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谯王南渡后的政治处境
东晋自元帝即位以来便处于皇权不振的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门阀势力太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元帝先天不足：血缘疏远、没有实力、缺乏朝望。中国自秦汉以来即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皇权不振的状态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因此元帝及以后诸帝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力加强皇权，比如行“刻碎之政”、建立自己的军队、委任亲信等，其中自然也包括利用宗室的力量。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对东晋宗室的政治处境作一概述。
首先，从人数上看，东晋宗室成员的数量大大少于西晋。在东晋103年（317—420年）中，见于记载的宗室约110人（见表2，包括皇帝及表中没有列入的司马流、司马轨之）；而在西晋短短51年（266—317年）中，宗室已达200多人。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东晋宗室的数量大约只有西晋的1／4。
其次，从任职上看，东晋宗室担任中央及地方重要官职的比例很小。在中央，录尚书事为行政首脑，次为三省长官。据统计（见表3），西晋任录尚书者共15人，其中宗室6人，所占比例高达40%。尚书令、仆宗室占15．6%，中书监、令占9．1%，侍中（含加侍中）占9．6%，比例不算太高。另外，禁卫武官在西晋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而宗室任领、护的比例高达20%。而至东晋时期，任录尚书者共19人，其中宗室5人（西阳王羕、会稽王昱、会稽王道子、司马元显、琅邪王德文），只占26．3%，而且常常与他人共录或分录。尚书令、仆中宗室只有1人（谯王恬），占2．3%，下降幅度很大。中书监、令2人（会稽王昱、司马元显），占9．5%，侍中（不含加侍中）4人（武陵王晞、会稽王昱、谯王恬、司马元显），占6．2%，约与西晋相当。领、护中宗室只有4人（汝南王祐、武陵王遵、司马元显、临川王宝），占5．6%，比例下降超过2／3。而且，东晋时任以上诸职的宗室范围很小，除去重复者，实际上只有9人。
表2 东晋宗室世系表[29]
续表
续表
表3 两晋宗室中央任职比例表[30]
地方的重要官职为都督。西晋有8个主要都督区：豫州（镇许昌）；冀州（或曰邺城守，镇邺城）；雍凉（或曰关中，或曰关西，镇长安）；青徐（镇下邳）；幽州（镇蓟）；荆州（镇襄阳）；沔北（镇宛城）；扬州（镇寿春）。[31]其中豫州、冀州、雍凉、青徐处于内地，是拱卫京都、镇御四方的重镇，西晋时基本控制在宗室手中。据统计（见表4），西晋都督豫州的宗室在总人次中占63．2%，都督冀州的占68．8%（实际上一直由宗王出镇，永嘉二年后才有5位异姓，时西晋已近灭亡），都督雍凉的更达100%，都督青徐也达63．6%。至于沿边都督区，除幽州外，荆州、沔北、扬州也时有宗王出镇。出镇的宗室共有32位。
表4 西晋宗室出任都督比例表[32]
东晋有9个主要都督区：扬州、荆州、徐州、豫州、江州、会稽、沔中、益州、广州。[33]其中扬、荆、徐、豫为四大强藩，江州在扬、荆之间起平衡作用，东晋时基本上被士族所控制。据统计（见表5），东晋任扬州刺史的宗室仅2人次（会稽王道子、司马元显），荆州2人次（都为司马休之），徐州3人次（琅邪王裒、会稽王道子、司马元显），豫州1人次（谯王尚之），会稽1人次（司马休之），益州2人次（司马轨之、司马荣期），在总人次中只占5%。另外，元帝时谯王承曾监湘州，穆帝、哀帝时司马勋曾监关中，孝武帝时谯王恬曾都督兖青冀幽并五州，总共14人次，而且任职时间基本上在孝武帝、安帝两朝，任职者主要为会稽王道子父子及谯王恬父子。由此可见，东晋宗室在方镇的势力比在中央更弱。
表5 东晋宗室出任都督比例表[34]
再次，从政治活动上看，东晋宗室多次受到当权门阀的沉重打击。东晋共11帝，先后由王、庾、桓、谢等几大家族控制政权，宗王势力的消长与这些当权门阀势力的兴衰呈现明显对应关系。
东晋初年，实际掌握政权的是琅邪王氏。当时“（王）敦总征讨，（王）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35]为改变这种局面，元帝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包括对宗室的任用。比如让西阳王羕与南顿王宗招抚流民、命羕与荀组共录尚书事、让自己的儿子琅邪王裒出镇广陵（不久死去）等。太兴三年（320年），王敦想任用自己的同党为湘州刺史，元帝没有顺从他的意志，而是将州任授与了谯王承。但湘州并非重镇，力量弱小，难以与王敦对抗。永昌元年（322年），王敦起兵东下，谯王承兵败被杀，元帝则忧愤而死，其申张皇权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明帝即位后，王敦再次举兵，但因为破坏了门阀之间的势力平衡，结果遭到失败。明帝乘机加强皇权，以南顿王宗为左卫将军，“与虞胤俱为帝所昵，委以禁旅”，[36]并以汝南王祐为领军将军。西阳王羕放纵兵士劫抄，也被明帝宽宥。但以上举措遭到了门阀士族的强烈反对。这时皇后之兄颍川庾亮借助外戚身份及个人才能，势力逐渐膨胀，与王导联合起来对付宗室。史称南顿王宗“连结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37]明帝不久死去，成帝即位，庾亮进而杀掉南顿王宗，贬西阳王羕为弋阳王，废汝南王统（祐子，时祐已死），“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38]苏峻起兵讨伐庾亮时，弋阳王羕、彭城王雄与章武王休转而投奔苏峻，结果休战死，雄、羕被诛。自此以后，汝南、彭城二系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
颍川庾氏在成、康二帝时盛极一时，但穆帝即位后，庾氏的戚属关系渐趋疏远，其重要成员庾冰、庾翼也相继死去，宗室势力于是乘隙抬头。谯王系、汝南王系、彭城王系先后受挫，元帝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元帝共有6子，这时只剩2子，即武陵王晞和会稽王昱。庾冰死后不久，会稽王昱即录尚书六条事；庾翼、何充死后，昱专总万机；历哀帝至海西公时，昱进位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昱辅政达26年之久，但他“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39]武陵王晞“无学术而有武干”，[40]但没有从事实际的征伐活动，基本上属于匹夫之勇。在此期间，居于荆州的谯国桓温通过北伐，势力向建康不断逼近，并最终废掉海西公，将会稽王昱推上皇位（简文帝），将武陵王晞废徙新安，从而形成“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局面。
桓温死后，其家族势力逐渐退回荆州，陈郡谢氏取代桓氏执掌政权。太元八年（383年），苻坚南下，谢安忙于应付，孝武帝诏同母弟会稽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宗室势力开始成为皇权的支柱。会稽王妃的从兄王国宝为太原王氏，他依附于道子，“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孝武帝与谢安）之间”，[41]谢安的势力受到抑制。十年（385年），谢安死，道子被任命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势倾天下，又引起孝武帝的不满。孝武帝引太原王氏的另一支皇后之兄王恭等为援，朝廷中于是出现主相之争。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突然死去，白痴皇帝安帝即位，道子及其子元显先后掌握朝中大权，与居于强藩的王恭和桓玄多次展开争夺，最后兵败被杀，元帝一系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
东晋后期，谯王系曾再度活跃。谯王系是东晋宗室中唯一在方镇有一定实力的支系：元帝时谯王承曾出镇湘州；穆帝时谯王无忌曾随桓温伐蜀；孝武帝为对付道子，曾让谯王恬出镇京口；安帝时，道子任命谯王尚之为豫州刺史、其弟恢之为丹杨尹、允之为吴国内史、休之为襄城太守，“各拥兵马，势倾朝廷”，[42]但尚之、恢之、允之后来都被桓玄杀死。刘裕推翻桓玄后，司马休之又两次出镇荆州，但最终还是遭到刘裕的讨伐，与长子文思逃奔后秦。
可以看到，孝武帝以后，借助宗室的力量，皇权的确有所加强。但这时无论门阀还是宗室都已走向腐朽，他们除了争权夺利外，政治上毫无作为。随着以刘裕为首的低级士族的兴起，司马氏遭到最后的打击。东晋末年有10多人被刘裕等杀死；入宋后只有临川王宝拜金紫光禄大夫，降爵为西丰县侯，其余大多湮没不闻[43]；部分宗室逃到了北方或偏远地区，他们依靠北方政权或自己组织武装进行军事活动，在晋末宋初对南方造成了一定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