与事物相互作用，我们与二者相互作用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它们对我们的感官和身体的其他部分施以影响。但是，这三位哲学家都不需要作为调解法庭的经验的概念。他们可能满足于仅仅以因果的方式解释对我们的探究施加控制的世界，而非施加麦克多威尔所谓“合理性控制”的世界解释。麦克多威尔所说的有关戴维森的东西，对塞拉斯和布兰登而言同样是真的：三位哲学家都认为“思维和独立实在之间的因果联系，而非理性联系，将作为经验内容要求与思维之外的某种东西之间的冲突这个观念的解释起作用”。[239]这种解释不起作用是麦克多威尔的著作的首要前提和多半未得到证明的前提。
麦克多威尔是塞拉斯、戴维森和布兰登的虔诚读者，并且完全意识到“心灵的构架……使人们难于看到经验如何能作为一个法庭起作用，如何对我们的思维进行裁决”。[240]但是，他认为这三位哲学家如此迷恋于拒绝给定的神话的需要——迷恋于回避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上对因果关系和证明的混淆的需要——以致于愿意放弃对世界的世界指向和合理的可答复性。
通过在“自然的逻辑空间”和“理性的逻辑空间”之间作出区分，麦克多威尔提出了他对这三位祛神秘化的哲学家如何陷入错误的解释。他把前者界定为“自然科学在其中起作用的逻辑空间，正如我们一直能用图解很好地表示的、且本身令人赞赏的现代思想的发展构想它们”。[241]他把“法则领域”作为“自然的逻辑空间”的同义词使用，并且经常把由抛弃给定神话所产生的问题阐述为理解法则领域和理性领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正如麦克多威尔所看到的，塞拉斯和戴维森也为物理学描绘的自然——作为原子和虚空领域的法则领域——所打动，以致他们感到被强迫提供“使之无资格合理地构成一个法庭”的经验解释。麦克多威尔说，“对这些目的而言”
塞拉斯和戴维森是可互换的。塞拉斯对被给予的攻击相当于……戴维森对他所谓“经验主义第三教条”——有关概念图式和经验“内容”的二元论——的攻击。[242]
塞拉斯和戴维森都认为，接受心理唯名论从而避免证明和因果关系的混淆，包含着断言惟有信念才能证明一个信念的合理性。它意味着把“经验”重新解释为不通过推论而获得信念的能力，把信念作为与世界进行神经学上可描述的因果性交易的结果。
人们能够把对“经验”的这种重新解释重新阐述为这个断言：人类与世界的惟一“遭遇”是计算机也有的那种遭遇。通过进入某种程序状态，计算机被编制程序，用输入装置对某些因果性交易作出反应。我们人类给我们自己编制程序，用做断言的倾向对较高级的脑中心和感觉器官之间的因果性交易作出反应。在机器的程序状态和我们的倾向之间不存在认识论上的有趣差别，而且二者同样都可以被称为“信念”或“判断”。在一种情形中并不比在另一种情形中存在更多或更少的意向性、世界指向或合理性。我们能够以规范的、编程的术语或以非规范的硬件术语描绘我们自己和机器。在这两种情形中，关于软件和硬件之间、意向性的东西和非意向性的东西之间、理性空间和法则空间之间的分界面，不会产生任何问题。
麦克多威尔认为塞拉斯、戴维森和布兰登是在“放弃经验主义”，因为他们放弃作为法庭的经验观念。正如麦克多威尔所说的，布兰登和塞拉斯赞同戴维森的意见：“在不陷入给定的神话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把经验看做是在认识论上有意义的”。[243]但是，麦克多威尔认为，对经验主义的这种放弃将完全不起作用。他认为这样做将会“使［传统］哲学问题看起来仍然似乎应该是好的问题”，以致“结果是持续的哲学不适，而不是哲学的驱邪”。[244]
像我一样，麦克多威尔把他自己看做治疗的哲学家。像我所作的一样，他希望“创造一个心灵框架，在这种框架中，我们似乎不再面临请求哲学再次把主体和客体带回到一起的难题”。[245]我们都想要“获得摆脱怀疑论问题的理智权利”，[246]并且想要“抛弃试图回答独特的现代哲学问题的义务”。
但是，麦克多威尔相信“真正的洞见在似乎面对那种义务时是有效的”，而我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他认为，用干草叉驱逐出去的经验主义，将再次通过窗户返回。他认为，我们能够“把现代哲学的某些焦虑追溯到两种力量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最低限度的经验主义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一切意识都是语言事件”[247]这个事实。在麦克多威尔的图画中，哲学中的语言转向有助于我们看到，任何不具有语言形态的东西都不会成为证明过程的一部分。不过，它并不减损“理解经验思维的世界指向”的需要。他说，“只要经验主义的吸引力不被巧辩过去”，给定的神话的不一致性将是“持续的哲学不适的来源”。
我把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使塞拉斯可能设想他的心理唯名论学说的转向——看做是远离人类对世界的可答复性观念的转向。我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在笛卡尔的确定性追求和尼采的权力意志之间不存在直线。所以，我认为，现代的欧洲哲学意味着人类从上帝那儿争夺权力的努力——或者，更为温和地说，它意味着舍弃人类对某种非人的东西的可答复性的观念。它包含着海德格尔所惋惜的“存在之遗忘”。像尼采和德里达一样，我把这种遗忘看做是纯粹的好事，并且把海德格尔所谓现代哲学的“人道主义”看做是同样的好事。我把世界指向的需要看做是权威指引需要的遗迹，尼采和他的实用主义同伴嫌恶这种权威指引的需要。
我怀疑，我们对现代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的不同解释，提供了有关麦克多威尔和我本人之间的争论的最有成果的轨迹。但是，在回到这些解释之前，以及回到我们不同的元哲学策略之前，我将简述麦克多威尔自己对困境的大胆而又机智的解决，他相信这种困境是由塞拉斯和戴维森的反经验主义论辩造成的。为此，我将讨论他的思想的三个核心概念：（1）“毫无掩饰的自然主义”；（2）“第二自然”；（3）“理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