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学史和自然史同样难写。在文学史中和在自然史中一样，人们总是以一些特别突出的现象为根据。但是，一个小玻璃杯装了好些奇异的小动物，它们和最庞大的猛兽一样，同样证明上帝的全能。与此相同，最小的文艺年鉴有时也包含了一大批蹩脚的诗人，静悄悄工作的研究者会觉得他们和文学界最伟大的巨匠一样有趣。上帝真是伟大！
大多数文学史家给我们写的文学史，确实像个安排得很有条理的动物园，他们总是分门别类、各圈一笼，展现在我们面前，写叙事诗的哺乳类诗人，写抒情诗的飞行类诗人，写戏剧的水生类诗人，既写陆地小说、又写海上小说的两栖类散文家，写幽默小品的软体类作家等等。另一些文学史家则相反，用实用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史，他们从原始的人类感情讲起，这些感情在不同的时代逐渐形成，最后采取了一种艺术形式；他们是从蛋开始[43]下笔记述，就像那位描写特洛伊战争的历史学家，先从莱达的蛋开始[44]。他们的做法和这位历史学家的做法一样愚蠢。因为我确信，假如有人把莱达的蛋做成蛋皮卷，那么赫克托尔和阿基琉斯还是会在斯开伊门前[45]相遇，并且彬彬有礼地战斗起来。伟大事件的发生和伟大著作的问世都不是起因于微不足道的区区小事，而是应运而生势所必然的，它们和日月星辰的运行密切相关，也许正是通过日月星辰对地球的影响，它们才产生出来。事实只是思想的结果……但在某些时代，某些思想怎么具有如此强大的作用，以致使人类的全部生活，他们的愿望和追求，他们的思维和著述，都奇妙无比地根本改变，这是怎么回事呢？也许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写一部文学星象学，从星辰的位置来解释某些思想的出现，或者某些显示这些思想的书籍何以问世。
或者说，某些思想的产生只是为了适应人类的暂时需要？人类是否总是不断地寻找一些思想，借以能使他们自己历次的愿望合法化？事实上，人类就其内在的本质而言，都是纯粹的理论家；他们总会找到一种理论，来为他们放弃欲念或者渴望欲念进行辩护。在荒年暴月时，欢乐已相当难得，他们便信奉禁俗的教条，并断言世间的葡萄都是酸的；然而到了丰年足月，人人伸手都能摘到这个世界上的甜美果实，于是也会出现一种欢快的理论，要求人生在其各个方面都甜蜜美好，并要求充分享受人生的不可转让的权利。
我们是否已经临近基督教的四旬斋期[46]末尾，欢乐的美好年代是否已经闪映出破晓的光芒？这种欢快的理论将把未来塑造成什么样子？
在一个民族的作家的胸怀里早已有这个民族未来的图像，而一个批评家手执锋利的刀子去解剖一位现代作家，就能像解剖祭神的牲口，根据它的内脏来预卜未来一样，也很容易预言德国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为此我倒真想诚心诚意地当一个文学上的卡尔夏斯[47]，去批判地屠宰我们新近的几位诗人，但愿我无须害怕在他们的内脏里看到许多我在此不便说出口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不深入到政治的领域中去，是无法讨论我们新近的德国文学的。法国的诗人作家试图远离当代的政治运动，甚至做得很过分，也许在法国人们可以评论今日文艺界的才子，而对时代本身可以毫不涉及。但是在莱茵河彼岸，作家诗人现在都热情地投入当前的运动，他们脱离运动已经很长久了。你们法国人五十年来持续不断地奔波忙碌，现在疲惫不堪；我们德国人则相反，在书桌旁一直坐到现在，评注古代经典作家的著作，现在我们想站起来活动活动了。
上面我约略提到的这个原因，妨碍我以应有的敬意来谈论一位作家。封·斯塔尔夫人也只是草草不慕地对他略加论述，以后，由于菲·拉莱·夏斯勒[48]写了那篇颇有见解的文章，法国读者才对他特别瞩目。我说的是让·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有人说他独来独往。这是一个极好的评语，我曾徒劳地再三考虑，该把他放在文学史的哪个地方来谈论他，现在我才完全理解这个评语无比精当。让·保尔几乎是和浪漫派同时出现，然而和浪漫派丝毫没有瓜葛，后期他和歌德的艺术学派也很少有共通之处。他在当时是完全孤立的，这正是因为他和这两派都不相同，完全献身于他的时代，他的内心充满了时代的精神。他的心和他的作品完全一致。我们在今天的青年德意志派作家身上也可以找到这种特性、这种一致性，这些作家也同样不愿意区分生活和写作，他们从来不把政治和科学、艺术、宗教分离开来，他们同时既是艺术家，又是护民官和使徒。
是啊，我又重复了一下使徒这个词，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有表现力的词了。一种新的信仰以一种过去时代的作家所难以想象的热忱鼓舞着他们。这就是对进步的信仰，一种从知识中产生出来的信仰。我们丈量了土地，估计了自然资源，计算了工业的产品，瞧，我们发现：地球是够大的了；它给每个人提供了足够的地盘，让人们在上面建造自己幸福的小屋；地球可以让我们大家吃饱穿暖，如果我们大家都劳动，谁也不要靠别人来养活自己；我们没有必要把人数较多、比较贫穷的阶级赶到天堂上去。——有这种认识和信仰的人诚然为数还很少。然而不再按照人头而是按照心灵去计算人民的时代已经来到。单单一个海因里希·劳伯[49]的伟大心灵不就比整座装满了劳帕赫[50]和戏子们的动物园更有价值吗？(https://www.daowen.com)
我已提到了海因里希·劳伯的名字；因为我谈到“青年德意志”，怎么能不怀念这个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最光辉的那颗伟大而火热的心灵。海因里希·劳伯是七月革命以来出现的那些作家之一，对于德国具有一种社会意义，其整个分量现在还难以估量。他有我们在过去时代的作家身上看到的所有良好品质，并且把这些品质和“青年德意志”的使徒般的热情联系起来。同时，他那强烈的激情由于高度的艺术感而变得柔和，并且得到升华。他既热衷于美，也同样热衷于善；他对于高贵的形式总是听觉灵敏，目光敏锐；庸碌之辈使他厌恶，即使这些人作为高尚思想的斗士在为祖国效劳。他的这种天生的艺术感也保护他免于陷入那些爱国主义的贱民们所引起的巨大的混乱，这些贱民还总是无休止地在诋毁和辱骂我们伟大的大师歌德。
在这方面，另一位现代作家卡尔·古茨科[51]先生也应该受到最高度的赞扬。我之所以在劳伯之后才提到他，绝不是因为我不相信他也具有同样的才能，更不是因为我对他的倾向不那么满意；不是这样，我必须承认，卡尔·古茨科也拥有创造能力和判断的艺术感这些最优秀的品质，他的作品由于正确理解了我们的时代和时代的需要也使我喜爱；但是，在劳伯的作品里，充满了万籁无声的宁静平和，富有自我意识的伟大高尚，安静镇定的沉着自信，而古茨科的精神富有诗情画意，光彩夺目，感觉泼辣刺痛，外加灵活多变，我个人更喜欢劳伯的作品。
卡尔·古茨科先生的灵魂充满了诗意，他也不是不像劳伯一样，及早坚决地与那些辱骂我们伟大的大师的狂热分子一刀两断。鲁·维恩巴格[52]和古斯塔夫·施莱西尔[53]先生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是新近时期的两位极其杰出的作家，我在这里谈到“青年德意志”，同样不能不提到他们。事实上，他们应被列于“青年德意志”的合唱队领唱人之中，他们在国内有很好的声望。这里不是详尽谈论他们的能力和活动的地方。我已经离开我的题目太远了；只是还想对让·保尔说上几句。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让·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就其主要方向上，是“青年德意志”的先驱。然而“青年德意志”注重实际，有意摈弃让·保尔作品中那种晦涩难解的杂乱无章、华丽铺陈的表现方式，以及不堪忍受的文体风格。关于这种文体风格，一个法国人清晰健全的头脑是永远也难以想象的。让·保尔的文句结构尽是由一些很小的斗室组成，这些斗室有时竟窄小到这种程度，以致一个思想在那儿和另一个思想相遇，它们俩竟会碰破脑袋；上面天花板上尽是钩子，让·保尔把各式各样的思想挂在钩上，四面墙上尽是秘密抽屉，他在里面藏着各种感情。没有一个德国作家有像他那么丰富的思想和感情，可是他从来不让它们成熟，他以他那丰富的思想智慧和情感气质，更多的是使我们感到惊愕，而不是使我们感到舒畅。这些思想和感情，如果让·保尔让它们正常地扎下根来，让它们长出枝条、花朵和叶子，定会长成参天大树；可是，当它们几乎还没有长出小小的幼苗，甚至还只是一些嫩芽，他就把它们拔了出来，于是完整的精神森林就这样放在一个普通的碗里作为蔬菜端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奇怪的、不能享用的食品；因为这么多幼小的橡树、杉树、棕榈树和无花果树，不是每一个人的胃都受得了的。让·保尔是个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但是在创作和思维上，谁也没有比他更没有艺术性的了。他在他的那些长篇小说里，创造了真正富有诗意的人物形象，可是所有这些产物诞生出来都拖着一条稀奇古怪的长长的脐带，并把自己缠在脐带上，勒得透不出气来。他给我们的不是思想，而是他的思维本身，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头脑进行的具体的活动；这就是说，他给我们的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脑子。他的机智风趣，他的炽热的精神产生出来的跳蚤，在各个方面到处乱蹦。他是最快乐的作家，同时也是最伤感的作家。的确，伤感的情绪常常把他压倒，于是他的欢笑转眼之间变成了哭泣。有时他乔装打扮成了一个乞丐似的粗笨的傻小子，可是突然之间，就像我们在剧院里看到的那些微服出访的君主一样，他把粗布上衣解开来，于是我们就一眼瞥见闪闪发光的星章。
在这一点上，让·保尔完全像那位伟大的爱尔兰人[54]，人们常常把他们两人相比。这位《特里斯特拉姆·项狄》的作者也是这样，即使他忘怀于极端粗俗的陈腐琐事之中，突然笔锋一转，通过他那高雅的笔调，使我们顿时想起他那君主般的威仪，想起他和莎士比亚势均力敌的身份。和劳伦斯·斯特恩一样，让·保尔在他的著作里也把他的个性人格表现出来，同样把自己的一切暴露无遗，不过总还常有一点笨拙的羞怯，特别是在性的方面。劳伦斯·斯特恩一丝不挂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他完全是赤身裸体；让·保尔则相反，只是在裤子上有些窟窿。有一些批评家错误地认为，让·保尔比斯特恩拥有更多真实的感情，因为斯特恩一到他所描写的对象达到一个悲剧的高度时，就突然转入最滑稽、最可笑的声调；让·保尔则不是这样，只要戏谑稍微变得严肃一点时，就渐渐地开始哭泣起来，从容不迫地让他泪囊里的眼泪流下。其实不然，斯特恩也许比让·保尔的感情更为深邃，因为他是一位更伟大的诗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斯特恩和威廉·莎士比亚是势均力敌的，他，这位劳伦斯·斯特恩也是缪斯们在帕纳塞斯山上抚养成人的。不过这些缪斯按照妇道人家的方式，特别是通过她们的爱抚，早已把他教坏了。他是那位脸色苍白的悲剧女神的宠儿。有一次，悲剧女神残忍的柔情发作，吻起他那幼嫩的心来，怀着满腔强烈的爱情，热烈地吮吸着，以至于他的心开始流血，突然之间懂得了人世间所有的痛苦，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可怜的、年轻的诗人之心啊！但是漠涅摩斯涅[55]的小女儿、愉快的喜剧女神迅疾地跳了过来，把这个受苦的男孩抱在手里，设法用欢笑和歌唱使他快乐起来，把滑稽的面具和稀奇古怪的小铃铛给他当玩具，并安慰地亲吻他的嘴唇，把自己所有的轻佻、所有的顽强的喜悦、所有的风趣的逗乐全都吻在他的嘴唇上。
于是从此之后，斯特恩的心和斯特恩的唇就陷入了一种奇特的矛盾：当他的心有时充满了悲剧性的激情，想把他鲜血直流的心底感情倾吐出来，可是使他自己也觉得惊讶的是，从他嘴唇上颤动出来的却是欢笑快活的最有趣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