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前进的道路

河流就是前进着的道路，它把人们带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

（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

千百年来，河流一直吸引着人类。它们在文化的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包括诗人和音乐家在内的各类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流动的灵感。河流的水流不仅被用来体现大自然田园风光的神秘，也被用来承载思想和主题，推动作家们走进过去的岁月。作为上帝作品的永恒象征，河流将精神和物质融为一体，让人们洞察人类在事物秩序中的位置。从维吉尔的诗歌到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电影，河流对文学和艺术的重要性源远流长。

河流与语言

河流与文化的联系悠久而丰富，其中蕴含着许多有趣的语言内涵。许多河流的名称本身就是描述性的。某些大河因其水流规模令人惊叹而被直接称为“大”或“巨大”，如名称源于阿尔冈琴语的加拿大渥太华河。而另外一些河流的名称则更为形象一些。在英格兰，泰晤士河（Thames）的名字被认为源于印欧语，意为“暗河”；威洛河（Wellow）蜿蜒曲折，斯威夫特河（Swift）水流湍急，克雷河（Cray）清澈纯净。在英国，源于凯尔特语的河流名称比比皆是：达特河（Dart）的名字在凯尔特语中意为“生长着橡树的河流”，而艾韦恩河（Iwerne）的名字被认为是表示“两旁都是紫杉”。相反，许多河流的名称仅表示“河流”。英格兰西部埃文河（Awn）的名称源于凯尔特语，意为“河流”，所以埃文河的字面意思是“河河”。类似地，南亚恒河（Ganges）的名字来自梵语单词ganga，意为“水流”或“河流”。

河流的名字也被用作地名。以河流名称命名的城市包括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莫斯科河）、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维尔尼亚河）、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乌班吉河）和马拉维首都（利隆圭：利隆圭河）。伯利兹首都贝尔莫潘以该国最长的伯利兹河及其支流莫潘河的名字命名。在更大的尺度上，许多国家以其主要河流的名称命名。这些国家包括南美的巴拉圭、中东的约旦、西非的冈比亚和塞内加尔。在西非东部，尼日尔河流经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中部非洲的刚果河孕育了刚果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以印度河命名，尽管它已不再流经印度。1806年，拿破仑·波拿巴在北欧建立了一个类似国家，即莱茵河联邦，但1814年拿破仑退位后联邦瓦解。

同样，许多地名也与河流存在着间接的联系。牛津的意思是“牛穿过的地方”或“浅滩”。剑桥可以追溯到“格兰塔河上的桥”，格兰塔这一河名源于凯尔特语，后称为剑河被认为是受诺曼语的影响。许多位于河口的定居点的名字其词源也同样简单：雅茅斯和法尔茅斯分别位于雅尔河和法尔河的河口。当然，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许多语言。阿伯丁（Aberdeen）是苏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港口，其名称来源于凯尔特语（唐河，现称迪恩河的aber或河口）。同样，丹麦东部港口奥尔胡斯（Aarhus）在古丹麦语中就是“河口”的意思（aa，河；os，口）。在美国，许多州名都源于美洲土著的与河流相关的词汇。康涅狄格源于莫希干语，意为“长河之地”；密西西比源于齐佩瓦语，意为“大河”；密苏里源于阿尔冈琴语，意为“大舟之河”；内布拉斯加源于奥马哈或奥托斯印第安语，意为“宽阔的水”或“平坦的河流”。然而，并非所有与河流有关的地名都是可靠的。巴西沿海城市里约热内卢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它由1502年元旦那天第一次发现该地的葡萄牙水手命名。他们称之为“一月河”，错误地认为里约现在所处的大海湾是一条大河的河口。

一些源于河流的术语在英语中被广泛使用。meander（曲流）一词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在地方语言中它被用作动词和形容词，表示蜿蜒的道路。rival这个词也源于河流术语，表示为同一目标与他人竞争的人。它来源于拉丁语单词rivalis，意为“使用同一条河流”。著名成语crossing the Rubicon有其历史渊源，字面意为越过卢比孔河，引申义破釜沉舟。卢比孔河是东、西罗马两国之间的边界，任何罗马将军都不得率领部队渡河南下，否则就是直接挑战帝国权威。因此，当尤利乌斯·恺撒决定渡河进军罗马时，他已破釜沉舟，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风景画

河流及其河谷为世界各地的风景画家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曲折的河道蜿蜒穿过悠久的中国山水画历史。例如，宋朝最著名的画作可能是12世纪早期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画卷全景式地描绘了宋朝都城汴京（今天的开封）的日常生活，作品以其对河流周边及沿河的大量人物、建筑、桥梁和船只的细节描摹闻名于世。这幅画被后世的二十多位艺术家模仿过。最新的仿作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中国馆展出的电脑制作的动画版《清明上河图》。

欧洲早期风景画的某些示例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当时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艺术家都与多瑙河风景画派有关。他们的作品主要以帝国城市雷根斯堡为背景，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影响与德国哥特传统融为一体。300多年后，法国印象派的许多画家从塞纳河水面瞬息万变的色彩和光线效果中获得了灵感。他们包括奥古斯特·雷诺阿、克劳德·莫奈、爱德华·马奈和古斯塔夫·卡勒波特。莫奈选择居住在离巴黎不远的吉维尼村的河边。塞纳河在后来法国艺术家的作品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乔治·修拉最著名的点彩画作之一，1884年创作的《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大碗岛是塞纳河中的一个岛屿，当时是肮脏巴黎的田园度假胜地）。塞纳河也为野兽派画家亨利·马蒂斯和莫里斯·德·弗拉芒克提供了早期的灵感，后来他们搬到了气候较为温暖的地中海地区。

在欧洲其他地方，19世纪早期英国浪漫主义画家约翰·康斯太勃尔与斯托尔河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康斯太勃尔出生于东英格兰斯托尔河畔的一个小村庄东伯格霍尔特，而这条河的周边地区戴德汉姆河谷，在这位艺术家生前就以康斯太勃尔之乡闻名于世。差不多同一时期，切尔涅佐夫兄弟关于伏尔加河的作品使得人们更加欣赏俄罗斯艺术中的风景（见下文）。

在北美洲，一位名叫托马斯·科尔的艺术家于1825年第一次沿哈德逊河前往卡茨基尔，其旅行过程中创作的作品在新兴的纽约艺术界引起了轰动。由此诞生的哈德逊河画派宣称它是美国第一个连贯的艺术流派。该画派成员早期主要关注纽约州哈德逊河沿岸宏伟的自然风光，赞美原生态的景观，但后来其主题范围逐渐扩展，甚至包括遥远的南美和北极。另一位作品与河流密切相关的美国艺术家是约翰·班瓦德，他关注的是密西西比河。1840年，班瓦德开始创作密西西比河大型全景画，该油画最终长度约800米（约半英里，尽管广告上说它有3英里长）。班瓦德向付费公众展示其作品，后来他带着密西西比河全景画去了欧洲，于1849年在伦敦附近的温莎城堡为维多利亚女王做了私人展示。

伏尔加河：俄罗斯的灵魂

伏尔加河是欧洲最长的河流，它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拥有特殊地位，是他们钟爱的民族文化象征。在民间传说、歌曲、诗歌和绘画中受到尊崇的“母亲河”或“伏尔加母亲河”代表俄罗斯广袤的区域，体现了俄罗斯历史的命脉。在尼古拉·卡拉姆津、伊万·德米特列耶夫和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等19世纪作家的感伤诗中，伏尔加河被描绘成俄罗斯的象征。19世纪上半叶号称是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其领军人物彼得·维亚泽姆斯基王子把伏尔加河誉为“民族的标志”。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其长篇和短篇小说中也生动地描绘了伏尔加河流域人民的生活，他早年生活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交汇处的下诺夫哥罗德市，曾在伏尔加河的轮船上做过洗碗工。

表达对伏尔加河的敬意是俄罗斯民歌常见的主题，《伏尔加河船夫之歌》就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这是蒸汽时代之前纤夫在伏尔加河某些河段上沿岸用纤绳拉船时通常会唱的一首水手号子。这首歌因出生在伏尔加河地区的歌剧男低音歌唱家费多尔·夏里亚宾的演唱而流行。它与伊利亚·列宾的生动描绘沙皇俄国农民恶劣工作条件的著名同名油画联系密切，也在涅克拉索夫的诗中获得了共鸣：“这是成群的纤夫在爬行/这呼声粗野得没法忍受。”列宾的这幅作品完成于1873年，它成功地捕捉到了纤夫们的尊严和刚毅，代表了民族现实主义画派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19世纪后半叶，艾萨克·列维坦、伊万·希什金和鲍里斯·库斯蒂季耶夫等著名俄罗斯艺术家越来越多地在画布上描绘了伏尔加河及其城镇、村庄和周边风光。列维坦的作品以其反映俄罗斯大自然灵魂的倾向而闻名于世。他在伏尔加河上度过了几个夏天，他的一些著名的画作捕捉到了变化的光线、生活的节奏以及伏尔加河风景的美丽和宁静。

俄罗斯乡村风景艺术获得真正欣赏可以追溯到1838年，当时，受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皇宫事务部的派遣，格里戈里和尼卡诺·切尔涅佐夫兄弟俩踏上了从雷宾斯克到阿斯特拉罕的伏尔加河“发现之旅”，全景绘制“伏尔加河两岸美景”。最终在圣彼得堡展出的是一幅长约600米的环形风景画，展厅装饰类似船舱，并配备了模拟水上旅行的音效。遗憾的是，这幅史诗般的作品在历经无数次翻卷后并没有保存下来，但切尔涅佐夫兄弟的日记、旅行笔记以及部分工作草图和油画保存了下来。

在电影方面，音乐喜剧《伏尔加，伏尔加》是苏联时期的一部经典影片，据说是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最喜爱的一部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民谣歌手为了去莫斯科参加音乐比赛而与小官僚斗争的故事，主要场景为伏尔加河上一艘名为“约瑟夫·斯大林号”的轮船。该片于1938年首映，其轻松的逃避现实主义风格与苏联当时发生的经济困难和政治清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音乐

理查德·瓦格纳的大型四联剧《尼伯龙人的指环》（英文中通常简称为《指环》）的主人公是莱茵河中的三个水精灵。莱茵河少女（借用德国民间传说中的水精灵——见第二章）是藏在莱茵河中的莱茵黄金的守护者，在19世纪中期史诗中，宝藏后被偷走并变成了戒指。她们出现在第一和最后一个场景中，最终从莱茵河水面升起，从布伦希尔德火葬柴堆的灰烬中取回戒指。

罗马尼亚作曲家扬·伊万诺维奇1880年创作的华尔兹圆舞曲《多瑙河之波》展现了多瑙河的魅力和浪漫，但14年前由奥地利指挥家和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圆舞曲更为广受欢迎。这首德文名称为Ander schönen blauen Donau，在英语世界更为熟知的名字为《蓝色多瑙河》的圆舞曲，从那时起便一直是极受欢迎的古典音乐作品。

约翰·施特劳斯所生活和工作的维也纳是当时的奥匈帝国首都，也是高雅文化和古典音乐的中心。在当时的帝国行省波希米亚，捷克作曲家贝德里赫·斯美塔那创作了民族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其中的《伏尔塔瓦河》是至今仍最受欢迎的片段。音乐描绘了贯穿波希米亚的伏尔塔瓦河流过森林和草地，经过废弃的城堡，见证农民的婚礼，然后壮阔地穿过布拉格汇入易北河。这首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奠定了斯美塔那作为捷克民族乐派运动奠基人之一的地位，许多人认为《伏尔塔瓦河》是捷克共和国的非官方国歌。

密西西比河是另外一条有着深厚音乐传统的河流，尤其是在它流经的被称为美国南方腹地的下游地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地区是一个文化凝聚力很强的农业区，主要种植棉花。起源于密西西比河这一区域的各种音乐风格在整个北美洲及其他地区受到欢迎。蓝调诞生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后者为密西西比河和亚祖河之间的冲积洪泛平原，而布吉伍吉和爵士乐则诞生于下游的新奥尔良。蓝调与福音音乐融合产生了节奏蓝调、摇滚乐和灵魂乐。路易斯·阿姆斯特朗、B.B.金、查克·贝里、杰瑞·李·刘易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艾瑞莎·弗兰克林都是密西西比河畔出生并成长的20世纪国际著名音乐家。

文学中的河流

作家和诗人以多种方式利用河流。河流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地理特征，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其恒久的运动和不变的方向为叙事提供了动力。河流之旅是最常见的河流隐喻之一，它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还兼作生命之旅，呈现对成长经历的洞察。作为小说的背景，河岸提供了一种命运感，暗示了自我发现的可能性。

通过对罗马文学中河流被用作诗歌手法的各种方式的评估，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充满活力和变化的景观元素是如何与诗歌的动力相互作用的。河流可以是诗歌和诗人之间的媒介，河流的流动可以是叙事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叙事结构的一部分。尤其是在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前19）中，河流象征着方向性的进步，旅程同时具有空间性、时间性和文学性。台伯河既是埃涅阿斯意大利之旅的起点，也为叙事提供了方向。

河流推动诗歌叙事的另一个示例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诗歌《夏洛特夫人》（1833）。诗中的一切都随着河水的流动而变化。当夏洛特坐在塔楼上时，河水从她身边流过，映照着这个世界，向下游的卡米洛特流去。当兰斯洛特爵士骑马匆匆而过时，夏洛特离开塔楼进入河中的真实世界，她解开河岸上的船链并在船头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通过确立身份有效地发现了自我。她随船顺流而下到达卡米洛特，死在了那里。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5）是一个典型的以密西西比河为背景的河流故事，其主题清晰地呈现了自由、变化和蜕变这些大河河道所固有的特质。因不堪酗酒成性的父亲的虐待，哈克·费恩和他的朋友吉姆（一个逃跑的奴隶）乘着木筏沿密西西比河逃走，他们的旅程代表了对压迫、破碎的家庭生活、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的逃离。该书取材于作者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童年经历。塞缪尔·克莱门斯（马克·吐温的真名）二十多岁时曾做过内河引航员，其笔名就源于这段经历，取用的是观测员测量河道浅水水深时常见的叫声。为避免船只搁浅，观测员要向引航员报告水深，“马克·吐温”意为“测标2英寻”。

在查尔斯·金斯利的经典儿童小说《水孩子》（1863）中，这种变化和新生更具奇幻色彩，小说以扫烟囱的男孩汤姆探求河流的清洁功能开头。汤姆逃离可怕的生活去河中寻找自由，但在经历了水孩子的历险之后，他最终在基督教救赎的道德故事中再次以人类的形态重生。围绕都市河流展开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是查尔斯·狄更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该书于金斯利的《水孩子》出版一年后开始创作。小说以连载形式出版，作品利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泰晤士河赋予若干人物以重生和新生，充满了水的意象。威廉·博伊德在《普通雷暴》（2009）一书中也以类似的方式利用泰晤士河来改变身份。当时，伦敦警察平均每周都会从泰晤士河里捞出一具尸体，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促成了该书的创作。

在文学作品中，借由其对边界或阈值的表征，河流也可以用作转变的催化剂，所以渡河行为会促成某种改变。河流可合可分，可以是伙伴，也可以是神。因其蕴含着大自然的核心奥秘，河流可体现对智慧的追求。我们也可以借助它们来探索物质世界，寻求道德、知识与自然法则的方向。当然，即使在一部作品中，河流也可以有很多含义。

刚果河：《黑暗之心》

许多人认为，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这部作品极具复杂性，旨在反映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感受。非洲的刚果河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为小说内容的不确定性赋予了方向和形式。故事描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任务，即马洛去河流上游冒险寻找库尔茨。这是一次身体上的旅行，溯河而上进入非洲大陆，同时也是一次直面殖民主义残酷现实的道德和政治之旅（库尔茨是一名失踪的贸易代表，为一家从事象牙贸易的比利时公司工作）。它还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的旅程，即一场由马洛和读者共同进行的心理之旅，在这段旅程中，我们深入自我，直面最基本的动力和冲动、弱点和需求，深入地下世界，也就是“黑暗之心”。

小说以嵌套故事的方式构建，叙述从泰晤士河的河口开始，四个男人坐在一艘船的甲板上，听马洛讲述他年轻时去非洲的一次旅行。在这样的场景设置下，发生在遥远大陆“黑暗之地”的事情，得以在听众看似安全而舒适的世界里产生反响。

在马洛向上游航行的过程中，库尔茨的形象逐渐浮现。这个作为善的力量启程的人已经被权力腐化。库尔茨在当地的非洲社区获得了近乎神的地位，这种地位因其使用武力而得到巩固：他掠夺农村地区的象牙，随意射杀百姓，把他们的头骨展示在栅栏上以显示他的权威。马洛的非洲之心旅程探索了欧洲启蒙运动、理性语言和帝国主义言论的阴暗面。

19世纪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首次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连载，1902年以小说的形式面世。20世纪末，马洛的河流之旅在另外一部经典作品中再现，这次是一部电影，即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越战大片《现代启示录》（1979）。当然，从表面上看，电影以另一个大陆为背景，但它表明，在作品问世近一个世纪后，康拉德的故事依然在当代产生了无数回响。马龙·白兰度饰演的特种部队指挥官库尔茨上校在权力中陷入疯狂，象征着启蒙运动、人道主义和所谓进步中的堕落声音。和小说一样，电影中塑造的形象和人物可以被解读为对战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然而，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也都被看成这些作品试图揭露的虚伪价值观的表达。

科波拉的电影同样以嵌套故事的方式展开，同期拍摄的纪录片《黑暗之心》记录了《现代启示录》的制作过程，见证了现实生活中的腐败、堕落和疯狂，堪比虚构的库尔茨。无论如何，小说、电影以及关于电影的电影都只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讲述故事的。对于这条河流流经的陌生大陆，没有人去试图了解。人们可以批评说，这是欧洲把非洲整体尤其是刚果河，以及美国为自由和民主而进行的狭隘圣战神话化的象征。但是，对于每一个故事的多层面目标而言，可替代参照系的缺位同样至关重要。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本质上孤独的旅程，包含着旅行者深刻的精神变化；这一旅程担负着深入事物核心的使命，却无法揭示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简单答案。如同他所居住的黑暗世界，库尔茨的性格神秘莫测。在所有的情形下，河流的作用都至关重要，康拉德将其称为“人类梦想”和“帝国萌芽”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