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荒野地的条件性评价
前面说的一系列价值层次与价值类型，是否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还原为经济性的东西，以作为本—利分析的前提呢？克鲁蒂拉（J.V.Krutilla）与费希尔（A.C.Fisher）注意到这里面的困难，并将其归为几种类型。“面对如何评价保护荒野地利益的问题，我们发现对这些利益的一些方面不知该如何进行定量的估计。有些自然环境有一些很奇特的物性，可供科学研究；当某些行动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后果时，人们希望推迟行动，以留下选择的余地；有些人即使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有机会实际地到某些荒野地去，或者也不想去，但却认为让自然赐予我们的这些荒野地继续存在下去就很有价值。这里的价值都很难量化。”〔2〕
针对克鲁蒂拉与费希尔的挑战，有人提出了一些方案，用来评估荒野地的各种价值。这些方案一般试图估计这样一些价值：（1）景观价值；（2）消遣价值；（3）选择价值；（4）存在价值；（5）遗产价值。〔3〕其中，选择价值是指让一组受到人类开发活动侵蚀与破坏的自然物保存下来，从而为现在和将来使用这些自然物的人保留选择余地的价值。存在价值有别于选择价值，是指某个人知道一块荒野地存在就会感到一种满足，即使自己并不会去（或许连他人也不会去？）参观这块荒野地。遗产价值也被认为是独立于选择价值，但它是指人们认为能把荒野地传给孩子和未来世代人所具有的价值。
这五种价值中，最容易从经济上加以测量的是消遣价值。消遣在市场的其他地方[20]是可以出售的，也许我们还能给荒野地的消遣定出影子价格[21]来。荒野体验不能卖，但要有这种体验确实得花一些代价——汽油、饭、沿途的住宿、钓鱼的许可证、可能需要携带的装备、宿营的场地费等。进入一个荒野区的费用通常是每天10～15美元，但这是否就代表了参观此荒野地的价值呢？问题就出来了。荒野就像新鲜空气与阳光一样，是自然母亲给我们免费提供的好东西。它也像军队与公立学校一样，是政府为我们提供的一种非市场性服务。荒野体验不是一种普通的消遣活动，使用荒野地的人实际花费的钱远远反映不了它实际的价值。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有人提出用条件性评价。我们可以问参观荒野地的人，假如使用荒野地需要付费的话，他们会愿意付多少。“我们应当遵循的准则……是选择一个量度，能最好地衡量休闲用品或休闲服务的实际消费者的支付意愿。”〔4〕“估计利益的技术已很发达，完全可以用来对利用公有林地进行的各种消遣活动的价值进行本—利分析。使用者的支付意愿是衡量利益的一个适当的方式，而估计支付意愿的方式，可以看用户参与消遣活动的行为，或者对一个参与者的样本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的偏好。”〔5〕从用户表示自己愿意支付的费用减去进入荒野地的门票价值，便是由政府提供的净的利益，即“消费者剩余”，或消费者收到但没有为之付费的Vip。〔6〕再求多个人多次参观一个荒野地所得的消费者剩余之和，便可使原本是主观（虽也真实）的消遣价值成为客观的，可以用来跟木材销售的价值作比较了。
这样估计出的价值是一种想象的钱，这笔钱既没由用户付给谁，也没留在用户的口袋里。然而，只要我们给用户提供一个条件性的背景，就给这价值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估计。但在荒野地问题上，除了以保护荒野地不让它被用于其他用途作为“影子”外，就没有什么理由去问人们的支付意愿以确定影子价格，而在这样的“影子”下，用户的回答便成了一种竞争性的出价。这种调查法很成问题，就像是我们先夺走用户按传统拥有的一种公共利益或权利，然后再问他们愿意出多少钱来保护这种利益或权利。用户对消遣、风景、旷野、遭遇野生动物的经历、宗教体验（这些都与消遣结合在一起）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是很模糊的，而开发商对“多用途土地”似乎也有一定的“权利”。但正如森林荒野区入口处的标语所显示的，公民们一直都被告知：这些是“你们的国家森林”，鼓励大家使用，而由大家直接或间接地推选出来的政府官员加以管理。对于需要付钱使开发商不能进占这些荒野地的说法，他们根本就不适应。他们的假设正好相反：开发商是获利者而不是受损失者，应该由他们来承担他们从公共地上取走东西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那么，更好的一个问题是问用户愿意在接受多少补偿费用的条件下放弃消遣。但这样的话，我们是在问一个相当陌生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是将用户假设成一个愿意将货物出卖的人，而不是在捍卫一种受到威胁的利益，但用户是被当作一种货物（一单位的消遣，其中融入了自然历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或生命支撑价值）的拥有者，而且很善于卖这种货物。这个假设引入了一系列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公民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想法：他可以与其他人一起，将一种公共利益出卖，以换取X美元的私人利益。结果，经济学家在这些调查中不知该问人们的支付意愿还是问人们接受补偿的意愿。即使经济学家已有一些理论，可以指明该以什么作为初步的参照点，受访者也并不一定是根据这些理论来思考和回答问题。
聪明的受访者可能会表示愿意支付很多钱或要高价，以挽救荒野。（或者他们是应该表示愿意支付很少，以便让荒野区免收门票？）但无论如何，这样他们就会给出报价，以获得自己认为有利的结果。然而，大多数受访者似乎都没想到作这种策略性的报价，而且访员还可以对这种策略加以控制，那就是通过问不同的问题，把有关各方都得用有限的预算来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条件。更有理由让我们担忧的，倒是非策略性的报价。受访者如果认为自己作的估计对政府政策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就不会很在意自己怎么回答，特别是当他们很忙或对问的问题感到困惑时。访员得让他们不只是按照自己一时的偏好来回答，而是认真地为预测未来提供帮助。让受访者觉得自己的回答能影响政策，这可能会使他们作策略性的报价，但同样也可以用来促使他们负责任地回答问题。但即使受访者是在认真地进行回答，也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他们对荒野地的价值定一个价，而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来定这个价；尤其是这里面涉及十多种价值，而且其中一些价值［如消遣（recreation）之外的再创造（re-creation）、审美体验、宗教体验、业余的科学研究与性格的塑造等价值］都使得很难把消遣价值与其他价值截然分开。
当我们试图给审美价值定价时，困难就更为复杂了：审美价值是消遣价值的一部分，还是一种不同于消遣价值的价值呢？如果我们问：“这里有一个国家公园，有人建议在附近建一座火力发电厂，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公园。为了让一年内有30天公园里景观的能见度能保证在25、50、75英里的水平（在有关的大气条件能满足时），你愿意多交多少门票费？或反过来，你要多少补偿才肯买掉这样的景色？”这个问题是预设了私人可以获得某种公共利益，如空气的质量或清晰度不一的景色，或者把这种利益出售。这是要求受访者将一种集体的、非市场化的利益（景色）转换成一种私人所有的、市场化的利益（可用于消费的美元），还要求他假定自己有权出卖（且不只代表他自己来出卖，而且蕴涵了别人也得出卖）一种他认为并非为他一个人所有的公共利益。如果我们问：“这片荒野地下面有煤。为了不失去X次看到驼鹿、郊狼及旋木雀[22]的机会，你愿意付出多少（如通过增加纳税额，或提高电费）？”（这是一种审美价值，还是出于对Vor及与之相关的Ves的尊重？）这些问题假设了一种志愿的交换（用风景换取电，或用一定数量的美元换取看到一次野生动物的机会），但事实上这种交换不是由每个人志愿地决定，而是由某个政府部门作出决定，然后将利益或代价分摊给人们。失去荒野景色与野生动物的人跟获得电力的人或办发电厂并从中获取利润的人是很不相同的一些群体。
调查中问这样的问题时，人们经常会回答“无穷多”、“零”或“这是不能卖的”。这说明对很多人（有时多达半数）来说，这些问题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不属于可以考虑的范围。7人们认为可以让他们付费的，应该是某种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一种人工制品或服务，是一些已经过劳动加工或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但荒野地中并没有应该得到补偿的“厂家”或“供应商”。〔7〕这里没有谁对什么东西付出过劳动，为什么要有谁付钱或接受付款呢？在某种意义上，调查中问的“受害者必须付费”式的问题，像是要一个人为防自己的某种利益被盗走而付费，而他认为这种利益是他经由民主过程而获得的，或是由自然无偿地馈赠的。这好比是在芝加哥的街上付费以获得保护，[23]而那很难说是一个自由市场。这样的问题迫使用户采用一个消费者和一个妥协的实用主义者的角度，而在作这样的决定时，用户实际应该是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审美者、一个哲学家或一个伦理学家来作选择。
这种形式的问题，表现不出喜欢消遣的人如果从自己比较全面的人格出发，会怎样思考公共荒野地（这一由自然提供和由政府加以保护的价值）给人们带来的更大的利益，又会怎样思考收入的限制、财富分配不均及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免费的等等。这样的问题不让访员去想有必要为消遣活动保留多种选择、少数用户的权利、未来的趋势、未来世代的需要、内在的自然价值、从人类心理或社会的角度看各种消遣活动的价值以及这些消遣活动的质量等等。回答这样的问题时，受访者必须忽略掉荒野地一切历史的、治疗上的以及文化象征的价值。他不仅被放在一个受害者的地位，得估计一下自己愿意付多少钱来保护自己拥有的东西，而且还被限制用很窄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偏好，因为只有表示为金钱数额的答案才算数。
如果我们不只考虑消遣价值与景观价值，而把选择价值、存在价值与遗产价值也考虑进去的话，问题就更糟糕得多了。有的经济学家谨慎地说，我们不知道如何为这些价值定价；但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假定在这里支付意愿仍是比较适当的量度。据此量度，科罗拉多州每个住户平均愿意每年支付约4.04美元的选择价值、4.87美元的存在价值和5.01美元的遗产价值，即每年共约13.92美元，以保护120万英亩的荒野地。而如果是要保护260万英亩荒野地的话，这个总数将升至每年18.75美元（选择价值5.44美元，存在价值6.56美元，遗产价值6.75美元）；如果是要保护500万英亩的荒野地，人们平均愿意支付的总费用是25.30美元（选择价值7.34美元，存在价值8.86美元，遗产价值9.10美元）。把这个数乘以科罗拉多州住户的数目，便可得到这些荒野地带给全州的利益。〔8〕但这里为什么不用出售意愿来计算呢？这也许是因为没有人真的会想象出售者能得到什么补偿费。无论如何，这样的数字到底衡量的是什么呢？(https://www.daowen.com)
像存在价值、选择价值、遗产价值这些概念，是把分类很模糊的多种价值（大致是前述价值类型中的第2～12种，但除去消遣价值）放到一起考虑。价值越是无形，越是社会性的和生态系统性的，个人对它们进行评价的能力就越低。在给消遣价值与景观价值定价时遇到的问题，在这里也都会碰到，而且还更为严重。受访者被要求从消费者的角度，用美元数来表达自己对荒野价值的看法，可他们对这些价值根本没有什么市场经验，而美元却是属于市场的东西。即使是让他们在公民表决中投票，他们习惯于回答的“这是否值得花那么多钱”类型的问题，是与在市场上购买物品与服务（如轰炸机、图书馆藏书、不动产、楼房的建筑、若干人—小时的治安时间）相关的。他们对公民需要“购买”遗传多样性、看野生动物的机会、景观或荒野中有文化象征价值的事物的说法很不习惯，特别是“购买”的东西又是他们认为已由大家共同拥有的土地上的，而且这“购买”中也没有谁真正付钱给别人。〔9〕
受访者从来都没在任何与这哪怕有一点点相像的市场上运作过。例如，“有些人即使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有机会实际地到某些荒野地去，或者也不想去，但却认为让自然赐予我们的这些荒野地继续存在下去就很有价值。”可我们如何给这价值定一个价呢？〔10〕我们刚开始懂得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但由于这不是一种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的价值，人们该如何给它定价呢？人们是把它以某种方式归入选择价值、存在价值或遗产价值呢？还是这样的调查根本就忽略了这种价值？我们美国人会不会以每人3美元的价钱，把美洲鹤出卖掉，让它走向灭绝呢？大多数受访者即使在自己个人需要层次的框架内，也不知该如何解决涉及物种灭绝的问题，更不用说为制定社会政策而就这些问题定价了。如果受访者对他要加以判断的生态系的复杂性缺乏了解，如果估计荒野地的科学价值的人不是一个科学家，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即使我们用经济学家常用的方法，承认有一些环境价值在这样的调查中没有被捕捉到，但我们如何知道是哪些价值是被忽略了，而非被很混乱地以美元数目表达为某种选择价值、存在价值或遗产价值呢？
乍一看，如果把整个问题放在让受访者作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来回答的框架内似乎会有助于解决问题。访员提醒受访者，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回答视作在做消费者购买决定，但实际上他们回答的美元数字会被用到本—利分析的公式中，而且经济学家经常用来表示这样算出来的价值的一个术语是“消费者剩余”。受访者被告知，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回答看作更像是公民投票，美元只是作为一种标示，用来表示他们认为公民为保有荒野地给人们的利益而付出多少，正如公民为拥有法庭与军事保护需要支付费用一样。这调查是为公民表达自己的意愿而设计的，它只是部分地被用于跟实际的市场进行协作，而更多地是用于反对市场力量。付税的意愿当然比付买一天消遣的门票或接受电费涨价（这些都是消费者式的交易）的意愿更能反映人们从公民的角度是如何看问题的，但让人们设想额外多付一些税，还是没消除这种调查蕴含的“受害者必须付费”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假定。
这样，支付意愿成了一种游戏，受访者不是要想象消费者市场上的情形，而是要作为公民进行选择。他们的回答之所以要用钱数表示，是为了便于纳入到方程中，并可跟对将荒野地用于其他用途（这些用途确实涉及到商品市场）的情形作比较。表面上我们似乎是在问“这对你个人值多少？”并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偏好与购买力进行报价，但实际上我们要问的不是这样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如果大家都按比较公平的份额付税，以便让大家都能平等地、非消费性地拥有荒野地这种我们不能指望市场来提供的公共利益，那么，你认为这样的利益平均说来对于包括你自己在内的公民值得付多少税？”从价值层次的分析来说，虽说表面上答案是要用美元数来表示，但我们问的不是关于Vmp的问题，也不是关于Vip或Vig的问题，而是要问关于Vsp与Vsg的问题。
现在的困难是，我们要问的内容与问题的表面形式不一致，而且即使受访者能够理解这里面所需的拟定，他也没有什么规则可以把Vsg转换为Vmp，也没有什么规则可以将第2～12类价值合理地纳入到荒野地产品的市场价值中。他越是从一个公民的角度来回答问题，问题的这种私人化形式就离他真正需要表达的东西越遥远，他越难为之确定一个价格。他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是被迫在玩这个游戏，因为调查表上供选择的答案都不能表达他的意见，而如果自己想回答“无穷多”、“零”或其他访员认为超出要求范围的答案，又担心会被视为不合作，使自己的回答被当成不合格处理。如果一个受访者回答的是一个巨额数目（如一个喜欢消遣的人可能认为荒野体验有很高的宗教价值，一个公民想保护这种认为荒野体验有很高宗教价值的人的权利，或一个地球公民从整体的观点认为生态系统很有价值，他们都可能会回答一个巨额数目），他的回答是会被放入本—利分析的方程呢，还是会被视作有意制造麻烦而扔到一边？从原则上说，我们不应该要求公民用钱来衡量自己非市场性的政策意愿；当我们要求他这样做时，他实际上不知该如何作答，因此他的回答也就不是很可靠。
受访者不知道该如何就这些问题作计算，但经济学家却是要根据他们凭猜测而作的估计来作定量的计算，这是把本来相当粗糙的数据弄得过于精确了。通过这样对数字进行操纵，他们制造了一种幻象，让人们觉得他们的结论有着数学的精密性，而实际上这幻象是掩盖了他们所根据的是受访者对一种高度假想性的情景作的猜测性的回答。即使用受访者的行为来对他们在回答支付意愿时的判断错误加以矫正，结果也还不是很可靠，因为行为已受到财富分配不公平的影响。同时，受访者需要绞尽脑汁，才能弄清支付意愿与接受补偿意愿之间、消费者对钱的用法与公民对钱的用法之间、选择价值、存在价值与遗产价值之间、假想的市场与实际的市场之间的差别，更不用说把这些问题都量化成钱来处理了。这样的调查多是对参观荒野地的游客进行，这堪称万幸，因为这样的游客大多是受过大学教育的。
纯粹的荒野主义者会认为这种调查简直是一种亵渎；伦理学家也会抗议说公意完全被忽略掉了。我们该如何对待环境，并非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有时它是一个良知的问题。如果精神病学家荣格[24]没错的话，我们对土地的情感有的是源自某种集体无意识；可现在我们却得在几分钟内就给荒野定出一个价格！在心理学中，主张弄清人们价值观的人认为，要弄清一个人的价值观，我们必须找到他在满足如下7个条件的情况下作什么样的选择：（1）他能自由地选择；（2）他是在真正的不同可能之间作选择；（3）他是经过仔细思考，对不同选择的后果有明确地认识的情况下作选择；（4）他在作了选择后对此选择感到满意；（5）他愿意公开宣传自己的选择；（6）他愿意根据自己的选择采取行动，而且是（7）重复地采取这样的行动。而在这种调查中，这些条件没有一条是得到满足的。
在20世纪以前或在一个非工业化国家，人们几乎不可能会提出进入自然荒野区该付多少费用的问题。这是以最大限度地获利为目标的经济体系的产物。我们用来寻找答案的方法所隐含的心态乃是问题的所在，它会使荒野地大为减少。“你把你的钱往哪花？”的问题跟“你身体的重心何在？”的问题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某种特定的理论提出来的。但与物理学中的理论不同，在根据关于Vmp的理论提这些问题时，我们似乎已知道了什么可以算作成本，什么可以算作利益。我们想要知道（或应当想要知道）的，仅仅是公民们关于自然中对我们有利的事物的信念、他们对这些事物的反应及他们的公共意识。当我们向被访者问他们的支付意愿时，只会把他们弄糊涂了。这里的问题涉及的是原则性的东西，而不是关于具体该付多少钱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像是问他们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可以出售。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我们都小心地把有关支付意愿之类的问题跟关于何为高尚行为、何为卑贱行为的问题区分开来。钱的问题与用全面的眼光来回答问题是不相协调的。坚持用定价的方法进行调查，是坚持一种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这好比要把一切都跟“金本位”挂上钩，而人们在荒野的价值问题上的态度才刚开始显现，远没有定形。〔11〕
倡导这种调查方法的人会无奈地举起双手，表示理屈，但还会说用这种方法原意是好的，再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而我们又不能让我们的经济系统停止运转。甚至批评这种方法的人也可能会说，没办法我们还得用这样的方法，因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用美元来衡量荒野地的价值总比什么衡量标准都没有要好，否则这些无形价值就会在要求进行经济开发的压力下被丧失掉；尤其是这些调查方法最近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显示出的调查结果对提倡荒野保护非常有利。环境主义者可以以火攻火[25]，以免荒野地在进步的神坛[26]上被烧个精光[27]。这好像确有道理。但如果我们换用一个比喻，那我们可以说：哲学家都不愿乘坐概念上有裂纹的飞机旅行[28]，即使从实用的角度看这飞机现在是朝着正确的方向飞行。如果经济学家的模型思路不清，但我们还是要用它，而不愿正视它那谬妄的还原论的话，我们就会不大愿意承认实际世界的复杂性，并向更可能正确的方向去寻求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