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镇宗王之府州僚佐与宋元嘉中主相之争

彭城王义康为文帝次弟，元嘉三年（426年）出镇江陵，六年被征为录尚书事，九年领扬州刺史。后主相矛盾激化，十七年，文帝废黜义康，出义康镇豫章，二十二年免义康为庶人，二十八年赐死。此中原因，史书记载甚详：

（义康）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即度为台官。……义康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迳行，曾无猜防。私置僮部六千余人，不以言台。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尚书仆射殷景仁为太祖所宠，与太子詹事刘湛素善，而意好晚衰。湛常欲因宰辅之权以倾之，景仁为太祖所保持，义康屡言不见用，湛愈愤。南阳刘斌，湛之宗也。……而斌等既为义康所宠，又威权尽在宰相，常欲倾移朝廷，使神器有归。遂结为朋党，伺察省禁，若有尽忠奉国，不与己同志者，必构造愆衅，加以罪黜。每采拾景仁短长，或虚造异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势分，内外之难结矣。^[1]

周一良先生曾论及文帝中期以后，“刘家天下之统治逐渐牢固，封建王朝之君臣名分趋于稳定，于是猜疑矛头转向宗室诸王”，^[2]指明了刘宋一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变化过程。而文帝时“君臣名分”之所以能趋于稳定，正是借助了宗室诸王的力量，当初文帝征义康入辅，目的恰在于平衡中枢的权力。只是义康入辅后，“徒见昆弟之义，未识君臣之礼”，僭越了文帝的皇权，才招致“灭亲之大祸”。^[3]那么义康为何能在中枢发展到那样大的势力，以致“主相之势分，内外之难结呢”？这一方面是由于相权过大，另一方面则与义康故佐刘湛等人的推波助澜有很大的关系。传言义康被贬至豫章后，曾自作《读曲歌》云：“死罪刘领军，误杀刘第四。”^[4]又司马光评论说：“文帝之于义康，友爱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终于失兄弟之欢，亏君臣之义。迹其乱阶，正由刘湛权利之心，无有厌已。《诗》云‘贪人败类’，其是之谓乎！”^[5]事理甚明，似无须赘言，但此事对于考察刘宋乃至整个南朝时期府州僚佐与中央政治的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故在此作进一步的展开。