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价值

每一伟大的宗教都教导人们要崇尚生命。即使厌弃宗教的道德家也赋予生命以伦理价值。1896年的一天，吉福德·平肖[25]在大峡谷中要杀死一只塔兰图拉毒蛛时，约翰·缪尔[26]就制止他说：“它和我们一样有生存的权利。”〔7〕极端的人本主义者会说，只有人类的生命才有价值，而其他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得从属于人类的利益。但敏感的自然主义者认为这是在以理性化遮饰同情心的缺乏，是自称为“客观硬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私。进化论教给我们的第一课是冲突，但接下去又告诉我们各物种间的亲缘关系。诚然，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人类生命是比猴子、河鲈和马先蒿更为高级的生命形式，但同时人类生命又与这些生命形式有一种联盟。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有一条诺亚原则[27]来保证各物种能够延续下去。这条原则与其他一些价值相融和，在《濒危物种法》中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但如果生命有价值是一条普遍性原则，那么应该说每一个体生命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这种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杀死哪怕是一只模仿鸟都是一种罪过。

有机性价值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我们已说到过生命是一个艺术家。其实，我们说一件艺术品有一种“有机的”统一时，就是对它的一种称赞。现代科学正为我们展示出有机性价值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可以称为生命的“可解读性”（intelligibility）。无机物也有一种被动的可解读性，如矿物质结晶所生成的32种结构可以用数学方法推导出来，元素能排列成一个周期表，等等。这说明“可用理性读解”这一性质像审美价值一样，并不限于生命体。但生命体除了这种被动的可解读性而外，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信息系统，这已被遗传与生化“语言学”所证明：DNA与RNA螺旋分子上的嘌呤与嘧啶构成一个字母表，经由相当于单词的密码子[28]而组成相当于句子和段落的链式结构；DNA的双螺旋结构可以被解开来进行“阅读”；而当一个有一定立体结构的分子“认出”另一个分子时，就完成了“编码信息”的传递。生命体通过这样的遗传和生化语言“解决问题”，从而得以延续；而进化过程通过自然选择机制对生命体进行优化编程，使之能更好地“应付”其周围环境，又使生命体内通过积累而形成了复杂的“记忆”。这些生物的（也可以说生命逻辑的）[29]化学过程的控制能力极强，人体一个细胞中的信息量比任何一本由人写出来的书里的都大，而这些信息在人类获得认识能力之前就已存在了。

书是可以读的。同样我们也可以“阅读”一只多腹腔鹦鹉螺[30]。这种鹦鹉螺的每个腹腔里一般都有30只细微的刺骨，每天都在分泌生成。这些刺骨的分泌与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周期（也即是海潮涨落的周期）相关联而呈周期性，形成一个叫做斐波纳契数列的对数螺旋形。多腹腔鹦鹉螺这种生理与生态特征的复杂性，可以说并不亚于以它命名的核潜艇[31]，使它成为一个可解读的有机系统。它那珍珠般黄白相间的螺旋形外壳就更加美丽了。此外，X光照片还显示出它外壳表层下有精致的对称图案。列奥纳多·斐波纳契[32]发现了这一数列，而后这一数列被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对此我们认为可喜可贺。那么，对于多腹腔鹦鹉螺能如此精致地画出这一系列，我们不也应该认为很有价值吗？可以解读的东西并非一定得是谁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正如美的东西不必为有意创造的一样。鹦鹉螺属的历史是与自然整体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而这正是我们预想不到的科学价值之所在。鹦鹉螺属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属已有5亿年历史，其间产生过非常多的种。如果根据化石记录回溯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时间越往前推则鹦鹉螺每一腹腔内刺骨的数目越少，到了最早的鹦鹉螺那里少到只有八九根。如果这数目在远古时就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周期相吻合的话，就说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速度曾经比现在要快。〔8〕这样的话，鹦鹉螺的进化史就提供了关于地球的历史及其生态稳定性的一种暗示，这可以说很有点传奇色彩。如果奥利弗·霍尔姆斯[33]还在世的话，他一定能从鹦鹉螺这“珠之舟”上找到不少诗的灵感。(https://www.daowen.com)

有些人可能看不到生命的这些有机性价值、审美价值及可解读性价值，但他们至少不能否认：从人类兴趣的角度看，生命也是有价值的。如果说人的思想是宇宙间最有趣、最稀罕的现象的话，那生命就算得上宇宙间第二稀罕的现象。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生命现象饶有兴味。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是自然的。我们可以勉强说文化是由人类的心智延展而成，因而是人为的，但对于生命我们就只能说它是自然的。这样，生命的价值毋庸置疑是自然的。设想有一天太空探测器在火星上发现了哪怕是其复杂程度只比得上黄石国家公园那些厌氧菌的生命的话，我们定会将这作为科学史上最为划时代的一个发现，更不用说如果发现的是复杂程度比得上那些“讨厌的马先蒿”的生命了。我们一方面将火星上这样的生命视为珍宝，另一方面则时时蔑视地球上同等的生命！诚然，有时为了高级的生命形式可以牺牲掉一些低级的生命形式，但伦理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其他物种的完整性进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