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的撒马利亚人
1981年深秋，在从尤蒂卡出发的火车上，我发现了钱包。
嵌在肮脏的座椅和窗户下的金属条之间，所以不注意是看不到的，但是我感觉到它在我屁股下面硌到我，硬硬的，我重重地坐下去的时候，书从我书包里滑出来，掉在我腿上然后滑到了地上。
完全是个意外！因为我本来是打算坐在另一个车厢的，但是眼睛余光看到我在学校里认识的一个人——不太认识，但是她认识我，她原本希望我坐在她边上，这样她就能跟我讲关于她男朋友(们)的事，她们女生联谊会姐妹们的事，讲我们的学校是多么“可怕”——这要是被她看到，我可是够倒霉的，在她还没发现我之前，我赶紧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开。
那个硌到我屁股的东西是个女式钱包，大绿色，做成鳄鱼皮的样子。我偷偷查看了下，希望没有人看到。
很明显，这是别人丢失的——不是我的。
我二十岁——还很年轻，挺需要钱的，心中还是掠过一丝高兴，有人能把她的钱包落下——为我。
失物都会有一段罗曼史，我想。比如一栋遗弃的房子，废弃的车子。曾经很有价值、很宝贵的东西，现在没有人要。我们高中的失物招领处，是一个带着好几个架子的壁橱，紧邻前厅，有一个秘书有它的钥匙。找棒球手套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地看到很多丢失的棒球手套还有手表、镜片破碎的眼镜、肮脏的零用钱袋、笔记本、汗衫、袜子、单只运动鞋。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被人丢掉了？我曾经和一个丢了手表的朋友一起去过，上体育课的时候她很傻地把表摘下来放在她的柜子里(没有上锁)，等她回来的时候发现表不见了——我本来可能会提醒她的，假如我觉得我该管的话。我觉得这很奇怪，她为什么会想象手表会被人交到失物招领处等她去认领呢，很明显手表是被人偷了——但是跟之前一样，朋友愿意这么判断，我能管得着么。
对我来说好奇怪啊，人们总是丢三落四，人们总是这么不小心。
我们——我弟弟和我——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丢三落四。我们没有钱挥霍，而我那易激动的母亲喜欢边说边做作地打着手势，似乎在掩饰自己的话，你会有一种感觉，母亲是多么想要钱去挥霍，如果有钱给她挥霍的话。
我们也不喜欢浪费表情，或者看法。我们对别人的看法，我都会保密，不会说出来，包括我最亲近的朋友，这也是为什么，在高中认识我，现在已经上大学的女孩们中间，我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我是个可以信任的人。
我不和别人分享秘密。如果有人告诉我秘密，我是不会背叛那个人的。
我内疚地抬起目光——但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哪怕是我走过过道的时候，那个很粗鲁地盯着我的中年男人也对我没什么兴趣，读起了报纸。一个很孩子气的念头冒了出来——这是个诡计。一个测试。
或许有一个列车员在看着我。或许他会出现在我面前，声称钱包是他丢的。
但是列车员在车厢的另一端。他没看见，绝对的。如果我打算把它塞进我的包里，那钱包就是我的了。
钱包很诱人：看起来很时髦，很值钱。除了“皮”是人造的，还有那铜边开始生锈之外。
背面有生锈的铜制字母缩写——AMN。
里面，这个钱包跟别的钱包一样——一个放零钱的小隔，一个放卡的隔层，有一张信用卡，一张汽车协会会员卡，医疗牙科健康卡，还有一些快照和一本驾照，签发给安娜玛丽·尼维卡的，地址是纽约迦太基皮特卡恩街2117号。
驾照上的小照片上是一位微笑着的年轻女性，一头金色的波浪卷发披在肩上，深色眉毛，深色的嘴唇。她头发不是自然的金色，你可以看到——发根部位是深色的。她的眼睛里能看到相机的闪光。
1954年5月19日出生于纽约迦太基。只比我大七岁，但是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安娜玛丽·尼维卡很吸引人，我觉得。男人们在大街上会回头看她。女人们也会。
我或许能感觉到一阵羡慕、嫉妒——不是那种愤恨，而是对一个很明显比我，或者说能想象到比我更有魅力——“性感”——的人的一种自惭形秽的仰慕。
除了，在别的照片里，她本人的或者是和别人一起的，安娜玛丽·尼维卡看起来有一点悲伤——哪怕是微笑的时候。好像是另外一个时代的迷人姑娘，一位好莱坞新星，你知道在她的美貌背后，过着并不幸福的生活，离婚、酗酒，最终早逝。
钱包里只有四张快照，裁剪过大小的：年轻、丰满的安娜玛丽穿着婚纱，一位很好看，浅橄榄色皮肤的年轻男子搂着她的腰，他微笑着的脸和她的脸紧紧贴在一起，这个姿势两个人都得很使劲；安娜玛丽和一对年纪大得多，体格健壮的夫妻，看起来应该是她父母在一起的照片，穿着都很讲究，对着镜头都笑得很灿烂；安娜玛丽腿上坐着一个婴儿，帅气的新郞穿着T恤和短裤，紧挨着她的椅子坐在草地上，手臂轻轻搂着她露在外面的，形状美丽的腿；安娜玛丽和另外几位非常欢乐的发型惹人注目的年轻女子一起，在一个饭馆庆祝某人的生日。
我感觉到一波不安——这是一个女人的一生——实实在在的一位女人。妻子和母亲，可爱的女儿，朋友。
我自己简易的钱包里没有快照，只有些小隔层装着卡片。而且也没有这么多。
对我来说很可能的是，带着姓名缩写的钱包是某个爱着安娜玛丽的人送给她的礼物。而且爱她的人会很多。
把姓名缩写嵌在钱包上，这样的样子，在买的时候，闪闪发亮的铜——这会很贵吧？
最后，从外到内看了一遍钱包，现在我在找钞票——好像，直至这一刻，我还根本没有考虑钱包里的钞票。
似乎在这个丢失的钱包里，钱有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
甚至在我把钱包从缝里扯出来之前，好像我第一瞬间首先考虑的都不是钱。我一感觉到有东西硌着我屁股的时候，我的直觉就是——某个贵重的东西，被落下了！
孩童时代嘲笑人的儿歌——发现者，保管者，遗失者，哭泣者。
(我真的有那么穷？我家庭真的那么急需用钱？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父母的忧虑——他们出生在大萧条时期，永远都无法忘记那段历史。我们跟寡居的奶奶一起生活，住在她在迦太基的小板房里。我父亲经常换工作，那些工作好像也不是他的原因总是不知道怎么就蒸发了似的；很小的时候我就了解，你能工作、工作，一直工作，然而还是很“穷”，贫穷带来的耻辱让人痛苦，带给你的痛苦远甚于那些根本不去工作的人。在小文科学院里，在那个我有音乐奖学金的大学里面，如果同学们知道我是多么需要钱——多么渴望，甚至我的奖学金也不够维持我在学校的生活的话，我真的会很丢脸。我去餐馆打零工，挣最低的薪水，还无法向别人抱怨工作的痛苦和好笑来得到一点慰藉，因为我无法承受让别人猜测去做那样的工作，我是多么需要钱。)
我慢慢地数——再数一次——钱包里的钞票：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块，一张五块，还有些毛票——还不到三十美元。
三十美元！这对我来说，对于一个买完去迦太基往返票后钱包里只有十八美元的人来说，并非毫不起眼。
我明白，钱包的主人安娜玛丽也没有钱可挥霍。
你可以从快照看出来。年轻女人的发型、“特意打扮”的衣服、奢侈的化妆品和珠宝。
在其中一个隔层小口袋里有一张卡——紧急情况下请联系直系亲属贾拉尔·尼维卡，纽约迦太基皮特卡恩街2117号。
“贾拉尔”——这一定是她丈夫，橄榄色皮肤，帅气得可怕，像浪漫油画里的吉普赛情人，拜伦式英雄，希斯克里夫(小说《呼啸山庄》中的男主人公——译者注)。
“贾拉尔”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看到。我琢磨安娜玛丽的丈夫是不是有地中海血统，或许是希腊、突尼斯——中东地区。我在想要是嫁给长着这么一张脸的人会是什么样子，而且还是像安娜玛丽·尼维卡这样诱人的女子。
火车窗户，看起来雾蒙蒙的，或者说油腻腻的，好像很久没有清洗过，窗外深秋萧瑟的景象随着轰轰隆隆声飞速闪过。火车沿着莫霍克河疾驰，但是我坐在对河窗户的另一边——眼前全是山、松树、将近中午苍白的冷冷的阳光。我闻了闻钱包——有淡淡的香水味，女士香水，或许。
一个强烈的感觉席卷而过，我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感觉。
“贾拉尔·尼维卡”这个名字边上是一串电话号码。
我想——我应该拨打这个号码。
不过——我痛恨打电话。一种顽固的羞怯让我变得口吃。我无法停止想象，在电话那头，某人不耐烦地皱着眉头。
喂，你是谁？你要找谁？
我甚至不喜欢给父母打电话。我从来都不喜欢给陌生人打电话。
不是我自己选择回家过周末的，从我学钢琴和作曲的大学；我母亲希望我帮她照顾祖母，老人家已经几乎卧床不起了，因为风湿关节炎以及一种叫作——这个词让我心中充满恐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病。(还有其他的家庭问题，说起来太烦人太让人伤心！“你就回家吧。帮帮我，就这一次”——我母亲这么求我。)我家里人一般都认为我学习是要当个中学音乐老师，但是我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作曲上，而且我的生命更多的——我脑中认真的，秘密的生活——充满了音乐和诗歌：为诗歌配音乐。
音乐，还有我读到或者听到的东西总是在我脑海里交织在一起。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投入这个另外的世界，并不觉得孤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努力让自己觉得同他们的关系很重要，或者困扰于捉摸他们对我的看法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孤单。多么坦率、真诚的姑娘——但是为什么她会这么自我？别人都不会这样的！
在从迦太基往返的火车上，我喜欢一个人坐着做我的音乐。构思一些曲子，灵感来自于——虽然我不太希望承认这一点——诸如亨利·考埃尔、查尔斯·艾夫斯、乔治·克拉姆、丹尼·平卡姆等等我最早接触的并不广为人知的美国作曲家。(六年前，平卡姆曾经在尤蒂卡这个小文科学院里当了一年驻团作曲家，他的影响至今犹存。)我还写诗，受浪漫诗人们的影响，如雪莱、济慈、埃米莉·勃朗特当然还有埃米莉·迪金森——她的作品最为激起我的兴趣，因为我感觉到它超越了我理解能力。当我打开马尼拉纸文件袋，我就感觉到兴奋，充满希望。
我的老师鼓励我——当然。不吝溢美之词，尽管以他们的能力他们也拿不准，但是我的老师们明白尽可能鼓励我们对他们来说总是好的。
我的同屋室友搞不好是一对双胞胎：欢快的毛手毛脚大个姑娘，争着当班干，在体育方面有特长，把在这方面“帮扶”像我这样的人当作是自己艰巨的任务。她们中的一个，洛丽·奥布莱恩，告诉我，很让人难忘：“你知道，纳迪亚——一个能一辈子——两辈子！——都花在聆听那些前人的伟大的音乐上。”洛丽穿着校运动队发的海军蓝尼龙大衣。她皱着眉眼带同情看着我。“莫扎特、贝多芬，他们是谁——剧作家——德国人……仅仅是瓦格纳歌剧——里面有一个骑着飞马的，叫‘瓦－尔－基－里’……你就能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去听。”
我使劲憋住笑。或者是我可能就是笑出来了。太有意思了，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
我告诉洛丽，我并没有想去写瓦格纳风格的歌剧。而且我也没有要打算去听它们。
后来，我无意中听到洛丽跟我们的室友抱怨——她是个怪人！她最好是一个人住个单间。
在迦太基。我把钱包放在我包里下了火车。我并不是打算把钱包带走，我是想把它交到车站失物招领处。但是当我走近柜台，里面的职员——一个年轻女士，眼皮上长着一个很明显的麦粒肿，尖声冲着我喊，“下一个？对吧？”好像我是在排队等待，而不是犹犹豫豫地就站在她面前几尺远——我意识到我不能信任她，不能把安娜玛丽·尼维卡的钱包交给她。
她会偷拿里面的钱。
她会偷拿里面的快照。
我也没有拨打里面写着的贾拉尔·尼维卡的电话。
我想，我可以把钱包直接还到皮特卡恩那个地址：街道离火车站没多远，在南迦太基。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地区，我想我没有认识的人。
这不太像我，行事这么冲动。不顾后果！
我还隐约知道妈妈可能在等我——虽然手机占线不太常见，而且也不会预料到我会给妈妈打电话说我可能要晚几分钟回家。
几分钟！好吧——或许是半个小时。
火车或许可能晚点了。是的，实际上——我会这么跟妈妈说。
皮特卡恩是南迦太基的一条窄窄的住宅区街道，直通到河边——黑蛇河城市的东部界河。这部分城区大部分都是码头、仓库，还有小企业，但是尼维卡的地址是在一个几乎建到路边的褐色石头联排住宅区。
这个住宅区跟我自己那个没有太大差别，除了更破旧一些——没有车道，车子都停在街上；事实上也没有前院，所以孩子们的玩具，甚至是自行车，都靠在允许停放的人行道边上。
皮特卡恩2117号跟周围的房子一样：两层褐色石头小楼，带着尖尖的房顶，很小的前廊，很小的没有长草的前院。我犹豫地站在路边，琢磨着我该说什么。会是迷人的安娜玛丽·尼维卡来开门么？我要把钱包猛地递给她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什么？
她会是多么惊讶！我会说我觉得最好还是我自己把它带过来。要不然——搞不好就不知道被谁擅自拿走了。
但是“擅自拿走”这个词会不会太做作？或许说——“偷”会更好？
我看到门边的窗户里有人在动。有人在看我。
“你好？”——门打开了，一个男人站在门口。
他是贾拉尔·尼维卡：我认识他。
除了比我想象的要老一些。他的头发散乱，很黑，但是夹杂着一些灰色。他的脸仍旧是那种吉普赛人的帅，但是焦虑或者劳累写在脸上，他的衣服——上衣、裤子——看起来似乎他就是穿着睡的。他还光着脚。
我跟他打招呼然后解释我捡到了一个钱包，是安娜玛丽·尼维卡的。
“钱包？她的钱包？”
他从我手上拿过钱包，急切地翻看起来。
“你在哪儿发现的？”
我告诉他：在从尤蒂卡到迦太基的火车上，就在今天上午。
“火车上？从——”
“从尤蒂卡。”
当然了，火车是从奥尔巴尼，或者纽约开出来的。说尤蒂卡有点会误导，那里只是我上车的地方。
钱包可能是另外的时间掉的，或许是头一天。从迦太基到尤蒂卡到更远的地方的火车上。
这个男人一定是贾拉尔·尼维卡，安娜玛丽的丈夫，他看起来目瞪口呆，好像被击中了头部，但是还没有被击倒——他还站着。但是我再怎么解释我是怎样发现钱包的，他都似乎没有听进去。他盯着快照——他的眼里充满泪水。
他没有检查钞票。也没有查看信用卡。
“你说你在火车上发现的？今天上午？”
我小心翼翼地重复着我说过的话。我从来没有如此靠近——身体——一个陌生人的身体，在这样一种情绪状态下；我心里无法自抑地充满了责任感。我试着想象我大学室友的那种轻快、合情合理又坦率认真而且还很友好的方式，她们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会做得很好。
“是的，我想我最好——自己把东西带来给你……钱包里有一张卡片——‘紧急情况下请联系……’”我的声音有些犹豫。“你是——‘贾拉尔·尼维卡’？——最亲的亲人？”
“是的。我是——‘贾拉尔·尼维卡’。”他盯着我，紧紧握着钱包，好像那是一个受伤害的东西，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我想——她离开他了。她跑了。他还不知道，对——还不知道。
因为悲痛或者某种类似于惊惶的感觉，贾拉尔·尼维卡的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他又问了一遍我是在哪，什么时间发现的钱包：
“在火车上，到迦太基的？今天上午？”
“是的，我坐到一个空位子上，钱包卡在座位和壁板中间。这也是为什么别人都没有发现，我猜——可能是有意藏的。”我焦急地说着，好像希望能安抚这个激动的男人。“我想，与其把它交给车站，不如我直接把它带来交给你——带到这儿来——亲自，这样子更安全，更快捷。”
现在我已经把钱包交出去了，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然而多么奇怪，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打个比方，对我妈妈来说简直是再明显不过了，可是对我似乎完全不明白。
尼维卡先生突然意识到：我帮了他一个忙。
他给我一声迟来的谢谢。他手忙脚乱地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钞票，递给我。
“‘好心的撒马里安’——‘撒马利亚’——”他那铁灰色没有修刮的脸上露出笨拙的微笑。
我马上拒绝了——“哦，不用，谢谢你。尼维卡先生，我——我不能……”
这对我来说很奇怪，还有一丝无法相信，这个奇怪的披头散发的帅气男人似乎并不清楚自己有多帅——他看像我这样的陌生人的方式。如果他清楚，或许他会冷峻，自我；甚至是轻蔑、冷酷。对那些并不漂亮的人来说，漂亮的人不会保护一个痛苦、受伤的人这样一个事实总是看起来很让人吃惊，虽然常理告诉我们并不是这么回事。
离得近了，男人身形上的美就不那么明显，就像离得太近了看一幅画看到的都是小点点，小颗粒。他的皮肤看起来不太健康，他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布满了细细的血丝。他的声音沙哑、疲惫盖住了喜悦：“小姐，谢谢！我妻子也会希望你收下的——一点点‘报酬’。”
他还咕哝着说了些话——报答，撒马利亚。好心的撒马利亚。他的话语里有一种类似于喝醉了的几乎是热情的坚持，好像他压根不是在跟我说话，而是在跟另外的什么人说话，一个看不见的聆听者。
我轻声地说：“我不需要报酬，真的。”
很奇怪，我为什么坚持不要。之前我差点能把钱给花了。
(那是一张五美元钞票吧，他手里抓着的？十美元？我想象不出尼维卡先生的报酬会超过这些。)
尼维卡先生一直光着脚站在他房子的门廊上，手上拿着钱包。他似乎还不愿意好心的撒马利亚离开。
“她会希望你收下——点什么。你这一路过来……”
“我没走多远。从火车站过来。”
“你打个电话就好了。那样子会简单很多。不，你是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没有多少像你这样……”
眼前这一幕让我局促不安！我想象不出来我自己这样要不是个阴谋或者投机又会是什么。其实我希望的是——我想这样才是我希望的——把钱包还给安娜玛丽她本人，看着她迷人的脸庞“燃起”感激。
我大胆地问尼维卡先生，他是不是知道他妻子可能在什么地方。
“不。我猜——恐怕——我真惭愧得要死——我不知道。”他笑了，充满了悲伤。布满血丝的眼睛也在辩解。“我试着计算——如果你今天上午在火车上发现这个钱包，从尤蒂卡到迦太基，那有可能我妻子昨天坐上了从迦太基到尤蒂卡，或者更远的地方的火车——阿尔巴尼，纽约城。她把钱包遗忘在了火车上，但是很隐秘，同一列火车第二天——今天又返回了。但是对钱这么粗心大意不太像安娜的样子——钱包‘丢失’不是个好迹象。”
“你报警了没有？”
“报警！没——没有。”
尼维卡先生之前看起来不知所措，很悲惨，现在则是很害怕。
“我妻子失踪还没多久——只有大概十六个小时。除非她失踪几个星期，否则警察不会去找一个‘失踪’的成年人的。那帮白痴会说成年人有离开的权利。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的妻子可以去她妈的想去的任何地方，你还不能阻止她。”
对警察这么嘲弄和刻薄非常像我亲戚，我父亲家人，对执法官员的那种态度。
我对这个男人感到非常抱歉。很抱歉我是那个把钱包带给他的人，看起来似乎是带给他一个坏消息。
“你需要我帮助你吗，尼维卡先生——多多少少的？”
“你能？是——是的，我猜是这样……”他用手挠了挠那早就乱成一团的头发。布满血丝的眼睛转到我身上，充满恳求。
这是一个成年男子，一位丈夫。安娜玛丽·尼维卡的丈夫。他应该刚三十出头——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看起来是那么的受伤；那么需要同情、劝慰。他看起来是那么的孤单。
“是的。我需要些帮助。像是，精神支持……请进来，我——我没有——猜我是没有想清楚，因为……”
他把门打得大开，然后站到一旁，让我进去。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
擦着他从他旁边走过，我走了进去。
贾拉尔·尼维卡在我后面关上了门。
——
“你知道我叫什么。我猜，但是——你叫什么？”
我告诉了他，只是重复我的姓——“纳迪亚”——好像他以前从来没听到过这么美丽的名字似的。
他握着我的手摇晃，很使劲。他这种握手的方式，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用过。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费劲地咽了口唾液。
他说着什么他会把“小姑娘”带到她妈妈的房间，直至安娜玛丽回来。“昨天一整个晚上，我都极度不安。不停地拨打电话，盼望着能听到回来的声响。我在门前等她——看着汽车的灯光——虽然安娜玛丽没有开车，车在我手里。”他停了下来，深深地喘了口气。“还是不要让小姑娘看到爸爸这么不安，这样能好点。”
“她多大？你女儿？”
“多大？三岁，我想……四岁。她叫伊莎贝拉。”
他的温柔的声音里有一丝颤抖。他的手有些抖，举着小姑娘相框：金色头发，甜美的胖嘟嘟的小脸蛋，花苞一般的嘴巴，跟个洋娃娃似的。桌子上放满了相框，安娜玛丽的照片在里面很突出，不变的笑容，明星一样光彩照人的造型。其中有那么一张，安娜玛丽看起来似乎要探出相框，金色亮片V领衫下，胸部高耸。
“你妻子很漂亮。”
“是的！”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悲痛，眼睛向着这张照片。如果不是我在那里，他可能就砰的一下把它推倒在桌上了。
我们在杂乱的客厅里。天花板似乎很低。地板拼花有些晃眼。家具没什么特点，就是那种在工厂店里都能买到的，但是椅背和沙发背上面都铺上了色彩鲜艳的罩布；甚至还有一个图案明快的丝巾缠绕在一个灯罩上。花瓶里的花都干了——有些是那种大的很高的花束，那种能在花店展示橱窗里看到的样子。
这一切显眼的东西与那些衣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孩的衣服？——胡乱扔着。一小堆用过的餐具胡乱地放在脏兮兮的玻璃面咖啡桌上。角落里，电视机没有声音，闪烁着蓝屏，没人在看。
屋里有一股蜡烛，或者香的气味——就是我在钱包上闻到的气味。
看到灯罩上那色彩鲜艳的丝巾，我想起一件都已经忘记的事来——我买过一件生日礼物，一条小小的丝巾，送给那个漂亮的，很受欢迎的女孩，八年级的时候教室里她的衣柜紧挨着我的。克里斯托·多诺万就是这个姑娘优美的、令人羡慕的名字，一个我经常自己默念，在笔记本上写的名字。礼物的盒子上，我缠了一条红色天鹅绒带子。生日卡片是我花了不少时间挑选的，它也是，像那条小丝巾一样，价格远远超过我的预期。克里斯托收到礼物很高兴，或者看起来是很高兴：她谢了我，还吻了我，还告诉了别的人，还专门把它戴在脖子上，不过与同伴在一起，与某个她最亲密的女孩或者男孩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不戴了，心不在焉地把盒子放进衣柜里，然后就忘了它。
尼维卡先生讲着他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小女儿——语速很快，声音中充满了不安。我思绪无法跟上他讲到的东西——我在想，有那么一小会儿，在想克里斯托·多诺万，琢磨着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像安娜玛丽一样，她也会很早结婚，我敢肯定。然后生个孩子，或者是好多孩子。年纪轻轻的。
我有些阴暗地想——那也说明不了什么。有了一个男人的孩子。你能离开他——他也能离开你。
悲伤的丈夫跟我讲着他最初是怎么在当地的公园里遇到安娜玛丽的——(当然，那个公园我也熟悉，能远远看到河水)——那时候她刚刚高中毕业，不过他不知道她年纪那么小；她和朋友们一起野餐，她朝他跑过来，突然间大笑起来，碰了下他的手腕，然后说了句抓人游戏的话——“就是你了。”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安娜玛丽当时已经订婚了，不过贾拉尔却不知道。他开车带她去安大略湖，开了半个多小时，他们一起在湖边漫步，蹚水：“我问她，‘到底你是和谁订婚，如果你在这里，在我身边？’安娜玛丽则说，‘这是个尝试。如果我在这里，在你身边，那就意味着——我没有和他在一起。’”
她解除了那个婚约。一年后他们结婚了。他们之间一直是那种“有些情绪化”的关系——破裂，复合——破裂……不过，一旦结了婚，贾拉尔说，你就不能离婚。
“安娜玛丽总是很开心——除了她不开心的时候。我不是说她疯狂——她不疯狂。她是一个好母亲，大部分时候。但是有了伊莎贝拉以后，她变得更加不可捉摸。她经常哭喊，而且喝酒。不只是葡萄酒。这是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有时候我回家的时候，下班，她不在家——几个小时后才回来，说她‘只是出去走走’——‘只是开车转转。’她曾经把孩子扔到她妈妈或者隔壁姑娘那儿。有一次，她说她待在‘墓地里。’”
“(有一次我甚至跟踪了她——她确实开车跑去了墓地。她的父亲在几个月前就埋葬在那里。)她喜欢唱歌——很大声——她一个人带着伊莎贝拉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但是如果我听到了，如果她知道我在旁边，她就会停下来。她会冲我发脾气，说我在监视她。老天！”贾拉尔停了一下，颤抖的声音放低了些。“我觉得安娜玛丽有一段我根本不知道的经历——没有人知道的。我们结婚时她姐姐告诉我，‘你觉得自己能了解安娜，但是你不能的，你永远都相信安娜。’我还认为她很恶毒，在那个时候。”
我们站在客厅里，静音的电视前，这个悲伤的男人并没有注意到电视还开着。这多么奇怪啊，贾拉尔·尼维卡会这么自然地跟我说这么私密的话——好像我们认识似的，他需要我倾听。
甚至在走进尼维卡家之前，我就开始感觉到一种情绪，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很奇怪的，不安的情绪。如果有人用贾拉尔爱安娜玛丽的方式爱我——不是那种冷静、平和的夫妻间的爱，而是这种另类的强烈的、戏剧一般的爱——如果有人这么渴求我、想念我，因为我这么苦闷——那该是多么浪漫啊！我并不认识多少男孩或者年轻男子——我还没有那种人们很微妙地称为固定男友的男朋友——(意思是说已经跟他发生过性关系，并且期待和他做爱)——所以我的经历真的是十分有限。我认识的男孩都很朴实，很现实：如果我开始做点奇特的事情，像安娜玛丽那样，如果我表现出“情绪”倾向，他们就只会不再理我，并且保持距离。
我明白：我不应该责怪他们。我们不希望——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爱浪费在我们不能信任的人身上，他们会挥霍我们的爱，然后抛弃我们。
仍然，音乐还在歌颂这种另类的强烈的、奔放的、不可捉摸的爱。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
音乐有那种让人不安、烦恼的力量。那种力量能渗入你的肌肤。
“安娜玛丽是个很棒的、有爱的母亲，当她在这儿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在她脑子里，她在这个地方……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想要一个宝宝‘叫我起床——让我有责任感’。但是这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而且有时候我想——我有理由这么想——她在见其他男人……”
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痛苦或者感到耻辱了。贾拉尔很苦涩地讲述，但是却很平静。
我特别想帮助他。冲动之下，我说道，“我能不能看看你妻子的东西？”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讲通灵的。我还在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在寻找失踪的孩子过程中，警方还去咨询了“通灵师”。
“好的，纳迪亚！或许——谁知道呢？——你会想起什么。”
我这天真的建议还真的没有冒犯到他，在心烦意乱，魂不守舍的状态下，贾拉尔·尼维卡似乎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主意。
“很好！没问题！‘看看她的东西’——去楼上。”
贾拉尔让我在他前面，上了楼。
这让我有些不安。虽然这可能只是一份好意——我猜测。
我的思绪千头万绪地涌上心头，有如一群受了惊吓的大黄蜂——为什么我在这里，这是什么地方？这个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男人是谁？
然而对我来说，似乎从一开始看到贾拉尔·尼维卡的脸，在他妻子钱包里的快照上，我就觉得之前见过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了解他。
除非这是错觉。
(这是错觉吗？我想可能不是这样，我对贾拉尔的感觉似乎和他对我的感觉一致，并且都很强烈。)
在我背后离我很近上楼，他呼吸粗重，好像这个看起来健康的年轻男人健康状况不佳似的。一股淡淡的葡萄酒或者威士忌的气味飘进我鼻孔，我琢磨可能是他喝酒了。
楼梯很窄而且不是一般的陡。南迦太基的褐色石头的联排房子都很老了，都是十九世纪末期建造的，这里曾是工厂和码头工人住的地方。
楼上有一股脏衣服、脏毛巾和脏被褥的气味，这是我大学宿舍里熟识的气味，离开了长辈们的视线大学的姑娘们很开心地过着邋遢的生活。虽然贾拉尔领我进来的卧室并不太乱——只不过是一直有人居住；缎子床单拉上来盖在可能没有铺的床上，一些衣服随意地扔着。一个普通的灯罩原来上面系着一条鲜艳的丝巾，现在也歪得不成样子了。
“这是我们的床。安娜玛丽睡这边。”
贾拉尔领着我，他的手搭在我肩上。好像我是个盲人，有特殊的感应能力。
他比我要高个几英寸。我本身就是一个很高的姑娘，有五尺九寸高(约一米八——译者注)。
他的手很温暖，只是略微有些重。我想不起来有哪个男人——任何一个——像这样把手搭在我肩上，轻轻靠着我，领着我，这样的方式，就算我想我也无法转开。
“你看到什么了，纳佳？你闻到什么了没有？”
我的心飞快地跳着。我看不太清楚，而且我也没有“闻”到什么，除了香味，脏衣服的气味，还有贾拉尔·尼维卡呼出的淡淡的酒气。
“没有，还没有。”
“她的枕头。这里，纳佳。”
贾拉尔哆哆嗦嗦地把枕头拿起来。贾拉尔把它伸到我面前——不是那么使劲，不是那么近得让人不舒服——但是是一种让我尴尬的方式，这样子我一呼吸闻到的就全是女人的私密的气味——我想这就是我闻到的。一阵不由自主的惊慌让我抽出身来，而贾拉尔不耐烦地笑了起来，把枕头放回了床上，紧挨着另一只，一对的枕头：他的。
他开始叫我“纳佳”而不是“纳迪亚”。我无法确定——他是忘记了我的名字，还是一种故意，一种明显的嘲讽，对女性名字的取笑？
杂乱的带着一面很大椭圆镜子的梳妆台上，有一个玳瑁发刷，上面缠着很多长长的，一团一团的金色头发。我拿起这个发刷，好像要研究研究似的。刷毛并不那么干净。
“你觉得她可能在哪？啊？”
梳妆台顶上盖着一件绣花的衣服，粘了很多粉。上面放着口红、耳环、纸巾、一把掉了齿的塑料梳子。一个一个的快照相框密密地挨挤在一起。
镜子里，我看到一个男人脸上带着难以理解的表情看着我。一只眼睛半闭着。他的嘴巴歪着，露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笑容。
很荒唐地，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相遇。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会帮助他破镜重圆。
我认真查看安娜玛丽的耳环，不贵但是镶着很好看的宝石，小小的绿“宝石”，应该是翡翠镶在假金子上面。我闭上眼睛——我的眼皮因为使劲而颤抖——希望能“看到”——具体看到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接着，贾拉尔拉开了梳妆台的抽屉，把一个丝般柔软的东西放在了我手上——花边的上半身短衬裙，带着一丝恐惧，我把它轻轻贴在脸上。
“她在——光亮的地方吗？还是在黑暗的地方？”
我仍然闭着眼睛。我急切盼望一个场景能出现——什么场景都成。
“她在——呼吸吗？她活着吗？”
贾拉尔·尼维卡紧挨着我站着。我知道镜子里他在注视着我，但是我不敢睁开眼睛去看。
一种好像要窒息、无法透气的泥泞，非常暗，粘粘的，可怕的感觉突然袭来，我发起抖来。
“是什么，纳佳？某种——迹象？呃？”
“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看起来既有点激动又有点奇怪的戏谑。好像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很荒谬，可是——！
他的一只手无意中落在我左边肩膀上，但是并没有扶住；我感觉到他的手指，很硬但是不会伤到人，沿着我的背滑下去，轻轻停在我屁股上，然后拿开，好像你摸一只猫或者狗，很温和很亲切，但是不是那么严肃。
“这是她的毛巾和物品，在这里。纳佳。”
浴室很小很狭窄，让人感觉压抑，屋顶还有过渗漏。再次感觉到天花板很低——比卧室要低。药品柜的镜子上面有一大片水渍，还有手印。水池里满是头发和干的碎肥皂。马桶相对要新一些，有一个挺时髦的塑料坐垫，盖子上罩着一个亮绿色的粗毛罩子。
贾拉尔默默地递给我一条皱巴巴的毛巾。我假装闻它的气味；我眼睛闭着，眼皮颤抖，害怕我可能会看到的东西。
“运气不佳？什么都没有？她不在我们雷达感知范围里——你觉得？”
贾拉尔把浴帘拉开，相比之下浴帘也是比较新的，而且没有脏也没有破。实际上帘子有两层：内层，是塑料的挡水层，透明的；外层是百褶红白玻璃纱。
浴池很旧，但是很干净；浴室闻着有一股清洁剂的气味。我觉得——她离开前清洗过这里。
或者——他清洗了这里，要洗掉关于她的记忆。
“我发现了这个，在这里。我不太确定我是否应该——我应该做什么——如果……”
贾拉尔指着一个打开的纸条，纸条原本是放在马桶背后一个珍珠样的海贝壳下面。纸条留在这样一个地方挺奇怪的——关于这点，一种可怕的念头在我脑子里闪现。
“你看过了吧？上面写的什么？”
“我看过了，然后我——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她以前从来没这样干过，我是说——留纸条。不管怎么说，这都不像是她干的。我是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发现的。伊莎贝拉那时候已经睡了。我在该死的房子里到处找安娜玛丽，上上下下还有地下室，然后我就在这里找到了这个——‘别担心，我知道你不会的。我会在你想我之前回来。’”
贾拉尔给我看那张纸条，上面的字是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好像是在一个什么软的东西上面写的，纸条被笔尖戳破了好几次，写的什么几乎认不出来。
“你帮不了我，纳佳？哪怕是看看这个？她一定是考虑过的，写出这样的东西。瞧，这话里带着一种侮辱。‘会在你想我之前回来。’”
我双手拿着纸条。我想我可能认不清上面写的东西，如果贾拉尔没有先给我读过一遍的话。我闭上眼睛，感到一阵眩晕。男人的气味，他的呼吸，他的身体，还有他没洗的头发让我的鼻孔感到刺痒。
“是－是的。我恐怕我……帮不了你。”
“你帮不了我？那你之前为什么说能？”
“我没有说－说过我能。我想我没那样说。”
“你说了，纳佳。你是吹牛皮。”
“我想不是这样，尼维卡先生。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你没有让我失望。你只是没有帮我。你说我该不该报警？”
“我——不知道。或许——如果她今天晚上还没回来的话。”
“如果她没有打电话。你会想，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她会打电话——但是你会发现自己错了。她没有打电话。”
“她或许会搞不好会打电话的。你说过，现在时间还不算长……”
“我必须把这个纸条给警察看。他们会把它带走的。我想保留这个纸条。”
我们离开了浴室。眩晕开始减轻。我看到了大门：楼梯就在那边。如果有必要，我可以逃跑——我可以跑向楼梯。
这个男人会追上我，我知道。他抓我的那一下，我的肩膀还能感觉到有点痛，而他还并没有使多大劲抓我。
我们走出卧室。我们走下楼梯。我走在这个男人前面，我的心里有只小鸟七上八下，扑腾扑腾地跳着。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竟然说要给他做饭——“你一定饿了，尼维卡先生？”
她是不是离开了他，他是不是孤单。
他很感激地谢谢我。他也觉得自己有点饿，是的——他都不记得自己上一顿是什么时候吃的。
“你是——像个天使。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到来。”
他笑了，他开玩笑地说。我也想笑，受他反复无常的情绪感染。
你或许会说我幼稚、愚蠢。你或许会说我鲁莽。但是我觉得自己仅仅只是极度渴望。一个姑娘，从来没有——还没有——谈过恋爱，而且她父母的婚姻中的爱似乎也流淌干了。只剩下责任，父母家里的气氛完全就是那种带着怒火的义务。
我特别想承受某种考验——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
我希望不害怕。或者，如果害怕，我希望不向恐惧屈服。
在安娜玛丽·尼维卡的厨房里走动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兴奋、恐惧，我开始发抖。我不敢去看时间——我在尼维卡家里待了快一个小时了，我知道；这么长的时间里，妈妈在等我。
家里还有事，要送祖母去医院做检查。她不在家的时候，她的房间——她的卧室，房子的最后面，有一种忧郁的，无法言表的气味——必须要清扫；脏被褥也得“晾晒”；地板要打扫要拖。几个小时的工作，要动手的工作，跟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烦人的工作比起来简直就是夏日里的嬉戏。我觉得——生命中有乐趣，极大的乐趣。如果你不害怕，乐趣就在那等着你。
贾拉尔靠在门廊上看着我，思索着。我微笑着想，这个男人，一个丈夫，没有帮安娜玛丽做饭的习惯，哪怕她是在给他做饭。
“哪怕她真的回来了——我能相信她吗？要是她伤害伊莎贝拉怎么办？她带着伊莎贝拉——不管去哪儿都带着？比如，去墓地？老天哪！”
我打开一个罐头汤——“意大利婚礼”——放在炉子上加热。冰箱里——有一股馊味，轻微的食物陈腐的气味——我发现了半块全麦面包，一大块瑞士奶酪，好几个发软的橘子和一瓶杏酱。贾拉尔坐在餐桌边他的位置上——错不了，那个椅子是他的；我坐的地方离火炉和水池很近。他狼吞虎咽地吃着。看到一个男人吃我做的饭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我觉得——我会记得这一幕的，一辈子。
“昨天晚上就是个噩梦。我可不想再经历。我钻进车里发动——我母亲把伊莎贝拉接到她家去之后——我开着车去那些我认为安娜玛丽有可能去的地方——经过很多房子——问了很多我认识的人——她的女性朋友——我们以前去过的地方：餐馆、酒吧——都关着门黑着灯。我猜我都有点发疯了——我怎么都睡不着。现在也睡不着。就像——现在——我眼睛睁着，人睡着了。我在‘吃东西’——但是这都不是真的。我在想——她不会出轨，不管她感觉怎么样。不管谁告诉她，他为她疯狂，他会比我对她好。她不会出轨——她会吗？在我遇到她之前还有别的男人，不是‘未婚夫’。有一个——或者两个——会想要杀了她，她说过。她付诸一笑……”
我们快吃完的时候，电话响了。
贾拉尔跳了起来，椅子都弄翻了。
他面无血色地冲向电话，电话安在厨房墙壁上。
“喂？喂？”
我感觉到巨大的伤痛、失落。我无奈地明白——他永远不会再爱别的女人，像这样。她永远不会对他放手。
但是电话那头只是贾拉尔的母亲。她也没有关于安娜玛丽的新消息。贾拉尔急切地告诉她，在火车上找到了安娜玛丽的钱包，是什么时候，谁发现的，但是他几乎没说到我什么，他没有提起我的名字，也没有说我现在就坐在他对面三尺远的地方；在他的简述中，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学女生”发现了钱包，把钱包送了过来。
“就在——火车上。好像她去了哪里——昨天，或许——把钱包丢了，然后……她可能在纽约，或者——谁他妈知道——迈阿密。她或许跟谁在一起——我会查出来是谁的。”
他母亲问了一些问题，贾拉尔回答得很简要：“没有。给我回电话的人，他们屁都不知道。他们没有见到她——他们说。”他停顿了一下，一只手捋了下头发，手指像愤怒的爪子一样捋过他那油腻的头发。“没有！扯淡说我们‘吵架。’真是——他妈的——狗屎，这么说我们——我们没有。见鬼去吧！”
他很粗暴地挂掉了电话。一瞬间他就变得这么狂暴、愤怒。
他没有问他女儿怎么样。我知道他对此会愧疚的，会愧疚自己这么愤怒的爆发，而且要是我不在这里，他马上会把电话再打回去的。
他使劲地挂上电话筒，听筒从话机上掉了下来。他气呼呼地一边嘟囔着，一边小心地把听筒重新挂好。
“谁知道。简直是放屁，说谁都能看出‘大家是怎么想的’……她离开了我。”
贾拉尔不是对我说的，但是他现在看到我了——一道奇怪的温柔的笑容掠过他的脸。他朝我跌了过来——绊到一把餐椅，一把推开——抓住了我的手——我一双害怕的手，抓在他手里。仍然气喘吁吁，带着浓重的气息，他贴近我亲吻我的额头。
“纳佳！这真的是个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你会到我身边来。为什么你会把钱包拿给我。”
他的声音里，他盯着我的样子里有着某种意味，这促使我猛地把身子向后抽了出来。
“不，我不这么认为——不。”
我试图站起来。他慢慢放开了我的手。
“是的，你来到我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他在笑。他并不完全是很严肃的。他希望你认为事情是这样：一个喝了酒的但是并没有——你必须清楚——并没有醉的男人的推测。
“‘好心的撒马利亚。’是的，一定是老天的安排。”
我会很长时间记得他在我额头上的这个吻——湿润，强有力——一个男人的吻，中断了的。
在我离开之前，贾拉尔记下了我的名字，我的地址，我在迦太基的电话。我希望会是这样——他会给我打电话，他会想再见到我，如果她没有回来。
＊
不管我什么时候回迦太基，每年至少一次，我都会开车从皮特卡恩街2117号的褐色石头联排房子那经过。我把车停下，步行走过那栋房子——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并且再也没有尼维卡在这里生活，我敢肯定。
是的，我查过迦太基的电话号码本。上面有很多尼维卡，但是没有一个名字的缩写是J(贾)。
在我把钱包交给贾拉尔·尼维卡之后几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不是贾拉尔打来的，而是迦太基的警察打过来的。
他跟我核实贾拉尔提供的信息。就是，我在火车上发现了钱包，发现的时间；然后我把钱包给他送过去了。
迦太基警方现在在调查一名“失踪”妇女——贾拉尔最终还是报警了。
虽然我感觉有些紧张并且不太肯定，我还是刻意模仿罗莉·奥布莱恩说话的方式，用很坚定很友好的语气回答了警察的问话。
我没有告诉警探——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在我把钱包交给贾拉尔之后几天，我拨打了他的电话，那个直系亲属号码。就是想知道安娜玛丽是不是回家了。只是想知道——他怎么样了。但是没有人接听，电话一直响啊响。
那天最后我终于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了一个半小时了，我妈妈没有生气但是很焦急——她以为我在火车上发生了什么。我马上告诉她，是的，火车上是发生了紧急事件，我旁边的妇女晕倒了，我一直在和大家一起帮她。
看到我没什么问题，并且谢天谢地我算是平安到家了，而且还有一大堆让人头痛的家务事要处理，我妈妈没有问我更多问题。
我回到学校。我努力不去想贾拉尔·尼维卡。
我努力不去想安娜玛丽·尼维卡。
那个男人的手抓住我的肩膀的感觉。那个男人嘴唇在我额头上的感觉。家里的气息——男人的气息。认真细致有责任心地记下我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贾拉尔·尼维卡左手握着铅笔，好像以前不怎么写字的样子；写的时候笔尖都把纸片戳破了。
经常我一个人走的时候我会走得很快，而且有一种感觉，感觉有人在看着我，或者跟着我。通常，都没有人。
我可能永远不会再遇到一个像贾拉尔·尼维卡这样的男人。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似乎我很了解他，而且他也很了解我。
我会遇到很多男人，并且他们大部分都很友善——有礼貌、温和、可依靠、很理智等有很多优点。其中有一个，我会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嫁给他。但是他们谁都不是贾拉尔·尼维卡。
1981年秋天和冬天迦太基的警方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我在学校的时候。每次都是一个警员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在哪里发现了属于安娜玛丽的钱包，什么时候，怎么发现的；还有我是谁，之前我是不是认识安娜玛丽·尼维卡或者是贾拉尔·尼维卡或者尼维卡家里的某个人。
有一次，我问那个警员，警方是不是确信尼维卡夫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警员很不客气地打断了我，他说调查正在“进行中”。
还有一次，我发现自己跟他们说我有印象，我把钱包拿过去时，尼维卡先生极其惊讶，但是这个，后来我细想之下，我不得不猜测——“或许是他自己把钱包落在火车上的。”
有那么一会，警员沉默了。我的打电话时的老毛病，习惯性的不自在，特别是和陌生人通话，又很严重地出现了——我感觉到我浑身冒汗。我想收回我冲动下脱口而出的话，但是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会那么说，女士？你有什么理由这么说，你看出尼维卡先生有什么问题？”
“我——我想不是这样。不是的。”
“你的印象是，他没有预料会看到钱包？”
“是的。那是我的印象，那个时候。”
“但是现在你说——或许是他自己把钱包放在火车上的？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侧脸的汗开始往下淌，流进了脖领。我很懊恼，我怎么会这么说贾拉尔·尼维卡？
我结结巴巴地给出了一个回答——我不知道。
警员感谢了我的“配合”，告诉我他有可能还会给我来电话，非常有可能。
后来我方便的时候，我看了迦太基的报纸。大标题有点熟悉——警方继续寻找本地失踪妇女；警方说寻找本地失踪妇女未获线索。
夏天的时候，我回家，在迦太基中心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有机会去翻阅以前的报纸，于是我发现，迟迟才发现，在他妻子失踪事件中，贾拉尔·尼维卡曾经被“访问”，而且贾拉尔·尼维卡在他妻子失踪事件中被列为了“嫌疑人”；我发现报纸上有他的照片，心中一震我认出了——他！
但是我没有发现贾拉尔被捕过，更不用说指出某种罪名和审判了。
贾拉尔·尼维卡坚持说他对妻子的失踪毫不知情，他“爱着”她——“希望她回来”——“无法想象她在哪。”
没有证据表明安娜玛丽·尼维卡曾受到伤害。没有证据表明安娜玛丽·尼维卡不在某个地方活着，躲藏着。
只有失踪女人的家人和朋友们抗议，他们认为安娜玛丽根本不会这样子不明不白就消失了，不告诉任何人——没有带上自己的小女儿。
皮特卡恩街2117号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过。根据迦太基报纸的报导说，搜查进行了不只一次，而是查很多次。地下室的地面也都被“挖开”。
最后，警员也不再给我打电话。在1983年春天，我带着各种荣誉从那个小文科学院毕业，继续在印地安那音乐学院学习，我再也没有跟贾拉尔·尼维卡说过话，也不知道他，还有他女儿伊莎贝拉到底怎么样了。在当今这个个人电脑时代，对我来说查一查1981年迦太基警方关于安娜玛丽·尼维卡的调查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发现调查仍然在继续，按官方的说法，在“进行中”。尽管几十年来并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他应该是个老人了，或者差不多是个老人了——虽然或许改变并不太大。在他的灵魂里，他不会有太多改变。如果我们再次相见，我们还会认得对方。虽然在我生命中别的方面我很少会有这么确定的感觉，但是我确信这一点。
我的大学室友对于我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我的职业生涯获得了不少成就——谦虚、温和。当然，我很难成为理查德·瓦格纳。
我也很难成为丹尼·平卡姆。
但是如果你搜索我的名字，你会发现我的条目是一位美国作曲家，生于1961年；我获得了很多荣誉、专业奖学金，还有很多委托任务；我的作品在坦格尔伍德还有哥伦比亚特区的肯尼迪中心演奏，现在我是威廉&玛丽学院的驻团作曲家。
现在我结婚都已经十三年了。我的丈夫和我领养了两个小孩。经常，我都会陶醉于幸福之中，我的感受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动听的——对某个平凡的日子，莫扎特也一定有这种感受。和莫扎特不同，我无法把这种感受转化成音符——我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忧郁而且，像批评家那样控诉，“盘根错节”——“犹豫不决”。但是那并没有削弱我感情的力量和真实性。
在迦太基皮特卡恩街，我停下了车，走过2117号那褐色石头房子。那完全就是一栋普通的联排房屋，跟周围的房子没什么两样——这个社区好像现在是西班牙裔和亚裔的居住区了。这里我谁都不认识，也没有谁认识我，都没有人会看我一眼，在这里，我好像是个隐身人，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宽慰感。我感觉到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给我领路，我还听到他亲密沙哑的声音——“这真的是个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你会到我身边来。一定是老天安排的”。
这次，我听到自己说——是的。我想你肯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