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放眼未来，中国商法典或商事通则也未必就不可行。不过商法形式的选择确实存在太多影响因子。其实，立足商事实践，商事法律规范的解释、适用所面临的问题远远超过立法的形式选择。由商法适用中的难题反观对立法的需求，大多仍是在具体商事法律规范的设计与应用。商法抽象的理念、规则早已经完成普世化，无论立法还是学界的研究，恐怕都需要对具体商事规范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事行为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2010BFX086）阶段性成果。

[2]程淑娟，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1〕　程淑娟：《商行为：一种类型化方法的诠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2〕　程淑娟：《“商人”的类型化思考》，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8期。

[3]余能斌、程淑娟：《中国民商合一立法的新借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引发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1期。

[4]［德］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页。(https://www.daowen.com)

[5]［德］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6]程淑娟：《商行为：一个类型化方法的诠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

[7]［德］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8]吴从周：《论法学上之“类型”思维》，载杨日然教授纪念论文集编委会：《法理学论丛》，台湾月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12页。

[9]程淑娟：《商行为：一个类型化方法的诠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