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自然

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有时是多么的细微！我们可以想一下西方人对自然强有力的征服及现在以生态标准对此作的重新评价。西方人的宗教以《创世纪》中的训令要求他们征服地球。[5]希伯莱人把他们周围民族的信仰颠倒过来，将人类置于自然之上，而非自然之下；[6]他们禁止占星术，禁止以向大地、太阳、月亮、星星等邪神献产育牺牲[7]的形式来安抚这些神。他们倒也没有将自然想象为邪恶的，而是将它看作上帝完美的创造。上帝创造了自然，不是要人恨它、怕它或崇拜它，而是要人“保有”它，把它作为一份丰厚的礼物来加以利用。人是宰治者，他既在自然之中，又在自然之上，而只在上帝之下。这个等级秩序是上帝——人类——自然这样构成的。这种眼光与古希腊理性主义倾向相融合，同时又使此倾向发生转型，便成了中世纪西方精神的支撑。[8]

在近代的世俗化过程中，一神论是逐渐消失了，但是有关人类宰治自然的原则却被继承下来。孔德（Auguste Comte）的科学实证主义就宣扬道：“严格说来，文明的进程一方面在于人的心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于此心智发展的结果，即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8〕伊曼纽尔·梅瑟尼在为技术辩护的人中堪称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他认为，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已经从“粗暴和桀骜不驯的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在自然对人类的敌意和冷漠面前不再表现得顺从。“由于人类的信心和力量得以恢复，自然越来越被置于人的控制之下。……人类出现以来，就受到物理自然之专制的困扰，而我们的时代首次有了摆脱这种专制的可能。”〔9〕

但是，对这一长期固植于西方思想中的传统，也有一种相反的解释：这一传统如果不说很危险，至少也已经过时。林恩·怀特在一篇对科学家的著名的讲话中指控说：“现代科学是自然神学的一种延伸，……现代技术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基督教关于人类超越自然、有权宰治自然这一教条被以西方式的、强调人类意志的方式实现了。一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结合在一起，赋予人类以巨大的力量。从其对生态产生的众多影响来看，这种力量已经失控。如果这样的话，基督教是犯下了一个重大的罪。”〔10〕我们还可以看看C·J·格莱根说我们对自然的态势是畸形的这一断言。他说：“把人类看作与自然相对立的哲学，不管其在过去曾有过什么样的创造力，现在这种创造力也已丧失。……把人类技术的、创新的、保守的、保护的以及人道的角色放在生态的背景上去看，比将其放在一个强调反差与对立的背景上去看，更容易得到正确的认识。〔11〕(https://www.daowen.com)

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正反两种感情已并存了很久了。这样，自然既是荒野又是乐园，既是魔鬼的又是神圣的，既是财富又是敌人，既是丛林又是花园，既是严酷的又是缓和的，既是人的一种手段本身又是一种目的，既是商品又是共同体，既激起人的征服欲又引发人的柔情。美国人的共和国既对北美大陆施行强暴，又依存于这块大陆；他们的技艺既改善自己的环境，又纳入了这个环境；而最具反讽意味的是：早期的拓荒者[9]酷爱荒野，却又以自己的行动将这荒野消灭了。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总在摇摆，摇摆于侵略与服从、剥夺与尊重、斗争与和谐之间。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也摇摆不定，时而把人看作生活于孤岛上，时而又把人看作是身处大地之中；时而以人为独立的，时而又将他看作是与其它事物相联系的；时而把他看作征服自然的工程师，时而又将他看作生物圈中的普通公民。当前这场争论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昭示了人与自然的连续性，要力量强大的西方丢掉在自然面前的狂妄自大，变得谦逊一点。

我们能理清实际情形是怎样的吗？在生态学模型中，说自然中不仅存在着互惠而也存在着对立，这已成了公理性的。生态系统对它自己所支撑的生命也加以阻挠；事实上，生态系统对生命的阻力能刺激生命向前发展，在这一点上它不亚于生命的助力所起的作用。一个物种或一个个体生物的完整是依赖于一个场的函数。在这个场中，完整在于捕食与共生、建构与毁灭、升成与降解的交织之中。这个生命的系统包括了人类，从而使它有了一种哲学，一种“应该”，一种意向性，一种超越。然而，尽管人类有着许多选择，他们也还是处于此系统之中的，从而不能免于环境的压力。是这些压力促成了人类的独特性，并确定了人的完整性。但是，如果我们不用与这一点互补的另一面对它加以限制的话，我们就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这样的话，乐观地说人是价值的惟一所在，而其余的整个世界都从属于人；但如果悲观地说，人就是作为自然中的一个孤儿而独自存在着，迷失于一个与他敌对的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