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都为稻粱谋——社会生活史视野下的清中叶学者职业化研究

著书都为稻粱谋——社会生活史视野下的清中叶学者职业化研究⁽¹⁾

张瑞龙　谭红艳

［摘要］学者职业化是清代学术史上颇受瞩目的现象，清代汉学考据的发达亦与此密切相关。以往研究多注重其对清代学术积极贡献的一面，本文则选择嘉道间的典型人物，考察这些职业化或半职业化学者的谋生状况与从业心态，以及从业者与同时代人对此职业的评论与出路期许等，进而从清代职官设置、入仕铨选等制度史和社会经济的角度，解释清代学人游幕这一学者职业化现象，以期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窥见清代学术的另一面相。

［关键词］社会生活史;学者职业化;游幕学人;清代学术史

一

嘉庆六年(1801)，戈襄(1765—1827)因挚友顾广圻(1766—1835)出游谋生，对其时游者做了这样的划分，云:

吁!吾见今之游者众矣。下焉者，龌龊谋利，丐升斗须臾之养，以润其身，而不觉谄污之可耻;中焉者，役役逐逐，蝇营狗苟，日觊在上者之一假手援引，得以窜身仕籍，脱其诗书之苦;上焉者，以文章为饵，以谈说为宗，其学纂取乎时之所尚者而会萃之，其始不必为己之所好，其继不必为己之所有，剿旧袭新，但藉以夸张于寡昧之前，而骤惊其耳目，而名与实遂两得，得其实而不暴其名，由是人皆奉为实学，而其人亦遂泰然久假而不归，沽誉夸身，巧利莫甚。⁽²⁾

其中“以文章为饵，以谈说为宗，其学纂取乎时之所尚者而会萃之”的“上焉者”，便是以学术谋生之人，亦即职业化学者。对这类人，戈氏的批评是“沽誉夸身，巧利莫甚”。在他看来，其生活似乎颇为不错，尤其是较诸“龌龊谋利，丐升斗须臾之养”的“下焉者”而言，不啻天壤之别。

但也有人对游幕谋生持同情怜悯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游者中的“上焉者”还是“下焉者”，都是被迫而为的谋生方式，并非士人所乐为。如鲁缤(1768—1817)就说:

世方逐逐于声利，役役于富贵，岂尽生而好之哉?彼汩没于嗜欲者有矣，不得已而为之者强半焉，室家之累，饮食百物之需，有以扰其中而乱其外也。(中略)然不得已而逐逐于声利，役役于富贵，无亦有不能自主者存耶?⁽³⁾

盛大士(1771—1838)则称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任何人都不愿意过这种争名逐利的生活，云:

世之名场驰逐者，非必富贵利达之见锢于其中也。家无余赀，株守必坐困，始不得已而出门，冀侥幸于万一。苟有田可耕，有书可读，有先人敝庐可息肩而容膝，亦复何求?若其走俗抗尘，猿惊鹤怨，虽求无不得，犹且不可，况所求者不可得，而所失者不复偿乎!⁽⁴⁾

但尽管如此，学人游幕还是成为清代士人较为普遍的谋生方式之一，这也是清代较为特殊的现象。与历代幕府中幕僚多从事佐理政事、参赞戎幕等不同，清代尤其是清中叶的幕府存在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并非从事行政性的事务工作，而是以门人清客身份陪同幕主或谈经论史、盱衡时局，或撰文吟诗、著书立说，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工作⁽⁵⁾。清代汉学考据所以如此发达，即与这一群体密切相关。故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这一现象亦备受关注。这类游幕学人，则多被称之以“职业化的学者”。如早在1904年梁启超(1873—1929)考察清代学术变迁时，便以“分业的组织”概括这一现象⁽⁶⁾。20世纪20年代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概述官方、半官方及商人幕府对学术的赞助和支持⁽⁷⁾。其后，艾尔曼先生《从理学到朴学》以专章篇幅，讨论“江南学者的职业化”⁽⁸⁾。近年，尚小明先生则先后推出近30余万字的专题研究《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和46万多字的资料整理著作《清代士人游幕表》，系统梳理出清代学人幕府的构成状况、发展脉络和人物谱系⁽⁹⁾。

然而现有关于职业化学者的研究，多注重其对清代学术积极贡献的一面，甚至有谓其具有“近代性”者⁽¹⁰⁾。但上引时人对学人游幕的评论，则表明问题要复杂得多，亦即我们应充分关注游幕学人的从业心态、生活状况以及对职业出路的期许与同时代人的评论等，方可做出恰当的判断。故本文将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职业化学者的从业心态和生活状况如何?二、学人游幕的职业稳定性如何?从业者及同时代人对此职业的评论与出路的期许如何?三、在清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游幕学人?除前人已充分关注的朝廷和地方官员的提倡及其形成的社会风气和氛围外，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如何恰当地理解清代学人游幕这一“学者的职业化”现象?

关于“职业化”和“半职业化”的学者类型，本文采用尚小明先生的划分和界定，对其中比较典型的三种加以讨论，即“职业化学者”:(1)在官员赞助下，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游幕学人; (2)在各类书院讲学，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半职业化学者”:(3)学者型官员⁽¹¹⁾。时段上，则大致以嘉道时期为限。由于这类材料非常零碎、分散，难以做集中系统地研究，故本文只是遴选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资料试作探讨。

二

章学诚(1738—1801)是位典型的在官员赞助下从事学术研究的游幕学人，但这位拥有进士功名，且在学术上目空一世的职业化学者，窘困落魄几乎成为生活的常态。从乾隆间他给朱筠(1729—1781)的信看，纂修官书的工作，尽管为人艳羡，但以之营谋生计，却颇为艰难，须纂修三四种书籍，方可维持生计。问题是这类差事也很难谋得，章氏曾为此致函乃师多方催促，说:“腐儒索米长安，计非官书三四门，不能自活，吾师许之有日矣，而到手者仍无一处。”且以庄周寓言中待升斗之水而活的“涸鲋”自况，称:“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乞勿迟迟，待西江决而后索涸鲋于枯肆也。”⁽¹²⁾其窘迫之况，可见一斑。

对这种以著述谋稻粱的生活，章学诚自称是有“文墨之长”，“屈折用之，以为糊口计”⁽¹³⁾。但其生活境况，似乎一直没有太大改善。嘉庆二年(1797)，章氏在给朱皀(1731—1806)的一封求援信说:“现有所祈者，家中嗷嗷已久，此间所获，随身将归，如沃焦釜，前日已于少白书中，嘱其转达，未知到否?今沈桐城君正赴灵壁，舍侄正知灵壁，作书向渠索助，并嘱沈君为之面言此时窘况。如得阁下为之谕意，则彼正于散赈之时，穷途族叔，又旧托知交，或稍从优厚，未可知也。”⁽¹⁴⁾而早在一年前，其生活境况早已是“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甚至自比僧丐，称:“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间，惘惘待倘来之馆谷，可谓惫矣!”⁽¹⁵⁾

因而有人便对这些才华横溢，却又出门游幕、乞食于人的行为表示不解。张际亮(1799—1843)曾因刘开(1781—1821)自言“少时蒋砺堂、韩桂艶、曾宾谷，以国士待吾，诸公贵人多相向慕也。今久困佗傺而情势一变矣，吾亦自是倦于游”，“此言未几”而“客死于濠”的遭遇，评论说:“孟涂土既苦贫，何不负耒荷薪以养其母，乃欲求始终于诸公贵人，何邪?”⁽¹⁶⁾但尽管张氏有此困惑，他本人却仍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亦因生计问题，设法入幕谋生。

道光十一年(1831)，张际亮因多次乡试落第，所负之债累积千余两，致函时任河道总督的林则徐(1785—1850)，请求其资助银一千两，回报则是帮其纂辑类似靳辅《治河方略》之类的书籍，云:

今之所重困者，特千金耳，而入无所告，出无所投，彷徨日夜，无所为计……昔陈汤贷乞无节，为乡里所薄，今者丐贷且无门，轻薄何足计耶? ……亮少而读书，壮而游四方，于当世利弊得失，能详言……以执事清操廉节，亮亦不敢生厚费周章……盖今之游履多趋河工，河上诸公共醵千金以从助人者，非一日一事矣，亮亦不敢出此念。昔靳文襄著《治河方略》，皆详南河而略东河，今若仿而为之，于东河前后治河之迹勒为一书，使得操笔墨以从事，于诸公之勤劳，亦有以垂久远也……著书之体，惟执事裁定，成书之速，亮可自信也。⁽¹⁷⁾

这是一封典型的试图以著述谋稻粱的“干禄”书，其中张氏的自我介绍与对著述选题和纂修的概括，以及对纂修预期效果的估量，简直无异于现在一项简短的课题论证。后虽因林氏任内升迁作罢，但其自称“丐贷且无门，轻薄何足计”的生活境遇和心态，则与章学诚以僧丐自处无太大差别。

尽管如此，很多人仍对游幕生活充满了向往。道光十二年(1932)，沈篧(1798—1840)接到安徽学政沈维(1778—1849)专函聘其校阅试卷时，虽自谦“校文事重，深惧不克胜任”，却以入幕不仅可谋生计，且能借此增广交游，在学术上获攻错之益等因由，欣然前往，云:

顾自念夙具四方之志，久欲以钝质与海内豪杰相砥砺，今幸得奉教于贤士大夫，深惬素愿，况随使车游历，南渐江而北汝颍……考地形于历阳、寿阳，究湮渎于东迤，北会安丰大别，证《汉志》之非讹，姑孰当涂，笑唐贤之多误，尤足摅怀古之蓄念，释读史之前疑。是以承命不辞，谨俟使到就道。⁽¹⁸⁾

但待其入幕校文后，却发现情况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称心。首先是薪水太少，不足以赡养身家。为此，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抱怨，说:“出纳之吝，乃近日通习，篧亦安得以所获之少，遽不满于主人?然归未十日，囊已钱空，亦殊可叹矣。”甚至有“吾见天下之寒士，将尽转于沟壑”的忧叹。其次，非但未能借此增广交游，反因书生习气，与同事龃龉不断，称“迂拙之状，任情使气之习，见疾于同事。而主人仍加意相容，此颇可感”。而更令其不堪的是，幕职校文繁重，对学业非但没有助益，反而多有荒废，自言“风雨驰驱，旧业无暇温习”，“久不读书，笔底颇觉结，到考棚后，校文少暇，舍田耘田，深以学业荒废为惧”。不仅如此，据他观察，谋职人数之多，亦超出想象，称:“主人会客处，亲故托荐馆地者相属”，慨叹“谋食之苦，出世之难”⁽¹⁹⁾。

两年后，沈篧从浙江学政陈用光(1768—1835)入京城，先后馆于徐松(1781—1848)、刑部侍郎姚元之(1773—1852)府第，自言“藉考证以自给”，仍过着以著述谋稻粱的生活⁽²⁰⁾。但在他看来，可谋职或谋生的学问却相当有限，只是《说文》等少数几种学问，沈氏且以此转告乡亲故友，说:“里中故人如欲出门，而才具与时下不相宜者，惟有读《说文解字》一书，差犹可吃饭。”⁽²¹⁾并殷劝友人“细观《说文》”，称“至要!至要!”且提醒其“留心时贤之所撰”，并谈及其与友人遭遇之别，说:“半虔之所以饿死，篧之所以仅免”，皆因此⁽²²⁾。又因“天下尚朴学者之少也”，竟自称“时怀饿死之忧”⁽²³⁾。

沈篧极为庆幸有此专长可以谋生，曾多次谈及其当年研习此学，遭友人反对之事。友人以“士不当为藻饰无用之言”，称其从事《说文》音韵之学，虽“意欲免俗，不知此正俗学也”。但这位反对他从事此“俗学”，且言“天无厄人之事，不可效小人之戚戚以自厄”的友人，竟困厄而死⁽²⁴⁾。因而自称:“使篧早从半虔之言，薄故训而不为，则篧之骨枯已久矣。”⁽²⁵⁾

或许由于这种原因，沈篧对谋生的态度，较诸同辈友人便颇为务实，曾直言:“衣食之急，急于科名，人须衣食粗给，方不至为苟且耳”，称“凡好谈好游之习，昔日以为方雅者，一切惩戒;或者得免于饿死，不致为半虔之续耳”⁽²⁶⁾。这里的“半虔”，就是沈氏的挚友纪庆曾。纪氏家境贫寒，授徒自给，后屡以族累，境况愈加窘迫，不得已，“北游山东五年”，却“无所遇”。在其往山东期间，“妻子困乏，又丧其次子”，后因思家欲归，却因行装典当一空，只得在酷寒的严冬，身穿单薄的衣衫而归，最终竟以伤寒病卒⁽²⁷⁾。故沈篧对挚友张履使其子习钱谷(做师爷)的决定，倍加赞赏，称许为“因材而笃之道”。而对另一位友人纪磊因张履此举而“大为致怪”的态度，评论说:“习此为常，而求不饿死，难矣!”⁽²⁸⁾因而对这位朋友能否找到谋生的差事，便极为忧心。沈氏曾为此致函友人，说:“石斋(纪磊)明年不在山，而为渠谋栖止地，甚难。”⁽²⁹⁾其后，沈氏虽多方设法努力，仍未能为其觅得幕职。对此，他倍感愧愤，称:“篧展转为石斋谋一襄校之席，竟无一能成，愧甚!愤甚!人心之不古，世风之变，非有可一言尽者!”⁽³⁰⁾但这时他可能忘了其曾推荐谋职的两位友人，尽管有获聘和被拒的不同，却在其推荐前后，先后故世的怪事:“前年荐山甫(金锡桂)于沈学使，学使欲延之，而山甫已先卒;后荐半虔，学使不延，而半虔亦逝。”就连他本人都有“亦可怪矣”的感叹⁽³¹⁾。因而这对沈氏推荐的朋友纪磊而言，未必是坏事。

以上所举章学诚、张际亮、沈篧及其友人等以著述谋稻粱的职业化学者，尽管未能代表清中叶全部游幕学人的生活境况，但至少亦透露出部分以著述谋稻粱的职业化学者生活境况之窘迫。

三

与游幕学人这种职业化学者谋生不易相比，作为官员而从事著述的半职业化学者或学者型官员，尽管有微薄的俸禄稍可依恃，但潜心著述的他们或以不适应投机钻营的官场生存环境，或以为官清廉，拙于生计，生活境况亦颇为艰辛。

郝懿行(1757—1825)是这类学者型官员的典型。嘉庆四年(1799)中进士，并于同年留京任户部主事的他，可能没有想到会因潜心著述，不但未能升迁，反而连生计都成问题。这位当年恐因部员请假耽误升迁，获第后决定不暂回乡省亲的43岁户部江南司主事，在给家父的信中展望“补缺后亦得考差升迁，兼御史府道”的仕途前景时，大概绝未想到等待他的竟是“浮沉郎署二十七年”，“未迁一官”的六品小京官生涯⁽³²⁾。

九年后(嘉庆十三年，1808)，郝懿行在给亲友的信中谈到其京官补缺及生活境况，已是“农曹需次，补缺尚迟，疏拙为官，清贫日甚”的境地。从信中看，郝氏曾试图以著书立说的方式来改变生活窘况，但效果不佳，故信中说道:“虽著述颇多，而非医贫之具”⁽³³⁾。此时，郝氏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卖书索米，积岁经年。望吃猪蹄，如嚼麟脯矣”⁽³⁴⁾。为医贫，郝氏甚至求助于夫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从嘉庆十六年到二十三年(1811—1818)的八年中，尽管生活已窘困到“望吃猪蹄，如嚼麟脯”的境地，但他仍坚持每年“陈牲楮之仪”来祭财神，而且要求也不高，称只因“家计米盐交谪之声盈耳”而“心有望焉”，云:“非弗念富贵之在天，鋢惟神实佑相之其惠，允所求，济其乏，无用弭其私望。”⁽³⁵⁾但财神并没有降临，郝氏生活的窘况亦没有改观。

嘉庆二十一年(1816)郝懿行致函友人已愁叹“七年无俸米吃”，于是“著书谋稻粱”，仿《世说新语》例，纂辑《宋琐语》这种为士人所喜闻乐见、售卖状况可能较好的书来救贫⁽³⁶⁾。然而刊刻此书所需的书板、刻印工费以及纸墨刷印等费用，已使他费尽心思。几经踌躇，最后竟不惜典卖衣物来筹集这笔费用，希冀其书能像传说中的洛阳纸贵那样畅销。对此，郝氏曾赋诗云:“典却衣衫为办书，夜凉风静苦踯躅。几曾卖贵洛阳纸，已涉兰秋七月初。”⁽³⁷⁾但为其代销此书的友人，却未能体谅他的艰辛，没有将售卖书资及时送达，致使郝懿行不得不专函索要，并再三申言其被追呼索债的窘境，说:“前丐销书，极承雅意，今从启价，似涉俗情。只缘索债登门，更甚催租败兴。望垂厚爱，俾免追呼。速惠版金，稍酬纸费。”⁽³⁸⁾而郝氏著作的“销售代理人”，亦有在距京千里之遥的江浙地区者，他曾致函浙江友人索要书资，言:“前丐销书，尚冀速济涸鳞，俾穷愁著书人无忧薪水之艰，幸甚!感甚!”⁽³⁹⁾可见他为书籍的销售，曾颇为费心地谋划过。

但尽管如此，郝懿行的生活仍窘困日甚，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后，年已64岁的他为救贫，曾因其所居齐鲁会馆“地颇间旷”，决定开馆授徒，结果却是“生徒寥寥，馆金又薄”，自叹“令人唤奈何也”⁽⁴⁰⁾。与贫困生活相伴而来的，还有因此而来的侮辱，汪喜孙(1786—1848)给顾莼(1765—1832)信中，曾谈到风闻这位前辈“每与同乡公燕，人谓其来骗饭吃”，并“于公所为人推倒地上”之事⁽⁴¹⁾。

郝氏经历看似有些特殊，但其27年小京官的生活窘况，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潜心著述型学者京官的生活境况。无独有偶，道光十七年(1837)在京任户部湖广司员外郎的汪喜孙(1786—1847)谈到其近年生活境况时，亦称因薪俸微薄，靠变卖藏书维持生计，自言“年来卖书易米，尽入琉璃厂肆”⁽⁴²⁾。而其著《从政录》，据汪氏自言，则是“服官三十年，不复孰何生计，久居京师，易米卖书，谨撰是编，以贻后人”⁽⁴³⁾。这种“卖书易米”的生活，并非汪氏的自我夸诞，亦非一时之窘。道光二十四年(1844)，与汪氏往来密切的许瀚(1797—1866)，就注意到其“卖书吃饭”的生活窘境⁽⁴⁴⁾。

如果说小京官的生活窘况，某种程度上是因京师米珠薪桂的高昂生活费用，那么在地方任闲散教职的教谕、训导等，微薄的俸禄似可俾其专心从事著述。然而事实却非如此，道光六年(1826)，建德县教谕严可均(1762—1843)便称其每年不到40两的俸银，尚不够租赁房屋和偶尔雇佣轿夫之用。加之无学田租费可补贴生活，朝廷又立新规，严禁收取“束修册费”，表示“无栈可恋”，将辞官游幕，“糊口四方”⁽⁴⁵⁾。

因而相对于游幕学人以著述谋稻粱的艰辛及学者型官员不足糊口的微薄俸禄，书院讲学无疑是最好的职业。因其不但收入较好，可潜心著述，亦兼获师友讲习攻错之益。但这样的差事，却极难谋取。

嘉庆八年(1803)，翰林院编修陈用光托乃师姚鼐(1731—1815)在南京觅书院之职，姚鼐便复信称:“此间觅今岁之书院，则必不可得。”劝其到扬州一试，却又说“恐亦无大济”⁽⁴⁶⁾。两年后，姚鼐因儿子来南京，亦言“欲为谋一小馆，却未易得也”⁽⁴⁷⁾。这年，陈用光因京师生活困窘，欲离京南下时，姚鼐便力劝其在官任职，说:“决意南来故佳，然闲居何以治生乎?必须求一书院。吾见今顷日求书院者之多，反不如在官之不争也。”⁽⁴⁸⁾嘉庆十五年(1810)，姚鼐又与陈用光谈到为其在江浙一带谋书院之职事，结果却是:“苏州书院已为吴方伯俊所得矣。不知浙中尚有可谋邪?”⁽⁴⁹⁾

不仅是书院教职，其他私塾、课蒙等馆职亦难觅求。姚鼐有位叫彦容的后辈，嘉庆十五年因其东家张道台改职员外，家眷亦同去京师而失馆⁽⁵⁰⁾。其再谋馆职之事便极为不顺。两年后，姚鼐在给姚莹(1785—1852)的信中谈到这位后备的谋职事，便说:“彦容闲居几一年，汝兄至此亦半年矣，图馆甚难，殊使人闷闷。”⁽⁵¹⁾到嘉庆十八年，馆职仍未谋到，姚鼐不得不出面帮忙，但效果亦不佳:“彦容觅馆不得，今只好为荐一徵比馆，然亦尚未得也。”⁽⁵²⁾后来，馆职虽然找到，但在姚鼐看来薪金却又颇少，喟叹“无可如何”，云:“彦容倾得江浦徵比之馆，岁仅六十金，无可如何，只得就之矣。”⁽⁵³⁾一年后，情况终于有所改观，彦容获得年薪140两的“江浦教席”⁽⁵⁴⁾。但其时谋职困难的局面，却丝毫没有缓解，我们看到姚鼐为给后辈子弟谋职，连平日“锁居院内”的友人马春田都致函相求，请多为留意，言:“吾兄锁居院内，势不能于外间荐馆，然恐遇便有可为吹嘘者，亦或可偶为一延誉耳。彦容已赴盐城挂号，其束修百金，可谓每况愈下矣。”⁽⁵⁵⁾在给马氏的另一信中，姚氏因又有亲友请其帮忙谋馆，则直叹:“觅馆者之多，安得一一安顿邪?”⁽⁵⁶⁾

书院之职所以较难谋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嘉道间一些资金较为充足的书院、学校，其职位多被与现任官员关系密切之人滥居，而非先前朝廷所规定的“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此类情况之严重，竟引起清廷的高度关注，并多次颁谕严斥，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一月上谕斥称:“书院义学之设，亦以讲明正学，造就人才，非徒为庸儒修脯地也……夤缘推荐，滥膺讲席，并有索取束修，身不到馆者。”⁽⁵⁷⁾二十四年(1819)六月上谕亦斥言:“各处书院，多由本省大吏推荐亲友以充院长，只图索取束修，并不亲身到院，甚至屋宇坍圮，栖止无所。”⁽⁵⁸⁾道光间，清廷多次针对书院山长“向不到馆，支取干俸”及“有荐而不到馆者，有甫经到馆，旋取修金以去者，并有不到馆而上司代取修金转付者”等弊端，通谕各省督抚严加稽查、整顿⁽⁵⁹⁾。而从道光三年(1823)江西巡抚程含章(1763—1832)对本省书院的稽查结果看，上谕所斥并非虚言，实际情况且较此更为严重:“大吏门生故旧任意推荐，或一人而兼数席，或内幕而跨馆师，但知坐受全修，并不亲身到馆。诸生未识先生之面，本地不知山长之名。是国家兴贤育才之典，竟为地方官帮助亲友之资。”⁽⁶⁰⁾

尽管清廷通谕各省严加整顿，但实际情况似仍未有根本改观，这一点可从林则徐的一封私人信函窥见一二。道光十三年(1833)，时任江苏巡抚的林氏因座师沈维请其为亲友谋取书院职位，便有“书院之难，甚于幕馆”之叹，原因就是现任两江总督陶澍(1778—1839)“在苏太久，无处非其所荐之人”，且“此间所谓到馆之讲席，大率甲未去而乙巳来，一席三分，比比皆是，其余遥领之副席，多者过于二八，亦万难再添”。⁽⁶¹⁾这就使得普通士人即使学术如何精湛，若没有相当的官场资源，亦很难染指书院这份最理想的以著述谋稻粱的职业。

四

上述游幕学人、学者型官员以及书院讲学三类，以游幕学人职业化程度最深。同时，也以这类职业最受时人关注。当然，时人关注和评论的层面，也不仅是游幕学人的生活状态，还有受此职业群体所影响的士习士风和社会风气。

嘉庆间，张海珊针对当时的学人游幕之风，作《游说》，便称“游之途日广，而游之事愈下”，说:

古之时所谓游之说者，二焉。有孔孟之游，有战国之士之游。孔之周游，孟之游齐梁诸国，曰:以行道也，以救民也……今世之所谓游，则战国之士之游而已矣。自天下兼并，民无常产，百姓交驰横骛，若鸟兽散。上之人不得问焉，而其尤不肖者，则莫甚于士。学校之员既增，一县之数，无虑数百。天子之科目，既无以容，又其人大都游手空食，更不能自为生计，则皆从事于游……其视战国之士，抵掌捭阖且以为豪杰之士，不可多得。盖游之途日广，而游之事愈下。于是好修之士，每讳言游。⁽⁶²⁾

包世臣(1775—1855)亦对比古代和当时外出事“游”者的差别，称“近世人事游者，辄使才尽”，云:

史言长卿故倦游，说者谓:倦，疲也，言疲厌游学，博物多能也。然近世人事游者，辄使才尽，何耶?

原因就是“今之游者”或为谋衣食，或为娱声色:

今之游者则不然，贫则谋在稻粱，富则娱于声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连风物，咏怀胜迹，所至则又与朋友谈宴逐酒食，此非才易尽也，而又长恶习。⁽⁶³⁾

卒于道光十二年的丁履恒(1770—1832)，则说近世人才所以稀少，其一是为“俗学所汨没”，其二便是游幕谋职，游处四方，为“俗论”所“摇夺”⁽⁶⁴⁾。

针对这种因谋衣食而导致士人才能、品节的沦丧，鲁缤慨叹说:

世方逐逐于声利，役役于富贵，岂尽生而好之哉?彼汩没于嗜欲者有矣，不得已而为之者强半焉，室家之累，饮食百物之需，有以扰其中而乱其外也。……然不得已而逐逐于声利，役役于富贵，无亦有不能自主者存耶?⁽⁶⁵⁾

盛大士亦称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任何人都不愿意过这种争名逐利的生活，言:

世之名场驰逐者，非必富贵利达之见锢于其中也。家无余赀，株守必坐困，始不得已而出门，冀侥幸于万一。苟有田可耕，有书可读，有先人敝庐可息肩而容膝，亦复何求?若其走俗抗尘，猿惊鹤怨，虽求无不得，犹且不可，况所求者不可得，而所失者不复偿乎!⁽⁶⁶⁾

因而主张士人自谋生路，要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鲁缤著《治生说》，云:

今将使天下之儒生，无父母之养，无妻子之畜，无婚姻死葬之事，无宾客往来之礼，口不必食，体不必衣，则可以不治其生。若犹是人也，犹是口体也，不能无父母之养，妻子之畜，婚姻死葬、宾客一切之费也，又乌能以不治其生哉?

称治生为士人生存的必要之务。否则，在士人出路日窄的情况下，势必因谋求衣食导致品节丧失，曰:

夫不能治其生，必将有求于人，吾见天下之为士者，奔走道路，汲汲不得暇日，往来公卿大夫之门，挟其所得，惟恐不当其意。公卿大夫之贤者悯其穷而衣食之，爱其才而礼貌之，则欣欣然如遇知己，如蒙拔擢;公卿大夫之不贤者，虽终日叫号大呼，究若弗闻，曾不得一接其音容，又乌得蒙其周恤?然士之为此者，亦戚戚然，有所不得已，曰:“吾儒生也，吾不能治生，而又不能饿而死也，虽劳苦若之何?”若夫卑污下贱之士，不惟不病之，而且乐之;不惟不耻之，而且利之。

遂造成“有粗粝不给之称，而其口日饫肥甘也;有衣敝履穿之名，而其体日被纨绮也;有不能治生之号，而其获利十伯于勤苦治生之人也”的吊诡之局，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⁶⁷⁾。

与鲁氏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道光间的夏炯(1795—1846)。夏氏亦著《治生说》，将治生作为士人之“学”的首要之务，称:“学莫要于治生。生理不足，势必不暇读书。”否则，“上焉者，张皇学问，谋集生徒，如班固所称利禄之徒是也;次焉者，干求知交，假贷故旧，至再至三，令人生厌;下焉者，则出入公门，包揽词讼，人品心术之坏，靡有底止”，究其故，皆因“家计日窘，室人交谪，迫而所为”。他说:“人皆有良，未必衣食饶足，而肯甘冒无耻也。”关键在于士人能否自食其力。

夏氏对士人可从事的各种职业做过分析，而对处馆授徒之职，情有独钟:

若恒产全无，专靠处馆授徒为生活，则亦有可以长久之道。盖延师之权虽属人，而令人有必延之柄则在我……如依馆为生者，守陈氏之说(陈定宇《授徒帖》)，以学为教，即教即学，不接闲人，不与闲事，学生日有长进，东人愈敬事之，又焉肯辞而不请?是馆虽非恒产，而真能以馆为事，则亦未始非恒产也。依馆为生者，须是有馆，且勿嫌束修之薄，若嫌薄而不就，则机会一失，并薄者而不得矣。

原因是与衙门幕宾相比，处馆授徒尚能保持书生本色:

大抵居乡教蒙，修脯总啬，有志之士不得不处困以待亨。若艳羡衙门幕宾，厌弃训蒙景况，无论未必能得，即得矣，而日与此辈浸淫，渐渍染成恶劣之习，束修虽多又何济事?徒添一种可憎面目耳。⁽⁶⁸⁾

这一点，从游幕学人的个人阅历、观感与期许来看，亦颇为相符。道光十六年(1836)，沈篧致函友人言其欲归故里谋求馆职，却因谋馆太难，滞留京师以著述谋稻粱，说:“相知而能为篧谋馆者甚少，非勉成所撰之书(《国史地理志》)不可，是故久留不去。”尽管确如沈篧自言，其所遇已是知己之遇，所学亦为达官贵人所需，甚至将此形容为世间难得一见的“景星庆云”之福。但其所得，却不足以维持家计，用他自己的话说，竟是“仅免饿死”而已，云:“篧之所遇，不可谓世竟无知者，所持之具，亦时出为公卿大夫之用，而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以至有“恐夭年寿”之惧，却又无可奈何，称:“疲精竭神以为不惬于心之作，日复如此，窃恐更夭年寿，无可奈何。”⁽⁶⁹⁾

故当沈篧在京入幕四年，以著述所得还清多年负累后，本以为可速归故里，不意其妻却以沈氏多年在外不归，举债百余两，为纳一小妾，冀其早日还家。结果此举不但使沈篧“急欲南归”的夙愿落空，反因偿还此债，须继续做幕方可南归。对此，沈篧极为震怒，专函致友人申诉其事，说:“篧之清债，原为速归之计，今因置妾复举债，是非速其归，乃令其不得归也……篧非有恋红尘而不归，实以养亲无资，里中无所得食……非真以在外为乐，竟不思朝夕侍亲之侧也。”并请其将此信遍示亲友，体谅其处境，暂勿催索此欠⁽⁷⁰⁾。因而沈篧对元儒许衡“儒者以治生为急”之论，推崇备至，一则言:“鲁斋治生之言，则实儒者之急务，能躬耕则躬耕，不能躬耕则择一艺，以为食力之计。宋儒复生于今，亦无以易斯言。”⁽⁷¹⁾再则云:“窃谓斯时当以治生为急。”⁽⁷²⁾

因此，作为学者职业化程度最深的游幕学人而言，其职业稳定性亦最差。一方面，从业者多将此作为一时权宜之计，以为谋取更稳定生活的过渡。另一方面，几乎整个时代的意见对此亦持否定态度，尽量避免甚至设法消除这类职业。在尚小明先生统计的1364名清代有游幕经历的士人中，出幕后步入仕途的共591名，所占比例高达43.32%⁽⁷³⁾。尽管统计对象并非全为学者著述型的幕僚，但这一较大比例，正透露出游幕之职本身的极大不稳定性，鲜有士人将其作为毕生职业追求。

五

问题是，为什么在清代尤其是清中叶竟出现如此多的游幕学人?它与近代社会出现的“职业化”现象，是否有某种关联?

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将其归因于清廷的文字狱高压政策、皇室和地方官员的提倡，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风气和氛围⁽⁷⁴⁾。这当然有相当的道理。但文字狱的发生，往往与帝王的个人性情或一时喜怒以及突发的政治事件有关，很难想象其造成的政治氛围会影响和笼罩知识界达百余年之久。何况，嘉道间清廷的文字狱高压政策早已缓解，皇室和地方官员对学术的提倡力度亦大不如前⁽⁷⁵⁾，游幕学人的生活境况则如上文所述亦颇为窘迫，很难说有多大的吸引力。那么，还有哪些因素促使游幕学人这一职业化群体长期存在?

首先是清中叶人口数量骤增。据何炳棣先生研究，从乾隆四十四年至道光三十年(1776—1850)的75年间，清帝国人口从两亿七千五百万，骤增至四亿三千万，净增人口一亿五千五百万⁽⁷⁶⁾。与之相应的，则是士人数量的增加。嘉庆间张海珊已关注及此，言:“学校之员既增，一县之数，无虑数百。天子之科目，既无以容，又其人大都游手空食，更不能自为生计，则皆从事于游。”⁽⁷⁷⁾道光二年(1822)，管同作《说士》亦称:“迄今日而府州县学间，岁所入少者十余人，多者至二三十人，盖不待十年而一县之号称为士者，数百十人矣。呜呼!何其多也!”⁽⁷⁸⁾

其次，在职官制度设计上，清代设旗、汉缺，旗人缺多于汉缺。尽管清代中央各部院寺监长官，多为满汉复职，满缺、汉缺同额设置。但其属官，则多满汉参用，远非等额，且旗人缺多于汉人缺，而数量庞大的笔帖式更属旗人专缺。以六部主事为例，清代六部设主事额缺140人，其中满蒙缺85人，亦即60%的主事缺竟为旗人所垄断。至于宗人府、内务府、理藩院等机构，则不但长官均为满人，属官亦多属旗人。故清末便有人称:“八旗之人不及汉人什百分之一，八旗之京官乃多于汉人数倍。”⁽⁷⁹⁾由于清代官缺较之明代并未太大增加，旗人缺的存在，反而使汉人可谋官缺相对减少。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使得这一矛盾更加尖锐。

再次，从入仕与升迁途径来看，旗人不仅入仕途径宽阔，且资格低，升迁亦远较汉人迅捷⁽⁸⁰⁾。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汉人仕途壅滞，升迁之路狭窄。因而早在乾隆初年，便有举人候选知县需次近30年、教谕需次20余年方能补缺的问题出现，并引起朝廷在官员铨选方面的变革⁽⁸¹⁾。但尽管如此，随着拥有举人、进士等功名之人的日益增加，这一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加严峻。

最后，嘉道间社会经济凋敝，士人生活贫困。嘉道间的士人生活贫困，几乎成为天下通病，用姚鼐的话说是“今天下无不贫之士大夫”。姚氏此语虽因“吾族科第尚不甚落寞，但尽累于贫耳”而发，或失于偏激⁽⁸²⁾。但考诸史实，便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况。生活困苦，几乎成为筮仕京城士人的普遍窘况。嘉庆十年(1805)前后国史馆总纂鲍桂星(1764—1826)致函乃师姚鼐，忧叹京师生活困苦，姚氏便称:

贫乏乃今日士大夫所同，惟甘淡泊者则处之裕如。鄙人以此自勉，亦以奉勉而已。⁽⁸³⁾

是年夏，姚氏致函鲍桂星谈及京师诸友亦云:“京师诸相好想各安好，亦想各苦贫，此则惟有耐之而已。”⁽⁸⁴⁾就连素称富庶的江南地区亦如此，嘉庆间张海珊便因江南田少人多，悲叹“为江南士子唯有饿死一法”，云:

今江南田少而人浮，士不得代耕禄又无田，势不得不出谋食，稍稍涉足，则已丧所守，为江南士子唯有饿死一法耳。⁽⁸⁵⁾

在此情况下，游幕谋生便成为另一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何况，学人游幕在此时已有较成熟的传统。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促使下，学人游幕或学者的职业化、半职业化成为清代尤其是清中叶较为普遍的现象。夷考其实，除人口数量骤增及社会经济凋敝等因素外，亦与清代满人统治及其在文化政策、职官制度等方面的特殊设计有密切关系。究其实质，则与近代社会的“职业化”迥异。

学者职业化是清代学术史上颇受瞩目的现象，清代汉学考据的发达亦与此密切相关。以往研究多注重其对清代学术积极贡献的一面，对这些职业化或半职业化学者的具体谋生状况，则由于资料过于分散、琐碎，较少有人讨论。本文选择章学诚、沈篧、张际亮、郝懿行、汪喜孙等学者职业化和半职业化的典型人物，对其以著述谋稻粱的生活状况进行讨论，使我们得以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窥见清代学术的另一面相。

本文讨论的历史时段——嘉道间，正是清代汉学考据由盛到衰的过渡时期。学界关于清代汉学考据的衰落，或着眼于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或注重重大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以及国家文化政策的转变等。然而上述关于嘉道间职业化和半职业化学者以著述谋稻粱境况的恶化，则不但可加深我们对这一过程的了解，亦可提醒我们从士人社会生活的具体层面考察清代汉学考据的兴衰，从而将此前关于政治、社会等宏大背景的叙述，落实为具体参与互动的学术诸要素的研究。

作者简介:张瑞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谭红艳，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注释】

(1)本项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第三期专项经费的资助。论文曾在2011年9月南开大学“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承吉林大学赵兰英教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常修铭博士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www.daowen.com)

(2)戈襄:《赠顾子游序》(辛酉，1801 )，《半树斋文》卷一○，道光间刻本，第4页。

(3)鲁缤:《静生书室记》，《鲁宾之文钞》，《鲁山木先生文集》附，民国间重刻本，第45—46页。

(4)盛大士:《可掬轩记》(1823 )，《蕴愫阁文集》卷三，道光六年(1823)刻本，第6—7页。盛氏卒年，据江庆柏编《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9页。

(5)刘桂生:《〈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序》，载尚小明著《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6)梁启超撰，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

(7)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5—66页。

(8)Benjamin A.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中译本，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98页。

(9)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10)如以清代汉学考据比附西方的文艺复兴，而“学者的职业化”则是塑造这种学术形态的社会构成要素。参见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自序”第1页，正文第62—66、106页;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著者初版序”第2—3页，正文第6—10、67—98页。相关评论，参见葛兆光教授《十八世纪的思想与学术——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读书》1996年第6期，第48—56页;张瑞龙《书信往来与清代学术——以清中叶学者书信往来为中心的考察》，《九州学林》第7卷第2期，2009年，第141—143、201—204页。

(11)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第203页。

(12)章学诚:《上朱先生》，《章学诚遗书》“补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08页。又，涸辙之鲋的典故，参见《庄子·外物篇》。

(13)章学诚:《上韩城相公书》，《章学诚遗书》卷二九，第328页。

(14)章学诚:《上朱大司马书》(1797 )，《章学诚遗书》“补遗”，第608页。

(15)章学诚:《上朱中堂世叔》(1796.9 )，《章学诚遗书》卷二八，第315页。并参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耿云志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2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87页。

(16)张际亮:《刘孟涂土诗稿书后》，《张亨甫文集》卷四，《张亨甫全集》本，同治丁卯(1867)刊刻，第27—28页。

(17)张际亮:《与林少穆河帅书》(1831冬)，《张亨甫文集》卷三，第18—21页。

(18)沈篧:《答王亮生书》(1832 )，《落帆楼文集》卷七，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第21页。

(19)沈篧:《与许海樵(二)》《与许海樵(三)》，《落帆楼文集》卷九，第2、3页;据沈宗涵、沈宗济《鼎甫府君年谱》“道光十三年癸巳”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6册，第388—391页)，此信作于是年。

(20)沈篧:《与吴半峰(二)》，《落帆楼文集》卷一○，第4页。

(21)沈篧:《与许海樵(三十)》，《落帆楼文集》卷九，第29页。

(22)沈篧:《与许海樵(二十二)》，《落帆楼文集》卷九，第26—27页。

(23)沈篧:《与许海樵(二十三)》，《落帆楼文集》卷九，第27页。

(24)沈篧:《书盛眉庵〈唐述山房日录〉后》，《落帆楼文集》卷四，第12页; 《与许海樵(十六)》，《落帆楼文集》卷九，第19页。

(25)沈篧:《与许海樵(二十九)》，《落帆楼文集》卷九，第29页。

(26)沈篧:《与许海樵(十一)》(1838 )，《落帆楼文集》卷九，第14页。

(27)沈篧:《纪思诒事略》(1835 )，《落帆楼文集》卷四，第22、24页。

(28)沈篧:《与许海樵(十一)》(1838 )，《落帆楼文集》卷九，第14页。

(29)沈篧:《与许海樵(十一)》，《落帆楼文集》卷九，第14页。

(30)沈篧:《与许海樵(三十)》(1840 )，《落帆楼文集》卷九，第29页。据沈篧《与张渊甫(十九)》“接奉手书，并所刻《教事录》一册、《牛痘新书》一册”及“居都下六载”语(卷八，第15页)，以及此信“渊甫……近寄到所刻书二种”语，可考知此信作于道光二十年(1840)。因沈氏于道光十五年入都，于二十年十一月卒于京师，故知其作于是年。

(31)沈篧:《与孙愈愚(一)》(1835 )，《落帆楼文集》卷八，第19页。按:纪半虔卒于道光十五年(卷四，第22—25页)，信中言半虔之卒及其遗稿事，据此知此信当作于是年。又沈篧推荐纪磊入沈维幕之信，见其《与沈小湖学使书》(1834 )，《落帆楼文集》卷七，第19—21页。

(32)郝氏在中进士后，在给父亲的家信中说:“古人云:‘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人子养亲，幸邀天家升斗，博膝下欢，乐何如也!惟部员告假，虽三四月，便坐算一年，后日补缺，未免过迟，且此次分部至八十名之多，何堪更迟一年，重困寒士耶?”转引自许维■《郝兰皋夫妇年谱附著述》，《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1月，第198页。并参胡培踂《郝兰皋先生墓表》，缪荃孙辑:《续碑传集》卷七二，宣统二年(1910)江楚编译局刊本，第4—5页。

(33)郝懿行:《答外舅王金田太守书》(1808 )，《晒书堂外集》卷上，《郝氏遗书》，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22页。

(34)郝懿行:《答族外舅王复园学博书》，《晒书堂外集》卷上，第28页。

(35)郝懿行:《祠财神文》(1818.10 )，《晒书堂外集》卷下，第53页。并参王照圆《家人祭财神率尔有作》(1811.9)，郝懿行《和鸣集》附，《郝氏遗书》，光绪十年(1884)刻本。

(36)郝懿行:《答陈恭甫侍御书》(1816 )，《与马元伯书》(1816.7 )，《晒书堂文集》卷二，《郝氏遗书》，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9—11页。

(37)郝懿行:《嘉庆丙子季夏刊〈宋琐语〉诸书，向友人索价因赋短章》，《晒书堂诗钞》卷下，《郝氏遗书》，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52页。

(38)郝懿行:《从友人索书价启》(1816秋)，《晒书堂外集》卷上，第25页。

(39)郝懿行:《与两浙转运使方雪浦》(1820.6 )，《晒书堂外集》卷上，第31页。

(40)郝懿行:《再与陈恭甫书》《与庄杏园同年》(1820.12 )，《晒书堂外集》卷上，第25、32页。

(41)汪喜孙:《与顾南雅先生书(二)》，《汪孟慈集》卷五，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上)，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156—157页。

(42)汪喜孙:《与朝鲜李尚迪书》，《汪孟慈集》卷五，杨晋龙主编; 《汪喜孙著作集》(上)，第198页。并参汪保和等《显考孟慈府君行述》，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下)，第1280—1282页。

(43)汪喜孙:《从政录序》，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中)，第373页。并参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44)许瀚著，崔巍整理:《许瀚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袁行云:《许瀚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28、133、144页。

(45)严可均:《答姚秋农总宪论夏殷历》(1826 )，《铁桥漫稿》卷三，光绪乙酉(1885)长洲蒋氏重刊本，第12页。

(46)姚鼐:《与陈硕士(三十四)》(1803 )，《惜抱先生尺牍》卷六，咸丰五年(1855)聊城杨氏海源阁刻本，第4页。

(47)姚鼐:《与陈硕士(三十九)》(1805夏)，《惜抱先生尺牍》卷六，第8页。

(48)姚鼐:《与陈硕士(四十三)》(1805冬)，《惜抱先生尺牍》卷六，第12页。

(49)姚鼐:《与陈硕士(八十一)》(1810秋)，《惜抱先生尺牍》卷七，第1页。

(50)姚鼐:《与石甫侄孙(二)》，《惜抱先生尺牍》卷八，第1页。按:姚浚昌《姚石甫先生年谱》“嘉庆十五年庚午，二十六岁”条，云:“六月，赴香山，主讲榄山书院。”(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8册，第530页)据信中“汝在香山，近想平安”语，此信当作于是年(1810)或稍后。

(51)姚鼐:《与石甫侄孙(五)》(1812 )，《惜抱先生尺牍》卷八，第12页。按:《清史列传》卷四二《姚元之传》云:“(嘉庆)十七年大考一等，升侍讲。”(第3275页)据信中“今年大考，伯昂超升”语，知此信当作于是年(1812)。

(52)姚鼐:《与石甫侄孙(七)》(1813 )，《惜抱先生尺牍》卷八，第14页。据信中“今科桐城四举，而姚氏无一人，未知北榜何如耳”及“作前书未发，得汝六月廿日从化寄来书”语与上信内容，知该信作于1813年。

(53)姚鼐:《与石甫侄孙(八)》，《惜抱先生尺牍》卷八，第15页。

(54)姚鼐:《与石甫侄孙(九)》(1814春)，《惜抱先生尺牍》卷八，第15页。按:姚鼐作于嘉庆十八年(1813)秋的《与陈硕士》云:“刘明东决意闭户一年，用功读书，此其意可谓善矣。”(《惜抱先生尺牍》卷七，第15页)据信中“刘明东闭户读书，今年决不出作馆”及“新年想汝平安”语，知此信作于次年(1814)春。

(55)姚鼐:《与马雨耕(十五)》，《惜抱先生尺牍补编》卷二，第9页，《惜抱轩遗书三种》，光绪己卯(1879)春桐城徐氏刊本。

(56)姚鼐:《与马雨耕(十六)》，《惜抱先生尺牍补编》卷二，第10页。

(57)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2册，第44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清仁宗实录(五)》卷三三六“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庚戌”条，第430—4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58)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8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清仁宗实录(五)》卷三五九“嘉庆二十四年六月癸卯”条，第736页。

(59)《清宣宗实录(一)》卷三○“道光二年二月乙未”条，第532页; 《清宣宗实录(五)》卷二九九“道光十七年七月庚子”条，第650页。

(60)程含章:《振兴书院札》，《程月川先生遗集》卷一一《江右集》，1914年昆明云南图书馆刻本，第1—2页。

(61)林则徐:《致沈维》，《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6—87页。并参来新夏《林则徐年谱新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205页。

(62)张海珊:《游说》，《小安乐窝文集》卷一，道光辛卯(1831)刊本，第22—23页。

(63)包世臣:《小倦游阁记》(1822 )，《艺舟双楫》卷二，李星点校:《包世臣全集》，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301页。

(64)包世臣:《皇敕授文林郎山东肥城县知县丁君墓碑》(1834 )，《艺舟双楫》卷八，第495—496页。

(65)鲁缤:《静生书室记》，《鲁宾之文钞》，第45—46页。

(66)盛大士:《可掬轩记》(1823 )，《蕴愫阁文集》卷三，第6—7页。

(67)鲁缤:《治生说》，《鲁宾之文钞》，第5—6页。

(68)夏炯:《治生说》，《夏仲子集》卷六，1925年刻本，第9—11页。

(69)沈篧:《与张秋水》，《落帆楼文集》卷八，第1—2页。并参张继文编《先伯石州公年谱》“道光十六年丙申”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2册，影印1921年石印本，第35页。

(70)沈篧:《与许海樵(十三)》，《落帆楼文集》卷九，第15—17页。

(71)沈篧:《与许海樵(七) (十五)》，《落帆楼文集》卷九，第5—8、18页。

(72)沈篧:《与丁子香(四)》，《落帆楼文集》卷一○，第23—24页。

(73)参见尚小明编著《清代士人游幕表》表1、表12，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4页。

(74)参见章太炎《书》(重订本)“清儒篇”，《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6页;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1页;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75)参见张瑞龙《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文化政策的转变——以嘉庆朝为中心的考察》，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1期，2011年3月，第51—87页。

(76)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5页。

(77)张海珊:《游说》，《小安乐窝文集》卷一，第22—23页。

(78)管同:《说士上》(1822 )，《因寄轩文二集》卷一，光绪己卯(1879)重刻本，第7—8页。

(79)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一○《选举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13—3214页;刘锦藻纂:《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九五《学校考二·旗学》，《续修四库全书》第817册，第105页。并参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9—421、426、428页。

(80)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425页。

(81)李绂:《请酌用下第举人答刂子》，《穆堂初稿》卷四○，道光辛卯(1831)奉国堂重刊本，第38—40页; 《清高宗实录(二)》卷一五四“乾隆六年十一月戊辰”条，第1199—1200页。

(82)姚鼐:《与霞纡侄》，《惜抱先生尺牍》卷八，第1页。信中还说:“伯昂想常有信来，其贫不待言，但平安便佳耳。”伯昂是姚鼐侄孙姚元之(1773—1852)的字，其在京亦为生活困窘所苦，嘉庆十八年(1838)，姚鼐致姚元之信有云:“秋冬连得书，具审佳好，惟贫窘则只可耐之而已。”(《与伯昂从侄孙(五)》，《惜抱先生尺牍》卷八，第4页。据信中“吾家今秋南榜虽无人，而北榜得宁远之孙获隽”语，知此信作于是年。

(83)姚鼐:《与鲍双五(六)》，《惜抱先生尺牍》卷四，第12页。按:姚鼐作于嘉庆乙丑(1805)正月的《与陈硕士(三十八)》曾云:“衡儿竟以盘费不给，不能赴公车矣。”(《惜抱先生尺牍》卷六，第7—8页)据信中“衡儿以道费之艰，公车之行竟辍，是亦无可奈何之事也”语，知此信作于是年(1805)。并参鲍桂星《觉生自订年谱》“甲子四十一岁”“乙丑四十二岁”条，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8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84)姚鼐:《与鲍双五(十八)》(1805 )，《惜抱先生尺牍》卷四，第18—19页。

(85)张海珊:《书沈烈妇事》，《小安乐窝文集》卷四，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