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与潜在

我们现在对“公平”的看法都是围绕着个人权利的概念仔细磨砺出来的：公平的含义就是要保护个人权利，使之免于因其他个人的利益而受侵害。这里发展起来的决疑法，对于解决一些代际间的问题是有用的。然而，当我们考虑的超出三代以上时，我们就很难站得住脚了，因为未来的人离我们很遥远，很难说清他们会是什么样的。这样我们就得怀疑：现在的人怎么会对这些都还不存在的人负有责任呢？我们如果将自己的道德义务向未来延伸，就会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未来的权利没有很实在的、能清楚地加以辨析的拥有者。现在实际存在着的我们，不知道怎样在我们与某种潜在的“他们”的利益之间作出判决，因为未来的权利的拥有者是模糊不清的，太多地依赖于我们的各种假定。但是，如果我们把生命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流”，这些模糊性就消失了，因为此时已有了未来之可能性的现实的载体。这个未来不再属于一些抽象的、设想出来的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是由我们现在存在着的人承载和传递着的。它不是从虚无中硬造出来的，而是由我们贯穿起来的。它是我们这一代的未来，是由我们生发出来的未来，是我们生命之河的下游。我们是在实在中涉及到潜在，而且是很实在的潜在。

河流具有地理上的延伸。虽然我们通常在某一点观察一条河，但在思想上很容易就把握了这种延伸。作为生命的一个类比，河流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虽然我们是在一个时点上观察生命，但整个生命长河有着在时间上延续的真实性。这样，我们可以说：由我们组成的现在的生命，应该具有这种伸向未来的潜在性。因此，虽然我们不能现在就使我们的后代个体地呈现出来，也不能现在就完全判定“他们”有什么需要，或“我们”对未来有什么需要，但人类的总体对未来有一种权利：人这个物种作为一个集合体应该延续下去。一个成熟的人应该能够想见：自己在任何一个“现在”的时点上，都只是在享受着一个在时间上延伸开的生命的一个断面。作为一个自我，就是在一段时间上持续地存在，经历由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但定义个体生命之起始点的生与定义其终结点的死，都只在利己主义的伦理学中才是关键的；在集体主义的伦理学中，它们都被淹没在整个生命的脉动之中。这一生命的脉动是通过个体生命向前流的，但也流过这些个体生命。我们死去了，但我们将生命传了下去。我们和子孙后代享有一个共同的生命。这并不是指他们现在就能与我们相互履行对对方的责任，而是说这一共同的生命能从我们这里传到他们那里。在这种整体的流动中，可以把义务论和目的论问题（这些两方面的问题通常是分开来处理的）放在一起处理。谁要把我们作为达到未来的善的工具，那是一种罪；但谁要剥夺我们的未来，也同样是一种现在的、内在的罪。

对一个生命体来说，实在就意味着具有生发能力。就如在电学上，没有电位差造成的潜能，[3]就不会产生持续的电流。生命是另一种“流”，一种更为自主的“流”。在生命之“流”中，实在与具有潜能基本是等同的，因为存在同时也是向某种型态转变的过程。对生物来说，生命必须具有繁衍的能力；生命之“流”是一个生育与成长、播种与收获的过程，是能将橡子变成橡树，让橡树长出橡子，又把橡子再变成橡树的动态过程。而且，这种自然的、具有创意性的冒险在人及人的文化那里又有进一步的延伸。自然将我们创造成在繁衍后代和传递文化这两方面都具有投射[4]能力。这就是结果的概念，说的是在有些事件的序列中，是过去与现在的一些事件一起现出。[5]过去和现在的这种结果超越了个体的死亡。任何一种生物或生活方式，如果它们的结果没有足够的投射力，那么它们最多是在局部获得成功和具有价值，但他们很快便会消失。事实就是这样，而且（如我们下面将要补充的）也应该是这样的。(https://www.daowen.com)

河流是靠重力流动的，而生命之“流”的运动是靠一种内在的意动力。[6]哲学家可能难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在自我中体现出来的生命会想要继续向前流动，但却不可能根除生命的这种激情。如果有谁变得完全不关心自我的投射，在计划未来上粗心大意，那他就不是自然中的适者，很快便会被消灭，而生命之“流”就会抛弃他而继续向前。这种缺乏生存意志的生命，会被另一些充满斗争的生命之“流”所淹没，被冲刷到一边。我们大多数人都将会发现：我们从过去世代继承下来的生存的意志透过我们，从我们又流向未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产生一个在我们之后仍能存活的、未来的世代的活动之中，就行使了我们的权利，履行了我们的责任，也使我们那强有力的、自然的生育冲动得到了释放，这可说是很幸运的。

不幸的是，事情又非完全如此；否则，也就没有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是”与“应该”的问题了。更为不幸的是，我们在此似乎到了一个困难重重的地方。在这里，如果没有伦理的约束，我们这种繁衍与建造的冲动就成了祸根，使我们不适于生存。因此，我们实际的生活方式也许正在降低我们的潜能。这无论从生物学上还是从伦理学角度看都是很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