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控制强藩的经过及临终前对方镇格局的调整
桓玄篡晋以后，北府首领刘牢之穷途自缢，北府旧将也被桓玄诛戮殆尽。后刘裕准备起兵讨伐桓玄，却没有现成的北府兵可以利用，只能以京口为基地重组北府。[5]元兴三年（404年）二月，刘裕与同谋27人在京口起兵，这些人正是重组北府的核心力量。驱逐桓玄以后，扬、荆二州，大约出于权宜，分别任命高门王谧及宗室司马休之，其余的强藩则多为北府将领所控制：刘裕居徐州、刘毅居兖州、魏咏之居豫州、刘敬宣居江州。众人虽然推刘裕为盟主和徐州刺史，但如刘穆之所言，“非为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咀”。[6]尤其是刘毅，自以功业与刘裕相当，不愿臣服刘裕，于是一方面厚结“朝士素望者”，[7]另一方面与刘裕展开了对中央及方镇权力的争夺。[8]
排比史料，可以看出二刘之争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徐豫相抗。元兴三年（404年）攻克建康以后，刘裕领兵镇石头，刘毅则率军追讨桓玄。义熙元年（405年），因军役渐宁，刘毅以丁忧为由乞还京口，其意似在争夺北府基地。刘裕自然不会应允，于是退出建康，还镇丹徒（京口附近），而以刘毅为豫州刺史。[9]刘毅西迁时，不仅将“本府文武”全部带走，而且求得淮南、安丰、梁国三郡。[10]这样，以建康为中心，刘裕镇丹徒，刘毅镇姑熟，形成徐豫相抗相维的格局。（2）争夺扬州。扬州刺史初命王谧，义熙三年王谧卒后，刘毅不欲刘裕入辅，议以同党中领军谢混为扬州，或让刘裕于丹徒领州。刘裕府佐刘穆之密白“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刘裕遂于四年正月入辅，夺得中枢。[11]也许是出于怀柔，刘裕表解兖州，让与刘毅从弟刘藩。[12]（3）争夺江州。刘裕之弟刘道规早在义熙元年已为荆州刺史，此时刘裕又夺得扬州，刘毅显然处于夹在荆、扬之间的不利地位，于是尽力夺取江州，以扩充中间地带的势力范围。江州刺史初为刘敬宣，刘毅使人语裕“猛将劳臣，方须叙报，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后”，敬宣内心不安，于是自表解职。[13]继任者为何无忌，刘毅也与之“不平”。[14]何无忌在义熙六年死于卢循之乱，庾悦继为刺史，刘毅便以“江州内地，治民为职，不宜置军府”为由解悦都督，将其“文武三千”悉数吞并。[15]（4）荆扬之争。刘毅虽然控制了江州，但仍不能改变他在方镇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义熙八年，荆州刺史刘道规以疾患求归，改授豫州，刘毅则换镇江陵。史称刘毅“既出西藩，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又颇自嫌事计，故欲擅其威强，伺隙图裕”，[16]似乎迁镇江陵并非出于刘毅的本意。其实刘道规与刘毅对调可以说是两厢情愿，刘裕想借此将刘毅从近在咫尺的姑熟挤走，使其“顿失内权”；刘毅则想摆脱两面受敌的不利地位，得居“上流分陕”。这样，徐豫相抗转化为荆扬之争，争夺格局变得明朗。半年之后，刘裕遣王镇恶突袭江陵，诛灭刘毅，顺便除掉豫州的诸葛长民（道规卒后由长民代之），扫清了代晋路上的最大障碍。随后，刘裕权以东晋宗室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同时命孟怀玉居江州以防之。十一年，休之被逐北奔，刘裕自领刺史，从而完成对“陕西”的控制。
如上所述，刘裕主要是在与北府将领的争夺中控制了徐、扬、豫、荆四大强藩。夺取之后，刘裕无意让高门或元从居守，而是先自领，然后令子、弟继镇：扬州裕先自领，继命次子义真；徐州裕先自领，继命长子义符、弟道怜；荆州裕先自领，继命道怜、三子义隆；豫州裕先自领，继命义符、侄义庆、四子义康。[17]
吴廷燮认为，东晋方镇，扬本畿甸，荆地分陕，徐曰北府，豫曰西藩；江兖雍梁，亦称雄剧；益宁交广，斯为边寄。[18]刘裕在临终之前，即根据中央至方镇轻重的不同，进行了一系列措置。[19]（1）扬州。义熙三年（407年）扬州刺史王谧卒后，刘穆之说刘裕以“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刘裕遂一直以录尚书事领扬州，直至元熙元年（419年）才授与次子义真。但永初二年（421年）正月，时刘裕即位才半年，便以徐羡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三年三月，又出义真镇历阳。五月，刘裕临终，为手诏云：“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20]（2）荆州。自义熙十四年（418年）后，荆州刺史为刘裕第三子义隆。永初三年（422年）二月，诏分荆州十郡重立湘州，以张邵为湘州刺史，居长沙。史称“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21]（3）徐州。徐兖二州本来合镇京口，义熙十四年（418年）后刺史为刘裕次弟刘道怜。永初三年（422年）三月，以彭城王义康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以檀道济为南兖州刺史，镇广陵。[22]史称“高祖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23]（4）豫州。豫州本为一个整体，元熙二年（420年）后刺史为刘裕第四子义康。永初三年（422年）二月，诏曰：“豫州南临江浒，北接河洛，民荒境旷，转输艰远，抚莅之宜，各有其便。淮西诸郡，可立为豫州；自淮以东，为南豫州。”[24]以义康为南豫州刺史，镇历阳；以刘粹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三月，义康迁镇南徐，由义真代之。
在此格局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扬州为异姓所居。沈约论曰：“晋世幼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宋代受命，权不能移，二州之重，咸归密戚。”[25]就大体形势而言，沈约的论断是不错的。但荆、扬二州都有任用异姓的事例，荆州曾授与谢晦、朱修之、沈攸之，扬州曾授与徐羡之、王弘、殷景仁、王景文。这些事例并非意外或偶然，都有其具体的背景。晋末宋初，扬州刺史依次为刘裕、刘义真、徐羡之。刘裕为义军盟主，因“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遂自领州任。登位之前，刘裕将扬州授与次子义真。史载：“太后谓上曰：‘道怜汝布衣兄弟，故宜为扬州。’上曰：‘寄奴于道怜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太后曰：‘道怜年出五十，岂当不如汝十岁儿邪？’上曰：‘车士虽为刺史，事无大小，悉由寄奴。道怜年长，不亲其事，于听望不足。’太后乃无言。车士，义真小字也。”[26]太后强调手足关系，刘裕强调才能品行，各执一词，凿凿成理，但颇如机锋，暗藏实情。史载刘裕之母赵氏亡于产疾，萧氏继之，生道怜、道规，后来被立为太后。[27]萧氏因道怜为自己亲生，所以热心推荐；刘裕因道怜是异母兄弟，所以婉言相拒。萧氏固然出于私心，刘裕也谈不上公道。萧氏不过是刘裕的继母，见刘裕不听商量，只得“无言”而罢。可知刘裕对亲生儿子更为信赖，既然如此，他为何在临终前让义真出镇历阳，将州任授与异姓徐羡之呢？史书虽然没有明言，但可以这样理解：（1）“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道怜既不能了，义真更是难了。刘裕在世时，“事无大小，悉由寄奴”，刘裕死后，义真将不堪负荷。（2）太子义符与义真“不协”。[28]刘裕在世时，这种矛盾尚无大碍，刘裕死后，就很难说了。东晋后期，皇室内部曾出现兄弟及父子之争，前车不远，刘裕应有所鉴诫。所以刘裕在临终之前将扬州授与异姓，似有避免同姓相争的意图。
方镇格局的明显变化是：分割之前，荆、徐兖、豫都由宗王坐镇；分割之后，荆、南徐、南豫等主要方镇仍由宗王坐守，而被分割出去的湘、南兖、北豫等次级方镇则授与异姓。这种安排应与东晋政局及南北形势有关。东晋时期，权臣常借方镇之力凌驾于中央之上，刘裕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控制强藩后便以子、弟坐镇。但出镇宗王势力过大，对皇权同样是潜在的威胁，故刘裕在临终之前分割强藩，将次级方镇授与异姓，使出镇宗王的势力有所削弱。又当时处于南北对峙的环境，刘裕以弱子坐镇强藩，未必能保证边防的安全。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曾令义真镇守长安，结果发生内部矛盾，以至“人情离骇，无相统一”，义真仅得身免，[29]这个教训刘裕不能不吸取。又刘裕刚死，魏明元帝便“欲取洛阳、虎牢、滑台”，[30]对此刘裕在生前应有所防备。所以刘裕分割徐兖和豫州，以己子居京口、历阳制约，任大将居广陵、寿阳防御，在巩固皇权的同时，也兼顾了边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