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流动的历史

密西西比河是泥水，圣路易河是清水，而泰晤士河是流动的历史。

约翰·伯恩斯（1858—1943）

（英国政治家）

河流既反映历史，也有助于创造历史。社会与河流相互作用的原因很多，这些动机可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基于河流的有益方面，一类反映河流的危害。人类从河流中获益颇多。我们从河流中捕鱼并食鱼的历史已有数万年。河流为我们提供了生活、工业和农业用水，还为我们提供了各种矿物，包括黄金、钻石以及沙子和砾石等重要的现代建筑材料。人们可以利用河流蕴含的能量发展贸易和旅游、发电以及清除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各类废弃物。河流是人们进行休闲和审美活动的理想去处，也是野生动物的庇护之所。相反，河流也会带来惶恐和惊惧。这与水量有关：太多则发生洪涝，太少则缺水。河流水质也会引起人们的担忧，因为河水能传播疾病或引起砷等矿物质的危险富集。

人类社会所感知的河流的所有这些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欧洲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多瑙河的历史。孟加拉国众多的河流既构成了国家的景观，也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没有泰晤士河，就没有伦敦。河流是许多社会及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初的文明

3500～5500年前，在世界多个地区的大河的洪泛平原上诞生了古代文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和印度河的冲积河谷沿线分别出现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和哈拉帕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河流提供的关键的益处：充足的淡水供应、肥沃的冲积土壤以及现成的贸易和旅行运输通道。在上述三个示例中，干旱的地理位置强化了社会对河流的依赖，使得农业生产以及维持沙漠环境下的持续生存特别依赖可靠的水流。这三个水系都是外源性的，即水系发源于气候湿润的地区，可以维持水流常年流经沙漠。

一种将产生这些最初文明所涉及的诸多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理论认为，随着大量人口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管理沙漠地区灌溉所需要的中央集权组织也使得发展复杂社会成为可能。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早期城市的形成，以及人们普遍认为的最初的文明。这三个起源于河流的早期文明都发展出了各自的引水、导流、种植和储存食物的方式。这三个地区还分别出现了文字体系、立法体系和其他许多文明特征。这一“大河文明”理论表明，这些早期社会对河流的人工控制和调节是文明内在和必要的先决条件。

另一种观点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些早期复杂社会与河流之间的联系，认为文明的性质、特征和寿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河流性质的反映。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和印度河都是大型外源性水系，但在其他方面却截然不同。尼罗河在埃及境内的坡度相对平缓，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河道只发生了曲流裁弯和小幅东移等不大的变化。尼罗河的洪水泛滥通常是定期且可预测的。埃及文明的稳定和长期延续可能是其河流相对稳定的反映。相反，印度河陡峭的河槽经历了印度河下游平原上数次远距离重大改道，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坝溃决所引发的数次特大洪水。在对于包括摩亨佐·达罗在内的许多哈拉帕城市被废弃的各种可能解释中，学者们考虑到了大洪水和/或河流改道导致供水中断造成破坏这一可能。

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上的苏美尔文明曾经面临同样的河流改道的问题。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条河流之间的土地”，因其众多城邦的兴衰而闻名。这些城市大多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可能是因为幼发拉底河在灌溉方面比流速快、水量大的底格里斯河更容易控制。然而，幼发拉底河是一条多河道分汊再交汇的网状河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他河汉形成后，个别河汊不再流水，这些河汊沿线上的定居点不可避免地减少并因供水枯竭而被废弃，而其他河汊沿线的定居点则因水量充足而扩张。

探索的通道

人类一直在使用河流提供的直接通道探索新的土地。考古证据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或石器时代早期，早期人类沿着岛屿上的主要河流进入后来人们所称的不列颠岛，之后逐步扩散并在离河岸较远的地方定居。同样，大约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沿着河道从东南地区进入中欧。在这两种情况下，河谷为这些早期定居者提供了丰富的基本资源：水、鱼和猎物丰富的洪泛平原。

数千年后，北美洲的巨大水系使欧洲先驱们得以在新大陆上开疆拓土，开辟贸易并最终进行殖民统治。16世纪，在同胞雅克·卡地亚1530年代进行圣劳伦斯河探险之后，法国商人、探险家和传教士成为首批陆续到达五大湖区的欧洲人。他们受法国国王派遣，主要任务是绘制水系图，这些水系是通往新大陆的快速通道。这些河流通常是穿过北美洲原本无法穿越的森林的唯一通道，通航期可使用独木舟，冬季许多支流结冰时则使用雪橇。

1804年，当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派遣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去考察、勘测刚从法国人那里购买来的北美洲大片土地（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并形成报告时，河流仍然是最容易走的路线。刘易斯和克拉克带领探险队沿密苏里河溯河而上，越过落基山脉，沿哥伦比亚河顺流而下，最后到达太平洋。他们的探险和带回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太平洋西北地区的资料，在美国向西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俄罗斯扩张其势力、扩大对西伯利亚影响力以及西欧列强渗透非洲的过程中，沿河输送也发挥了类似作用。河流作为殖民探索通道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历史关注的话题。在18世纪中期美洲殖民化以及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向非洲和亚洲扩张期间，河流通常被用作边界，因为它们是欧洲探险者在地图上绘制的第一个通常也是唯一的特征。那些与竞争对手谈判殖民地领土分配的欧洲外交官对所要瓜分的地方知之甚少。通常情况下，他们有限的了解仅源于地图，而这些地图很少显示细节，河流是标明的唯一明显物理特征。今天，许多国际河流边界就是这些基于贫乏地理知识的历史决定的遗留物，因为各国一直都不愿意改变原始划界协定中的领土边界。

澳大利亚的墨累河

墨累河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它对于澳洲大陆的文化、经济和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算上它两条最大的支流马兰比吉河和达令河，其重要性就更大了。墨累-达令河流域的面积占澳大利亚国土面积的14%。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数千年里，许多土著居民一直依靠这条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生存，他们利用长在河岸边的桉树的树皮制成独木舟，沿河进行狩猎并开展贸易。岩画、考古遗址和墓葬遗址都是反映这些早期居民生活的证据。他们从河流中获取各种食物，包括鱼、淡水龙虾、贻贝、青蛙、海龟、水鸟和鸟蛋。

直到1820年代，欧洲探险家才第一次见到墨累河。查尔斯·斯特尔特船长沿着马兰比吉河进入墨累河，发现了墨累河与达令河的交汇处，然后继续向下游航行到达墨累河入海口。南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建立与斯特尔特的探险故事在伦敦的出版有一定关系。早期的欧洲定居者开始沿墨累河向澳洲大陆内陆渗透，河岸沿线开始出现小型定居点和牧羊场。墨累河在欧洲历史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标志之一是明轮船，众多的明轮船在墨累河水系上来回穿梭，运输羊毛、小麦和其他货物，促进了墨累-达令河流域的开发。始于1887年的灌溉农业加速了定居点的建设和河流供水系统的开发。

如今，墨累-达令河流域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农业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它拥有全国65%的灌溉农田，养活了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牛群和近一半的羊群。它还向堪培拉和阿德莱德等主要城市供水。然而，天然状态下的墨累河水量变化极大且极难预测。在严重干旱期间，它不再是一条河流，而变成了一连串的咸水坑。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对其进行流量人工调节，以确保供水。随着一系列水利工程和技术措施的实施，墨累河得到成功治理。这些工程包括五座大型水库，即达特茅斯和休谟两座大坝，以及马尔瓦拉、维多利亚和梅宁德等人工控制湖泊。自1936年休谟大坝竣工后，整条河流一直保持着连续流动。通过修建一系列隧道和管道，墨累河和马兰比吉河还从雪河获得一部分水量。为了进一步提高调水能力，建设了由13座堰、闸构成的流量调节系统，并在河口附近建造了5座堰坝，以防止海水倒灌。墨累-达令河流域存在大量天然状态的盐，生活和农业用水的水质一直是个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盐分截留方案，防止盐分进入河流。这些方案包括建设拦截盐水并进行蒸发处理的大规模地下水抽水工程和排水工程。

天然的屏障

许多例子表明，河流是群体间互动的天然屏障，在某些情况下，群体间持续分离的时间相当长，以至于出现了遗传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在中非的灵长类动物中，倭黑猩猩和普通黑猩猩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刚果河。倭黑猩猩只生活在刚果河以南，而普通黑猩猩只生活在刚果河以北。黑猩猩不会游泳，因此刚果河有效地分隔了这两个群体，基因分析表明，这两个群体拥有共同的祖先，分隔时间约130万年。

河流对某些人类群体之间基因、文化和语言的流动所具有的类似屏障作用已经得到证实。在新几内亚高地，拉马里河似一道鸿沟标示出两岸的福尔人和安加人在文化与语言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人类学家将此作为典型案例记录了下来。这两个群体说着完全不相关的语言，拥有明显不同的文化，也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尽管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拉马里河及其陡峭河谷所形成的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尤其考虑到福尔人认为人是不会游泳的。

河流总是划分出这样的边界，这些边界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的。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将欧洲的多瑙河作为帝国北部边界，因为它容易防御，因此也在“文明”帝国和对岸野蛮部落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在今天的欧洲，多瑙河是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的国际边界，同时也是罗马尼亚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之间的边界。在德国南方很多巴伐利亚人的心目中，多瑙河是南北方不同文化之间的象征性边界，他们亲昵地称其为“韦斯伍斯特赤道”（字面意思为“白肠赤道”，白肠是德国南部最受欢迎的一种食品）。

世界上不下四分之三的国际边界是河流，至少也是部分河段，这反映出了河流作为天然屏障的重要性。然而，河流边界不稳定也是众所周知的，移动是河流的固有倾向，这种倾向会给河流两岸的对立国带来法律、技术和管理层面的各种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自然要素中确定一条明确的界线，以及管理跨境水资源分配。这两个因素当然是相关联的：确定边界的确切位置影响到对水域本身以及如何利用（例如航行）或滥用（例如污染）水域的法律权利。通常情况下，确定河流边界遵循“深泓线”（河流中最深的河槽）原则，但也使用其他原则。有些边界是河道两岸之间的中间线或转折点之间的连线，另外一些则是以河岸一侧为边界。有时，基于机会主义的考量，两个国家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法律原则来确定边界位置，由此产生的争端往往需要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即使两国就边界问题达成一致，侵蚀和沉积作用还是会改变河岸、中间线或深泓线，从而使一国受益而另一国受损。

墨西哥与美国成立的双边机构“国际边界和水务委员会”就是诠释河流边界认定与河流管理之间关系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案例。该委员会成立于1884年，它本来的职责是划定两国陆地边界并确定蒂华纳河、科罗拉多河和里奥格兰德河的边界位置，但是1944年，该委员会又被赋予分配里奥格兰德河水资源之职责。今天，国际边界和水务委员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水管理和水配置上，而不是边界的确定上。然而，并非所有的河流边界争端都能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1969年，苏联和中国因乌苏里江国际边界问题，特别是珍宝岛主权问题发生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激烈冲突。

河权与冲突

淡水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加上其在河流、湖泊和地下含水层中的地理分布不均匀，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同群体在水权问题上的政治纷争。有时，在共享水资源的权利上的分歧会导致军事对抗，所谓“水战争”可能成为21世纪冲突主要根源的观念已在某些学术圈、媒体圈以及政治言论中变得相当普遍。

许多河流跨越（以及沿着）国家之间的边界流动，世界上大约60%的淡水来自多个国家共有的河流。一些较大的流域为多个国家所共享。多瑙河在这方面可谓首屈一指，其流域为至少19个欧洲国家所共享。另外5个流域——刚果河流域、尼日尔河流域、尼罗河流域、莱茵河流域和赞比西河流域——由9～11个国家共享。这些事实表明了可能的河权问题的规模，虽然存在多个利益相关者绝不是产生政治不满的必要条件。例如，恒河只流经两个国家，但在1975年印度建成法拉卡堰后，依然导致了印度和孟加拉国长达20年的对峙。孟加拉国抱怨说，由于距边境上游约18千米处的法拉卡堰的分流，他们被剥夺了灌溉用水，并且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盐碱化问题。

最终两国于1996年签署了一项水资源共享协议，但是类似恒河这样的争端并不罕见。反对上游国家排放污水、修建水坝或过度灌溉，是跨境河流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典型理由，因为这些行为会导致下游国家可用水量减少或水质降低。其中许多争端通过国际条约得到了和平解决，但还有许多争端没有解决。此外，并非所有国际条约都旨在处理国际河流争端中所有相关方的诉求。这里以尼罗河为例。埃及和苏丹达成了一项国际协议，规定了允许通过阿斯旺大坝的尼罗河水量，但尼罗河流域其他八个国家均未就尼罗河水的使用达成协议。鉴于埃及和苏丹是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前流经的最后两个国家，与上游国家就水权问题达成类似协议似乎是可取的。但到目前为止，敲定这样一项条约的细节已被证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尼罗河水权问题上的分歧依旧是引发该地区许多政治问题的根源。

通过协议解决水资源争端的做法由来已久。国际水法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当时，拉加什和乌玛这两个苏美尔城邦达成一项协议，解决了中东底格里斯河上一条支流的水资源争端。由于在当代缺乏协议，水纠纷仍然是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一个重要的潜在冲突根源。虽然该地区目前水资源过剩，但规划开发的规模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土耳其的东南安纳托利亚工程是一项针对两河河源地区的区域性开发规划，计划最终建造22座水坝。1990年，当阿塔图尔克大坝拦截幼发拉底河水流、坝后的水库开始蓄水时，叙利亚和伊拉克立即对此表示担忧，尽管两国政府事先都得到了警示，且截流之前土耳其已经加大下泄流量进行了水量补偿。预计到2030年左右，东南安纳托利亚工程将全面完工，届时幼发拉底河的流量将减少60%，严重危及下游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农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三国一直试图就这两条河流的用水问题达成协议，而目前对这一协议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中东其他地区已经因水资源短缺发生了武装冲突。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以色列、叙利亚和约旦之间因试图从约旦河和雅穆克河引水问题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1967年，就在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发生“六日战争”之前，时任总理列维·埃什科尔宣布，“水是一个事关以色列生存的问题”，以色列将动用“一切必要手段确保河水继续流动”。

从那时起，在人们对共享流域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未来如何发展的普遍看法上，“水战争”的幽灵变得愈加显现。然而，并非所有政府都认为更多的国家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甚至也不认为这种冲突是跨境河流管理中最重要的方面。国民经济发展只是“水安全”的一个方面。“水安全”是指能够可持续地获得数量足够、质量可接受的多用途用水，这些用途既包括社会和文化需求，也包括维持生态系统功能这一重要方面。所有这些用户都应该拥有对河流的权利，因此用户之间的冲突可能出现在主权国家以外的其他层面上。

湄公河流域的情形就说明了这一点。与世界上许多国际流域一样，它既被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民生资源的重要基础，也被视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所。1995年，湄公河流域的四个国家达成了一项协议，批评人士认为该协议过分强调了湄公河的巨大水电潜力以及灌溉储水能力。这种潜力的开发不可避免地聚焦于国家层面，往往会得到银行和其他政府等国际发展伙伴的支持。有人指出，这些国家和组织认为湄公河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且适合开发，而这种立场忽视了依靠湄公河维持生计的当地资源用户的活动，这是令人担忧的。

泥土中的历史

河流中多年沉积下来的泥沙记录了流域各个时代发生的变化。泥沙分析是自然地理工作者解读景观历史演变的一种方法。他们可以研究泥沙本身和/或其包含的花粉或孢子等生物遗骸的物理和化学特征。由于悬崖等自然因素或者人类的作用，泥沙可能暴露在自由面上，在这些地方进行检查和取样非常方便，但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样芯钻取装置取样时，顺序是从上到下、逆时间的。

河流中物质沉积的简单速率可以很好地反映流域条件的变化。例如，对流入北美洲东海岸切萨皮克湾的布斯河300年来的泥沙沉积研究表明，由于该地区土地利用的变化，流域土壤侵蚀量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认为，在欧洲人于17世纪中叶开始在布斯河流域定居之前，土著居民对流域没有产生显著的环境影响，1750年之前的泥沙沉积率约为每年一毫米。但是，随着第一批欧洲人开始早期的森林砍伐和农业种植，到1820年，泥沙沉积率已增长了八倍。在接下来的100年里，随着树木砍伐量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土壤侵蚀随之加快，沉积率于1850年达到峰值，约每年35毫米。在更近的时期，自1920年开始，由于城市化和修建水坝的共同影响（前者保护了土壤，后者阻止了泥沙的输送），土壤侵蚀和泥沙淤积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泥沙沉积率几乎降到与前欧洲殖民时代普遍存在的本底条件持平的水平。

河流泥沙中经常发现大量来自周围植物的花粉，花粉分析可以提供很多关于以往区域条件的信息。植被类型可以被各种因素改变，这些因素既可以是布斯河流域示例中的人类干扰，也可以是气候变化或土壤条件变化等完全自然的原因。利用从湖泊和沼泽中提取的极长泥沙样芯，我们可以重构相当长时期内植被的变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100万年。由于气候是植被的重要决定因素，花粉分析也被证明是追踪过去气候变化的重要方法。

例如，一项对取自日本琵琶湖底的250米长样芯的重要研究表明，在过去的43万年中，花粉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可以识别出5个冰期一间冰期周期。在冰期，松树、桦树和栎（或白栎）树的花粉占主导地位，表明当时的气候凉爽温和，倾向于亚北极气候。间冰期则相反，包括落叶紫薇等阔叶树以及常绿锥（一种水青冈）在内的暖温带气候典型物种的花粉值较高。

在更大尺度的景观元素中可以发现环境变化的其他证据。例如，许多现代河流的洪泛平原上都留有以前河道的痕迹，也就是所谓的“古河道”，它们在规模和/或形态上都与现在的河流不同。如果古河道被埋藏在较新的泥沙之下，那么它可能是由流向较低基准面的河流形成的，这表明当地的海平面或湖泊水位随后发生了变化。人们认为，存在于许多河谷中的河成阶地反映了气候的波动，气温和降水对河流活动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推动了这些阶地的形成。

水力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利用流水和跌水的能量驱动水轮做功。流水驱动巨大的轮子，连接在轮轴上的传动轴通过由齿轮和嵌轮构成的系统，将水的动力传递给玉米磨盘等作业机械。较早描述碾谷水磨的人是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他编写的十卷本著作涵盖了罗马工程的各个方面，东地中海地区与这项技术的首先使用密切相关，尽管同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水力利用传统。罗马的水轮经常与其他形式的水利工程配套使用，如输水渠和水坝等，用来输水及控制流经水轮的流量。今日以色列的凯撒利亚·马里蒂玛镇位于克洛科迪翁河附近，切姆彤市和泰斯图尔市位于北非罗马玉米带（今属突尼斯）的迈杰尔达河（古代巴格拉达斯河）沿岸，这几个地方目前还有多套罗马水磨在进行大规模磨粉加工。紧靠凯撒利亚·马里蒂玛镇外的水磨坊由四个垂直的水轮组成，由水坝的输水渠供水。

在古代，河流动力被广泛用于碾磨谷物，但也具有其他用途。水磨还被开发用来驱动杵锤和锯子，用于捣碎矿石和切割岩石。在中世纪的欧洲，各种水力机械越来越普遍，体力劳动被逐渐取代。中世纪早期的水磨可以做30～60人的工作，在10世纪末的欧洲，水轮被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包括驱动锻锤、榨油机和织丝机、甘蔗破碎机、矿石破碎机，在制革厂破碎树皮，敲打皮革以及碾碎石块。尽管如此，大多数水磨仍被用于碾磨谷物，以制作各种食品和饮料。《末日审判书》是英国1086年编制的一份调查报告，其中载明水磨坊6082家，不过这可能只是保守估计，因为遥远北部的许多磨坊并没有被记录在案。到了130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10000以上。

在整个欧洲，水磨坊一般属于领主、城市企业、教堂或修道院。西多会修道院在12世纪晚期英格兰“缩绒”水磨坊的最初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缩绒或毡化是修道院庄园生产羊毛布料过程中的一道工序。它包括织物纤维的洗涤和固结，这两者都是羊毛布料恰当修整不可缺少的步骤。水力技术的引入革新了缩绒工艺，在此之前该工艺一直依靠人力击打布料。例如，在英格兰南部的怀特岛上，第一座缩绒磨坊就建在夸尔修道院的西多会修道院中，它坐落在修道院庄园大片牧场附近的一条小溪上。从羊群上剪下的羊毛在修道院加工成布料，然后卖到附近的城镇。

中世纪的水磨坊通常使用水坝或堰集中跌水并堵水成池来驱动水轮。对河流的这种改造在整个欧洲变得越来越普遍，到中世纪末期，也就是15世纪中叶，相当多的河流和小溪旁都建起了水磨坊。工业革命时期一系列的发明改变了英国的棉花加工方式并催生了工厂体制这一新的生产方式，而在此之前水力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早期的纺织厂使用水轮驱动机器来生产布料，所以它们常常被称为织坊（mills）。

尽管河流继续在工业发电中发挥作用，但水力的优势地位很快就被燃烧木炭、煤以及后来的石油和天然气产生的蒸汽动力所取代。所有的热电站，无论其使用的热源是化石燃料、核能还是地热能，都是将水或其他流体转化为蒸汽来驱动涡轮发电机。蒸汽必须在冷却系统中冷凝才能在涡轮机中再循环，因此需要大量的冷却用水。大部分冷却用水来源于河流、湖泊、地下含水层和海洋。

在现代，随着水力发电技术的出现，河流流水的潜能再度受到关注。水力是唯一大规模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全世界约三分之一国家一半以上的电力依赖于水力。从全球来看，水电约占世界总电力供应的20%。大多数的大型水电站依靠大坝提供可靠的水流来驱动涡轮机，但小型“径流式”水电站不需要此类障碍物阻止河流的自然流动。雨量充沛、地形多山的国家都把水电作为主要的供电方式。挪威是一个有趣的示例。河流提供的水电除满足其自身需求外尚有盈余，因此该国已成为水电出口国。

贸易与运输

河流中的水流还有另外一种明显的功用，即为旅行、贸易和运输提供渠道。世界上许多重要城市都是依赖通航河流发展起来的，因为河流为通往内陆提供了通道，很多情况下还为通往海外提供了通道。泰晤士河和伦敦就是很好的示例。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沿河货物运输在伦敦的城市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泰晤士河流域其他许多定居点的情况也是如此。水运在当时很有吸引力，因为成本相对较低，陆路运输的谷物和羊毛等商品的价格可能是那些水路运输的十倍以上。廉价的水路运输刺激了经济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区域专业化日渐形成，城市化持续推进。1300年左右的泰晤士河干支流运输史研究表明，水路极大地拓展了为首都供应粮食和燃料的市场。当时伦敦周边地区的农业专业化也可能是水路运输发展的结果，因为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适合生产特定作物。水路运输对城市发展的主要影响有两个方面。对伦敦来说，廉价河流运输网的发展降低了首都食品和燃料的成本，打破了城市扩张的限制。水路运输也刺激了伦敦以外的首都腹地的城市发展，泰晤士河畔的亨利镇等城镇发展成为向城市供应农产品的专业中心。

通航河流也成为贸易的主要动脉，并刺激了中世纪英格兰其他地区更大定居点的发展。格洛斯特和布里斯托尔依托塞文河进行水上运输，约克在乌斯河上设有码头，诺里奇在文瑟姆河上设有码头。水运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甚至在12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忏悔者爱德华颁布的法律中也得到了体现。法律明文规定应当维持主要河流的通航，“船只可以从各地沿河流向城市或集镇运输货物”。

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在英格兰，一直到18世纪，河流运输都是大宗货物最廉价的内陆运输方式。尽管如此，在中世纪，依赖河流进行贸易的船夫和商人却必须与那些想要建造磨坊和鱼堰的人士进行不断的斗争。18世纪中期被认为是英国“运河时代”的诞生期，当时实业家们纷纷建造自己的运河，这一时代延续了150年，随着英国许多河流条件的“改善”，水路运输变得越来越容易。

河流运输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瑞典为例，在17、18世纪，由北部森林砍伐下来的木材顺流而下一直漂流至中部的矿区，被用作冶炼作业的燃料。19世纪下半叶，由于以锯木厂和纸浆厂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林业快速发展，这种形式的河流运输在瑞典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瑞典北部偏远地区的森林能够满足发展中的西欧工业经济体对锯材和方木日益增长的需求。瑞典的主要河流及其支流通常由北向南流动，密集的河网为沿海锯木厂和纸浆厂所需木材的廉价长途运输提供了可能，所以采伐北部大片地区的木材是可行的。瑞典明显的季节性气候也有利于木材的运输，春季融雪使河水上涨，方便了木材的漂流。20世纪初，瑞典出口总值中大约一半来自锯材、纸浆和纸张。1980年代，随着公路网络的扩大，木材水上运输被放弃，河流在瑞典木材运输方面的重要性才逐渐减弱。

在孟加拉国，货物和人员的水路运输目前仍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约700条河流及其主要支流构成的河网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水路运输网络之一。在旱季，现代机械化船只通航河流的总长度会有所缩短，但它们依然连接着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城镇和商业中心。事实上，孟加拉国的内陆港口处理了约40%的对外贸易货物。

内陆水运比公路或铁路运输便宜，而且往往是服务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唯一方式，在季风季节大范围洪水期间许多道路无法通行时水路运输特别有用。数百年来，乡村船只是孟加拉国传统的水路运输手段，也是公路网络不发达的南部地区主要的全天候运输工具。

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沿河贸易中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接触带来了一系列有益或有害的影响。在北美洲，受毛皮贸易的刺激，欧美于18世纪开展密苏里河谷探险。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在沿河的某些地方接触欧洲商人，其中一些贸易中心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与欧洲人接触。美洲印第安人用海狸皮和野牛皮换取金属炊具、刀、枪、织物、珠子、咖啡和糖等制成品和加工品。19世纪，来自商贸基地林立的圣路易斯镇的蒸汽船在密苏里河上往返穿梭。美洲印第安人接触了欧美文化的许多方面，但也在无意中接触感染了他们没有免疫力的致命疾病。1837年，很可能是一名汽船乘客导致了平原印第安部落的天花流行，致使1万～2万名印第安人死亡，其中作为密苏里河一个主要贸易站所有者的曼丹族，90%以上的族人在此次天花流行中丧生。

多瑙河：欧洲的大动脉

尽管多瑙河不是欧洲最长的河流，但许多人还是将其看作欧洲最重要的河流，就像17世纪中叶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在罗马纳沃纳广场修建四河喷泉时一样。四河喷泉是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最引人注目、最壮观的作品，它由四座大理石雕像组成并以埃及方尖碑为顶，这些雕像象征着当时已知的世界主要河流（毫无疑问，部分程度上指的是伊甸园中的四条河流）。尼罗河代表非洲，恒河代表亚洲，拉普拉塔河代表美洲，多瑙河代表欧洲。多瑙河是世界上连接国家最多的河流，它定义并整合了整个欧洲大陆。

人类在多瑙河流域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5000年前，当时人们聚集在今天的捷克共和国的下维斯特尼采狩猎猛犸。作为连接欧洲大陆东西部的天然迁徙通道，大约7000年前，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农民就利用这一通道寻找新的可耕地。5000年后，波斯国王大流士率领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路线前进并渡过多瑙河攻打斯基泰人。多瑙河是古希腊人建立的贸易走廊，在罗马时代，多瑙河还兼具防御屏障，以及为沿岸驻扎的军团士兵提供食品和装备的补给线的双重功能。

1000年前，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多瑙河是欧洲基督教军队开往拜占庭和圣地的通道；16世纪，多瑙河成为一条反向的十字军之路，伊斯兰教在此时被苏莱曼大帝从黑海带到了西方。1520年代，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了贝尔格莱德，打败了匈牙利人并向维也纳城墙挺进。他们在占领布达佩斯150年后才被赶回多瑙河。

多瑙河沿岸贸易造就了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大帝国，这两个帝国曾并于哈布斯堡王朝之下，德语人士称之为多瑙河王朝或“多瑙河君主国”。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玛丽亚·特蕾莎专门成立了一个帝国政府部门监管多瑙河航运。今夫，曾被拿破仑·波拿巴昵称为“欧洲河流王子”的多瑙河流经欧洲大陆的四个首都城市（维也纳、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并跨越或流经十个国家的边界。作为欧洲动脉的多瑙河一直在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19世纪第一个多瑙河委员会成立后，整条多瑙河的航运得到了促进。1998年成立的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致力于确保整个多瑙河流域淡水资源的可持续和公平利用，包括改善水质与建立防洪和事故控制机制。

鉴于多瑙河在欧洲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它反映在欧洲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不令人意外。在贝尔尼尼的罗马四河喷泉出现之前，多瑙河已于16世纪孕育出了风景画流派。大约200年后，多瑙河成为小约翰·施特劳斯一首著名华尔兹舞曲的主题。河流在诸多方面给予作家和艺术家以激励与灵感，上面列出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示例，下一章将详细探讨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