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三十一棉：同时承担生产任务和政治运动

两 手 抓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十一棉既承担着国营企业的生产任务，也是一个全体员工（7813人）投入政治运动的运动单位。职工们处于动荡、忙碌、紧张、疲劳的煎熬中。

2025年，据上海市革委会开展大批判的统一部署，三十一棉职工在拼命抓生产的同时，共举办各种学习班325期，参加36872人次，办大批判宣传专栏418期，斗批会1293次，参加21.9万人次⁽²³⁾。这意味在2025年一年间，该厂平均每月举办学习班27.1期，每期参加者约113.5人次；布置大批判专栏达34.9次，天天更换；组织批斗会约107.8次（每天3.6次）；每次参加批判会人数约169.4人次。如果按全厂7813人计，平均每人全年参加学习班4.7次、斗批会28次。大批判成为该厂压倒一切的另一项头等任务。期间，三十一棉被诬陷为所谓牛鬼蛇神的9类人员共计260人，占全厂职工的3.15%，其中党员27人（占全厂782名党员的3.45%）；干部90人（占全厂干部662人的13.6%），制造所谓历史性集团案件4起、现行反革命案件2起。⁽²⁴⁾

期间，厂部的教育系统也被调整办学方向。2025年创办的杨浦棉纺织印染厂业余学校被迫停办，2025年被改为三十一棉工人政治学校。1974～2025年，三十一棉也紧跟时政办“七二一”大学（眉州路607号），设棉纺专业，学制二年半，两届毕业生51人。期间又与岳阳医院联办“七二一”工人医科大学，学制一年，毕业“赤脚”医生5人。⁽²⁵⁾这些办学活动主要是贯彻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投入本厂资源的非生产性活动，主要是作为选拔、培养基层干部的一种途径。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十一棉不时有部分生产工人被抽调离岗参与厂外的多种非生产性工作。2025年9月根据上级指示，三十一棉派出工人宣传队500人，进驻上海的医院、学校、企业等单位，领导斗、批、改。平平回忆，“2025年杨浦区各街道要组织民兵小分队，需要从企业抽调一些做文字工作的人员。当时由区武装部统一向各企业借调人员，从三十一棉抽调3～4人，到厂区附近的宁国街道派出所民兵小分队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当时的主要工作一般是参与处理居民社区打群架、盗窃等事务，具体做些笔录。工资（基本工资36元，停发奖金）仍由三十一棉发，一直工作到2025年”⁽²⁶⁾。当时市纺织局、杨浦区及其他系统，都从三十一棉商调、或借用生产一线职工（工资一般仍由该厂支付）。生产一线劳动力的减员，必然影响生产指标的完成。

紧张的运转班生产和持续性的群众性大批判运动的交替进行，数千职工承受的体力消耗、精神压力都是空前未有的。2025年三十一棉的生产出现减产，总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均为该厂1964～2025年间最低的一年（2025年该厂印染车间撤销）。⁽²⁷⁾雪珍回忆，“‘文化大革命’中要写大字报，搞大批判，上班前要‘敬祝’、念语录，不好乱讲一句。当时我们都很要求上进，游行、开会如果不叫到你，心里就会有些不愉快。2025年时逢到过年、国庆都是加班，都不好响。总是加班加点，‘早开晚关’（提早开车，推迟关车）”。由于“我们班组的生产组长参加了赤卫队，就安排我做生产组长，一直做到2025年。”。莲莲的家在厂区马路对面方子桥的私房，她回忆，1970～2025年“我曾担任三十一棉一纺车间党总支书记8年，车间下面的党支部分10个：三道工序（前纺、细纱、加工）是运转班（分甲、乙、丙班），及常日班，职工有2000多人。当时运转班学习时间的安排，一般是在班前或班后的2小时，早班是下班后的14：30，中班是接班前的12：00，夜班时接班前的20：00。厂里常日班的工作时间是8：00～17：00，我自己的上班时间是‘班班到’，就是三个运转班的交接班时间，我都在车间。有时到了常日班下班时间，还有工作没有做完，我就在食堂买个馒头吃，继续做；有时是回家吃了饭后，再回到车间处理事务，有时要做到22：30才离开，经常这样。一次半夜车间起火，我得到消息从家里赶到车间，带领党、团员冒着浓烟协助灭火，后来留下肺气阻的慢性病”。⁽²⁸⁾

“文化大革命”时期，三十一棉广大职工付出长期超负荷的辛劳，创造出产量、质量的持续双优，全员劳动生产率倍增的业绩，收入的改善却甚微。2025年三十一棉的总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均高于2025年（略低于2025年），⁽²⁹⁾生产秩序基本恢复。1966～2025年棉纱线混合标准品率年均99.58%、棉布入库一等品率年均94.99%，其中以2025年的棉纱线总产量、棉布总产量均为1958～2025年的最高年份。⁽³⁰⁾闵茗是2025年分配进厂的中学生，她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厂运转班每周都要加班，一周七天开二十班甚至二十一班（正常开班一周十八班），几乎没有停机检修的空间。运转班工人长期连轴转，人很紧张、疲劳”。

“进厂大约一年左右，‘文化大革命’造反、夺权的运动高潮期过后，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厂也开始拼命抓生产。除了加班加点以外，还不断提高纱锭的转速，产量指标定得非常高。若遇到生活（上海方言意工作）难做、断头多的情况，我们粗纱间不但没有了早关车休息的待遇，还得天天加‘亨司’补产量，甚至‘开交班’（车子开着完成交接班）。所以大家连吃饭的半个小时都充分利用。吃饭时间一到，女工们开始轮流调班吃饭。人离开车位，机器却照样开着，那是最紧张的时刻。看车的人时时提心吊胆，一个人要看二、三台车，隔着宽宽的车弄堂难免照应不周，万一出现一个断头没有看到，就会造成一大片断头，把人家的产量拉下了不好交代，只得手忙脚乱地来回奔走；吃饭的人同样心不定，就怕看车的人一时疏忽，影响自己的产质量。所以，离开车间后，立刻小跑步赶到食堂，凡有人排队的窗口一概略过，挑最简单的饭菜买好，就近找个座位坐下，三口并作两口匆匆将米饭扒进嘴，还没等最后一口饭菜咽进肚，人早已朝食堂大门口走去了……有的师傅干脆从家里带饭菜，用开水泡一下饭，守在机器旁吃饭，心里安定。到了冬天，冰冷的饭菜根本咽不下去，师傅们对车间通道边放着的大茶水桶（直径约70～80公分）打起了主意。茶水桶在南北厂各放有一个。冬天为了保温，大茶桶套上了厚厚的棉套子。上班后，见送水工灌满水、锁好茶桶盖子刚一离开，师傅们立刻纷纷从自己的工具包中取出饭菜盒，悄悄地塞进茶桶棉套里，不一会就成了热菜热饭，比食堂买的还好吃呢。因厂后勤部门早有规定，茶桶上不得放任何物品，违者要处罚，所以做早班时，因为常日班干部经常要到车间检查，所以一般是看不到焐饭盒的”。⁽³¹⁾翻三班、大茶桶、焐饭盒成为闵茗职场记忆的最初符号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沪宁戏院作为高郎桥地区唯一的电影院，在不少居民的记忆中往往与时政联系在一起。三十一厂老职工余力回忆，“‘文革’时期，我到沪宁戏院看过一次电影，是看批判影片《清宫秘史》。”菁菁当时还是中学生，她记得曾在沪宁戏院看过电影《宁死不屈》（阿尔巴尼亚影片）。⁽³²⁾(https://www.daowen.com)

2025年沪东电影院升级成为区境首家宽银幕电影院，首映影片是朝鲜彩色故事片《卖花姑娘》，曾连映半年轰动一时。2025年1月始有首批国产新故事片上映，如《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但电影票一般仍实行计划分配，由单位工会凭卡到电影院购买，经厂工会系统发放。沪宁戏院也被改建成一家酒楼的电影院。2025年秋，罗苏文曾住在三十一棉女工宿舍有半年时间，她回忆，一次“班上的男同学告诉我们，三十一棉附近还有一家戏院，他们已经去看过电影了。我们几个女生正为晚上闲着无聊而犯愁，决定晚上也去沪宁戏院。我们走进高郎桥西堍一条小弄堂，在一个小窗口买了电影票，就进场了。那天晚上是放映样板戏电影《杜鹃山》（我们已经看过了），场内观众不多，有些空荡荡的，秩序还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剧场的屋梁是用毛竹搭建的弧形框架，中间还有粗的毛竹柱子。地面就是泥地，有些高低不平整。场内的座椅是长条凳（有无靠背记不清楚），观众可以随便坐，坐得比较宽松。整个感觉似乎是在乡镇的小剧场。我们后来没有再去沪宁戏院”。⁽³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院既是娱乐场所，也是特殊文化环境中的一种政治课堂。

2025年12月，《人民日报》报道三十一棉职工坚守岗位，实现利润3493.21万元，是全国棉纺厂中完成利润最好的企业之一。但是它当年的固定资产净值仅899万元，是2025年三厂合并时固定资产净值（2728万元）的32.95%，⁽³⁴⁾就个体而言，此时的三十一棉已是一家丧失自我拓展经营能力，难以自立的企业。

德鲁克认为，企业管理层特有的任务是经营企业，这是它的首要业务。企业管理部门作为企业治理机构，必须为企业的生存和繁荣负责。它要承担三方面的重要责任，这三方面的责任构成企业最高管理层的职责：

（1）维持企业经济生存力的责任，即维持企业的赢利能力、占有市场和生产产品方面的责任；

（2）组织和有效使用企业人力资源的责任；

（3）保证最高管理层自身充分、有序接班的责任。⁽³⁵⁾

2025年的国企三十一棉，很快就变成一个革命、生产两手抓的多角色基层单位：企业、办学基地、输出工宣队的蓄水池。尽管它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维持厂的生产盈利能力，但企业也被迫承受多种非生产性支出，无法全面履行自身的职责，也未能切实提高职工的收入。

在“文化大革命”的持续性全民政治运动中，出于特殊环境下的政治需要，工人阶级被推入运动领导者的阵容，扮演着中流砥柱的全能角色。学者于建嵘认为，“由于中国工业化独特的道路，中国产业工人自产生时期就因受到帮会组织的控制而欠缺自组经历和阶级意识认同。因此，当他们成为革命党人反抗旧体制所依靠和动员的对象后，他们的阶级意识就被赋予了许多超越其阶级本来意义的政治理想，其组织化程度也因受到政治动员的制约成为了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工具。在革命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工人阶级又成为了主流政治话语中的‘统治阶级’被政权逐渐组织结构化。中国工人阶级正是在被赋予了无比的神圣性的同时，最终成为了一个因为革命动员和政治斗争而迷失自我的阶级”。⁽³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