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0年改革，在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上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国在指导思想上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坚持用计划对宏观经济和关键的生产交换活动进行管理，果敢地开展了运用市场作用的一系列改革。农村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实行了用计划把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的生产与交换的主要部分或全部加以管住，而对其他的广大农副产品实行放开，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同时，支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市场的引进，为农村注入了新鲜活力，使农业迅猛地发展，新兴的乡镇企业拔地而起，我国农村经济表现出从来没有的兴旺发达。

80年代初，在农村家庭承包制获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上，在城市开始了引进市场改革的试点。其第一步是对国营企业实行扩权让利，允许原先按指令性计划生产与调拨的国营企业，可以“找米下锅”，为市场需求而生产，不仅从市场找原料，而且产品在市场销售，盈利一部分作为自留利润自主分配、自我积累、自行发展。改革把企业推向市场，使它的一部分活动直接从属于市场机制的调节。

1984年底，开始城市范围内的全面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对国营企业实行两权分离，自主经营；培育市场，建立市场体系和放开价格；改进国家的经济管理方法，实行间接调控，等等。这一改革旨在计划指导下，在国营经济领域进一步利用与发挥市场作用。

有效利用市场的关键是价格放开，形成价格→←供求的连锁变动机制。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价格，1985年放开了城镇除口粮、食油以外的农副产品价格。1985年后价格改革在工业生产领域大面积推开，很多产品采取越过调价而直接放开价格的激进方式。

引进市场的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一样，有效地激发出经济的活力。在实行价格管理松动和价格放开后，在旺盛的需求拉动下，市场价格上涨，从而大大激励了企业增产的积极性。由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企业拥有投资权，特别是财政包干激发了地方投资的积极性，因而，价格放开所形成的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不仅表现在企业积极增产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投资的活跃上，出现了加工工业，特别是那些销旺利大的家电产业及其他产业的投资热潮和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1980～1990年工业生产年增长达12.6%。但是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市场机制起搞活经济的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十分显著的负效应。1985年后，明显地发挥作用的价格机制表现为物价明显上涨，而不是在稳定中有涨有跌，市场起着刺激片面的生产扩大和投资扩张的作用，而不是促进产品和结构调整的作用。而且，在建设规模过大，经济过热，需求过旺的条件下，市场作用的增强，促使短线更短，长线更长，从而加剧了结构失衡，并最终导致1988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应有的正常的积极调节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而其负效应却表现得很明显的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

第一，企业改革停留在浅层次上，自主性经营机制未形成，企业对市场缺乏灵敏的反应。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构建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积累、自行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组合的经营机制，从而使企业成为商品经济的微观组织。但是，我国国营企业改革着眼于放权让利，强化企业的利益驱动，未能采取措施，推进自负盈亏，加强对企业的预算约束和产权约束，以形成自我约束功能和对市场灵敏的适应性。1987年国营企业普遍推行的承包制，也未能解决好企业负盈不负亏的问题。由于负盈不负亏，经营风险转归国家承担，企业缺乏经济损失的约束，企业不是适应市场状况而大力完善经营管理，进行结构调整，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包括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而是价格有利就拼命追求扩大产值和扩大投资，价格下跌，就不积极于结构调整，不少企业仍照章办事，表现出对市场缺乏反应或反应迟钝。可见，企业改革停留在扩权让利的表层内，而未深入到经营机制的领域，企业改革不到位，是市场正常调节作用难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www.daowen.com)

第二，统一市场形成步履艰难，价格难以理顺，市场调节的积极功能发挥不出来。改革不配套，政企分开进展迟缓，初生的市场处在条条与块块的禁锢之中，成为若干相互割裂的市场。由于改革互相制约，例如财政包干体制助长市场分割，也由于生产资料、劳务、金融等市场发展的缓慢，造成市场发育迟缓和统一市场难以形成，使各种生产要素难以在国民经济大范围内流动和优化组合，因此，市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的地区布局调整——的功能就难以发挥出来。

价格改革未能及时地推开，价格未能及时地理顺，这是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的最重要的原因。由于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未能协调好，过热的经济造成的不良的宏观环境，使重大价格改革难以出台，农产品和基本原材料价格低的状况，长期不能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消费品和加工品的价格却又在大范围内放开，不合理的比价下必然会出现市场机制的扭曲调节作用，它一方面使粮食、基础原材料、能源、交通等部门难以发展，另一方面更加促进加工工业盲目发展。

第三，国家的经济调控体系建立滞后和国家调控功能的薄弱。改革以搞活企业为起点，继之以放开价格，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同时加强国家经济调控体系的构建，设置各种经济杠杆，有效地发挥国家调控功能。例如，在搞活微观时，必须将宏观管住；在将一般消费品和供求大体均衡的投资品价格放开时，应将关键的产品价格管住；在放开价格，利用市场调节作用时，要建立各种市场调节基金，利用国家调控发挥市场吞吐功能，把市场价格稳住；在将小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权下放时，应将大的建设和重点技改管住；在缩减指令性计划生产与调拨时，要采用完善的指导性计划管理，借助完备的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来规范企业活动，使之符合计划要求。特别重要的是，基于改革初始阶段市场发育不全，统一市场形成和价格改革不可能一蹴而成，市场调节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局限性和扭曲性，应该加强国家的调控功能。除了要依靠计划来形成和调控基本产业结构而外，还要依靠产业政策，有效利用经济手段，来引导和管理企业和地方的投资活动，防止市场调节扭曲下结构的进一步失衡。归根到底，企业搞活，价格放开，必须与加强和完善国家调控相结合，引进与发挥市场作用，必须与坚持计划调节相结合。

在我国改革过程中，曾经出现着重于市场的引进和利用，却未曾着眼于对市场的调控和加以“管住”的状况。人们更多地看见市场调节将带来的“搞活”经济，调整结构，提高效率的正效应，却未曾及早认识和充分估计改革初始阶段具体条件下的市场调节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及其会导致“失衡”和“膨胀”的负效应。人们对我国改革初始阶段市场调节正负效应的并存没有明确的认识。例如，在一段时期片面宣扬市场调节的“美好作用”，而对计划却予以“低调”处理。且不说，某些人还把市场调节万能论作为我国改革的“妙方”来加以推荐。我国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过热，需求膨胀愈加明显，物价大幅度上涨，除了由于急于求成，建设规模过大而外，更重要的是由于搞活经济中未能有效地发挥国家的调控经济的功能，未能将市场与计划有效结合。这种情况就其主观认识上的原因来说，在于对待市场作用存在片面性与非科学性的模糊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