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迄今为止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还十分有限，所以政府应花大气力开发这方面的能力。

经济决策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仅仅让政府行政官员单独承担这方面的责任，容易演化成政治斗争，还让国家和人民蒙受苦难。中国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以及随后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经济停滞了几十年。美国也一样，经济政策与政治斗争搅在一起，脱离了科学研究范畴，成为一种情绪化的表演和煽动。所以，经济决策应该由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根据其专业化特点及实践领域，通过健全的决策机制来制定，并在执行中调整。

老子有一段关于“悟道”和“为道”的论述，可为政治家们深思，也可为经济学者以及经济学理论实践者借鉴：“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猷兮！若畏四邻；严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混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孰能浊而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新成。”^[1]

其意是：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幽微精妙、深远通达、深奥得无法记述。因为不可记述，所以只能勉强对他做些形容：他小心谨慎啊！就像严冬冒着寒冷趟水过河；疑虑谋划啊！就像害怕四方邻国来围攻；庄重严肃啊！就像做宾客；涣散不羁啊！就像冰凌消融；敦厚无知啊！就像未经雕琢的素材；积厚混沌啊！就像江河的浑水；烟波澹荡啊！就像宽广的大海。混浊的水静下来，慢慢就会澄清。安静的东西动起来，慢慢就会产生变化。保持这个“道”的人，不求满足，正因为不贪求满盈，所以能安于陈旧有所亏缺而不尽完满，他就能永远不会穷尽。老子只能勉强通过各种比喻来描述悟道和得道之士的举止风貌、人格形态、超常能力和行为准则。总之，有“道”的人，他们的精神境界远远超出一般人。其中老子讲“孰能浊而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这是说悟道之士的静定功夫和精神活动的状况。悟道之士在“浊”态中，透过“静”的功夫，定心自养，转入清明的境界。这说明掌握执行权，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官员，与能够静下心，以严谨的治学精神来研究经济学规律，慎重方式处理经济关系的政策制定者，是不同类型的两种人，应该在角色上有所区别。

虽然目前各国政府大多数都有智囊班底，但出方案的人与经济政策执行效果之间往往没有很大的利害或利益关系，社会上有贤之士也难以为国家贡献。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市”之说，所以各代明君到处访隐士贤人，开科举考试，为国家寻求人才。现今社会，也应该为社会精英们设计一种竞争机制，开通一条为国家效力之路，这样就可以给国家积聚正生态资源，同时又离散负生态资源。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政策的执行必须区隔，需要由不同的角色来承担。这样，可以避免群体利益的单纯诉求和偏好，保持社会生态总体运行的平衡与协调。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流程。政策制定是一个由下到上，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需要进行充分交流，反复实践，认真讨论；然后凝聚起社会共识；再经过必要方式的选择；最终形成为多数公民认可的国家公共政策。人民大众的亲身参与是政策制定的必要条件。而政策执行则不然，需要从上到下的强力贯彻与推动；需要设定目标，确定量化指标，严格考评和奖罚分明。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由集中到分散的业务流程，与政策制定的业务流程正好相反。(www.daowen.com)

当今发达国家的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均由一套班子来承担，所以出现政治家选前一套，选后又一套，承诺的不兑现的现象。选举中，政治家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激情表演和充分动员，诱使选民凭着简单感觉和冲动来抉择。政治家被当选的利益所左右，为了讨好各方选民，往往又透支政府财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资金。这种决策与执行角色不分的社会体制，直接造成了各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这种由政治家自定政策、自己执行、又自己评定和自我监督的国家体制，犹如运动员自定规则，自己下场比赛，又自我裁判一样，难以让大众信服。

决策体制创新在于把“节目播放”和“节目制作”责任分开。政府行政官员主要负责是发布和执行政策，反馈信息，评估政策执行效果等“节目播放”性任务。而新政策制定，类似于“节目制作”性的任务，则要通过竞争机制，由另外一个系统来完成。并把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政策制定应依照严格程序办理，由那些理论基础雄厚，实践经验丰富，工作作风扎实，以往业绩好的各个领军人物和工作班子以不同方式承揽业务。政策制定要从接到新政策课题或提出新政策课题之日起，无论是开始下基层，还是做研究，都要承担日后的责任。新政策制定后要经过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通过一定的机制，反复地辩论，严格地质询，多方评定，进行修改和选择。甚至还要反复运算，进行模型推演，不断地完善，进行试点成功后，才能开始实施。

中央政府应该鼓励民间投资，或由各级政府投资来兴办各种研究咨询机构，有计划地促进“脑库”发展，发育“大脑”，让无效能的脑细胞自行凋零，让有生命力的新细胞增殖。

在未来社会中，将会建立起由多数人民直接参与的公共政策决定机制。当人民把官员关在公共政策的“笼子里”，再通过民主监督加以制约，就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决策民主还可以激发执政党内部的活力，从而增强执政者自身的竞争力。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官僚化政党在面临竞争的新环境中，将难以生存。

在行将到来的生态社会中，国家权力机构有可能包括：国策、行政、监察、立法和司法等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国策部门的地位会愈加重要，它将执行各种相关职能，包括研究社会和自然规律；研究制定国家发展的战略策略和长远规划；制定相关制度、规则和规范；提供方案，交由立法部门建立相关法律体系和体制；建立各种职能系统和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尽可能地通过对内生机制的调节，实现“激励引导”“有序竞争”和“整体协调”的生态社会运行与治理方式。国策机构与行政执行机构，以及监察机构的角色区分和职责界定，将会随着社会实践与发展而逐渐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