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创造性的斗争
放在整个环境中来看，我们的人性并非在我们自身内部，而是在于我们与世界的对话中。我们的完整性是通过与作为我们的敌手兼伙伴的环境的互动而获得的，因而有赖于环境相应地也保有其完整性。如果我们从生态事实都推导不出价值，那我们也就不该把价值定位于人类，而否认我们周围的自然的价值。所以，从技术论上说的人与自然间的对抗性，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就只代表事实的一半。如果我们把这当作事实的全部的话，我们真实体验的结构便会被颠倒。这真实的体验是：人性深深地扎根于自然，受惠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而人类对自然的评价，就像我们对自然的感知一样，是从与环境交流的过程中抽取出来的，而不仅仅是我们加给自然的。那么，我们是否能达成一种综合，看到人与自然之间有着既体现人的卓越，又体现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的伟大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斗争呢？
能不能说，当我们将人类与地球上的生物共同体间看作相互补充关系的时候，当我们对自然的控制与对它的服从相互渗透的时候，人类的存在才最能显出其高贵？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节制和管理他们的世界，然而，我们对自然的操纵越是纯熟和有效，我们就越迫切地需要尊重我们管辖的这个帝国的价值。如果我们亵渎了自然，也就亵渎了我们自己。最基本的一点是很明显的：我们应将自己所统治的世界看作一个共和国，要促成它的所有成员的完整性；我们应该以爱来管理这个共和国。
Paul Shepard and Daniel McKinley，eds.，The Subversive Scienc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9），p.4f. John Stuart Mill，“Nature”见Collected Work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3-77），10：400.[1]本文原发表于Phillip O.Foss，ed.，Environment and Colorado：A Handbook（Fort Collins，Colorado：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enter，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1974），经许可收入本书。
[2]线性的历史（linear history）：与循环式历史（cyclic history）相对，指社会有向前、向上发展的趋势，而非在某几种历史阶段间不断地循环往复。
[3]生态转向：译自ecological tum，意近“荒野转向”、“环境转向”。
[4]功利主义哲学家如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等认为社会利益不过是社会中所有个人的利益的总和，并据此设计了一种计算社会总体利益的算法。功利主义的伦理原则之一是要为社会最大多数成员谋取最大的善，而此处是将此原则推延到生态圈这一生命共同体。
[5]据《圣经》记载，上帝造人后，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布满地面，征服这地；也要统治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在地上行动的各种活物。”（《创世记》1：28）
[6]希伯莱人属闪米特民族。从旧约《圣经》看，在希伯莱人之前就生活于伽南一带的其他闪米特民族的宗教基本上属自然神教，有很多代表产育神（fertility gods）与自然神（nature gods）的偶像。希伯莱人入侵伽南地并建立以色列国后，民众也受这些当地宗教的一些影响，但旧约《圣经》的基调是以一神教坚决拒斥自然神教，反对偶像崇拜。后来基督教继承了这一点。
[7]希伯莱人以其他闪米特民族的产育神和自然神为邪神（baals）。产育牺牲（fetility sacrifices）为这些民族向产育神献的牺牲。产育神往往兼司人类生育与农作物生长，fertility一词也同时含有这两方面的意思。代表大地的神往往有母亲的形象，也反映了闪米特民族宗教的这一特点。
[8]中世纪西方精神的支撑：指基督教。
[9]早期的拓荒者：指早期开发北美的欧洲人。
〔1〕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 169（1968）：1243-1248.
〔2〕J.M.E.McTaggart，The Nature of Existence，vol.2（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21），chap.33.
〔3〕Ralph Waldo Emerson，Nature（San Francisco：Chandler Publishing Co.，1836，1968），p.68；［该书汉译见R·W·爱默生《自然沉思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中的《论自然》］Journals（Cambridge，Mass.：Riverside Press，1910），3：208.
〔4〕Ian L.McHarg，“Values，Process，and Form，”见Robert Disch，ed.，The Ecological Conscience：Values for Survival（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0），p.21.
〔5〕Paul B.Sears in Shepard and McKinley，The Subversive Science，p.396.
〔6〕Roger Revelle and Hans H.Landsberg，eds.，America's Changing Environment（Boston：Beacon Press，1970），p.ⅹⅹⅱ.
〔7〕Aldo Leopold，“The Land Ethic，”A Sand County Almanac（New York：Oxford Univeristy Press，1968），p.224f.
〔8〕Auguste Comte，Early Essays on Social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1911），p.144.
〔9〕Emmanuel G.Mesthene，“Technology and Religion，”Theology Today 23（1967）：481-495，此处引文见pp.482，492.
〔10〕Lynn White，Jr.，“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Science 155（1967）：1203-1207，此处引文见p.1206.
〔11〕C.H.Glacken，“Man Against Nature：An Outmoded Concept，”见Harold W.Helfrich，Jr.，ed.，The Environmental Crisi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p.127-142，此处引文见p.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