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风俗文化在唐代文学创作中的关键影响

风俗文化在唐代文学创作中的关键影响

时间:2023-07-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些作品直接以风俗文化为题材,描写民族社会生活中那些广为流传的风俗,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其具代表性的如大量描写节日风俗的诗歌。由此而论,“兴、观、群、怨”与“观风俗、知薄厚”等古代中国基本的文艺观点也是建立在文学反映风俗文化的基本认知上,成为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但不管怎样,风俗文化一直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素材,翻开中国文学史,各个朝代的风俗如一幅幅图画展现在众多的作品中。

风俗文化在唐代文学创作中的关键影响

生活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的特点是用形象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而风俗文化则是社会生活的表征,是习惯性与遗传性的表现,包括物质文化、人们的生活习惯、伦理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等,哪里有社会生活,哪里就有相应的社会风俗。文学作品要反映民族精神、时代风貌,则少不了描写风俗文化。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风土民俗的描写相当普遍,风俗文化为文学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我们翻开古今中外的各类文学作品,作品中对各类风俗文化的描写展示可谓俯拾皆是。一些作品直接以风俗文化为题材,描写民族社会生活中那些广为流传的风俗,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其具代表性的如大量描写节日风俗的诗歌。节日之际的诗歌创作极其繁盛,一方面是因节日特别的情怀而触发文人的创作心绪,更多的则是描写节日的情况、仪式、人们的活动等记载节日风俗的诗歌,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节日风俗。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学作品里,反映各个时期的各类风俗文化的文学作品极其丰富。从早期的《诗经》多样地反映周朝各类社会风俗、《楚辞》中详细描写的祭祀风俗,到明清小说代表作《红楼梦》对清代中叶社会风貌、时代风俗的深入刻画、描写,无不说明风俗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的基本素材。

文学要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则必须深入生活,社会群体的生活风尚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广阔而生动的文化背景。丰富多彩的风俗文化是作品开拓主题、塑造人物形象、形成人物性格等的深厚土壤,同时为人物加入典型民族性格特征,为深化作品思想主题提供了典型环境和依据。社会生活之时代风尚是文人们容易关注的重要题材,对文学创作题材选择的引导不言而喻。如盛行立功扬名之盛唐,在乐观昂扬、激情迸发的时代精神与崇武好侠之风气的共同影响下,催生出慷慨激昂的边塞诗是再自然不过之事。

采风猎俗的作品才能更为广泛地反映社会,表现时代精神,体现民族特色。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更能立足于世界文化宝库。法国文艺学家丹纳所说的“作品的生命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也正是基于风俗文化成为文学作品中反映社会的主要窗口,而加强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而言。

一个时代的特点,固然可以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但最显著的表征莫过于当时的风俗文化。社会风俗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在承继的同时不断发展变化着。概而化之,我们可以将社会风俗分为社会时代风气和民俗风情两种成分。一般来说,民俗风情较为稳定,社会时代风尚则更具变化性质,前者更多的是被承继,后者则更容易随时代而变化。因而社会风俗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传承中又在不断地更新变化着,这种变化在传播的历时性中又有了空间上的内容,时空上的运行变化使得风俗文化成为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中不断流动向前的清泉,故而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www.daowen.com)

我国疆域广阔、历史悠久,风俗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更新,其内涵无比丰富,它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其成为文艺创作的丰厚土壤提供了厚重的内容保证。如唐代仅就节日而言,就有元日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节、社日、寒食、清明、上巳、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日、岁除等多种,重节序、好宴赏等节日风俗在为诗歌创作提供契机的同时更是直接成为诗歌的描写、咏叹对象。

风俗文化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素材,文学作品反映社会风俗,是文学与风俗关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若将二者提升到更广泛的层面,即是时代之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是同时代的文艺的内容主角,而文艺是某个时代和社会文化的留存的化石,映照该时代和社会的文明。[2]

从描写风俗文化入手,描写社会生活,必然使得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之文学离不开对风俗文化的描写,文学的基本目的是表现社会生活的主要特点,而这一主要特点与同时期的风俗文化相吻合。此外,中国古代思想认为文学反映风俗,故而从作品中则可观风俗,由这一理念而强调文学的辅政安邦之作用。古代文人对此早已有深刻的认识,强调由文学作品观知民风,从而经世致用。由此而论,“兴、观、群、怨”与“观风俗、知薄厚”等古代中国基本的文艺观点也是建立在文学反映风俗文化的基本认知上,成为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如《毛诗序》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再如班固的“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4],再到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都强调文学对社会应起到反映民情、移风易俗的政教作用。文学被当成观风俗、裨教化之主要手段,这样的文学经世思想到了统治者手中,则要求正统文学需要反映时风变化、民风俗情,为统治者提供解民情、识社会的渠道。来自统治者的这一对文学的要求,是文学反映社会风俗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如,古代乐府从机构演变为带音乐性诗体的名称,而乐府诗歌亦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即可佐证。当然,统治者的目的是出于观民风,社会情况与动态是其重点,但客观上在描述时代特点时,不可避免地会融入时代风气与习俗情况。

总之,风俗文化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素材,是由文学创作与社会互动关系所决定的,有其自身特点的原因,也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推动。但不管怎样,风俗文化一直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素材,翻开中国文学史,各个朝代的风俗如一幅幅图画展现在众多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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