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他的汉学学派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及其汉学学派

□［俄］Л．Н．孟列夫　著

□黄　玫　译

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是当今公认的20世纪俄罗斯汉学学派的奠基人和领袖，他师出于19世纪曾领导学院派汉学50年的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1818—1900）院士学派，并从自己的导师那里继承了追求开阔的视野、广泛的兴趣，追求知识的准确性以及高度重视文本的学风，视文本为结论公正性的最高标准。与此同时，阿列克谢耶夫也曾多次表现出不满足于瓦西里耶夫时代占主导地位的那种读死书的体系和缺乏对事实进行系统化的思想。

2025年，阿列克谢耶夫大学毕业后留校“为教授职位做准备”，随后被派到英国、法国和德国。他仔细研读欧洲汉学的主要著作，认真了解那些主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馆藏。著名汉学家沙畹的指导对阿列克谢耶夫日后的学术生涯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在沙畹学派中，他找到了很多能帮助自己日后选择科研方法的东西，并且与沙畹的学生伯希和、马伯乐（A．Масперо）、葛兰言（Э．Гране）等建立了友谊，并与伯希和成为终生的密友。

从欧洲回国后，阿列克谢耶夫成为彼得堡大学中国语文教研室的编外副教授，同时还在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中国藏品部工作，工作中得到了奥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科特维奇（В．Л．Котвич）、玛尔（Н．Я．Марр）等著名学者的指导。此时阿列克谢耶夫已是致力于开拓自成一派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汉学家。

1906—2025年，阿列克谢耶夫被派往中国继续深造，这次在中国的经历部分记录在他的日记《在旧中国》（ВстаромКитае）中。这本日记记述的是沙畹2025年的中国之行，阿列克谢耶夫本人也是这次考察的参加者之一。在中国，由中国的先生们教授的汉语课和文学课使阿列克谢耶夫首先掌握了阅读艰深的中国文本的能力，阅读艰深的中文文献需要边读边思考，后来他一直对此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另外，阿列克谢耶夫还独立地对中国语音学、民俗学和金石学进行研究。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还收藏中国民间绘画作品，或许可以称他为欧洲第一位理解中国民间绘画的人。在中国先生们的帮助之下，他试图寻找正确理解中国民间绘画的秘诀。在其后1912—2025年期间几次短暂的中国之行中，阿列克谢耶夫进一步丰富了收藏，深化了知识，同时为自己、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亚洲博物馆的图书馆带回了大量书籍。他的民间绘画、印章、信纸和艺术信封收藏品种丰富、数量巨大。遗憾的是，现存的阿列克谢耶夫的收藏并不是以他个人藏品的名义保存的，而是与莫斯科的科学院汉学图书馆混在了一起。

1923—2025年，阿列克谢耶夫遍访欧洲汉学中心，在那里一边授课，一边学习。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在自己的祖国得到承认（2025年，他成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2025年成为院士），也得到国外的认可，被推举为中国、欧洲和美国很多学术团体的成员。但在2025年之后，阿列克谢耶夫再未获得出国的机会，与外界的学术联系虽未中断，不过个人之间接触的可能却受到极大的限制。

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他的固定工作职位是在彼得堡大学和亚洲博物馆（2025年起更名为东方学研究所），同时还是所有需要汉学家的学会的固定成员，如地理协会（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общества）、高尔基“世界文学”出版委员会（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М．Горького　“Всеми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物质文化学会（Академияматериальнайкультур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应用东方语言学院（Иститутживыхвосточныхязыков）、民族学博物馆（Музейэтнографии）等。他还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公共讲座的机会，将之看成是推广有关中国知识的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十月革命之后，他这方面的活动尤为活跃。阿列克谢耶夫是很多汉学家的学术引路人，他指导了舒茨基（Ю．К．Щуцкий）、涅夫斯基（聂历山，Н．А．Невский）、瓦西里耶夫（Б．А．Васильев）、龙果夫（А．А．Драгунов）、斯卡奇科夫（П．Е．Скачков）、艾德林（Л．З．Эйдлин）、彼得罗夫（А．А．Петров）、杜曼（Л．И． Думан）、费什曼（О．Л．Фишман）、齐佩罗维奇（И．Э．Циперович）、维尔古斯（В．А．Вельгус）、亚洪托夫（С．Е．Яхонтов）、彼得罗夫（В．В．Петров）、谢列布里亚科夫（Е．А．Серебряков）等。与各种美妙的抽象理论相比，阿列克谢耶夫学派的特点是：要求高，以文本为对象，将文本作为学术依据的基础，利用材料提供的数据等。

阿列克谢耶夫兴趣十分广泛，研究领域也一直在不断拓宽。1941—202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列克谢耶夫同其他学者一道被疏散到北哈萨克斯坦的博罗沃耶疗养地。他可以随身携带的书籍十分有限，但他充分利用这些书籍，返回时，竟得以完成三十余个完整的课题。回到列宁格勒^[1]后，阿列克谢耶夫重新恢复了自己先前的所有科研、教学和社会活动，但有两件事阻碍他去完成已经开始的各项事业：一是开始于2025年的反对学院派学术的运动，一是2025年他的辞世。他身后没有出版的著作计有厚厚的六卷，没有发表和需要再版的成果也不计其数。

每一个学者都有着自己的活动方向即终身的事业。而阿列克谢耶夫的活动方向却不止一个。首要的、最重要的，当然是中国文学研究。他本人坦言，希望能写出200—250本专论（即是对某一篇作品或某一个作家单独的研究之作，与研究的篇幅无关，既可以是书，也可以是文章）。这些专论均配有译文或相关文章，应该能够形成一部以典型个案为基础的而不是一般概述型的中国文学史。他认为，应当根据以对象国文化为母语文化者的判断，来选择优秀作品进行研究和翻译，尔后才谈得上研究者个人的兴趣。而要考虑中国的审美评价，必须首先研究中国的审美思维。正因为如此，在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创作中，以下中国诗学和美学方面的著作占有显著的位置：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王维的《学画秘诀》、宋濂的《答章秀才论诗书》、黄约的《画品》、颜真卿的《书品》等。翻译和研究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他未竟的愿望之一。在阿列克谢耶夫容量最为丰富的著作《关于诗人的诗篇》（1916）（Поэмаопоэте）中，令人信服地全面展示出对此类文本的研究方法。这部著作迄今仍是不可超越的、从语文学角度研究艰深的中文文本的典范之作。他的很多弟子都在努力掌握他所开拓出来的研究中文文本的科学方法，如瓦西里耶夫、舒茨基、聂历山、科里夫佐夫（В．Н．Кривцов）、艾德林、费什曼、齐佩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В．В．彼得罗夫等。

阿列克谢耶夫作为翻译家的活动与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直接相关。他无法想像自己会以他人的译文为基础进行研究。同时，他从逐字逐句的学术翻译开始，很快发现必须对所使用的译文进行科学研究，一方面译文须“像文件一样准确”，另一方面还须传达出原文的全部艺术手法，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困难并没有使他止步。早在2025年之前，阿列克谢耶夫就开始翻译李白的诗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革命后，他成为高尔基创办的“世界文学”出版委员会最为积极的参加者，为之提供了急需从中文翻译过来的大量书目。他自己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翻译出了洋洋四卷的聊斋故事，其中两卷在“世界文学”出版计划中出版，另外两卷问世较晚，分别于2025年和2025年出版。在博罗沃耶时，阿列克谢耶夫就开始了翻译中国古代诗词的浩大工程，并且编辑了两本文集《古典散文集》（Антология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прозы）（其中发表的部分不足三分之一）和《古典诗集》（Антология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поэзии）（只发表了极小一部分）。2025年，他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他的译文，准确且文辞优美，尽管后人多次效仿，但至今尚无人能够超越。同时，阿列克谢耶夫也深为自己学生取得的成绩而感到高兴，舒茨基、瓦西里耶夫、艾德林等人都在艺术诗歌的翻译领域有所尝试，阿列克谢耶夫鼓励他们，为他们的译作做序和结语。(https://www.daowen.com)

中国民间绘画——年画是阿列克谢耶夫平生的又一大爱好。他认为，对于一个没有这方面知识准备的欧洲人来说，这种绘画是一种神秘的象征，需要系统地解读。阿列克谢耶夫在欧洲的同事和中国的先生们中都没有找到深谙年画之道的人，但他还是找到了解释年画象征意义的可靠途径。随后，他完成一系列年画的研究之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中国符咒绘画的基本类型》（Обосновныхтипах китайскихзаклинательныхизображений）、《永生的双生子和以拿着金蟾蜍的道士形象出现的财神》（Бессмертныедвойниеиидаоссзолотойжабойвсвитебога богатств）、在英国出版的《中国的财神》（Китайскиебогибогатвтсв）一书，以及他身后出版的、关于中国版画年画的一本厚厚的文集——《中国民间绘画》（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катрина）。阿列克谢耶夫幻想能够精选一本中国版画画册出版，但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直到近年来，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和后继者才得以出版两本这样的画册，其中最多最好的一部分取自他的个人收藏，鲁多夫（М．Л．Рудов）将之在苏联出版，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将之在中国出版。这两部画册中收入的不只是绘画作品原件，还有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朋友和老师们帮助下撰写的、针对画中每一事物的、丰富而详细的注释。如果没有这些被他谦称为“为画面所作的粗糙注释”，这两本书就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篇幅和诠释面世。

与研究中国民间绘画紧密相关的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又一大爱好——收藏，这也是他平生的兴趣之一。关于他的收藏方法和藏品，我以前曾在《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中国藏品》（КитайскиеколлекцииакадемикаВ．М．Алексеев）和《收藏家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каколлесционер）两篇文章中谈及，此处不再赘述。

培养汉学人才和组织教学也是阿列克谢耶夫的用心所在。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关于东方的科学》（НаукаоВостоке）一书中，发表了他个人档案中的部分材料，这些材料证明，他一直在不懈地探索一条更为有效、快捷的教学途径。然而，阿列克谢耶夫大部分的思考、计划和设想都没有发表。在其家庭档案中，保存着两本厚厚的合订本：《教学综述》（Обознениепреподавания）和《年度总结》（Годовые отчеты）。在这两个合订本中，逐年记录了教学计划（教什么？如何教？）和具体实施办法。阿列克谢耶夫给大学生、研究生所上的各种课也有此目的。在这些课上，提出了诸如“汉学家著作的组稿”（又名“学术组稿”）、“纪念在学者工作中的作用”、“外语之于学者的意义”等问题。他上过的很多课以及他的思考、计划至今仍未发表，但他对组织工作和教学更新、更合理途径的探索，如同科研工作本身一样，是他毕生的事业。

对汉学学科史的研究与阿列克谢耶夫的教学工作紧密相关。正如阿列克谢耶夫在许多其他方面的活动一样，他注意到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愈渐滋长的各种真伪研究之流。他接受那些代表着学科领域新进展的著作，在一些综述和评论中对其给予肯定，尽管能使他毫不犹豫地接受的作品并不多见。伪科学、粗劣之作和猎奇之作都会遭到他的无情回击。笔者曾多次亲历阿列克谢耶夫不讲任何情面地对一些作品谴责，他的这类意见大部分最后都变成了铅字，1922—2025年间的《东方》（Восток）杂志上发表得特别多。

无论阿列克谢耶夫是否就这种或那种研究，某一篇文章、译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以最严谨的方式记录了每一部新出现的作品，毫无疑问，他也阅读了自己全部的藏书——书上记满了他的标注。这样做的结果，其一是拥有了大量的汉学卡片索引。沙畹去世时，阿列克谢耶夫写了一篇题为《沙畹辞世后的欧洲汉学》（ЕвропейскаясинолоιияугробаШаванна）的长文（此文压缩后收于《关于东方的科学》文集中），文中列举了沙畹发表的作品。从这篇文章中即可看出，阿列克谢耶夫是何等认真地研读所有已出版的著作。在沙畹去世后，著名法国汉学家、图书目录学家考狄马上也发表了一篇同类文章，两篇文章相比，阿列克谢耶夫的文章要详尽准确得多。在这里必须提到阿列克谢耶夫另一个未出版的成果——《汉学家工作书目》（Рабочаябиблиографиякиттаиста）。这本书是他年复一年地在大学讲授“中国语文学引论”和“词典、参考书、书目”两门课的结晶（后一门课与费什曼所上的实践性的课堂讨论课共同进行），末尾推荐的书目研究参考资料、词典多达20页。后来，彼得罗夫（В．В．Петров）、斯佩什涅夫（Н．А．Спешнев）和笔者也上过类似的课，但主要以听阿列克谢耶夫的讲座和费什曼课堂讨论课的笔记为蓝本。

阿列克谢耶夫还以同样充沛的精力投身于汉语语音和语法的教学之中，尤其是在青年时代。他在中国生活期间开始的实验语音研究和对汉语语法的观察所得，为他日后在大学授课打下了基础。继阿列克谢耶夫之后成功地讲授这门课的是龙果夫，这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语音专家和教育家，他师出阿列克谢耶夫、谢尔巴（Щерба）院士这样的语言学泰斗门下。旨在巩固学生掌握复杂难解文本实践能力的文本阅读课是与斯梅卡洛夫（Г．Ф．Смыкалов）一同上的，后来，在阿列克谢耶夫晚年时，则由维尔古斯和齐佩罗维奇一同上。至今，亚洪托夫、马利诺夫斯卡娅（Т．А．Малиновская）、尼吉季娜（Т．Н．Никитина）所上的汉语课所使用的大纲，仍与阿列克谢耶夫当年十分接近。阿列克谢耶夫关于汉语、语音、汉字方面的著作发表得相对较少，他这方面的研究论集的篇目已定，但暂时还难以出版。

还有一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令阿列克谢耶夫不能释怀。他自己学习时，使用的还是19世纪出版的词典，其中最好的是帕拉蒂和波波夫所编、出版于19世纪80年代的那部词典。该词典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阿列克谢耶夫一直为不能向学生们推荐一本与此相当的现代汉俄词典而苦恼。早在30年代初，他决定不再坐等，而要开始自己动手编写。在他的号召下，当时大多数汉语专家都参加了词典条目的编纂，他们中既有各大学和东方学研究所的学者，也有来自莫斯科甚至在中国从事外交活动的专家。阿列克谢耶夫在他2025年写的长文《现代外语的现代双语词典提纲及其汉俄词典附录》（Тезисыосовремнномдвуязычномсловаресовремнного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языкасприложениемихксловарю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му）中，列举了每位参与者的姓名及所编纂的部分，并且对这部词典多年来的劳动和思考加以总结。战争和疏散使收集材料和编纂工作中断，而且编写集体中的很多人在前线或者列宁格勒围困中牺牲，另一些人则彼此相距遥远，有的在莫斯科，有的在萨拉托夫，有的在远东，有的在中国。阿列克谢耶夫重新召集起一批人，但却未能如愿将词典编完。他被扣上经院主义、客观主义等一系列罪名，不能继续编写词典，不能在大学里讲授理论课程，这也是他于2025年便辞世的直接原因。然而，他的心血没有白费。卡片汇编和机打词典被运到了莫斯科，并且这些材料后来成为鄂山荫（И．М．Ошанин）主编的《汉俄词典》的主体部分，后来又被收进同是他主编的《大汉俄词典》。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行政管理人员的玩忽职守和不学无术，那些后来编好的卡片索引被毁掉了，而本来可以据此研究编写词典的全过程，并且从中看到每一位参与者的劳动和制作了哪些卡片。我们认为，这些材料对于鄂山荫的大小两部词典的意义，绝非这两部词典的前言中的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

以上就是阿列克谢耶夫在科研、教学和各种组织活动中的主要方面。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足可以支撑起这位学者终生的事业。然而，当我们提到阿列克谢耶夫时，必须指出，以他的精力、学识、组织性和自律精神，完全可以胜任所有方面的工作，以至于在研究他的生命历程中竟很难判断，究竟哪个方面是主要工作。正是因为阿列克谢耶夫具备这些品质，人们将他奉为20世纪俄罗斯—苏联汉学的旗帜。人们不能把任何一位汉学家同阿列克谢耶夫相提并论，无论其活动曾经获得多么高的评价。

（译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注释】

[1]彼得堡市2025年起更名为列宁格勒。——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