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集权方式研究

孙中山和康有为未能达成他们的目标，也可以证实用集权方式现代化的论点。实际经济显示，集权主义和独裁政治并未提供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658]政治因素与经济建设相关，并不支持集权方式的说法。苏俄、中共以及一些亚非国家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集权主义方式并不是对付经济落后的万灵药。

理论教育 2023-11-26

工业化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

康氏认为引进西方矿、工、商业知识同样重要。[395]康氏在不低估农业的重要性之余，大力倡导工业。[396]换言之，依康氏之见，在工业化之前必先有技术教育。康氏观察到，西方国家在创建“工业世界”时，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中国若继续坚持“农国与愚民之治”，而要生存于新世界是完全不行的。其次，他怀疑政府管理以及倡导经济事务的能力，然同时他承认民间尚未有从事近代企业的准备。只有一事可以救中国：快速地且全面地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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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近代中国财政改革和币制稳定

以康氏之见，私营银行应将资本（银子）存在户部或省级库存，作为由户部印发钞票的预备金。同时，为了抵制外国银钱流入中国，政府要自铸银元。[417]戊戌之后，康氏继续谈论财政问题。他一直想运用他的方案：由准备金以及经由银行发行的钞票，以活络财政。[424]康氏深信币制稳定的重要，因此他主张金本位，认为是改进财务紊乱的唯一途径。如果中国这样继续保持银本位，无疑是财政的自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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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家世：近代中国士人血脉与康家地位

康有为曾颇为得意地说，康家13世都是“士人”出身，未尝有一人执过其他的行业。从他家世看，19世纪前并未出过著名的学者，而且有些族人绝不是士人。[3]康家的地位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时，逐渐上升。他尊崇程朱学派，并建立第一个袓庙，纪念惟卿公。[17]一家生计的担子都落在他的寡母身上[18]，外家原是七世素封。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其父短暂的一生中，游宦福建和江西两省，大部分时间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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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编著之部研究成果：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的重要文献

“中国善后三策”，载康同璧，《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补遗》。“中国善后议”，《遗稿》，卷一。“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不忍》，第六、七期；《不忍杂志汇编》，二辑。“印度游记序”，载康同璧，《年谱续编》。《康工部五上书稿》；《知新报》，四五期。“康氏家庙之碑”。《康有为诗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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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评价社会制度与道德教训的准绳

此一认定遂成为评判一切社会制度和道德教训的准绳。康氏遂建立一社会制度渊源与发展的理论，与当时行之已久的儒家观点，大异其趣。有几个主要思想为康氏评论现存制度及建筑乌托邦理想提供概念上的根据。前已指出，乐而无苦乃是人类生存于世的至高与唯一的目标。康氏也认为既然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无人应被剥夺快乐和自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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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与西方：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的文化折中

“科学”与“玄学”之争实在是中西文明论战的一部分。在科学、玄学之争中，最长最烈的交战并不在坚持无条件保存中国传统的极端保守派与主张全盘西化的极端激进派之间，而是在激进派与主张中西折中的第三派之间。他是绝对主张改革中国现存价值与体制，向现代西方国家学习经验，而不丧失文化认同。康氏虽尊崇孔子，重视国粹，但并不忽视西方在文化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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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走向大同的初步步骤

人类进向大同可有三个初步阶段：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倡之，次以联盟国纬之，继以公议会导之，次第以赴，盖有必至大同之一曰焉。[180]康氏认为设置世界性的“公议政府”乃是走向大同的第一个具体步骤。大同之世虽有选举，但将是公平与严肃地举行，不会有竞争助选，相比之下，当前的选举显得野蛮和荒谬。康氏自亦不满意他当时的议会制度，认为大同之世的议员举止无讹，与“今政党议员，互攻激刺，大笑喧哗”绝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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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

[585]日本在短期内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乃得力于若干有利的因素，有一些因素早见之于德川时代。中国虽有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却没有武士阶级。不管如何，没有决定性的政治改良而要使经济成功地转变，诚可怀疑。简言之，有利的政治条件为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612]当然有许多例外，但中国的“政治式商人”毕竟不同于明治日本的“政商”，未能成为财阀，给国家带来极多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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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近代中国的摸索

[46]康氏重视欲望，因其存在于一切感性之物中。事实上，康氏指出当时的中国正受衰败制度之害。但若据此而说康氏扬弃整个中国价值，是不正确的。他赞同中国帝王的至上权力，以及由此权力而来的绝对控制。康氏事实上在辩称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此种不一致可以有别的解说：康氏因无严格的逻辑训练，不觉得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思想中思考有何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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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儒家传统中的地位

由上述可知康有为乃一“爱国的”儒者，努力使儒家传统以及帝政适应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新形势，以保国、保种、保教。[305]康有为作为儒家的卫护者可说是与张之洞一样“保守”，特别是民国成立后不久，他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坚决维护中国文化的梁漱溟深信儒学在未来的世界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康有为可能是当时清楚见及此种需要并努力促进改革的第一人。换言之，康有为可说是一儒家修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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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官制议》：新世界的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1903年初，当他还在印度时，著成《官制议》一书[316]，这是他对政府官制的系统性著作。《官制议》可说是当时中国讨论政府官制的论著中，最有系统的一部。行使这些功能的官吏称为“国官”。因此，也应有第三种官吏，来执行这有用的功能。康有为推崇古代传说中的帝尧的政府，各部门均为服务人民而设，功能均详细划分，每部门仅设大臣一人，所有地方官均在中央控制之下。[325]康有为追溯帝制中国行政制度的不健全，认为始于《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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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的研究

宫崎寅藏在1899年与康有为的两个门生谈话，提到康氏与孙逸仙二人的不同在于教养与脾性，二人相同的是共同赞扬共和民权的原则。最坏的专制遂成为暴政，人民饱受迫害，在中国历史上可看到许多的见证。他将自视为众人之一员，高居皇位，不是自炫，而是为大众服务。因此，在理论上没有专制存在的余地，因那是一个拒绝给自由独立的人自治权利的制度。唯一正义而可靠的政府是民权的政府。中国受专制之毒已深，但尚未有行民主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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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回顾与前瞻

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含“中国工业化与乡村工业”；方显廷、谷源田，“我国钢铁工业之鸟瞰”；谷源田，“中国新工业之回顾与前瞻”。艾约瑟，“日本革故鼎新之故”，《万国公报》，新一卷十二期。——，“录（香港）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四期。矢野仁一，“戊戌の变法及び政变”，《史林》，三卷一、二、三期。伍宪子（伍庄），《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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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

康氏在《物质救国论》中的工业化计划可简单述之如下。在某些方面，此一计划近似戊戌的变革计划。[427]同时，科技院校与工业学校要在中国建立，教导应用机械的课程要在小学设立。私营企业不过是促使中国工业发展的过渡性安排。[431]物质建设将使中国自农业的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的社会，而非脱离到大同社会之路。康氏认识到资本化乃工业化的主要问题，但他并未忽视政治稳定的重要，而政治稳定必先有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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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结果

7月17日——复辟失败后五日，他在美国使馆中避难后九日，民国政府下令通缉康氏。例如，他在“中国善后议”中，明言清帝复辟、虚君共和乃是中国政治的唯一出路。康氏为即将复辟的清帝草拟了一些诏书，但无一被采用。康氏在无据的乐观中认为，经与地方军事领袖协商一年之后，另一次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溥仪于前一年被逐出紫禁城，可能终于使他相信复辟已成为他的另一不成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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