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自然指导的意义上遵循自然

在提出人类的行为可以在接受自然指导的意义上遵循自然时，我承认我只能写出自己的看法，并邀请读者来共享一种思维范式，而不能从概念上对之加以严格的论证。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能通过对自然的沉思而“得出某种道理”[36]，即亦获得一种生活上的教训。自然有一种“引导的能力”，它能在我们心里激发出一些思想，给我们以教育，引导我们走出来（educo），[37]懂得我们是谁、我们在哪、我们的禀性如何，等等。让我们看看我们所说的自然的符号——光与火，水与岩石，早晨与夜晚，生与死，醒与睡；夏日的温暖与冬天的严寒，春华与秋实，雨与河流，种子与生长，大地与天空。我们非常容易就从这些物质现象得出某种“比喻”或“精神”上的意义，例如当我们说到生活中的“狂风暴雨”、“如岩石一般”刚强的性格、“像移动的沙子”那样的不稳定和无安全感，说到“边上有点亮光的乌云”，或是说到我们留在故土的“根”的时候。我们说生命像一条河，在不停的变化中向前流动。当拉尼尔[38]歌唱多水的格林泽地，或者黑奴唱起《老人河》时，歌声是多么动听！灰蒙蒙的天空、和风吹拂的春日、明快的色彩、雪花飘落时的安静、雁阵飞过时发出的哀鸣，或是人进入不同阶段（出生、发育[39]、结婚、死亡）的时间，这些自然事件对我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高山之高是如何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大海之深又是如何激发我们深沉的思考！

民间的智慧往往就是用这种自然的习语来表现的。在《箴言》中的圣人劝告偷懒的人想想蚂蚁是怎么生活的，从而变得聪明一点。农人会催促道：“干活啊，因为夜晚就要到了。”“晒草要趁天晴。”赞美诗[40]的作者注意到我们多么像青草——繁茂一时，可不久就得枯萎；理解生命的“季节性”特点的人，更能够以喜悦之心迎接季节的变化，并在各个季节把该做的一切事情做好。耶稣要我们在求取财富的过程中，也留意田间百合花的自然之美——一种所罗门那装饰出来的华美所比不过的美。他还向我们指出，小鸟不能说是怠惰，但它们并不为明天而忧虑和担心。[41]“你们播下什么，就收获什么。”“每个生灵都会受到雨水的滋润。”“阳光都会造成沙漠。”“看看他们结的果实就能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早起的鸟有虫吃。”“时间如潮不待人。”“最美丽的玫瑰也有刺。”“北风造就了维金人[42]。”“随风而弯的树不会倒。”“白蚁啃骨头比狮子啃得干净。”“冬天走路一里变二里。”“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主要的宗教时节都是根据自然的运转而定，这并非出于偶然。圣诞节是在冬至，复活节是在早春时节，而感恩节是在秋收的时候。与自然的遭遇使我与自然结合，防止我产生骄傲之心，使我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与位置，教会我可以期待什么能变得更好和对什么应感到满足，在我心里确立起自己以外的其他事物的价值，还从我的精神中释放出我所珍爱但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感觉。

生活得好在于能捕捉到自然的一种韵律。倾向于把价值都说成是人类的价值的人可以把这一点归结为基本上是一种精明，或归结为价值的自然条件。我们可能特别容易这样做，因为在我们的人际事务中，自然没给我们提供什么伦理的指导。但是，人类的行为也必须适合于环境、适合于世界给予我们的一切。有人会把这仅仅看作效率，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却是用“精明”和“效率”这样的字眼不足以表达的一种智慧，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接受自然强加给我们的一些限度，而且也承认自然的生命结构中有一种基本的善，一种充足。这生命的组织结构既包括人类的自然才能，也包括这个世界的构造，而我们必须用自然给我们的装备在这个世界里行动。可以称作更大范围的道德品质的优秀品格，在很大的程度上（虽不能说完全地）是来自于这种与自然的和谐。在这里，我认为有些旧式的生活之道有一种自然伦理——这是一种“遵循自然”的生活方式，即对自然流过我们和对我们生活习惯的影响保持适当的敏感。生活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对生命的自然性的发现、表达与赞同，否则，生活就缺少了生气。

有很多自然的东西被编入了我们的遗传程序。我们体内流动着的原生质已经在自然中流动了十多亿年。我们内在的人性已在对外在自然的反应中进化了上百万年。我们的遗传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性质，使我们都如此相似又如此地不同，而这遗传程序完全是自然的。要说我们行为的最终根据中没有一种很完善的、与自然相适应的东西，那是很难想象的。我们文化的与能动的生活，必定是且也应该是（在我们可以选择的程度上）同那种与自然的相适保持一致。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化的与能动的生活当然无疑给我们以自由，让我们能建设城市及适应乡村自然，但结果在总体上，又进一步使我们适应于环境中的生活。用地理学家的话说，我们并不是由环境决定的，因为我们有令人兴奋的选择；而且随着文化的进步，这些选择也不断地增加。但我们无可逃避地是以环境为根基的，就像我们无可逃避地终有一死一样。事实“是”如此，那么我们选择的行为相应地就“应该”是自然的；而且，如果我们能够从不情愿的、出于精明的“应该”转向高兴地接受的道德的“应该”的话，我们将会因为自己找到了“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而更加愉快，也显得更加有智慧。这等于是说，生命的运动不是逆着自然而是顺应自然的；而且这对于在文化条件下的人类生命也同样适用，因为人类生命从未真正摆脱其有机的根源和环境。我们的伦理生活应该在效率和道德的双重意义上使我们保持与自然的很好的适应。这就是爱默生推崇将道德的行为定义为服从自然规律时的含义。在这与自然的交流中有一种生命的伦理，所以说与自然荒野的接触跟上大学一样，都是真正的教育所必需的。

有人会抗议（也许还是很强烈地抗议）说：在这种伦理中，自然只是作为构建人类品德的一个场景，而上面所说的自然的智慧只是当我们面对自然时，在我们的内里建立起的品德；这样，就没有所谓的遵循自然，而倒是有对自然的抵抗，或者说有意识地克服自然的阻力而取得成功的超越。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解释太片面了。进化论和生态学已告诉我们：每一种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环境的适应中存在。人类可以被称为“与环境相互作用者”，其之所以能成为人，是由于环境的造就。环境对人类的作用，并非只表现为对抗，而也表现为一种与人类的互补。我并不认为仅有自然就足以使我们产生我们所有的这些品德，而这就给我们自己的完整性与创造性留下了空间。但是，自然对于产生我们这些品德是必要的。诚然，我们得先有了这些品德，才能找出并确定与它们对应的自然符号，或者说我们必须先经历自然的过程，才能认识自然的过程；但是，我认为我们这种道德力量并非就仅仅在我们心里。这种力量最少也肯定是关系性的，是从人与自然的遭遇中产生出来的。如果从最大限度上说，那我们在自己这坚强和完善的生命中认识到并表现出来的，正是自然赋予我们的力量与善。

自然常常有点莫名其妙，而人类生命又是复杂的。二者各自都有许多不同的时令和季节。这里有一种危险，即我们可能把任何一种自己暗中想做的事，都说成是自然的并将其确定为道德的。对于我们人与人之间应采用什么样的行为方式，自然不能给我们多少帮助。在这些问题上，尽管自然赋予了我们理性和良心，可以用来构建我们的伦理学，但我们毕竟有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自由。特别令人怀疑的是把人类的社会角色归结到自然的各种论点（如有些人对妇女和黑人地位的解释[43]），因为我们容易将自然的事物与文化习惯的事物混为一谈。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会从自然学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甚至可能不明智地选择去遵循自然中一些本身就很成问题的过程，如鼬鼠那种残忍好杀的品性。我并不想为自然运行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辩解，但要指出，这里的大多数情况，都是人们不恰当地将一些在某个较低的、非道德的层次上是正常的东西（如被编入较低生命形式中的适者生存原则和自我利益的程序）投射到道德性的人际行为上，从而学取一些不好的东西（如自私的伦理，狗咬狗的态度，或强权即真理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设想，事物在较低的、非道德的层次运作的方式，也应该是它们在人类的、道德的层次运作的方式，因为道德思考能力的出现使得情况不同了。这是区分“是”与“应该”区分对了的地方。我们的道德行为超越了自然。我们必须以理性和良知替代本能作为伦理思考的基础。我所说的和我这里要维护的接受自然指导意义上的遵循自然，指的是使我们适应环境的行为与道德态度。这是我们面对自然时的伦理，而非面向其他人的伦理。此外，我说这种行为是道德性的，还有一个意义是它能增进我们的智慧和优秀品格。

在捕捉这些自然的律动时，我们必须审慎地把我称之为“自然的阻力”与“自然的助力”的两种力量综合起来加以考虑。自然有一部分的作用，是抗拒生命、增加熵、杀害、朽坏、毁灭。人类生命像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必须与环境抗争，所以我很赞扬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然而，我认为这种对自然的统治又是自然推动着我们去做的，而且也由自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再有，这种抗争能够被消融而转化为自然的助力，因为自然既产生了我们，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命支撑，而且以她的阻力激发我们走上了文化发展的道路。自然并非全是残暴与冷漠，也有着一个培育了我们的胸怀，且现在仍是我们生活的伙伴，一个体现着我们最深层需要的与我们相异的领域。我会抵制自然，而且为了我的目的很愿意对自然进行补充和修理。我会跟疾病与死亡搏斗，也会跟饥饿与寒冷搏斗。然而，我还是感到：荒野并不仅仅是压迫人的黑夜，同时也跟我一起点燃了照亮黑夜的火焰。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我这种对自然的解释还有欠缜密。我并不认为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或美丽的、或有价值的、或有教育意义的，对于疟疾、肠道寄生虫和遗传畸形，我也感到恐惧。我关于善的概念在外延上并非与自然相同；但这二者确实有很大的重叠，而且在我的判断中，这重叠的部分在逐渐扩大。我甚至发现自己在与自然的假象作斗争时也受到一种正面的刺激。自然的假象使我产生创造性的冲动，而当我占了上风时，我会回顾一下，想到自然并非有一半是不好的。我会注意到，我能有这高级的生命，也依赖自然有杀害生命和使之腐朽，从而形成资源的再循环，使之沿食物链金字塔被利用的能力。自然首先和最重要的不是带来疾病和死亡，而是带来生命。在这里，我们触及了“自然”一词的拉丁文词根“natus”。当自然杀害生灵时，她只是把她所给的生命再取走，而谋杀者却绝不是这样的。而且当她把生命取回的时候，是通过繁殖，通过重新安排有机和遗传物质而从这生命又产生出了新的生命。

环境的生命，包括人类生命，都是在斗争中哺育出来的；在我看来，我们是越来越难以想象这过程可以是（或应该是）另外一种情形。如果自然是善的，那它必定是一个既提供助力，又提供阻力的真实存在。如果自然根本就不可能战胜我们，那也就说不上我们会取得成功。这样，对于G·L·迪肯森关于自然中的踢踏和推挤的哀叹，我可以回答说：尽管我不想效仿自然的残忍，尤其不想在人类伦理学中去效仿它，但即使能将其根除，我也不愿那样干；除非我已经看到在没有它的情况下，能有某种更好的方式使生命受到激发，使人类产生出更高贵的品质。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场景，里面有着生与死、春天的播种和秋天的收获、永恒与变化，有着发芽、开花、结果和凋谢，有着生命过程的逐渐展示，有着苦与乐、成功与失败，有时是丑让位于美，有时又是美让位于丑。从对自然的沉思中，我们能感受到生命是一种维持在混沌之上的短暂的美。可以说，整个生命过程都有着一种音乐感，即使是处于低调的时候也依然如此。就连我们的宗教冲动，在许诺一个来世的同时，也还是劝告我们在现世必须满足于这个给定了的世界。虽然自然要求我们在斗争中度过一生，可我们还是能够珍视我们的大地，并接受我们存在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生态的观点试图帮助我们在自然的冷漠、残暴与邪恶的表象中及这表象之后看到自然的美丽、完整与稳定。在这一点上，生态的观点往往是接近一种宗教的维度，这并非一种巧合。

迪肯森描绘的图景只代表自然的一半，即自然的阻力；而且即使作为这样的图景，他描绘的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殉难——也是难以理解的。他完全不能解释自然的助力；实际上他根本就看不到自然的助力，从而错误地把自然的一半当作整体。而我要探寻的对自然的解释，把两方面都包括了，而且并非只是把善与恶无意义地混在一起，把其中每一方都看作对另一方是不合理的。[44]一个有悖常理地将利与害混合在一起的世界，比一个总有着敌对的世界好不了多少。这两种世界都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指导。人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自然：在那里恶是服从于善的，或者，用我的哲学生态学的语言来说，那里的自然阻力被包容于自然的助力之中，并通过自然助力而成为可以理解的。自然所产生出来的最为神秘的东西不是死亡，而是生命，包括适应地球生态环境的人类生命。几十亿年来，这生命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最终产生了人类生命。这就是生态自然最基本的特点。我们必须把斗争的因素看作在这之下的一个分支主题。我们的品行在道德上应该与这种自然生态的助力相适应。生命要遵循自然，因为自然是遵循生命的。

对于生态系统的组织方式，我尽管不是没有保留，但原则上是赞同的。关于进化规律是否永恒不变，关于谁在引导地球之船，或关于宇宙自然总体的记录，我都不想作长远性的断言。但是，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进化中的生态系统中，确实有着美丽、稳定与完整。这个世界有一种自然的、现实的朝向生命的趋势，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作为一条普遍规律。我们应该保存并珍视这自然，因为它至少是惟一一个我们对其复杂性和细节都较为熟知的自然。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到另一个自然，并且发现我们地球人在那里还能保持身心健康地生活下去，那我们再修正自己的伦理就是正当的了。但在那以前，我们至少在有些时候可以去“寻求自然的指引”，正如我们可以从《圣经》、苏格拉底或莎士比亚那里寻求指引一样，尽管自然不能“写”也不能“说”。一个人如果不研究自然的秩序，就不可能达到最完美的生活；更重要的，一个人如果不能最后与自然达成和解，就说不上有智慧。

当密尔面对着城市与乡村环境不断扩展的前景时，他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令人惊奇的是，他也成了自然的捍卫者之一。他写道：假如（最好这不要发生）工业的发展将我们带入某种未来世界，“这个世界里全然没有了自然的自发性的活动空间，每一块土地都成了耕地，用来为人类提供食物；每一片长满鲜花的荒地和天然牧场都被开垦了，所有没被驯化的四足动物和鸟类都因为会与人类争夺食物而被灭绝，每一片树篱和多余的树都被根除，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都已不允许野生灌木或野花生长，而是为了发展农业而把它们除掉”。这样一个没有“自然的美丽与壮观”的世界，密尔说道，“对人类并非好事”。荒野自然“是产生思想和抱负的摇篮，而思想和抱负不仅对个人有好处，而且也是社会所离不开的”。〔16〕这样，说到最后，我们得把这位著名的反对我们在道德上遵循自然的思想家，也算作一个有意于在我们所说的在价值论意义上遵循自然的人了。

然而，作为在接受自然指导的意义上遵循自然的结语，我们还是听一下一位诗人而不是一位生态学家或伦理学家说的话。卡尔·桑德伯格[45]曾邀请我们对荒野进行思考，想想荒野是如何坚持其存在，而我们（在我们的接受自然指导的意义上）又如何不应该把自己与荒野分割开来。他回忆道：

我来自荒野。我的心里有一只鹰和一只模仿鸟……这只鹰在我的梦的落基山中飞翔，在我的追求的塞拉山峭壁中战斗……这只模仿鸟在清晨露珠还未散尽之前啼鸣着，在我希望之切塔奴加[46]的丛林中啼鸣，在我愿望之蓝色的奥扎克丘陵[47]上疾飞——我是从荒野得到这鹰和模仿鸟的。〔17〕

对本文的评论见Allen Carlson，“Nature and Positive Aesthetics，”Environmental Ethics 6（1984）：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