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务实”的民族。孔子所倡导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对后世具有深刻的影响。王符《潜夫论·叙录》说：“大人不华，君子务实。”[82]华而不实历来为国人所鄙弃。有学者认为，“务实”的国民性是民族生存环境所决定的。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指出：“一种民族特性的造成，莫不受地理、生活、气候的影响。中华民族既繁殖于黄河流域，在这种气候严寒土地瘠薄的环境之中，非勤劳耐苦不足以图存，非谦逊柔和不足以相处，便造成一种注重唯生生活的民族特性，且因此而产生一种实践伦理的思想，屏绝杳渺玄想的生活。”[83]
居于意识形态中心位置的经史文化是“务实”精神的生动写照，它服务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间事务，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84]的文化心理结构。经史文化的特征是“信而不诞”。经史文化主要是由进行教化的道德哲学和供后世借鉴的史传组成的。道德哲学拒绝采用“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因为这些来自“小道”的东西，只会妨碍君子“致远”，“是以君子弗为也”。[85]因此，经典是“信而不诞”的。被尊为“经”的典籍之中亦有史传，如《春秋》。史传类的著述更是如此，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86]“实录”，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持中”，也就是“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第二，“事核”，符合历史真实，不虚构，不夸大，不但不用“道听途说”的不实的材料，而且对民间诬谩失真的街谈巷议有“整齐”作用。司马迁称史传“实录”的记事方法为“述故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87](https://www.daowen.com)
记事上的“述而不作”也就是“实录”，这对于史传无疑是重要的。可是由于经史文化的特殊地位，这种“信而不诞”的价值取向也被引入文学艺术领域。王充《论衡》对于虚构给予了彻底否定，认为那是“虚妄”的，有害的，必须坚决禁绝。左思《三都赋序》批评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甘泉赋》、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虚而无征”，认为文艺作品“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所描写的事物要能够“稽之地图”“验之方志”而不诬，否则“览者奚信”？[88]一直到宋代以前，我国古人仍一直坚持“事皆不谬，言必近真”的“实录”，对艺术虚构缺乏正确认识。这种文化心理促成了史官文化的繁荣，但它又成为戏剧、小说文化创生的严重心理障碍，延缓了戏剧、小说的生成。元好问的这首论诗诗说明戏曲、小说与“语绝于无验”的“求实”心理相悖：“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89]戏剧、小说正式诞生并走向繁荣之后，人们对于艺术虚构的作用有了一些认识，但是，由于经史文化的“正宗”地位，“求实”的文化心理并没有大的改变，因此，戏剧、小说一直不能登“大雅之堂”，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正统文人大多将其视为“妖孽”，不断动用国家机器实行禁毁。少数有“异端”倾向的文人及某些比较开明的人士虽肯定杂有虚构的戏剧、小说，也只是把它们视为经史的附庸，或干脆将其“抬高”到与经史“比肩”的地位，对其独立的价值缺乏认识。“小说家言……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90]明末清初的文艺批评家金圣叹将《西厢记》《水浒传》与《史记》并列为“才子书”。有的人则干脆把戏曲剧目名称更改为史书之名。明代书坊就曾将戏曲名著《西厢记》易名为《春秋》。明李开先《词谑》载：“尹太学士直舆中望见书铺标贴有《崔氏春秋》，笑曰：‘吾止知《吕氏春秋》，乃崔氏亦有《春秋》乎？’亟买一册，至家读之，始知为崔氏莺莺事。”[91]明代剧作家屠本畯再续《西厢记》亦沿用其名，称其续作为《崔氏春秋补传》。元代即有称《西厢记》为《春秋》的。元宫天挺《范张鸡黍》杂剧第一折：“小生不曾读春秋，敢是《西厢记》？”[92]以《春秋》称《西厢记》和金圣叹将《西厢记》与《史记》并列为“才子书”一样，都是为了惊世骇俗，抬高戏曲的地位，以求得到社会的认可。《春秋》既是史传，又是儒家“经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记整理修订而成，后世用为古代史书之通称。称戏曲剧目为史传，旨在使这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邪宗”挤进经史文化的“正宗”行列，这种作法本身就足以证明“求实”心理的稳固和经史文化的“崇高”以及戏曲、小说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地位的“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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