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死后方镇格局的演变与荆扬之争
刘裕在宋初复杂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中，对中央及方镇作了周密的安排。出镇宗王的势力虽因分割而有所削弱，但荆、南徐、南豫三大强藩毕竟由宗王坐镇，刘氏王朝看来十分巩固，而现实政局的演变却难以预料。刘裕临终前令徐羡之以宰相带扬州，本意大概在于加强中央权力，并云徐、傅“当无异图”，[31]而徐羡之却借宰相之重统合了下游方镇并废黜了少帝。义真至历阳，“多所求索，羡之等每裁量不尽与”，旋轻易被废。[32]彭城王义康镇京口，其长史刘湛弃之不顾，应召而入，[33]与羡之等人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后刘湛伏诛时，诏书罗列其罪状，称“往佐历阳，奸诐夙著。谢晦之难，潜使密告”，[34]这恐怕不是捏造之词。所以南豫、南徐的宗王并没有起到藩卫作用。檀道济居南兖州，王弘居江州，他们已被徐、傅拉拢。刘粹居豫州，张邵居湘州，史书没有记载他们在废立时的动向，大概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所以在徐羡之等人废黜少帝和义真以后，方镇中存在的障碍唯有上流的宜都王义隆。
荆州号称“陕西”，其地位仅次于扬州，但在东晋未年却有所削弱。刘道规于义熙元年（405年）镇江陵时有“东来文武”，但后来败于卢循。[35]刘毅于八年迁镇江陵，“荆州编户不盈十万，器械索然”，刘毅于是要求加督交、广，并“辄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万余，留而不遣”，[36]但不久被刘裕打败。继任者为司马休之，十一年，刘裕起兵伐之，休之兵败北奔。代镇的是刘裕之弟刘道怜，“北府文武悉配之”，[37]自此以后，荆州的实力才大为增强。刘义隆于十四年代道怜，应同时继承了他的府州兵力。永初二年（421年），“初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38]虽经限制，其数量仍很庞大，有学者估计不会少于二十万。[39]正因为“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40]刘裕才遗诏子弟次第居之。
显然，徐、傅虽能废黜义真、少帝，控制义康、义恭（义恭代义真镇历阳），但对义隆却无能为力。后谢晦起兵时曾上表云：“若令臣等颇欲执权，不专为国，初废营阳，陛下在远，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拥以号令，谁敢非之”。[41]其实果然如此，上流可能会称兵向阙。于是最佳的选择就是迎义隆入奉皇统，以便就近掌握；谢晦则迁镇江陵，从而控制上流。这样看来，当初徐羡之在废黜少帝后还要杀掉义真，除义真“轻动多过，不任四海”的原因外，还在于他是义隆之兄，只有杀掉他，才可名正言顺地按立长的传统西迎义隆，从而解除上流的威胁。景平二年（424年）七月，傅亮率行台西迎义隆，江陵“人怀疑惧”。史载义隆之语说：“诸公受遗，不容背贰；且劳臣旧将，内外充满，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42]时义隆年仅十七，面对大难却镇静如此，恐是史书虚饰，[43]但“劳臣旧将，内外充满”当为事实。后义隆东下，“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44]可见义隆入建康，其府州兵力也随同东下，既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其中的精锐。而义符被废以后，徐羡之以谢晦行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虑太祖至或别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45]故义隆东下与谢晦西上毋宁说是一次荆、扬之间的军事对调。又徐羡之以谢晦为荆州，不仅“精兵旧将，悉以配之”，还对上游方镇格局进行了调整。雍州刺史褚叔度刚死，文帝“乃遣彦之权镇襄阳。羡之等欲即以彦之为雍州，上不许，征为中领军，委以戎政”。[46]羡之之意明显在于削弱文帝在中央的实力，文帝自然“不许”。代到彦之者为前豫州刺史刘粹，而谢晦与之“厚善”，并以其子为参军；[47]益州刺史本为萧摹之，谢晦代以张茂度，二人也“素善”。[48]
义隆东下与谢晦西上使政局发生了微妙变化。表面上看，谢晦占据上流，檀道济坐镇广陵，徐、傅居于中枢，局势已被牢牢控制，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刘裕临终前对强藩的分割，地方势力已被分散；中央兵力被谢晦带走，徐、傅专权的基础已大为削弱。而义隆入奉皇统，其府州僚佐与兵力随同东下，已具备相当的实力；又身为天子，在政治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徐、傅等人对形势也颇有顾虑，当初傅亮“见世路屯险，著论名曰《演慎》”，及西迎义隆，又“道路赋诗三首，其一篇有悔惧之辞”。[49]谢晦将之荆州，曾私下问蔡廓能否免难，廓言“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也”。[50]及义隆即位，谢晦恐不得离去，“甚惶惧，及发新亭，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51]
文帝即位以后，与徐、傅等人暂时处于相持状态，表面上政局平稳，但方镇态度的变化已隐约可见。《宋书》卷42《王弘传》载：“徐羡之等以废弑之罪将见诛，弘既非首谋，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昙首昔为义隆长史），事将发，密使报弘”。[52]王弘为王昙首之兄，王昙首为文帝之僚属，则王弘本来就很有可能倒向文帝。《南史》卷15《檀道济传》载：“（弘）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每构羡之等，弘亦雅仗之。”[53]这条材料为《宋书》所无，从《宋书》中也难以找到可为佐证的材料，所以王弘与檀道济是否勾结还难以肯定。但刘裕曾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54]徐羡之准备废黜庐陵王义真时，“以告道济，道济意不同，屡陈不可”，[55]则檀道济个人背叛徐、傅也属正常。王弘居江州，田余庆先生论江州地位云：“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56]檀道济镇广陵，与建康仅一江之隔，檀本人又为北府重将。因此王、檀二人倒向文帝使徐、傅的处境更为艰难。另刘粹早在义熙六年（410年）卢循攻逼建康时，便“奉太祖镇京城”；[57]张邵在义隆镇江陵时为其司马，“众事悉决于邵”，[58]倒向文帝自不待言。以上诸人转变态度固然各有原因，但更为根本的，是文帝东下时带来的军事实力及入居中央后具有的政治优势。
元嘉三年（426年），由于中下游方镇势力的统合，铲除权臣的时机已经成熟，文帝于是下诏讨伐。徐、傅二人无力抵抗，一于野外陶灶中自刭，一收付廷尉伏诛。谢晦曾问计于何承天，答云“以王者之重，举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谢晦沉思“良久”，言“荆楚用武之国，兵力有余，且当决战，走不晚也”。[59]谢晦所以沉思“良久”，大概是对方镇势力还抱有希望。但形势已今非昔比，谢晦初闻羡之等死，谓道济必不独全，“及闻率众来上，惶惧无计”；[60]刘粹“受命南讨，一无所顾”；[61]谢晦“遗书要邵，邵不发函，驰使呈帝”。[62]唯益州刺史张茂度例外，时诏益州遣军袭江陵，晦已平而军始至白帝，“茂度与晦素善，议者疑其出军迟留”。[63]谢晦还向北魏求援，“（王）慧龙督司马灵寿等一万人拔其思陵戍，进围项城，晦败，乃班师”，[64]可见谢晦与魏军并未会合。所以谢晦只有孤军作战。据《谢晦传》，“晦欲焚南蛮兵籍，率见力决战”，及举兵，“二三日中，四远投集，得精兵三万人”。谢晦所发檄文中列举的军队数量达七万七千人，[65]除本传提到的南蛮兵户及临时的征兵外，据前文分析，其主力应是当初西上时带来的中央禁军。而文帝西讨，有到彦之所率“羽林选士果劲二万”，檀道济所统“劲锐武卒三万”，段宏所领“铁马二千”，[66]其主力应是当初随同东下的荆州府州士兵。[67]
后谢晦兵败伏诛，文帝得以重操政柄，宗王出镇的局面也随之稳定。自元嘉三年（426年）至三十年（453年），刘裕的遗诏大致被遵守：荆州先后命彭城王义康、江夏王义恭、临川王义庆、衡阳王义季、南谯王义宣；南徐先后命江夏王义恭、彭城王义康、衡阳王义季、南谯王义宣、广陵王诞、江夏王义恭。义庆本非裕子，“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68]又义庆之后应为义宣，“上以义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69]故以义季代之。地位稍次的南豫（其间曾罢归豫州）和南兖多命以宗王，其余方镇中稍重要者也不乏宗王出镇。[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