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中神秘的成分：命运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科学和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原则基础之上的。他们都是从自然的一致和同性的原则出发的。自然总是相同的，一切自然事件都服从同样不变的规律。这在物理学和宇宙学里，导致了破坏“较高的”世界和“较低的”世界之间的区分。一切物理现象都处在同样的水平上：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描述下落的石头的运动公式，我们就可把它运用于环绕地球的月亮的运动以及最遥远的恒星运动。在政治生活里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一切时代都有相同的基本结构，谁要是知道了一个时代，那他也就知道了一切时代。面临具体实际问题的政治家，总会在历史中发现类似的情况，靠这种类推，他将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来行动。过去的知识是确实可靠的向导；一个人如果对过去的事件有一种清楚的识见，那他就会明白如何对付现在的问题，如何为未来作准备。因此，对一个君主来说，再没有比忽略历史事例更大的危险了。历史是政治的线索。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的开头写道：

当论述君主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因为人们几乎常在他人走过的道路上走，并且效法他人的事迹，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完完全全地沿着别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够取得他们所效法的人的功效。然而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有几分相似。[31]

然而，在历史领域，这种相似有其确定的限制。在物理学中，我们可以老是争论这个原理：同样的原因必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可以绝对确定地预言一个未来的事件，例如，一次日食或月食。但一到人类的行动，所有这一切似乎都突然成了问题。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将来有所预期，但我们并不能预言它。我们的期望或企求破灭了，甚至连最有计划的行动也没能达到其效果，如何说明这种差异呢？在政治领域里，我们应该放弃普遍的决定论的原则吗？我们是否应该说，这里的事情都不可预测，在政治事件里没有任何必然性，和物理世界相反，人类世界和社会世界仅仅为机遇所支配吗？

这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不得不解决的最大难题。他把这个问题建立在他的政治经验之上，这与他的一般科学原则公然矛盾。经验教导他，即使是最好的政治劝告也经常是无效的。事物将走其自己的路，它们将使我们的一切意愿和目的受挫。甚至最为狡猾奸诈的预谋程式也易于失败。事物的进程会突然出人意料地将其打乱。这种人类事务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似乎使一切政治科学成为不可能。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规则的、变动不居、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它使我们的一切预测和预言落空。

马基雅维利很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二律背反，但他不能给予解决，甚至不能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对之进行表述。他的逻辑的和理性的方法在这点上把他抛弃了。他不得不承认，人类的事并不为理性所支配，因此，用理性的术语不能对它们作出完全的描述。我们必须求助于其他的力量——求助于一种半神秘的力量。“命运”似乎是事物的统治者。万物的命运是最为荒诞古怪的，一切将其归于一定规则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如果命运在政治生活中是必不可缺的因素，那么，对一种政治科学的希望就是荒谬可笑的。谈论一种“命运的科学”将是一种术语上的矛盾。

这里，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到了一个关键之点。然而，马基雅维利不能接受理性思想这种表面上的缺陷。他的头脑不仅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头脑，而且是精神饱满和顽强的头脑。如果命运在人类事务中起着一种领导作用，那么哲学思想家就要理解这种作用。为此理由，马基雅维利不得不在他的《君主论》中插进新的、该书中最为难以理解的一章。什么是命运？命运确指什么？它和我们人的力量、和人的理智以及意愿是什么关系呢？

马基雅维利绝不是文艺复兴时期考虑这一问题的唯一的思想家，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他那个时代的一切思想家都很熟悉的，它渗透到文艺复兴的整个文化生活之中。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渴望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文艺复兴的文学和诗歌里，这个主题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在美术中，我们看到无数命运女神的象征。[32]博尔贾肖像勋章的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象征。[33]马基雅维利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又一次证明了他的伟大的独创性。根据他的主要兴趣，他是从公共生活的角度，而不是从私人生活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命运”成了他的历史哲学中的一个因素。正是命运女神的力量，今天把这个民族推向前去，以后又把别的民族带到前台，使它主宰世界。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李维史论》第二卷的序言里说，在一切时代，世界总是差不多一样的。在一切时代，世界几乎一直有善和恶的命运在其中，但是这种善和恶有时改变它们的位置，会从一个帝国行进到另一个帝国。善曾经似乎固定于亚述，[34]后来移动到米堤亚，[35]从米堤亚又移至波斯，最后来到罗马定居下来。太阳之下没有任何东西是稳固不变的。善继之而起的是恶，恶继之而起的是善，一个总是另一个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必须放弃奋斗。寂静教[36]是积极生活致死之物。文艺复兴在感情和思想上处于占星术的强烈压抑之下。除米朗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以外，再没有任何文艺复兴的思想家能够避免或克服这种压抑。像马·菲省这样的伟大而高尚的人物的生活亦充满着对占星术迷信的恐惧。[37]甚至马基雅维利也不能完全摆脱占星术的观念。他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同代人的方式思维和说话。他在《李维史论》里说，我们从古代和现代历史的许多例子里看出，在一个国家发生大的不幸之前，一般都被占卜者，或由启示，或由天上的征兆所预告。他承认，由于不能解释这个事实，所以他是愚昧无知的，但事实本身是不能否定的。[38]然而，马基雅维利并不赞同任何种类的宿命论。谚语“智者受艺术统治”（Sapiens vir dominabitur astris）在文艺复兴中经常被引用。[39]马基雅维利把这条谚语引到一个新的方面。要克服命运力量和意志作用的有害的影响，还必须加上智慧。命运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预测的，但不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它看起来是不可抗拒的话，那是那些不会运用自己的力量、太胆怯以至不能拿起武器对抗命运的人的过错。

我知道，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受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们运用智慧亦不能加以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补救；因此他们断定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考虑到这种变幻，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见。但是，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冲毁堤坝；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以求在将来涨水的时候能顺河道宣泄，不至于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40]

这是用一种纯粹隐喻的、诗的或神秘的方式来说这番话的。然而在这种神秘表达的掩蔽物之下，我们发现了决定着并弥漫于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趋向。因为这里所给出的，不是别的东西，不过是命运女神象征的世俗化而已。甚至在中世纪的文学里，这种象征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但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它已经历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有特色的变化。对于命运女神在中世纪的体系里所具有的作用的经典表达，可以在但丁《地狱篇》（Inferno）的著名段落里找到。正是弗吉尔（Virgil）把命运女神的这种真正的本性和功能教给但丁。弗吉尔对但丁解释说，人们习惯于把命运女神说成仿佛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这样一种概念仅是人类盲目性的结果。命运女神无论做什么，她都不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一个更高的力量的名字。人们只在受命运女神恩惠时才赞扬她，一旦他们发现自身受到她的欺侮，他们就会辱骂她。这两种态度都是很愚蠢的。命运女神既不应该受责备，也不应该受颂扬。因为她自己没有任何力量，而只不过是一个更高的原则的代理人。如果她要干什么，那也是在神圣天意的控制下去干，她必须在掌管人类生命的过程中执行神圣天意分派给她的任务。因为她远优于人的判断，所以她对责备和赞扬是毫无所动的。[41]这种基督教的成分在马基雅维利的描述里被消除了。他回到希腊、罗马，回到异教的概念。而在另一方面，他又介绍了一种新的特别现代的思想情感成分。命运女神是世界的统治者的观念是真的，但只是真理的一半；人并不屈服于命运女神，他并不任凭风浪摆布，他必须选择自己的航道并沿着自己的航道前进。如果他没能履行这种职责，那么，命运女神就会嘲弄和抛弃他。

在《君主论》的第二十五章里，马基雅维利阐述了对抗命运女神的浩大而长久的战役所需的战术上的规则。这些规则十分复杂且不易正确地运用。因为这些规则包含有两个似乎是互相排斥的因素。一个想在战斗中立住脚的人必须把两种对立的品质结合在自己的性格之中。他必须既是软弱的又是勇敢的，既是含蓄的又是暴烈的。只有靠这样一种矛盾的混合，他才能有希望赢得胜利。没有任何为一切时代所遵循的统一方法。在这一时刻我们必须警惕一切事情，而在下一时刻我们又必须敢于做一切事情。我们必须是每时每刻都能改变自己形状的普罗蒂厄斯，[42]人是很少有这样一种才能的。

没有一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地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离开天性驱使他所走的路子，还因为他走一条路子亨通已久，他就不能说服自己离开这条路子。因此一个谨慎的人，到了需要采取迅猛行动的时候，他不知所措，结果他就毁灭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性格，那么命运是决不会改变的。[43]

谁要向命运女神挑战，那他必须知道两种方式，即他必须懂得防御战和进攻战，而且还必须会突然出人意料地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马基雅维利或许是更喜欢进攻战。他说，“大胆要比忸怩为好；因为命运女神像一个必须用骑士风度逗弄和对待的女人，她期望用骑士风度征服她。”[44]

给我们讲命运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和前面章节的作者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他通常的那种清楚的逻辑风格，而是一种想象的和修辞学的风格。然而，甚至在这种命运的理论里，也是不乏哲学上的价值的。这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偏离主题，而是和全书联系在一起的。马基雅维利试图使他的读者确信，在对抗命运女神的斗争中，仅依赖物质的武器是不够的。对这种武器他确实并不低估，但贯穿全书的是他对君主不要忽略战争艺术的规劝。一个君主，应该将其一切思想、注意和心思都转向战争的艺术。[45]如果他的军备是精良的，他对世界上的评判就无须在意；他总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行动：“恨自畏惧来”（Oderint dum metuant）[46]如果他装备精良并有好的同盟，他就能对付任何危险。当他的军备可观之时，他总是确信能稳操胜券了。[47]这里，马基雅维利俨然是作为一个军国主义的斗士在说话。我们甚至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坚定的军国主义的第一个鼓吹者。他写了一篇论述战争艺术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论述了许多技术上的细节，论述了用雇佣兵的危险，论述了一切公民都需要军事机构，论述了步兵优于骑兵和炮兵。但所有这些都仅有一种传记上的旨趣而不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旨趣。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兵法》里，只能作为一个简单的业余爱好者来讲话。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经验是贫乏的。一个当过几年佛罗伦萨国民军指挥官的人是不能够作为军事专家进行很好的谈论并作出可信的判断的。和他的整个著作相比，这种因素显然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但是，这里还是有别的更为重要得多的东西。马基雅维利发现了一种建立在精神武器之上的全新的战略，而不是建立在物质武器之上的战略。在他以前，没有任何作者曾经教过这种战略。这种战略是两种因素的复合，它由一个清楚、冷静、逻辑的头脑和一个能够运用他在国家事务中丰富的个人经验和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认识的人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