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创作的层级递进

新时期虽然肇始于“四人帮”的被粉碎，但文学的发端和序幕，却应该追溯到四五运动。四五诗歌运动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意识和自主精神的一次新觉醒。由此，思考与探索，便成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两个重大主题。

不过，在金秋十月胜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是人们遭遇劫难后的短暂欢呼及对被迫害的老一代革命家的缅怀之情。被压抑的诗情如火山般地喷发出来，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等，一时广为传诵。其时，话剧也发挥了先锋作用，《枫叶红了的时候》、《曙光》、《丹心谱》、《报童》、《陈毅出山》、《报春花》、《于无声处》等，演出后均得到热烈反响。

但是，“欢呼”毕竟是暂时的，“缅怀”和“哀思”也不可能长久。一旦人们平静了欣喜若狂之情后，抚摸着肉体与心灵的一道道伤痕，控诉与谴责便成为10年动乱结下的历史之果。刘心武首开其例，一篇《班主任》引发了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社会问题的思考，“救救孩子”的焦灼呼喊，更不知震动了多少人的心弦。待到卢新华发表《伤痕》一文后，“伤痕文学”便形成为一股不可抑制的创作思潮；大批主题、题材、风格基本一致的“伤痕文学”作品涌现了出来。《神圣的使命》（王亚平）、《墓场与鲜血》（肖平）、《内奸》（方之）、《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铺花的歧路》（冯骥才）、《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在小河那边》（孔捷生）、《三生石》（宗璞）、《许茂和他的女儿》（周克芹）、《将军吟》、《竹叶子》（莫应丰）、《歌神》（王蒙）、《枫》（郑义）、《话说陶然亭》（邓友梅）、《记忆》（张弦）、《吉普赛人》（张贤亮）、《芒果》（李准）、《囚徒的晚餐》（张天民）等等，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伤痕文学”大都以人伦关系破裂作为情节框架，既反映了“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倾诉了人们心头的怨恨，也表现了正义与黑暗的斗争，折射出作家对科学理性及人的尊严的追求。一部受难史，一部斗争史，构成了“伤痕文学”的两个主题，其实质是以艺术的形式率先否定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在“伤痕文学”思潮发展过程中，一些睿智的作家已经把笔触从“伤痕文学”的范围中伸展了出去，他们把现实与历史熔为一炉，审视着共和国成立后历史行程中的每一个阶段。进入80年代后，文学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即以“文革”10年为基点，一是回顾，推向历史；二是前瞻，拉到现实。其前者便是“反思文学”，后者更主要的指“改革文学”。

“反思文学”的产生，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潮激荡的必然结果。恶梦过去，民族理性意识觉醒，它促使着整个思想界都在批判地审视历史，反思其中痛切的经验教训。“伤痕文学”已让人们流尽了悲伤之泪，痛定思痛，人们不约而同地在思索着：造成“文革”这场民族浩劫的深层次原因究竟在哪里？“十年”惨痛历史，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收获”又是什么？沿着“伤痕文学”的路子，作家们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文革”前的17年。

重新理智地审视令人向往的17年，这一端倪在“伤痕文学”中已经萌发。早在1979年3月，张弦发表了短篇小说《记忆》，揭示出“文革”中盛极一时的现代迷信，早在“四清”运动中已成“癣疥之患”。作者不仅发掘了“四清”与“文革”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揭示了现代迷信的思想政治实质。之后，《李顺大造屋》（高晓声）使这种“反思”更趋于成熟，一直延续到丛维熙的《远去的白帆》，“反思文学”便接近尾声。这当中，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黑旗》（刘真）、《西望茅草地》（韩少功）、《“漏斗户”主》（高晓声）、《笨人王老大》（锦云、王毅）、《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友人和烟》、《布礼》（王蒙）、《美食家》（陆文夫）、《灵与肉》（张贤亮）、《月食》（李国文）等。

“反思文学”虽然有着种种缺陷和不足，如用历史结论去图解历史，数量多而视点普遍不高，思考的问题、方式、结论，或有差错或有过于偏激之处等，但其积极意义却毋庸置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对当时正在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与除旧布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新旧之交的时代特点和大变动的思潮观念，给文学也涂上一层绚烂多姿的斑驳色彩。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为作家们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使他们不能不把笔锋转向现实生活。由此，“改革文学”便应运而生。(www.daowen.com)

1979年7月，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脱颖而出，迅速以其震撼人心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随后出现的《乔厂长后传》、《开拓者》、《解脱》、《基础》、《狼酒》、《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蒋子龙）、《三千万》（柯云路）、《厂长今年二十六》（陈冲）、《改革者》（张锲）、《跋涉者》（焦祖光）、《龙种》（张贤亮）、《花园街五号》（李国文）、《故土》（苏叔阳）、《老人仓》（矫健）等，主要揭示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矛盾，描述改革事业艰难曲折的历程，似乎都在重复着《乔厂长上任记》的主题模式。

大约从1982年前后开始，“改革文学”虽仍以改革与保守的基本矛盾为中心，但却表达了对这场变革更深一层的理解，注意到政治经济体制变化引起的社会结构、伦理关系、道德观念的变化。《沉重的翅膀》（张洁）、《尾声》（王安忆）、《河的子孙》（张贤亮）、《赤橙黄绿青蓝紫》（蒋子龙）等作品，都表现了对现实的沉思与昭示。

到1984年后，“改革文学”取得了重大实绩。《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贾平凹）、《燕赵悲歌》（蒋子龙）、《新星》、《夜与昼》（柯云路）、《眩惑》、《您好，哈雷慧星》、《迎头正是夏季风》（达理）等作品，都从正面表现了改革实践，容纳了变革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作品所表现的改革已经很少有那种理想化的色彩，而是实实在在的交织着多种矛盾与斗争，具有强烈的内在悲剧性，对历史、对人自身的认识，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进入1985年，《作家》4月号发表了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上海文学》第5期发表了郑万隆的《我的“根”》一文，7月9日《文艺报》发表了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紧接着，《文艺报》开辟专栏，展开了“关于文学寻‘根’问题”的讨论。这样，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寻“根”热。

当然，所谓的“寻根文学”并非天外来物，突兀而至。早在80年代初，吴若增的“国民性”小说（《翡翠烟嘴》等），汪曾祺的原始风情小说（《受戒》等），已初露端倪。1982～1983年，王蒙发表了一组《在伊犁》系列小说，为“寻根文学”开了先河，随后，许多中青年作家起而响应。1983年，贾平凹发表笔记体小说《商州初录》，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乌热尔图、郑义、阿城等也有这方面作品见世。到了1984～1985年，这种创作现象蔚为大观，代表性作品有：《北方的河》（张承志）、《棋王》、《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峡谷＞、＜溜索＞、＜洗澡＞》（阿城）、《归去来》、《蓝盖子》、《爸爸爸》（韩少功）、《老棒子酒馆》、《异乡异闻·＜黄烟＞、＜空山＞、＜野店＞》（郑万隆）、《商州》（贾平凹）、《大林莽》（孔捷生）、《老人和鹿》、《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乌热尔图）、《老井》（郑义）、《野狼出没的山谷》（王凤麟）、《淘金人》（何立伟）等。

“寻根文学”的兴起，一是与人们迫切需要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民族力量，重新挖掘民族文化的生命内核，寻求建设现代化的支撑点的要求密不可分。二是80年代中国文学不满足于现状，企望探求、扩张、更新并不断“否定”的结果。三是离不开年轻作家的勃勃雄心——让中国文学早日走向世界，因为文学越具有民族性，也就越具有世界性，所以寻“根”是为了与世界对话。四是还明显地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如60年代拉美文学的轰动所提供的现成的经验，也对他们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寻根文学”才在1985年前后轰动文坛，并从创作实践上升为理论上的争鸣。

“寻根文学”创造了独特的审美形态。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与阐释，以现代人的感受去领略远古文化遗风，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旧文化因素的挖掘与批判，正是其主要创作内容及重要意义之所在。中国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使“寻根文学”呈现出千姿百态之貌，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艺术氛围和美的境界，有原始英雄主义的气息，有刚直不阿的精神，有自由人格的闪电，有热情似火的生命躁动……就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而言，“寻根文学”无疑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

但在另一方面，寻“根”热潮中又掺杂着大量混乱现象和偏激情绪。首先，是理论上的混乱。文学的“根”是什么？所寻的文学之“根”又是什么？各人的理解千差万别，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个不固定的未有定论的概念。阿城、郑义等人提出的“文化断裂层”的说法，显然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文学之“根”是否就是传统文化？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继承传统文化？文化是凝固的还是流动的概念？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寻根文学”的理论既不完善，许多地方又不科学。其次，是创作实践中的偏激或不足。一是对现实生活抱着不应有的冷淡情绪，损害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二是在发掘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却有忽视传统文化糟粕的偏向，对传统文化给予了过多的青睐欣赏，多少忽视了对它的批判与改造；三是作品包含的意义过于隐晦曲折，没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人未必能够读懂，“曲高和寡”正是“寻根文学”的一个致命性弱点。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寻根文学”虽然狂飚突起，但很快却不得不偃旗息鼓，尽管其余波尚在荡漾，但在1986年后，这一热潮却迅速消退。“寻根文学”的昙花一现，也许会给后人留下一些可贵的启迪，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