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类型、功能与价值的判断
生物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剂良方，帮助我们在物理学令人头晕目眩的发现面前变得清醒。例如，我们能注意到，面对生态系统的全景，第一、第二、第三性质的划分解释不了多少东西。如果有人提出某物是否活着，它是种子还是食物，是苔藓还是细菌这样的问题，并试图用第一、第二、第三性质这样的术语来回答，那么，不管他将这些性质复合到多少级，也还是根本说不清。为了说明自然界的丰富性，我们得对很多我们不能直接用感官感知，也不能用仪器测量的东西作出判断，而作这样的判断就得靠决断与理解。对于自然界的大多数科学判断都是对第三或更高级性质的判断，但是我们仍然相信，通过这样的判断，我们是在对自然界进行着精确的反映。当我们由事实判断转向价值判断时，不必认为它们与事实判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这显然从根本上动摇了以事实判断为客观而以价值判断为主观的教条。
例如，云杉属植物（云杉）和鵟属动物（鹰）[7]的遗传物质充满了信息。这信息经久长存，千百万年来自我复制，就像比烧柴更耐久的火种。[8]但是遗传信息是由第一、第二还是第三性质复合成的呢？遗传物质中这种自我保持的本领，是不依赖于我们的观察，也不受我们的感觉支配而存在的，用洛克的话来说是属于第一性质。它不是主观的、第二的性质。它像原子一样真实，虽说也有点非实体性和流动性。要用物理学的知识来否认这种遗传信息的实在性，就好比用在放大镜下报纸上的插图不过是一些黑色的斑点这一事实去否认这些插图含有信息一样。云杉和鹰具有在其栖息的环境中生活下去的本领。这本领的信息是被压缩在信息分子中的，是它们的生命活动所需的实用性的事实。然而，这基于DNA的事实，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第一、第二性质，甚至也不能归结为第三性质，而是涉及到更高级的结构层次。
同时，我们人类在作这些判断时，首先是依靠与我们切近的、没有疑义的经验。通过科学，我们从自己日常经验所及的层次转向建立精确的、但常常是未成定型的关于物质结构层次及其历史的理论。我们认为遗传信息是经过不同阶段而积累起来的。最早的信息中有糖酵解所需的密码，这是在距今35亿年前，大气中还没有氧气的时候演变出来的。后来出现柠檬酸循环，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糖酵解的18倍。[9]在某个阶段，又演变出了光合作用，使云杉属植物能直接吸收阳光中的能量。随后又产生了氧化性的磷化过程，将大气层用作电子沉积库，从而增进了柠檬酸循环的效率。作用于遗传变异的选择系统所提供的促进生命的压力，使云杉和鹰得以进化出来，也使得它们能适应于其所在的生物共同体。对于这一切，我们都是在以一种基于经验的猜测用来描述客观事实；而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的猜测有的会被修正，有的则会保存下来。但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我们这样做是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客观性而增加了主观性，或是减少了第一性质而增多了第二或第三性质。当我们作为观察者在经验基础之上概括出理论时，在我们的头脑之中的确在进行着对世界的构建。但是，世界的构建也实在地在外在于我们的世界里发生着。我们只有通过有意识地将心智集中才能发现信息和能量流动，可是信息和能量流动的特征并非由人类心智给出的，因为人类心智得通过仔细的注意与判定去接近自然中的事物。我们是从自然中去发现更丰富的物性的。
如果我们在此引入一些价值判断会怎样呢？我们可以谈论营养物质的价值，食物链金字塔的价值，以及糖酵解及光合作用所需的遗传信息的价值。我们还可以说基因突变具有探索性价值，因为“好的”变异会因其有生存价值而被保留下来。我们可以客观地说到鹰的保护色的价值（承认颜色属于第二性质对此也并无妨碍）。“价值”一词很容易与我们在中观层次上经验到并对之进行理论探讨的生命功能联系起来。我们还不必讲“人类的”价值，甚至不必讲经验到的价值，但各种持续存在的生命体在其运动于环境之中时，似具有某种先于我们的主观经验的价值。价值在这里是附着于整个生命形式，而非只存在于作为生命基本单位的个体之中。这价值虽说是由个体生命体现的，但又超越了个体生命——它出现于一种整体性的交互作用之中。在此交互作用中，中性的、价值较低的，甚至具有负面价值的部分也可能在一更大的网络中变得具有价值。在高级的结构层次，价值显著地表现出来，而可能根本就不是以洛克所说的第一、第二性质的形式表现的。
但是，作为一种“第三性质”，价值与事实相交融，与有机体所含的信息一样真实，有时甚至就与这种信息为一体，只不过我们对它作了不同的描述。有的人会反对说：生物“价值”那对提醒人注意的引号得保留，因为它不是我们通常所说价值的本意。通常我们说到价值时指的是被经验的生命的一种性质。但如果这样说的话，人们就得追踪生命进化到产生中枢神经系统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次自然选择，并对之进行描述。价值作为一种副现象是在非常晚近的时期突现于意识之中的。这种突现值得让人高兴，但人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判断：价值在意识产生之前所有的酝酿阶段都不存在。谈论价值的任何前导事件时，我们都应该谨慎地用“生物功能”去代替“价值”。
血红蛋白分子是由肌红蛋白分子进化而来，在结构上比肌红蛋白高级得多。血红蛋白分子在氧运输方面要“好”得多（或者说具有更多的功能），因为它具有变构性质[10]，使血红蛋白分子成了一架微型计算机，能对有血动物（如飞翔的鹰）体内氧气交换的需要做出反应。生化学家鲁伯特·斯特莱尔说到这一点时，强调指出：“从肌红蛋白进化到血红蛋白这一步，标志着具有从周围环境感受信息的能力的生物大分子产生了。”〔9〕但谨慎的价值理论家会提醒这位生化学家，不要把这一步看得那么重要，不能说这一步有什么价值。如果真正要做到严谨的话，这种“对信息的感受”是主观的诗，是从我们自身的经验往回看问题。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步很“有意思”，但不能认为这关系到进化出了血红蛋白的生命形式的什么“利益”[11]有什么关系。(https://www.daowen.com)
但是，这样谨慎地把价值看成仅是观察者思想之产物的观点，似乎都很武断和狭隘。我们一旦对血红蛋白的进化过程作出描述，就会把它看成是在生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极重要、极有价值的一步。事物“具有重要性”这一现象，并不是随我们意识的产生才产生的，而是在生命发展史上一点一滴的进化中一直都存在着的。伽利略和洛克以其机械还原论把第二性质还原为第一性质，留给我们的只是运动着的客观物质。这是价值理论首次被颠覆。此后，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呈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图示性，又进一步颠覆了价值理论。这些科学以其所展示的天才和严格的怀疑论作风去探索终极真理。它们是在最基础的层次对简单的物质运动进行探索，从而撇开了我们日常经验到的重大的自然史事件的绝大部分，只留下千分之一。其他一些科学学科能教会我们去欣赏这些复杂的历史事件。只有通过在另一极端的涉及自然史之丰富性的学科，如进化论、生物化学或生态学所提供的思维范式的转变，我们才能将价值理论重新确立起来。
一切判断都是事实与理论的混合。就是一些信手拈来的简单的例子，也涉及到一些语言和概念的因素，因为我们得决定将一物称为什么及如何对之加以界定。一个易洛魁人[12]可能会把鹰视作其氏族的图腾，或者把树和巨石看作某种神灵栖居的处所。关于自然物类（如花岗岩、云杉属、鵟属）的科学判断也隐含着某种理论的倾向。科学哲学家们都知道，要解释清楚现代人何以愿意讲科学而不愿讲迷信是很困难的，但这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深信：比起迷信来，科学能为我们了解事物提供一个更好的窗口。诚然，解释者往往是把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引入他所要解释的对象中去，可我们在理解自然的运行时用了隐含理论的判断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自然进行描述；相反，正是这一事实使描述自然成为可能。按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不带观察者的偏见去认识事物，这是科学所极力追求却又难以捕捉的目标。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个目标，而只能不断地接近它。物理学家能对一块巨石的质量作出估算，矿物学家能了解它的构成成分，生物学家能区分云杉和冷杉，而生态学家能对一生态系进行描述。他们各自的理论是有助于描述事物的，而不是妨碍对事物的描述。“质量”、“花岗岩”、“云杉属”和“生态稳态”都是作为描述各种物类的专门术语。人类心智是用这些术语对其研究对象做出反应，而通过不断的修改，我们能够近似地理解外在于我们的事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自然价值的判断与对自然事实的判断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一种意义上，价值主观论者又完全取得了胜利，可以声称：我们这一切似乎很客观的观察，实际都是戴着文化的有色眼镜进行的。但跟前面一样，价值客观论者也仍可以坚执我们日常对世界的经验及科学惊人的观察能力。大家都能相信：我们在自己日常经验所及的范围内，是能认识到自然结构层次的某些东西的。我们也相信：科学的进步使我们能进一步地（虽然只是近似地）获得对自然的形态和过程的了解。我们能区分出科学与传说，还能判别做得好的科学与做得不好的科学。当我们更进一步，要对某一自然物类的好坏或某一生命过程是否有价值作出判断时，我们只是继续进行着我们对真实世界的勾画。人们在判断一物是不是一株云杉时，跟在判断它是不是一株可爱的云杉时一样，都需要用到决断。有时，关于价值的判断会比关于事实的判断更容易作出。人们要能“看到”与一物有关的信息和能量流动或它与他物的基因遗传关系，可能比“看到”它的效用或美需要更多的理论。诚然，这种解释性的判断会受到修正，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就与其他自然物性不一样，只存在于人的心智之中，而不是时空轨迹中的一个事件。我们观看到的事物的形态，总是依赖于指导我们进行观看的理论指示；但处于进化中的人类心智在试图对物质进行考察时，也受到物质的控制。这不论在科学还是在价值评判中都是一样的。
翱翔的鹰、土星的光环和约塞米蒂[13]的瀑布，都会让我们激动。我们会赞美石榴石[14]晶体内在的对称性，能欣赏森林中腐殖质的复杂性。所有这些经验的获得，都是以文化对我们的教育为中介的，其中有一些还是由于有了科学才成为可能的。一个易洛魁人对上述现象的经验会与我们的不同，或者他从中什么都没经验到。但这些经验有很多给定性的因素，很多东西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获得这样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进行了成功的观察。人们做观察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事物。在价值理论中，我们也有同样多的理由认为：我们的鉴赏力有时是促进而非阻碍我们对客观实在的认识。
有些自然价值（如苹果的滋味、春天阳光宜人的温暖、秋天红叶那给人深刻印象的色彩等）是常识性的，几乎为所有的文化所认同。尽管这些经验都受到文化的制限，但其中有些是自然给我们的影响，是无论易洛魁人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可以感受到的。这当中当然需要有人的经验，但还是存在一种客观的实在，是我们适应了的，也是我们得以进入其中作为其一部分的。这里有某种善被传承下来，使得我们能产生这种经验。正因为我们本能的愉悦与自然密切相关，而又为人类普遍拥有，所以它切实地证明了被经验对象的客观存在。正是由于我们作为自然中的人处于经验自然的位置，使我们得以经验自然事件中的事实。其它的自然价值是通过科学文化、通过仪器和实验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先进的知识使我们作为主体能从自然分离出来而对它进行理论的抽象，但也正是这样的知识使我们能进入到自然更深的层次。有时，是最纯粹的科学发现使我们能更好地按照这些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评价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